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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 / 话说乱世——温梓川著《郁达夫别传》

过年前整理书房，一边处理掉不会再看的旧书，也顺手丢弃所有的旧书刊杂志，不意却翻到十来本出版于五、六十年代的《蕉风》。这些都是多年前参与马华作家协会编选《马华文学大系》的需要，从各方面及朋友的热心协助搜集到的。《大系》完成后我以为已经全数捐赠给有关的文学资料馆了，原来还有漏网之鱼。翻着这些旧杂志，当中最吸引我的是温梓川和依藤的文章。这二位先生距今冥寿百岁有余，可说是马华作家中的前辈。而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时代，未能亲见前辈风采不说，连前辈们的作品也极少涉及。借此机缘，弥补半生错失。于是连日沉溺在二位前辈的笔墨中无法自拔。这真是个百感交集的过程，其中一些我不曾读过的文章其实写的只是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却让我读得津津有味。就是因为平常所以平实不虚假。借用前人的事物来说明几十年前的现实，比如写郁达夫，这位文采斐然的小说家、诗人、抗日烈士，颓废又激进，他嫖妓，偶尔也吸上口鸦片。结过三次婚。虽不是侧重点，可也不虚饰，是活生生的一面，有血有肉。这些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杂志，于我，是太早了，无缘接触。而二位前辈的文章，温梓川写〈文坛忆旧〉，依藤写〈红楼梦人物论〉。二位前辈的文笔意境悠远，韵味绵长；温前辈笔下的旧人旧事，早已经灰飞烟灭情随事迁，可我这后来读到的人即使未能感同身受，又何妨将之视为一场人生历练。通过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看到前人的历练，他们的江湖，但愿就此看懂世情。而依藤前辈的红楼梦人物论，几乎全是女性；大观园里，千娇百媚，万紫千红，那境况正是所谓的“人众口杂闲气多”。然而每个人都有自身的造化，最大惆怅是：女性生来就命薄如纸，幸福应作如何观？难得依藤前辈都一一有所评价。如今看来，这些都成了《红楼梦》里的女性特质，也恰恰流露了那年代旧式文人的满怀伤逝之情……可是稍后读到他以丁丁为笔名所作的短篇小说，一时间竟有几许失落——原来啊，旧式文人胜在文采，却输在技巧，更逊于形式，然而感情上的认真却是庄严的。温梓川的忆旧，实际是郁达夫的长篇传记《郁达夫别传》。洋洋洒洒10万字的篇幅，在《蕉风》上连载，从1964年9 月到1966年5月，将近两年时间，分163期才连载完。当然，我手上的《蕉风》就只有数量稀少的寥寥几期，而我却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把《郁达夫别传》看完了。那是成书后的完整版，由中国学者钦鸿所编，于2006年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温梓川的忆旧，忆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人作家，但他本身并非南来文人，而是土生土长马华作家。1911年在槟城出生，小学及中学教育都在槟城；钟灵中学高中毕业后，于1926至1927先后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及上海暨南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大学期间，结交了好些文艺界的著名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著名教育家、报人，战地记者曹聚仁、创办湖畔诗社的诗人汪静之，特别是与声名赫赫的郁达夫交往甚密。由是之故，在郁达夫遇害许多年后，他回忆起故人，过往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新加坡沦陷郁达夫流亡印尼苏门答腊小山镇，在日本投降两周后的某个晚上，被日本宪兵带走，自此失踪，后证实已遭残害，遗体始终无法寻获）。关于温梓川，作为一个马华作家，他算是多产的。辑集出版的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除此还有译著、编著。记得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他的书，书名《冬天里的伦敦》，我约莫翻阅过，至于内容则完全没有印象了。