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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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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生活的日子里,我常常被一句看似平常却锋利的话击中:“你应该去微整一下。”起初,这让我感到震撼与不适,但渐渐地,我开始理解这背后所承载的文化逻辑与社会现实。 在韩国,美不仅关乎自信或喜好,更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朋友说得直白:“外貌很重要。人漂亮了,工作顺利,上司也会对你好一点。”他们所谈论的美,不是自然原生的样貌,而是经过雕琢、被定义、被验证的“标准美”——小脸、高鼻、亮眼、白皙肌肤,甚至身材比例都像遵循着某种数学公式。这样的审美,不只是流行,而是深入日常、影响人生轨迹的存在。 这种对外表的执著,早已超越了整形的范畴,渗透进每个人的日常流程。第二重要的,便是那繁复精致的护肤品与化妆品。从十几岁的少女到年长的职场人,几乎每个人都遵循着一套严谨的护肤流程,妆扮得体更被视为一种基本礼仪。地铁里、咖啡厅里,随处可见女性娴熟地补妆。在这里,一张完美的“面具”不仅是美的追求,更是一种社会生存技能——它代表着自律、尊重,以及对自我的严格要求。 有些韩国父母在孩子十几岁时,若觉得他们“五官还不够精致”,就会考虑微整。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奢侈,而是对孩子未来的投资——为升学、就业、人际关系铺路。美貌,在这里不是附属品,而是一种现实资源。 然而,在我成长的文化里,“心善”比“好看”更为重要。我们相信真正的美是从内心开出的花,一个人的价值不该仅由外表决定。而在韩国,这样的价值观似乎常被现实边缘化。我不断被提醒自己的“不够好”,仿佛如果不变“漂亮”,就会错失机会、被另眼相待。 整容确认书制度 有趣的是,当韩国人如此执著于外在美的同时,他们对“内在养护”也同样重视。这便不得不提到韩国引以为傲的人参文化。据说,韩国极低的胃癌发病率与他们长期食用人参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在韩国,高丽参确实最为著名,根据生长年限分为三年参、四年参、五年参和六年参等。其中,六年参因其营养成分最丰富、药效最佳而备受推崇,价格也最为昂贵。这些珍贵的“六年根”对土壤和气候要求极高,种植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技艺,一如韩国人对美的追求——既讲究天然基础,更相信精心培育的力量。 这种拉扯让我陷入两难:一方面不愿为他人标准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而我心底最具体、最原始的恐惧,其实来自于对疼痛的想像。当手术刀划开皮肤的那一刻,我要承受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具象的痛楚?那绝非护肤品带来的轻微刺痛,也不同于妆容脱卸后的疲惫,那是身体被强行改造后,神经末梢发出的尖锐抗议。我想像着术后从麻醉中苏醒,那如潮水般涌来的、一波强过一波的胀痛与刺痛;想像着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会牵动伤口,每一次吞咽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颤栗。 朋友们对此总是轻描淡写:“忍一忍就过去了,大家不都这样过来的吗?”在他们看来,这短暂的剧痛与未来几十年可能因美貌而获得的便利相比,是一笔再划算不过的交易。可对我而言,这恰恰是最残酷的部分:我不仅要承受身体上切实的、难以忍受的痛楚,还要在这场疼痛中,与自己那份不愿被改变的意志进行搏斗。 更让我感到冲击的是,整容在韩国已经普遍到连身分认证都有配套措施。朋友笑我天真:“医院会开整容确认书,海关都认的。”原来,改变外貌到连护照照片都不同,在这里并不是稀奇事。那一纸证明,像是社会对新身分的默许,却也让我感到一丝心酸——当一个人需要文件来确认自己是谁,美与身分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而复杂。 韩国作为医美大国,整容、微调、皮肤管理,技术和产业都走在世界前端。街头巷尾,美容诊所林立,广告铺天盖地,仿佛世界上没有不完美的容颜。然而,在这些光鲜背后,是无数人因不够美而生的焦虑,是被统一审美压抑的自我表达。 我逐渐明白,这不只是整或不整的选择题,而是关于文化认同、自我价值与社会压力的深层反思。在这个审美高度统一的社会里,我不断自问:我能否坚持自己?能否依然相信,美有千万种样子,而不必只有一种模板? 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会选择改变;也许我会维持原样,用另一种方式赢得尊重。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能记住:美可以被追求,但不该被绑架;外貌或许能打开某些门,却不应定义你是谁。 