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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

1月前
  为什么有些人看似理性,却会深信阴谋论、错误资讯,甚至越辩越坚定?在社媒算法、信息茧房与情绪焦虑交织的时代,“误信”或许早已是每个人都可能掉入的认知陷阱…… 未进入正文之前先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编辑温馨建议:如果你一碰到算术就头疼,可以不用太过纠结。放心,文末会有令你恍然大悟的答案。):❶一支笔和一个橡皮的总价为RM1.10。笔比橡皮贵RM1.00。请问笔和橡皮各自多少钱?❷如果5台机器需时5分钟制造出5个零件,那么100台机器制造出100个零件须要多长时间?❸湖里有一片睡莲,其面积会逐日翻倍,若要覆盖整个湖面需时48天,那么它需要多少天才能覆盖湖面的一半? 如果时常在传统茶餐室晃悠的话,一定会看到Uncle批评时政,偶尔飘来一句“又是针对华人的啦!”自信得仿佛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这种“盛况”如今几乎都转移到了社媒上,中美贸易战、疫苗阴谋论、两性课题等都能成为意识形态的魔法对轰,不问对错,立场先行。 这种对立情况已经严重到观点相左的两派相互标签、谩骂。社会学家丹·艾瑞利曾为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提供咨询施政,后遭曲解而被网暴多年。出于好奇,作者不仅爬梳庞杂文献,还积极接触诬陷他的群体,探讨人们的理性如何崩解并成为各种阴谋论的坚定信徒。《误信:为什么理性的人会相信不理性的事》即其面向大众的研究成果。 ◢误信的形成机制 误信(Misbelief)不是突发的转变,而是一条渐进的心路历程。这种现象并非思想保守分子专属现象,自由派人士也无法免疫,越靠近思想光谱两极的人群就越容易跌入误信的窟窿里。在首章,丹就提纲挈领地阐明误信如何由4个方面形成,分别是情绪、认知、秉性和社交属性。情绪就是理性的突破口,压力就是子弹,如书中所提到的例子,Jenny经历行动管制之后终于可以送孩子回学校,但因为孩子不小心弄丢口罩,老师受校方政策牵制,只能请她的孩子出去。这件事激怒了Jenny,向老师问罪无果后,就上网搜索资料,接触到诸如佩戴口罩导致脑部缺氧,影响孩子发展以及让成人无法正常思考的谬论。 作者曾以社会科学的专长给教育部提供意见以解决管制期间如何舒缓老师和孩子的心理状况,第二项则是通过媒体以及向官员提及以保护他人为出发点呼吁群众佩戴口罩,但从来没向教育部施压过。两件完全独立的事件在Jenny脑袋里却自动合并成作者是佩戴口罩这蠢点子的主谋。之后就变成坚定的新冠阴谋论者以及反对施打疫苗的领军人物。作者也成了Jenny宣泄高压的对象。 压力、焦虑、恐惧等情绪容易让人对现实产生无力感。在无助的情况下就会急需从各种途径寻求合理解释,或者重新诠释该事情,以使到我们产生能掌控事物的虚假感觉来疏解压力。科研团队的研究揭露了一个人面对的冲突激烈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让人相信阴谋论并把压力归咎于错误的事情。就像Jenny的情况,她的压力可能来自工作、家庭、孩子,但她把矛头指向了疫情、作者、制药公司甚至是政府。 ◢人类天生会替世界寻找规律 认知方面,汤玛斯·吉洛维奇在其著作《康乃尔最经典的思考逻辑课》里探讨思维陷阱和认知偏差,与《误信》互有重叠又相互补充。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自然界憎恶真空。”以此来形容人类的天性其实也非常贴切。人类倾向于从无序中无中生有一条规律,更甚的是我们不把观察结果当作假设,而是直接当作事实,无须再详加查证。如我一个朋友与女朋友出行时,突然一坨鸟屎拉在了他搭在女朋友肩上的手背。他灵光一闪,就到万能下注,还得奖了,之后一段日子就会将生活中任何随机事件视为上天赏赐的福兆。这应该是华社很习以为常的“文化”。 第二,我们往往仅凭不完整或不具代表性的资讯就妄下定论,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也导致我们过于关注正面例子,然后轻率地导出不存在的关联。就以已故历史学家批评华小只会培养抄袭人才,以及国大民族研究所教授拿督张国祥说华校生不太聪明为例,如果以潘健成,还有研发出合成肽(可以杀死Superbugs超级细菌)的蓝舒洁(Shu Lam,小学就读于柔佛州峇株巴辖爱群一校),这些例子应该就足以动摇这样的假设。 情绪和认知是每个人都共有的特征,尽管如此,即使是同样课题所激发的情绪反应,同样认知偏差在每个人身上所发挥的作用却大不相同。这种差异乃因秉性不同所致。对于秉性如何形塑误信,由Susan Clancy所主导的外星人绑架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哪种秉性比较容易形成误信。声称曾被外星人绑架的人所描述的神秘经历,其实与睡眠瘫痪症(Sleep Paralysis)的症状非常相似。当我们做梦时(Rapid Eye Movement,快速眼睛动期),脑袋依旧会持续对身体发出各种指令,如行走、跳跃、拔剑,但睡觉时脑袋和身体切断联系,所以身体不会对这些指令做出反应。有时脑袋会跳出REM循环,人们意识上某程度是清醒的,但身体却不能动,所以就会出现电流般的刺痛感、漂浮的感觉、刺耳的嗡嗡声、闪烁的光亮,或看到悬浮的外星人身影,其他的则可能是出现类似鬼压床之类的经历。 这类事情发生多数因生活压力所致。美国睡眠基金会(Sleep Foundation)宣称人口中8%的人曾有过睡眠瘫痪症经历。