温梓川为郁达夫写传，一方面该是出于两人不一般的情谊，另一方面则是他所掌握的资料比中国作家齐全，而且着重在南洋。换言之，着重点放在郁达夫南来生命中最后的3年岁月。作为交往甚密的朋友，他评价郁达夫相信是公允的，说他有点神经质，却是个坦率、诚恳、天真而热情的人。他浪漫，多情，文人习气重。做他朋友，他待你如亲兄弟，但却不是个好丈夫。他投身抗日救亡，用文章、气节鼓舞士气，是个热血男儿，抗日烈士。相关文章：【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夜读《聊斋志异》【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都门烟火，寂寞尘——悼念天葆【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谈情说爱

2月前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下）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上）前文提要：“斜签”二字被无辜划圈。这是古典常用词，《红楼梦》也用过，何来问题之有？一时，我们只能同声共叹，下一个世代似乎不太接触老祖宗的文学遗产。显然，他一直嗜用“斜签着身子”，不爱写“侧着身子”，往后也有文稿作“斜欠”。我们都嗜读红楼（他喜欢戚序石印本），领受过曹公教诲，却未必知道自己始终活在预言的完成之中。一来到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往后就是一片不可逆挽的下坡颓势，盛宴长棚终究要慢慢拆；只是，火灭之前，有时会有猛然一亮的时刻，才完全归于寂灭。同期有个夜晚，不知谁为首，家里来了他，还有祝快乐，淑芳，翎龙，就一起席地而坐。二十多年后的12月13日凌晨四点多起身，刷了一下手机，便见夜猫子翎龙一点多传来的WhatsApp短讯，上写“听说李天葆走了”。一时，记忆再次点燃山顶房子的灯火，最亮的那晚又回来了，只是当日吃些什么，谈些什么，早已随风归尘，不由记忆了。翎龙说“记忆不牢靠”，我却一直记得这批稀客，他们来过我的生命。那时，我又何其失策（已经是事后之明），介绍了一些新朋友给他。还是，我早已不堪重担，只想有人分担聆听的角色？很多年以后，人生已经渐渐坐四望五时，偶尔读到给Samuel Beckett立传的作者回忆录，我才惊觉这位诺赏大作家是如何掌控人际关系，他坚决不让不同的朋友圈彼此交叠认识，以杜绝飞短流长。他更知道自己麾下的亲友，不论对内对外总会彼此争宠，以宣告自己才是了解他的代言人；他甚至设法阻拦传记家私自接触亲友，只许一部分人受访，以对外呈现他要世人看到的公共形象。我拜师太迟，还有用吗？友情渐归淡出，要是归咎于第三方从中作梗，岂不掉入张爱玲对爱情分手的嘲讽（分手者，往往都怪第三者）？人与人之间相交，总有一段仿佛不设限且看不到尽头的蜜月期，必须自行去发现期限的长短，才不会错失打牢基础的良机。在对彼此的好奇消散之前，总要建立更为坚固的共识，那段缘分才不会蒙受时间的冲塌，而沦为过眼的沙上楼阁。显然，我不是他心目中的忠实听众，太容易面露不耐烦，更糟糕的是，眼前并没有一面实体的明镜（我只有模糊的想像之镜，还有对方难辨的表情）可藏好质疑的表情，我已经露馅了。倾诉者要的始终是聆听，是认可，我却常常觉得当事人的性格处事，得为人生际遇负上相当的责任；不然，我则不小心皱眉，怀疑入耳的语言夸大受伤程度，轻伤已经被语调拔高为重伤；更何况，听多了当事人对别人的嘲讽之后，有时我竟然渴望说话者可以尝试有份超脱人生苦海的自嘲。这样，似乎苛求于人吧？有一次，刷到刘德华访谈，他说不相信朋友，朋友都是盲目的。偏偏，有时盲目的无条件支持，就是为友所需的条件之一，显然我一味只顾着把持自己的冷静，不愿意跟对方一起沉溺（他跳了下去，我却只肯岸上观），没有去扮演好称职的朋友。更何况，只将自己定位为朋友时，就会忘我地说些不中听的话语，对他的写作提出建议，更是胆大妄为，如今回想方知，真的失敬了。我竟然忘记再亲近的友谊底下，始终埋伏着一层前辈与后辈的位阶，我凭什么僭越，对他的写作进言？他不在了，我跟朋友说，张爱玲尚且有褪色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那是始于Edward Said遗著的说法），李天葆是一味艳绝到底，拿着同样一把旗帜，站到最后成为一座可贵的纪念牌。他绝不迁就迎合讨好，也不愿意背负任何评论者的期待，更不曾想要证明自己可以称霸，他并不需要用名利填补自卑的无底洞；他只写字，沉溺，怀旧，告别了。（四）回归神交之初，只剩文字天地可以寄寓。