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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1月前
说来惭愧,学的是电影,但来日本生活后,却很少上电影院看电影。 小时候被父母带进电影院看成龙、李连杰等的大片,每次都期待满满。电影放映前,独立栋戏院外车水马龙,好多小摊子卖鲜切水果、零食等。因为年纪小,偶尔还要跟姊姊挤同一座位,电影也没怎么看懂,只记得一家聚在一起看电影是非常开心的事。 上大学后,开始接触艺术类电影,看节奏越来越慢的电影。 和老公拍拖期间,电影院更成为了重要的约会地点之一,几乎每周都会进电影院一次。国际电影节期间甚至试过一天看3场电影,也是那时候发现自己看电影的极限,最多就是一天3部。 离开马来西亚先是到了台湾。台湾的电影院也挺舒服,就是票价比马来西亚贵了约三四倍,而且影院空调没有马来西亚来得强。但台湾电影院可以携带外食,而且可以看当时马来西亚不常上映的台湾和日本电影,所以还是很常往电影院钻,记得当时最常外带一个超大香脆的香蕉巧克力可丽饼进场。 来到日本,虽然电影票价和台湾的不相上下,而且影院售卖的食物也挺多元好吃,可最大问题在于,电影没有字幕!整个荧幕看起来很干净,但总感觉荧幕下方少了点什么。在日本电影院看过电影才发现,我是个看什么内容都高度仰赖字幕的人。很多时候看手机上的视频也不打开声音,就纯看画面与字幕。马来西亚电影院放映的电影配有三语字幕,对于像我这种听解能力不太好的观众而言,实在是太用心了。 日本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分成有字幕与无字幕两组。试过为了看有字幕的场次,起了个大清早就往电影院冲,最早的场次是8点50分,比上班打卡时间还早,休息天看场电影还要早起,也是挺折腾的。 无论是日本电影还是外国电影,就算有字幕,语言一律只有日文。英语电影还可以勉强听懂,日语电影的话,很多时候少了字幕的帮助,似懂非懂。这种无字幕或只有日语字幕的操作,是把我“劝退”的最大因素。 看完片尾名单才离场 除了商业电影院,日本还有一些独立电影院,会精选播放一些比较旧,但观看价值高的得奖电影,还有一些专为独立电影导演办特映的影院,也都是日语字幕为主。 随着串流媒体服务的出现,上电影院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我也跟随潮流买了个迷你投影机,周末就把家打造成迷你电影院,边看电影还能边小酌两杯,看到睡着明天还可以接着看。 然而,每次放假回马,还是会抽空上电影院看一两部电影。虽然票价已越来越贵,可为了那用心的字幕和空调,也义无反顾了。 只不过最近进电影院看贺岁片,总是遇到爱在电影院聊天的年轻情侣档,而且是从电影开播聊到结束,从剧情到看完电影要吃什么、见谁等内容,都不怕别人听见。难道聊天不该在咖啡厅吗?还有一些观众则是全程狂刷手机,好像有回不完的讯息,那手机灯光不刺眼吗? 电影结束,习惯看完片尾名单才起身离场,除了致敬电影幕后工作者,更多时候是想看有没有相熟的人参与了电影制作,还有了解一下投资方有谁。后来发现台湾和日本的观众,也会等到电影片尾名单滚动完毕、灯光全亮起才离场,还会一并把垃圾都带走,丢到电影院外设置的垃圾袋里。这些简单的举手之劳,不只可以减少工作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持影院的干净,毕竟电影院是公共场所,共同打造一个舒适的观影环境,观众有责啊。
3月前
古代人在酒楼里听说书先生讲故事,和我们今天刷手机看网红吹水,其实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不一样。场景变了,媒介换了,人却始终坐在原地,等一个人开口。 我对“说书”最深的印象,来自周星驰饰演的韦小宝。在丽春院里,他坐在一张张叠得高高的桌子上,说起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传奇:“他身高八尺,腰围也八尺。”台下立刻有人反问:“那岂不是四方了?”这段画面听过无数次,每次还是会笑出来。 笑点并不复杂,却很有效。因为那并不是在讲历史,而是一个人,现场把故事讲给你听。 有时候我会想,现在的自己,和当年坐在酒楼里的听客,或许有点相像。很多时候,我听网红讲新闻、讲事实、讲历史的时间,反而多过直接去看正规媒体。事情被拆解成段落,裹进故事里,语气轻松,节奏恰到好处,听起来并不费力。 无论是酒楼里的说书先生,还是屏幕里的网红,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用个人的表情、语气和演绎,把内容“讲给你听”。听众或观众接收到的,往往不只是信息,而是一个有情绪、有温度的人。