Susan发现那些宣称者更容易发生错误记忆(Faulty Memory)的现象,如以为小时候走失,实际上是听父母讲太多次,脑袋“创造”了这虚假的记忆。Susan通过记录生字测试证实了受试者会把没出现过的字也记录下来,而且坚称他们真的听到该生字。碍于篇幅无法一一详述所有内容。 在停笔之前,我们看回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依靠直觉得出答案,那答案通常如下:❶笔:RM1.00、橡皮:RM0.10  ❷100分钟 ❸24天。实际上正确答案应该是❶笔:RM1.05、橡皮:RM0.05 ❷5分钟 ❸47天。 如果我们依靠直觉来诠释事物,那很可能就会被误信窟窿所绊倒。幸运的是,要坠入误信深渊也须凑足各种不利条件才有可能发生,而且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如果发现朋友或者家人误信错误的资讯,首要反应不是批判,而是以同理心去引导他们。避免所爱之人堕入误信,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他排除出自己的社交圈子外。如果以鄙夷态度藐视他们,沮丧灰心之下,急需心理认可和精神上支持的游魂很可能就会在阴谋论的小圈子找到安定之所。 ChatGPT横空出世之后,各种AI工具纷至沓来,庞杂资讯早已真假难辨。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信息茧房的居民。我们没意识到如果我们在谷歌检索处输入“疫苗的隐忧”,那搜索到的自然都是负面的信息,反之亦然。即使你只输入“疫苗”,也很可能因为你在其他群组的对话倾向而喂养你所想要看到的信息而已。所以我们很可能时不时都会误信一些错误的资讯,如果我们今天有同理心地对待他人,明天可能就是他们接住了我们。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从校园霸凌到国会革命,人民监督权力的历史与现实 【读家说书】白慧琪 / 从冷战到AI时代,一颗晶片牵动全球格局 【读家投稿】杨焌恒 / 娱乐淹没的时代,人们至死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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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5日综合电)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将于9月14日迎来地方选举,然而,7名选择党候选人在不到两周时间里相继死亡,引发阴谋论。 综合德国《世界报》《每日镜报》等德媒报道,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其地方选举是今年德国政坛的重要事件之一,对整个德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氛围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然而,在此次地方选举前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选择党7名候选人接连离世,其中5人因疾病或年龄原因离世,一人被报道是“自然死亡”,还有1人自杀。 这七名离世的候选人包括5名正式候选人和2名候补候选人。 据报道,最初有4名候选人死亡,他们均有基础疾病,有的死于心脏病发作,有的死于疾病。 9月2日,有媒体曝光,2名候补候选人去世,一人死于肾衰竭,另一人自杀。 9月3日,又有媒体确认,另一名80岁的候选人汉斯·约阿希姆·金德在长期患病后,因“自然原因”死亡。 德国警方强调,这些候选人或是“自然死亡”,或没有证据指向“被谋杀”可能。 选择党副主席布兰德纳称:“这在统计上令人震惊,目前很难解释。我从未听说过在选举前如此短的时间内,政党会失去如此多的候选人。” 随后,德国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也不断传播,许多网民呼吁彻底调查,并指责这一系列事件与选举之间的联系。 《每日镜报》则指责选择党成员在选前散布虚假新闻和“阴谋论”,并质疑该党正利用多名候选人死亡一事在竞选活动中为自己谋取利益。 另据新华社,今年5月,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宣布,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据德国媒体报道,被列为极右翼组织后,情报机构将对其采取资金调查及通信监控等措施。 在2月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约20.8%的得票率排名第二。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为26%,超过联邦议院第一大党联盟党的24%,是德国目前民调支持率最高的政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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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局派息金额通常占投资收益(gross investment income)的约88%,其中最低为2002年的72%,最高则为2022年的98.5%。