名为〈虚幻也是一种存在〉的访谈刊登以后，我读《蕉风》他写的杂文，便自甘对号入座，领受他对我的散文的暗讽；〈腿〉获奖以后，偶尔瞄到他的文字，是用上“变态”二字形容，我心里只轻轻一笑：过去听过许多故事的人，终归有一天也得轮流被摆上台，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主角，这不就很自然的常理吗？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年纪都不小了。透过专栏独有的特权，偶尔我也尝试遥相回应一下，知道有时“敌人”比“朋友”更亲近，他一定有在观察我的动向，我愿意这么想。那无声有字的沟通始终断断续续维系着，直到我的所有报章专栏结束为止，才是真正的告别。 2009年，获知他以笔名“宋宣影”，凭着〈指环巷九号电话情事〉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我为他高兴。光靠报章微薄的稿酬一篇篇执笔，不足以维持日常开销，患有脚疾的他可能需要一笔庞大的奖金；那时，新婚养家的人，岂会不知金钱重要？国家亏待他，并不承认马华文学是国家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盲或如吴冠中所谓的“美盲”的社会没有提供太多资源支援作家的创作，台湾文学奖始终是唯一可以尝试的外援，那是最有尊严的争取，却还得靠几分机运。不久，受邀写篇关于老吉隆坡的小论文，我重读一遍他所有结集的散文小说，需要考证“指环巷”的马来路名时，问了富都半山芭长大的艺婉不果，便夜里跟妻驱车入城，由着回忆指路，重返了昔日曾跟友人送他回家的路巷。是的，指环巷是Lorong Chin Chin的音译名，却已经昇华为可以隐喻小说意涵的地名。那是一次夜里的仰望，只是，他当时还住楼上吗？忽忽又过去几年，社交媒体一诞生，人人可以寻亲访友，再续前缘，天涯已经是咫尺。脸书几度浮现他的大头照，我多番犹豫，终究没有主动加友，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朋友，不时会转贴他的动向，我知道山东画报出版社帮他出版过一些书，也看见他出席一些文学活动，今年初还北访槟岛见梅淑贞大姐，那就够了。直到他羽化后，才发现网络世界如此之不可靠，总有疏漏之处：原来，2014年，他还曾在台湾出版小说集《浮艳志》，已经绝版了。依稀记得吉隆坡诚品还有（台湾早已绝版的）《绮罗香》存货，用手机Apps一查，便下城要了一册。回家一翻，列于卷首者竟是那篇〈雌雄窃盗前传〉，其余小说都曾收录于大将出版的《民间传奇》，我以为里边的文字都流丽之极，是他二三十岁便以华彩挥写而出的巅峰之作。连续数日，我又重当了一回单纯的小读者，由着往事一幕幕随后跟来，一起梦回尚未踏出小岛的时光。那是高中午后，学校下课了，缘梯登上李国专楼图书馆。里边有个“大图书馆之中的小图书馆”，那是校内华文学会自行创设的小图书馆，只占出入口处右边的一个小角落，就一排U字矮木柜的藏书而已。平时，木门都上锁，不设透明的玻璃门，必须一格格打开，方知里边有何宝藏。这一日，就在其中一柜，那个昔日的少年无意之中瞥见薄薄一册书脊，尝试抽出一看，封面竟作仕女图，上题《桃红秋千记》。拿起来一读，却是惊讶：这是哪个年代的人？是马来西亚作家吗？那是多么遥远的最初，先由文字结缘，就在小岛与都门之间牵起一道无形的长线。隔着30年时间长河，回忆再度帮忙擦亮我们昔日青稚的面目，那时我正年少，他也还年轻，刚刚登坛几年。生命，我一直以为它会再安排一次的会晤，像2006年美食广场椅桌间的不期而遇，就在我们老得可以心平气和相对时。那么，未来或许可以改写过去，曾有的纠葛或会随着时日而渐渐化解。不，如今只剩一把声音说，都给过了美好时刻，都给过了机会，往后就只剩下感激。相关文章：【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上）【悼念李天葆】林方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悼念李天葆】龚万辉/天葆遗事

5月前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上）