那种“他是在对我说话”的感觉,很容易带来信任感,也顺便赠送一点陪伴。 当然,这样的讲述方式,未必每一句都经得起核查。这一点,大家心里多少有数。但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疲惫的大脑,真的还渴望一份逻辑严密、数据齐全的完整报告吗? 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结构简单、带有情绪、符合既有认知的故事。这样的叙述,听起来省力,也安心。个人化的讲述,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捷径”。 身为一介草民,或许我们寻找的,从来不只是“真相”本身。一个冰冷的事实,远不如一个能引发共鸣、带来轻松或释放焦虑的故事来得吸引人。说书人的演绎让人心潮澎湃,网红的日常分享让人感觉有人陪伴——我们消费的,往往是一种情绪体验,而不是事实核查报告。 反清复明只是口号 还有一种东西,叫认同感。当我们听一个“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的人说话时,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自己的影子。网红和说书人替我们讲出口的情绪,都在反复确认一件事:我们是一伙的。这种隐约的社群归属感,是抽象权威所很难提供的。 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陈近南的那段话—— “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都在清廷里当官啦。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付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决不能跟他们说真话,必须用宗教的形式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 韦小宝:“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和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 这两段话当然不能写进正规历史课本,也不适合放进学术论文里。史书讲究证据、分寸和立场,而这段台词,讲究的是痛快、直接和一句说穿。它只适合出现在说书人的嘴里,或者电影的台词里。 但不得不承认,听的时候,就是爽。 或许从酒楼到屏幕,从说书到视频,人类对于故事、情绪与认同的需求,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变的,只是讲故事的人,和我们坐的位置。
3月前
3月前
《汉丽宝》落幕后,我一直记得的,并不是哪一个高音最响亮,也不是哪一幕最动人,而是散场之后,极少数在走廊里停下脚步的人。有人轻声讨论,说:“舞台太拥挤了,真担心那两个小妹妹耍剑会不会误伤彼此。”也有人问:“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这些话窜进我的耳朵里,也映射出民间创作的微观现实。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资源下,演员要完成复杂而高风险的表演,而创作者则在调度、空间和细节之间不断权衡。观众看到的,只是表演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创作者承受的,是长久累积的压力和不易被看见的隐性成本。《汉丽宝》的回响,并不止于剧场,而是在这些尚未被正视、尚未被回答的问题之中——既是情绪的回声,也暗藏着现实的重量。 我听见的第一个回响,是民间创作对历史的渴望。它并不宏大,却异常执著。从1971到2026,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叙事任务,也不是为了替谁交差,而是出于一种近乎本能的担心——如果这一代不写、不唱、不演,某些记忆可能就真的消失了。《汉丽宝》并不是孤例,它只是让我们再次看见,民间始终有人在为历史和经典保温,只是这种保温,往往靠时间、情感,以及某些人所能承担的一切代价。 第二个回响,更为现实,也更沉重。许多观众赞叹作品的完成,却很少有人能回答:这样的创作,如何避免一次性燃烧,同时燃尽?我在回响里听见的,是创作者对后续的期待,却又不敢奢望太多。不是要求被供养,而是希望不要每一次,都从零开始证明“值得”;不希望每一次完成后,都被拉回起点,仿佛之前的努力从未留下痕迹。 