至于2017年6.9%的派息率,公积金局当年也动用了90.6%的投资收益来派发。当然,这还是不能阻止一些人的浮想联翩。 当我还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公积金局便在周末宣布了2024年的派息率(income distribution),让我不得不调整文章脉络。唉,大家周末都不放假吗? 这一次的派息率为6.3%,比2023年来得高,共派出744.6亿令吉(就是7446加上7个零)。 在这之前,许多信息和坊间看法都指向这次的派息率会比2023年来得高,主要是因为公积金局公布的2024年前九个月投资收入表现优于去年。我们作为局外人,要窥探公积金局的内心戏是很难的。不过,公积金局的投资收入表现向来是一个相当可靠的晴雨表,故此,大家都认为这一次的派息率是有可能比较高的。 事实也证明大家的猜测准确。不过,坊间有另一个理论,那就是公积金局的组织架构本身,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派息率的高低。由于公积金局隶属于财政部,而财政部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首相出任,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有些人会把公积金局较高的派息率解读为一种讨好人民的做法。这种阴谋论估计在全国大选期间会得到更多人认同。 那么,这说法是否正确呢? 翻开历年数据,我国分别在2004年3月21日、2008年3月8日、2013年5月5日、2018年5月9日,以及2022年11月19日举行全国大选。而国会解散日期则是稍早。而公积金局在大选前一年的派息率分别为2003年的4.5%、2007年的5.8%、2012年的6.15%、2017年的6.9%,以及2021年的6.1%。 全国大选日期 前一年派息率 2004年3月21日 4.5% 2008年3月8日 5.8% 2013年5月5日 6.15% 2018年5月9日 6.9% 2022年11月19日 6.1%   在这些派息数据当中,只有2017年的最高,你也可以解读为选举形势最为严峻和不确定的一次。不过,要注意的是,公积金局在2013年至2016年的派息率分别为6.35%、6.75%、6.4%和5.7%,因此,虽然2017年的派息率最高,但并非无法预料。 当然,有人可以解读说,公积金局的派息率从2016年的5.7%,一下子跃升至2017年的6.9%,这个涨幅过于明显,带有某种迹象(我一直不喜欢阴谋论解读,因为难以证伪,而且鲜有益处)。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2017年马股也交出不错的成绩,吉隆坡综合指数、首100指数,以及小型股指数在这一年分别交出了9.4%、12.7%,以及15.9%的回报率。换言之,公积金局的派息能力在那一年是游刃有余的。 公积金局派息金额通常占投资收益(gross investment income)的约88%,其中最低为2002年的72%,最高则为2022年的98.5%。至于2017年6.9%的派息率,公积金局当年也动用了90.6%的投资收益来派发。当然,这还是不能阻止一些人的浮想联翩。 当然,你要说公积金局没有去管理大家的期待值,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这攸关广大会员的利益。而且,公积金局的派息必须以 [vip_content_start] “已实现收益”(realized profit)支付,因此,他们会定期审视投资组合,评估哪些股票或债券可以套现。 我在《教你看清大马机场MAHB私有化的争论》这篇文章中就提到过“外部基金经理”(external fund manager,简称EFM)的存在,这些EFM有时也会收到公积金局的指示来提高 “已实现收益” ,为当年的派息做准备。至于这些指示是否来自更高层的意志,大家可以自行猜测。 不过,金融市场的走势并由不得你说了算,哪怕你是公积金局。因此,公积金局需要积极调整策略。这,会导致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就是公积金局(以及他们委任的EFM)会买入那些市值够大,而且股息率够高的股票,这样他们就不需着急套利,可以依靠收取到的股息来支付一部分的公积金局派息。当然,这也衍生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一旦公积金局入资了一家上市公司后,他们的股价变化就会极度“无聊” ,买卖活动大幅减少,新入场的散户或者机构投资者很难入场。 第二种现象,就是公积金局(更多时候是他们委任的EFM)会很激进地套利(你每天在交易所看到的买卖公告,大概率是各个不同EFM的操作)。如果是流动性很高的股票,那倒还好。但如果是一些中型股,加上该年已经涨非常多了,纵使可能还有10%至20%的上升空间(根据分析师给出的估值),其股价也会被激进的套利行动重重压住。这些很难有明确指示,同行之间也只能提高警惕,不断调整仓位来避开。 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层看到公积金局入股,也用不着太开心,当中的利弊还真说不定。 最后的最后,让我们给公积金局一些掌声吧!他们一直很努力地把蛋糕做大,派息金额从2000年的97.5亿令吉,成长到如今的732.4亿令吉,实在不容易。也希望他们能够越做越好,守护好大家的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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