在韩国的这段经历,对我而言不仅是关于变美的思考,更是一场关于自我、文化与存在意义的漫长对话。我愿意慢慢寻找答案,也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拥抱属于我的模样——无论它是否符合某个社会的标准。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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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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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名侦探柯南》与《福尔摩斯》的“荼毒”。在别的孩子还在看童话的年纪,我已经在思考密室杀人的一百种手法。那些曲折的案件让我过早地相信,每个微笑背后都可能藏着另一张面孔。这份多疑,让我看见的世界总比别人多一层滤镜。 随着年纪的增长,经历的人和事变多,这副滤镜也微微调了色。我发现世界上的好人,其实还是比坏人要多得多。我开始学习放下戒备,试着相信陌生人的善意。可有些直觉,是刻在基因里的,在不经意的时候,擅自亮起红灯。事后证明,它往往是对的。 这份直觉在几年前响起。那是一个平凡的周日,我骑着摩托车,载着我朋友在乔治市转转,后轮胎却不合时宜地泄了气。正当我们在发愁的时候,一位面容慈祥的阿姨自然地走近。 “你还记得我吗?”她的笑容恰到好处。我自幼有些脸盲,加上小时候曾在附近住过,只当又是某位遗忘的长辈,便报以歉意的微笑。她接着问起母亲的近况,问起我们如今住在哪里,每一个问题都像是随口提起的家常。 就在我要回答的瞬间,脑海里突然闪过曾经在某本心理学书籍上读过的”冷读术”,是一种用模糊的关切,引诱对方主动交出信息,从而建立信任的方法。我把即将出口的具体回答又吞下,改用一个含糊的回应。 见我不上套,她也不再伪装,转而从包里掏出了产品,开始诉说一个关于孩子生病的故事。我就顺势找个借口,说要急着修车,便脱了身。离开时,听见她转向下一个路人,用同样亲切的语气问出那句:“你还记得我吗?” 说实在的,钱财的损失还是其次。但如果把“诈骗”视作对人性的狩猎,那么最令人心寒的,便是猎手们所用的饵料,不是别的,正是人性中的善良。街头那位阿姨,利用的是不忍与信任;而外国类似碰瓷的诈骗事件,比比皆是。 坏人不分年纪。利用善良的诈骗,一次次透支别人的信任,让原本的举手之劳,让人却步。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该如何教会下一代懂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也要提防被玫瑰刺伤。这其中的平衡,就连我自己也都要慢慢拿捏。 自那件事情之后,我自认为自己的警戒心提高了不少。然而几个月前,就是这样的我,还是差点跌入了另一场精心布置的骗局之中。 真警察不会阻拦你 那是个寻常的午休时分,一通自称快递公司的电话,以流利的马来文告知,我名下有一份装有身份证和银行卡的包裹在玻璃市被截获时,我脑袋的一个念头炸响了:我的身份被盗用了! 在这个个人资料可以轻易泄露的网络时代,资料被盗用就像是家常便饭。只是这顿饭,我是第一次吃,让我顿时方寸大乱。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在他们的预设的轨道里游走。电话在“快递经理”和“警官”间转接,对方的语气从专业到严厉,层层递进。直到我坚持要亲自到附近的警局时,对方却坚决阻止,我才猛然惊醒:真正的执法者,从不会阻拦你寻求帮助。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表达了不信任。电话那头瞬间乱了阵脚,原本流畅的话术变得支离破碎,只剩下愈发仓促的要求:要求我信任,要求我配合,同时贬低槟城警方的能力。 挂断电话后,WhatsApp的提示音很快响起。看到他的账号备注,我笑了出来。“玻璃市警察”。多么用心的演员,连私人社交账号都不忘角色扮演。 我转身走进身后的警局。值班的警官听完我的叙述,毫不犹豫地摆手:“典型的诈骗,不用理会。”我原本还想着让电话那头的“同事”与他当面对质,见警官毫无兴趣,只好算了。 走出警局,手上的手机还在执着的震动着。我却想着我教育的那一班孩子们。我总教他们“人之初,性本善”,教他们要诚实、善良。可我却在苦恼如何向他们解释,让善良成为灯塔,既能照亮别人,也帮助自己辨识眼前的暗礁。 我们提防的,或许不只是某一个骗子,而是人性中那片我们无法估量的深渊。教育的难题,从来不是告诉孩子世界有多美好,而是在他们认清世界并不全然美好之后,如何依然教会他们,在自己的内心,守护住那份美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是道德的底色,“防人之心不可无”是生存的智慧。而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或许才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学习的,最复杂的功课。
6月前