走到这里,回响已经不再只是情绪的涌动,而延伸到制度与支持的层面。从大局观出发,这也是文化治理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支持往往来得及时,却停在项目结束;肯定往往说得热烈,却缺乏持续承接的机制。当制度习惯回应“项目”,却未必准备好承接“后续”,回响便只能短暂存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或许,人们真正期待的,并不是更多一次性的掌声,而是一种更具耐心的安排——让创作被允许慢慢生成,让作品在不同阶段被理解、被讨论,并再次进入公共视野。历史型创作从来不是快消品,它需要时间发酵,也需要有人愿意陪它走得更久,甚至在制度与社会的支持下,让回响落地,延续下去。 站在这些回响之中,我愈发清楚,《汉丽宝》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完成了什么,而是它让许多原本安静的问题,逐渐被听见。那些关于延续、关于传承、关于“然后呢”的疑问,本身就是回响的一部分。 回响之所以动人,并不在于它有多响亮,而在于它是否真的引来后人的脚步声。如果有一天,当下一部民间历史作品诞生时,“然后呢”不再是令人沉默的问题,那么《汉丽宝》的回响,才算真正抵达了它该去的地方。
4月前
5月前
5月前
7月前
9月前
盛夏午间去国家会议中心是种挑战,阳光直射,酷烈、乾燥,四处晒得发白。这座庞大的建筑位于“鸟巢”和“水立方”的北边,同处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奥运会时承办了击剑比赛。 好在进入会场就清爽许多。我是来逛书展的,事先预订了免费门票。此外还有“专业观众”的单日费、通票,可以游览的场馆稍多,参观绘本展、插图展、艺术书展都要另行购票。 6月18日到22日,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下称BIBF)在这里举行,主题是“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交流互鉴共赢”。有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七百多家展商参展,22万种图书亮相,展览面积有6万平方公尺,分为国内出版展区、海外出版展区、网络出版展区等若干部分。 会议中心布置着大量条幅、展板,提醒来客今年的主宾国是马来西亚。考虑到中国是2023年吉隆坡国际书展的主宾国,颇有礼尚往来的意味。 BIBF始于1986年,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书展,仅次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后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眼下的展览形式始于1949年。 BIBF也是中国图书业“三大盛会”之一,另外两个是通常年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和举办省份不固定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真是算法驱动的年月,自从关注BIBF资讯,小红书推送给我的书展消息就越来越频密。BIBF的举办场地时有变动,有一条推送很悲伤:一位来北京出差的出版人不小心订错酒店,住在名字很像但距离蛮远的地方。 ●误入孩子的乐园 我想探索主宾国展台,却一头闯进孩子的乐园。相对于行业切磋、版权交易,这里恐怕是全场最活泼的展区。姆明80周年和泡泡玛特“我们都是星星人”的展览都很欢快,一个是芬兰老品牌,另一个是中国新秀。大家挑到什么喜欢的童书,直接买回家就好。 稍微逛一圈,我就发现神情专注、口若悬河的直播卖书人员。她们对着手机大力推荐手头的绘本,声情并茂,同事在一旁的电脑上管理后台。不远处还有几对搭档做着同样的业务,只不过推销的童书不一样罢了。 童书是国际版权推介的重点。官方媒体举例,以出版童书闻名的21世纪出版社推出《紫云英合唱团》《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超过100种原创书籍,达成二十多项版权输出与合作意向。河海大学出版社带来了“小雨大河”童书品牌,首套作品是带有道德教化意义的“淳美家风”系列。 ●寻找主宾国 BIBF展区安排横平竖直,无奈类别繁多,且分布于4个楼层。马来西亚展台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按说是醒目的。