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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乐

好汉不提当年勇,那今天只好暂时不做个好汉。 回忆起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正是我的巅峰时刻。连续两年赢得金马仑县乒乓赛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篮球方面则是五年级的时候获得亚军,六年级得冠军。 有很努力练球吗?其实也没有,天生左撇子,多少占了点优势,关键球的处理可能就比对手多了点运气。然而,说起来有点尴尬,我从来没代表过金马仑县参加乒乓州赛。五年级时,县未组代表队;六年级时,乒乓州赛和篮球州赛撞期,我凭直觉估算站上领奖台的概率,选择了后者,最终也夺得全彭亨州篮球赛亚军,入选州手初选名单。 上了中学,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在打篮球。初二那年,意外地被选入篮球校队。同年校内的师生乒乓赛,获得第三名(前两名都是老师),也顺理成章成为乒乓校队的一员。 本以为是重现辉煌的开始,实则是陨落的序幕。 初三,我随队夺得曼绒县篮球学联赛冠军,同年也闯入了曼绒县乒乓学联赛八强。高一,获得了乒乓县赛第五名,获选为县手,却在州赛中惨遭“一轮游”,接下来两年也就只是报到八强。篮球方面,年年都站上县赛的领奖台,不是冠军就是季军,但事实上,所有关键的比赛我都坐在板凳上“躺赢”。 我与球的故事,就这么草草结束。 曾在球场上挥汗如雨、拼到抽筋,也曾在场下感受冷板凳的温度。有自己拼尽全力却留下遗憾的热血结局,也有坐在场下白捡金牌的无感开心。 有遗憾吗? 少年的火熄灭了 我清楚知道,打败我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扁平足和脚底筋膜炎。往往练着练着,脚底板就会传来一阵阵的针刺感。生理的局限与机械性剧痛,从来不讲什么体育精神,就是这么残忍,渐渐地熄灭了当初那个少年心中的火。 高中毕业后的几年,偶尔心里会想:“如果我坚持天天训练,忍着痛咬牙撑下去,是否可以更上一层楼?” 现实不是热血动漫,没那么多意志力和奇迹,况且打球不是人生的全部,我给自己留了更宽阔的“退路”。在真实的刺痛以及习惯的躺赢面前,对拼搏的饥渴感彻底退让了。 四月初的乒乓世界杯、五月初的汤尤杯才刚落幕,六七月的温网、足球世界杯接踵而至。电视机里的顶级赛事依然让人热血沸腾。每一种球类,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胜负,都带给球迷无穷的狂热。 但坐在屏幕前的我,一点都不热血。 作为一个与球打交道了20年的人,所有的喜悦、不甘和遗憾,早就亲身体验过了。如今,外露的情绪早已沉淀,连同偶尔还会发作的脚底筋膜炎,悄悄地提醒着我:没有惊天逆袭、甚至草草收场的青春,有些别扭,却又真诚地存在过。
2月前
如果一定要选一匹马作为坐骑,我想,赤兔马太猛,白龙马太幻,Shadowfax太快。我不想纵横四海,也不想征服沙场。在这个马年,我最想领养的,来自五千万年前的“始祖马”。 始祖马可能不符合世人对骏马的想像,但它却是所有骏马的祖先。它只有狐狸般大小,没有坚硬的单蹄,脚掌上还保留着分开的脚趾,跑起来不像风驰电掣,更像是丛林里惊慌的小鹿。也正因为它长得非常矮小,低头就能嗅到泥土的芬芳。 我想骑着这匹小小的始祖马,不是向着远方的地平线奔驰,而是向着大地的深处回溯。我要穿越时光的迷雾,一路哒哒哒地跑回到1943年的新泽西州。 我想去遇见那位最早听懂泥土语言的人——塞尔曼·瓦克斯曼。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弗莱明的青霉菌时,瓦克斯曼却认为,脚下肮脏的泥土里,藏着更大的奥秘。正是他,从成吨的土壤里筛出了链霉素,并创造了“抗生素”这个词。牵着这匹“老祖宗”,走到这位“抗生素之父”面前,或许马儿会闻一闻他沾满泥土的鞋。 那确实是一幅有点时空错乱的画面:始祖马在森林里奔跑时,人类的祖先可能还在树上瑟瑟发抖;而当瓦克斯曼在挖掘抗生素时,始祖马早已化作了博物馆里的化石。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瓦克斯曼也许会介意这份荒诞,但他手中的那把泥土里的亿万个灰色链霉菌,一定很欢迎这个跨世纪的相见。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都在向泥土寻求答案。 跨越时空的抗生素 我会告诉他:“教授,世人都歌颂您于1943年发现了链霉素,但您早在1940年分离出的放线菌素,其实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们发现,在细菌体内,有一套超级精密的‘工厂流水线’(NRPS),可以将各种氨基酸快速组装成抗生素。而我就正在探索这些氨基酸是如何‘焊接’成抗生素的。” “或许下一次相见,我可以试着组装一个全新的抗生素,给您看看药效如何?” 不管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会向他讨一份当年的泥土样本,然后骑着我的始祖马,带着那份跨越时空的礼物,回到2026新的马年。 泥土芬芳,马蹄轻响。或许是我们微生物人最浪漫的相遇。
5月前