1992年杨松年通过新加坡同安会馆举办“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林水檺老师是杨老师好朋友,他无法出席,推荐我参加。李元瑾也是参与学者,她的论文题目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我的题目是〈多元文化下的彷徨:马来西亚华族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有共同兴趣,都思考知识分子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挑战。 1974年她在南洋大学以《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获硕士学位,1991年论文出版成书,中间间隔17年有原因。1975年起在华中初级学院任教,家事公事两忙,1982年她与辜美高、吕振端等发起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这个组织让她和学术界保持联系,让她维持写作意念。 王赓武为她的书作序时说硕士论文早该出版,但是她一拖再拖,因为资料尚可补充,内容尚可修订。林文庆微妙的思想随着此书的出版得到厘清,贡献终被确认。王赓武敬佩她的严谨态度,他有感而发,他说“羡慕她的学术成绩,她的书真能令林文庆在九泉底下含笑”。 “生命之舵可以转向”,1994年李元瑾辞职,到香港大学追随王赓武,再当学生。1997年她获博士学位,第二年她受聘南洋理工大学,她说“梦,真的不再是梦”。 如果她没有踏上学术路子,损失的肯定是华人社会。有了安逸环境,她的博士论文《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很快修订好,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于2001年出版。 此后她一边领导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一边撰写论文,内容离不开华人在多元族群背景中所做的努力和挣扎,她借用历史人物让我们目睹百年社会变迁。马新后来分家,但是彼此面对的仍然是同一套社会伦理与中西文化和宗教交错的问题,其中触及到海峡华人、华文教育、南洋大学、儒学运动、华族文化、身分认同之类的思考,是我们探索未来都可以参考的文字。 老校长终于有地 我摩挲五卷文集,出现更多的是感性画面。2002年5月我读《林文庆的思想》,情不自禁,在《南洋商报》发表小文章〈终识父语〉,她发电邮,珍惜我知道她研究林文庆苦心。2006年11月,我受她邀约,赴厦大出席“纪念林文庆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李元瑾,我也想深入了解林文庆,为这位曾经被遗忘的人物留下只言片语。 我在这个领域只是过客,不像她全心投入。她有一篇题为〈喜闻历史还公道〉的文章,提她在1995年发表〈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后的经历。其文18000字,在〈联合早报〉分三期刊完。“林文庆之爱厦大,是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都献给厦大”,李元瑾说。她建议厦大为林文庆“立碑建物”,她锲而不舍,往返厦大多次,2005年4月6日厦大为文庆亭举行揭牌仪式,3年后雕像在文庆亭边矗立,她说“老校长终于在厦大有了立足之地”。2012年林文庆在鼓浪屿的别墅装修完成,12月15日及16日,在朱崇实校长倡议下,“中国现代大学创校理念:纪念林文庆校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别墅举行,李元瑾是厦大贵宾,恰巧我代表高教部将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批准书带到厦门,受邀在开幕礼讲话。我12月14日晚10时抵厦门机场,登机离开的时间为15日下午2时。此行匆匆,我没有机会和她说上话。 匆匆的例子少之又少。2013年3月李元瑾荣休餐聚,我专程到新加坡。人生很多情缘,有幸遇到,唯有感恩二字可以描述心情。如今她收集旧作,五卷文集见证她探索历史的现实意义。启良兄告诉我文集已在新加坡推介,我们二人都记得她的提携,他建议我在吉隆坡也办一场,我致电新纪元大学校长莫顺宗,他一口答应,推介礼在2025年冬至后一天举行。 “虫声冬思苦于秋,不解愁人闻亦愁。我是老翁听不畏,少年莫听白君头。”这是白居易的〈冬虫夜闻〉。冬至那天我应景抄诗,白居易说冬夜听到虫叫,凄苦不行,比秋日更甚,即使不懂愁绪的人听了也会心乱。我是老翁,听了没有关系,年轻人就不要听了,会让你变白头的。 发给李元瑾时,她正出席福建学研讨会,她问我是不是也有老翁心情,我答非所问,说想的是她厚厚文集。我们曾经年少,虫声不听也得听,由不得我们,也由不得老者劝说。那是大自然规律,我们成长,累积经历,重点是认真生活,积极专注,不虚此生才是我在意课题。这点李元瑾做到了。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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