我第一次进去居然没有找到,询问工作人员再转身走回原路,到尽头才发现主宾国的地盘。 查阅新闻,18日开幕时这里挺热闹。新华出版社向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诺曼穆罕默德和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赠送了最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4》,显然是官方活动。 本次BIBF有二十多家马来西亚出版商、大学出版社和创意工作室参展。北京出版集团与汉文化中心、青城出版社举办了版权合作签约和新书发布仪式,现场有中文图书签约,亦有马来文版图书首发。红极一时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签署了马来文版出版协议。 E展览区分布着几处较大的国别展台,绝大部分是中国各省和省级行政区的展台。马来西亚展台就与广东展台背靠背。六百多家中国国内出版商按省份各就其位,在本省展台的书架上展示新书。 本届名家名作译介展的中国作家是麦家,展出了三十多个语种的作品译本,以及若干国际媒体报道。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纪实文学《汪洋缀星:生命微光与希望长歌》与绘本《海的那一边》来到BIBF。她看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共通的情感与追求”。 阿联酋展台扼守着展区大门,人来人往不说,还时不时载歌载舞。旁边的日本展台总被声浪吞没,交流业务一度得咬耳朵,像在讲闲话。“阿联酋人天天跳舞吧?”我问了一句。保安人员默默点头。 与许友彬谈话:这次来就是交交朋友 在主宾国展台流连时,我遇见正好空闲的红蜻蜓出版社创始人、作家许友彬。我们坐下来聊天,不远处的舞台上,文化官员正介绍马来西亚的出版状况。她们热烈欢迎大家前往年底的雪兰莪国际书展(SIBF):“来呀!来呀!看我们做得怎么样!” 许友彬参加了主题为“大家一起做好书”的中马少儿出版论坛。红蜻蜓的日常业务已经由他的儿子许书其打理,后者也是论坛的主持人之一。 对许友彬来说,“这次来就是交交朋友”。他在大陆有合作多年的出版业朋友,甚至见到了多年未见的马来西亚同仁。以前他每年都去中国,到学校销售输出版权的书籍。他毫不讳言,红蜻蜓在中国的业务状况正在变化。2005年到2015年是红蜻蜓的黄金年代,其间的2010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靠马来西亚市场,红蜻蜓可以活下去,但很多利润还是来自中国的版税。销售渠道的影响很大,开始时书店占大多数,接下来网购为主,现在互联网卖书超过一半。“到抖音的时候,渠道会选择书,不是书选择渠道。”科普书、历史书如今畅销,儿童文学类就很难从这种渠道卖出去,毕竟没什么“功能性”。2015年之后,少子化和智能手机进一步普及也影响了在中国的销量。 “有些东西的潮流不一样。”他说,“真是越来越难卖了。”2016年去马来西亚的学校,一二年级学生都拥有智能手机了。学生做完功课就看手机,没时间读书。红蜻蜓未来可能更专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的市场,一部分童书做双语,或者翻译成马来语。 许友彬70岁了,还在写小说。以往通宵写,时间越晚状态越好,现在挪到清晨写作。“我越老越不急。”他先写着,不急于出版,“就算我失智了,书还可以不停地出。” ●书的艺术 与许友彬告别,我上4楼买票欣赏艺术书展。刚瞥了几眼“大卫·霍克尼主题展”,楼下惊天动地。原来阿联酋人开始表演了,我只好坐电梯直奔一层。他们这次在展馆门口表演,游客们早就呈半包围状照相录影。 原来这种表演叫艾亚拉(Al-Ayyala),是阿联酋和阿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艾亚拉动作不夸张,但内涵丰富,吟诗、鼓乐、舞蹈,模仿战斗的场面,在婚礼和节庆表演。几位中国小朋友进入流转的表演里,懵懵懂懂地在书展中体会欢庆。 围观一会儿,我回去4楼。BIBF与企鹅出版公司合作了“企鹅90周年纪念展”,展品是企鹅在不同年代出版的书籍。其他展览还拆解做书的手艺,用图画一步步展示。无论作为载体还是物件,书籍都惊艳而令人感动。出版业筚路蓝缕地走到今天,积累了太多美好的记忆。 像小红书显示的那样,书展是个呼朋引伴的好地方。刘绍禹平日待在望见远山的书房,听说我们在书展,坐了17站地铁赶来。我住天津,真是难得一见,全托书展的福。同来的巴塞罗那人夏海明花9个月把《三体》第三部译成了西班牙语,最近译完阿来的大部头《尘埃落定》,正在出版社走流程,还不晓得什么时候能上市。 