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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

2天前
漫步在乔治市老城区,抬头总会见到旧楼门楣上的一块块匾额。“颍川”、“江夏”、“敦煌”,字迹或新或旧,都还写得端正。大多说是祖先的来处,像一条细线,从远方牵来,也就牵在这里。 至于是否确切,其实不必太认真。隔了两三代,许多事情原本就会散掉的,像风吹过灰尘,落在哪里都不再有人细看。后来的子孙,偶尔仰头望见,大概也只会嘟囔一句,这写的是什么。 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从未去过那些地方。没有脚印,没有气味,没有一条街是自己走过的。既然如此,要他们记得些什么,似乎也说不过去。 只是人从哪里来,这件事,难道也会慢慢变得不重要吗?我想了想,大概是会的。 我从新山北上槟岛,将近两年。起初还会说起那里的街道,说起熟悉的路口,说起哪一家店开得早,哪一家关得晚。说得多了,连自己也以为记得清楚。后来渐渐不说了,偶尔有人问起,我一时竟要停一停,才想得出该从哪里说起。那些原本具体的东西,在心里慢慢褪色,像一张旧照片,边角先发白,然后整张都淡下来。 故乡这件事,原来是要练习的。要反复提醒自己,我是从哪里来的。不念就会生疏。于是我也做了一些看似认真的事。车牌登记的时候,我偏偏用了代表柔佛的那个字母;嘴上也常说,我们新山人如何如何,仿佛这样就能留住一点什么,其实也说不清在证明什么;甚至有时看见路上的J车牌,还会多看一眼,好像那字母能替我记住什么。 既然连车牌也要用一个字母来标明来处,那么门楣上,是不是也可以用两个字来记一记? 后来连新山也淡了 有一次我甚至和妻子说,我们的屋子门口,是不是也该挂一块匾额,写上“天南”两个字。那是我给新山起的一个名字,南得再南一点的地方,别人未必这样叫。既然别人可以写“颍川”,我写个“天南”,也算交代一个来处。说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像是在补上一笔不存在的历史。真要做,大概也得选个看起来旧一点的字体,字要略瘦些,边角再做得钝一点,好像挂了许多年似的。至于挂在门楣哪一边,我一时也说不上来,左也可以,右也可以,仿佛只要挂上去,就算有了来处。 她听了,只是看我一眼,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她来自吉礁,不在我那一边。这块匾额若真挂上去,也不过写着“我从哪里来”,不是“我们从哪里来”。两个人站在同一扇门里,却各自带着不同的方向,这样的标记,写了也未必有用。若真要较真,各自挂一块,门楣也未必放得下;不挂,门前也不过空着,空得像一张没写名字的纸。她后来提起时,只笑说,那就谁也不写,倒也省事。 至于往后的子子孙孙会怎样,更不好说。他们或许会在北方长大,自然也不会知道什么“天南”;就算有一天抬头看见,也许只会像我今日看“颍川”、“江夏”那样,念一念,便过去了,至于它指向哪里,大概也不会有人细想。也许他们还会问一句,这两个字是谁写的。就如我一般,何曾知道曾祖父口中的那一串广西地名是什么地方?念得出来,也不过是一行字罢了。 想到这里,那点认真的心思也就淡了。匾额当然没有做,车牌的颜色也渐渐黯了下去。偶尔在街上再看见“颍川”什么的,也不再多想,只觉得它们安安静静挂在那里,像是给人看的,又像是给人忘的。再过几年,我再说起新山,大概也只是几句而已。 原来人是一边记着,一边失去的。嘴上还说得出,心里却已经慢慢空了。至于补不补救,也没有什么办法。既然如此,也就只好这样。偶尔想起,就笑一笑。至于那块从未挂上的“天南”,也不必再提。写与不写,终究也留不住什么。我这样想完,也就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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