7年前,凭着一点小聪明和应试技巧,我在高中统考华文科取得了“A”的成绩。那时的我几乎不阅读,更多的是依靠理科生的逻辑能力书写作文。我曾自信地以为,记录生活,描摹山川,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然而,这份自信在我踏入大学校园后逐渐消散。我本科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生物技术,现在是生物学专业的硕士二年级生。我身处一个全然的中文环境,表面上,能与导师、同学用流利的普通话交流,大部分专业课也是以中文为媒介。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成了一个“失语者”。当年那个能在作文格子里洋洋洒洒描绘“秋日薄暮,霞光穿透云层”的少年,如今只会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样品于4°C、15000rpm离心10分钟,取上清。” 意境是什么?感受是什么?好像都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的想像空间,没有被生活磨平,却被一层又一层的专业术语给严密覆盖。当我看到雨水浸润的泥土,闻到那股独特的芬芳时,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雨后清新”或“大地气息”,而是“放线菌”、“代谢产物”等名词。这是我的专业训练赋予我的勋章,却也成了我与感性世界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这一次重新提笔,心情复杂。若非亦师亦友的徐贤凇老师三番两次地出言“挑衅”,加上偶尔拜读他在【星云】上的文章,这支生锈的笔恐怕还会继续搁置。高中时,我以为自己热爱文字构建的世界;现在才明白,我的心思早已沉浸在基因、蛋白质构成的微观宇宙里,并准备将毕生精力投入其中。 翻译科学知识也是创作 我以为,只要我能在科研的道路上做好自己的事,就足够了。直到生活开始向我抛出一些看似简单,却让我无从招架的问题。 “你读到硕士了,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呀?” 这个问题,来自长辈,朋友,甚至不同专业的同学。每次被问及,我的心都会一沉。不是因为我的课题枯燥,恰恰相反,我认为它充满了奇妙的机理与潜在的意义。我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我主要研究非核糖体肽合成酶,它可以合成临床上重要的抗生素……”我尝试着用自认“简化”过的语言解释,得到的往往是对方礼貌而困惑的点头,眼神里写满了“每个字我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空气会陷入一种微妙的尴尬。我不得不继续“简化”:“它就像乐高玩具,几个小元件组装成一个模块,几个模块又可以组装成一个装配线……”可越是解释,对方的眼神越是迷茫,最后只剩一声意味深长的“哦……” 在实验室里,我能与同门用最精准的语言争论实验细节;能逐字逐句理解顶级期刊的英文论文。可面对我最亲近的人,我却无法分享这份日复一日的执著。我的世界,成了外人无法进入的孤岛。 我渐渐明白,在科研的道路上,做好自己的事其实不难,难的是让他人理解你在做什么。这种理解不仅关乎社交需求,背后更有着深远的意义。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类,推动人类知识的边界。如果这些知识只能停留在象牙塔里,变成少数人才能解读的天书,那么科学与公众之间便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 我开始反思:是我掌握的知识太复杂,还是我“翻译”的能力太差?显然是后者。我能用“非核糖体肽合成酶”、“缩合结构域”、“催化机制”这些词汇精准地定义我的研究对象,却找不到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告诉家人:我研究的,其实是微观世界里的分子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有一条精密的流水线,专门组装各式各样的分子药物,比如我们熟知的抗生素。而我聚焦的,是这条流水线上一个最关键的工位——“焊接站”(缩合结构域)。我的任务就是弄清楚这个工厂的流水线(也就是酶),是如何精准地将不同的分子零件完美地连接在一起。一旦我们完全解析了这个流水线,未来或许就能改造这个工厂,让它为我们生产出全新的、自然界不存在的药物分子,去对抗那些难缠的疾病。 将复杂的科学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它需要对专业知识的透彻理解,更需要共情能力,能站在对方的知识背景下搭建沟通的桥梁。这需要的,恰恰是我曾经拥有却已生疏的能力:感受意境、运用比喻、组织故事。 我从未想过,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上,我最需要的工具之一,竟然是那份早已束之高阁的文学素养。那张通往感性世界的通行证,从未真正丢失,只是暂时蒙尘。 如今,我依然每天与移液枪、离心管和数据为伴。科研之路刚刚起步,前方还有无数的未知等待探索。我大概率不会成为作家,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更好的“讲述者”。期待下一次聚会,当亲戚们再次问起我的研究时,我能微笑着告诉他们,我正在努力弄清楚,微观世界里那座“分子工厂”的流水线,究竟是如何运作,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或许,这就是我那个“从未开始”的写作生涯,最该有的、也最意想不到的开始。
8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