一起走马观花地逛完艺术书展,黎紫书的演讲要开始了。 黎紫书演讲:我的马华文学 听演讲要穿过网络出版馆,展的是“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新出版业态成果”。我们抵达演讲现场,黎紫书的演讲题目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我的马华文学”。座位已经满员,听众大概超过百人,我们遂站在后方。有趣的是不远处另有一场教育类讲座,倒相安无事。十月文艺出版社刚刚更新了《流俗地》的发行数据:5年加印26次,计25万册。 “到了今天,我还是感觉自己像是在一片汪洋里漂着的一艘小小的船,随时要做好被大浪打沉的准备。作为一位马华作家,我们知道自己的创作生涯是困难的,而在这样的困境里创作出的作品,我抱着这样的希望——它能够活得比我长。”黎紫书说。 她提到几位马华作家,包括贺淑芳、龚万辉、马尼尼为和林雪虹。马尼尼为的《故乡无用》列入了出版品牌新经典的2025年引进计划,不过目前尚无出版迹象,另外3位的作品则已经正式引进。虽然尚未官宣阵容,8月的上海书展也将邀请一批马华作家。 “我们这么小的一群马华写作人如果想要被这个世界看到,就要自己主动出击,要找到每一个机会。我们也会一直尽己所能,为马华文学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黎紫书的微型小说精选集《余生》年初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便早就很受欢迎,读者还是在签售环节排起长龙,目测近百人。 ●书展落幕 5天的书展安排了千余场文化活动,规模大小不一,个别场次在会议中心之外举行。比如日本作家吉井忍和中国作家乔叶的对谈,就在PAGEONE书店双井店举行。 21日,吉井忍和黎紫书都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她们要参加“世界作家话中国”研讨会,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趋势”。参会的还有一批汉学家和莫言、西川、乔叶等中国作家。学校的官网报道了这次会议,其中提到了黎紫书的想法:“最大的危机并不来源于人工智能本身,而在于读者放弃了阅读和思考的权力,读者的态度决定了写作者今后如何生存。” 为了总结,我查阅了书展结束后很快发布的官方数据:“据初步统计,中外版权贸易协议达成了2826项,入场参观者将近30万人次。”BIBF明年再见,希望不会有人订错酒店了。 更多文章: 【我在韩国首尔逛书店】萧悦宁 / 首尔钟路街上书香飘扬 【我在高雄逛书店】张锦忠 / 一座港都城市的书店记忆 【我在美国加州逛书店】彭敬咏 / 出差到沙加缅度,我也逛书店
11月前
1年前
去年世人不是谈论AI,就是那一亿六合彩。幸好中途杀出一个量子运算晶片“垂柳”Willow,让人耳目一新。垂柳是谷歌的杰作,可在5分钟内完成传统电脑需耗时10^25年的演算。新闻一出,即让无数脑袋当机:1后面跟着25个0,是什么概念啊? 深究,才知道垂柳最了不起的不是多少个0的演算力,而是把量子演算的误差率大幅降低,证实了大规模演算是可行的,等同亮了个大绿灯,让研发员与投资者踩尽油门,加倍投入这项尖端科技。也许这样的硬知识味如嚼蜡,所以反在新闻稿中退居次要了。流量为王,即使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也务必先下个好标题,编个好故事,否则,受众“蛤?”一声,眼球和资源就转向别处了。 然而,谷歌编的这故事,真正的戏肉在这段话:“量子计算是在多个平行宇宙中发生的,与David Deutsch提出的多重宇宙预测相符。” 多重宇宙、平行时空。换作5年前,抛出这种字眼,恐怕也是得个“蛤”字。但经《漫威系列》《妈的多重宇宙》等好莱坞电影推波助澜,这概念已从高端物理进入主流意识,如今用来炒新闻,时机拿捏得恰好。 这番炒作,实在高明。可是,并非每个人都买单。 首先不买单的,是那些固执的物理学家。对他们而言,平行宇宙只是一个假说,是对量子叠加态的一种诠释,不仅未经证实,还带几分荒谬。著名的思想试验“薛丁格的猫”就是一例。 想像一个盒子,关着一只猫。盒内有机关,若探测到原子衰变,就释放毒气,把猫杀死。根据量子力学,在观察发生之前,原子同时处于“衰变”与“未衰变”的叠加态。这种效应放大,盒内就同时存在两种状态:有毒气、没毒气。猫,一分为二,亦生亦死。 这试验除了告诉我们,薛丁格有多讨厌猫,也以其荒谬来反衬量子力学的不完整,尚待补足。薛丁格没料到,竟有一批科学家,认为真相就是如此:不仅猫一分为二了,连带宇宙也一分为二,一分再分,直至无尽。从宇宙大爆炸至今,已裂变出多少个平行时空呢?物理学家Sean Carroll计算过,是2 ^ (10 ^112 ) 。 多重宇宙是最糟糕的桥段 虽说多重宇宙作为理论,也算有根有据,并非如电影般天马行空,但它有个罩门:平行时空之间是不能相互影响的,没有人能验证它们是否存在,既无法证实,也无从证伪,完全违背科学精神。反对者如Paul Davies甚至撂重话:简直与迷信无异。 可想而知,当谷歌把它说得宛如事实,要招惹多少白眼了。我虽非科学家,也颇不以为然,但理由不同——我所纠结的是,这故事说得好不好? 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多重宇宙实在是最糟糕的桥段。它让人轻易死而复生,错误自动被修正,所有后果变得无足轻重,情感也变得廉价。看看漫威推出多重宇宙系列之后,表现多差劲就知道了。即使叫好叫座如《妈的多重宇宙》,也像某种安慰剂:如果你觉得人生很糟,那只是因为你生在错的平行时空。看,隔壁那个你,活得多光鲜。而现实不如电影,你不可能像丹斯里拿督斯里杨那样,能向其他时空借取资源,轻松解锁新技能,扭转命运。 如果你还不理解我的不忿,这么说吧:1后面跟着25个0,是什么概念?就是,去年那个奖金1亿的六合彩,中个一百万亿次。一百万亿,在更匪夷所思的2 ^ (10 ^112 ) 当中,也不过沧海一粟。在无量数的平行宇宙里,轻易便有一百万亿个我,中了六合彩。可眼下这个我,偏偏不在一百万亿当中。而他们甚至连一块钱也无法借我。 【编辑台】把故事说好/靖芬 今天的【星云】又迎来一位新作者——诗人、科幻小说作者周若涛。这第一篇专栏,读至最后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事因前面他花了那么多笔墨布局,一连抛出好几个抽象的概念,就在读得快要走神的时候却笔锋一转,局势便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起来。所谓的又一村指的也不是什么“终于读明白”,而是猝不及防地读到了“他写的这事原来也与我相关”。(你敢说你没有过TOTO梦?) 不过高明的作者写文章的目的从来不会止于耍宝或抛哏,不会使出浑身解数只为了抖出最后的高潮,等你笑完、感叹完回头一看,前面那些巧妙的结构与铺陈也会是很重要的、无法抽调或删除的观点。观点是一个作者想要告诉你的话。把观点说好,和把故事讲好,我觉得需要的技艺是一样的。一个会去思考与关注“如何把故事讲好”的作者,自然会在意你这读者的存在。而把你放心上的最直接表现之一,恐怕便是总会让内容与你相关。这样写就的文章多半会好看。 所以,继续期待下去吧。【蒙面暂记】会是既有观点又有趣的专栏。
1年前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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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9日讯)向泰莱史薇芙演唱会其他主办方吸取经验,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将部分男厕所临时改成女厕所,新加坡和海外的女歌迷都称赞此举考虑周到。 《8视界新闻网》读者董小姐提供的照片显示,一个厕所标识牌上的男性图案被红色贴纸遮住,另一间厕所外的男性图案下半身则被贴上红色贴纸,就好像穿上了短裙,下方还有一张告示写着“女厕所”(ladies toilet)和“谢谢你的谅解”。 董小姐说:“我和朋友发现,3月2日首场演唱会上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安排),之后几场演唱会期间就看到这些临时女厕所。” 据她观察,虽然有更多女厕所,但在开场前仍排起长龙,“看起来可能需要等待20分钟”。 来自上海的歌迷陈小姐受访时说,超过九成观众都是女性,因此更多的女厕所使得女性观众的演唱会体验更好。 “虽然上厕所还是会排队,但是肯定比之前的情况要好。我希望所有的体育场馆都学习新加坡的做法,根据观众性别来灵活调整厕所。” 主办方:首次将男厕改为女厕 主办方活力加冷体育管理私人有限公司(KASM)回复询问时表示,这是团队首次将场馆内的男厕所改为女厕所。 为了筹备泰莱时代巡回演唱会,活力加冷体育管理联系了墨尔本和悉尼的主办方,就人流管控安排交换意见,从中学习如何照顾好歌迷。 团队从中发现,泰莱演唱会的女性观众比例很高,团队因此对场地进行了调整,以便更好地为观众服务。 “国家体育场内的厕所共增加了16个女性专用隔间。此外,场内还有18个男女通用的流动厕所。为女性观众而改造的厕所配备了足够设备,其余演唱会场次期间也增设了女性卫生垃圾桶。”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