（一）最后一次我只是耳闻，别人嘴里呼之欲出，分明有个他。那是2024年，城中一场对谈开始前，有饭局暖身，一张长方桌坐有男宾四名女客三位，其中一位大姐派头的女媒体人说着兴起，不禁公然提起昔日有位男作家初入行当记者，被派往会馆采访活动，回到报社洋洋洒洒写上千字，却只形容会馆建筑而已。女媒体人笑盈盈说了一半，目光却斜射过来，要我接招（还是，坐斜对角的我心虚？）毕竟，我曾跟她话中的“男作家”做过一次很长的访谈，就登载于文坛皆知的《蕉风》。那一刻，心里闪过一丝惊悚，有一把声音说：大叔，那是等你掉入的陷阱，别自作聪明说出名字。席间有报界文坛前辈，岂会不知道女报人话中所指？大家只听而不语，一个区区后辈要是当场抖出“李天葆”三字，就会透露一件事：他曾告诉过我这一件事。午饭已成一局心理博弈，我的沉默究竟是自保，还是尝试维护我们昔日的交谊？那时，跟李天葆（是的，我一直连名带姓喊他）不通音问，已经快20年。最后一次偶遇，是陷入感情泥沼的2006年，订了机票准备赴英伦力挽狂澜，却还几番踌躇，城中可慰藉迷失的书魂处，终究只有双峰塔下的纪伊国屋。不想，在同一层的四楼美食广场，我手拿托盘觅位要吃午餐时，就碰上了也穿梭于桌椅之间的李天葆，两人狭路避无可避，只能尴尬挤出一笑：都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联系了。我力邀同桌，他才肯坐下。聊起自身近况，我竟然要他扮演爱情信箱主持人，妄想从中听出一丝希冀，他却直言说，男女分手不一样，男人总是说说，还有回头的时候，女人是经过了一番忍耐，最后就会决绝，不会再回头了。从来，书写女性他最专长，我能不相信他所言吗？沉思了一下，终究得振作起来，照例问候了一下他的近况，却又引爆一肚子老调的意难平，说到激愤时，依旧金刚怒目。往常的无措又回来了，我知道不能即时吐语扑火；一时，更不宜离桌，只能坐等那把怒火慢慢熄灭，才告退。一个生命濒临巨大转折者，早已无心借出双耳，心里只剩一念：他还是老样子，没变。往后接近20年，我们真的不曾再会？不。2009年婚后几年过去，有一回再逛纪伊国屋，难得踏入书价太高的小中文部，隔着几排书架认出前方有个熟悉的背影，我站住不动，想了几下，终究没有趋前相认，只转身退回属于安全区的英文部，那里有更大的书海可供掩护。那回，是最后一次单方面的遇见（还是，过去的日子他也曾这样见过我？）。过去，属于我们的过去，只能隔着相当的距离维持，不想再惊动了。（二）跟他走得较近时，是20世纪初头几年。前程未明，大学刚毕业就在母系暂且啃书，念起那后来渐渐成为鸡肋的硕士。当时，在一栋山坡排屋楼上租个无窗小房，终日只有阴暗与闷热，入夜十分难眠；幸亏白昼其他房客都上班，可以独占楼下通风光明的大厅摆桌堆书，靠写作、补习和讲座维生。某次，跟已故陈雪风同台讲座后，才发现台下赫然有个李天葆，便趁机当面致谢，他曾颁给我一个几千块的小说首奖。所幸，他还记得几年前（1997年，我刚念大一）曾评审那篇名为〈生态〉的小说，是我老家槟州政府的小说征文比赛，同届获奖者还有当时身在意大利深造美术的赵少杰，我后来结婚时的伴郎。热络地唱和了几封电邮，李天葆便登门送我散文集《红鱼戏琉璃》（附有一纸勘误表）和《红灯閙语》，小说集《民间传奇》和《南洋遗事》（他递来之前，还说：这本印得不好，字体模糊）。后来，絮絮然聊起时代曲，一旦知道我酷爱李香兰和白光，便委托金河长青书店抄录两张白光CD，里边附有百代唱片公司不曾收录的歌曲；知道我写过以白蛇传为蓝本的〈伞与塔之间〉，他借我李香兰主演的《白夫人的妖恋》DVD。有一回，获赠薄薄一册《绅士淑女图》，只听他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不识货者拿在手上端详半天，最后只好问：东方蝃蝀是谁？他无比惊讶，哎呦，他模仿过张爱玲，还被张爱玲讽刺过。细查方知，典出于张爱玲〈名必也正乎〉一文：“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蝃蝀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商烟婵，又叫姽。” 我能以什么还礼？手上恰好有几册张爱玲小说英译本，一册是孔慧怡（Eva Hung）编辑的Traces of Love and other stories，另两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The Rice Sprout Song（《秧歌》）和The Rouge of the North（《怨女》前身），他说，你留着吧，我是不看英文的。我深知不会重读第二次，张爱玲的英语太枯淡，远远不比驾驭双语的纳博科夫别具丰彩，就硬塞了给他，仿佛要他承认是头号张迷。他是照单全收张爱玲所有作品，我曾说《秧歌》不好，《赤地之恋》只有半部可观，《半生缘》有点老套。不，他定定看住我，笑着说，全都好。谈起三岛由纪夫，年少慕名翻阅数册，我直说不喜欢，他反问，你看过《丰饶之海》四部曲，还有他那些散文吗？那倒没有，他说起小说中的美少年如何几度轮回转世，一度还投胎作泰国公主（这岂不像我喜欢的吴尔芙《奥兰多》？），腋下有三枚黑痣可供辨认，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绘影绘声的说书人成功推书了。赴八打灵观音亭图书馆借阅繁体版《春雪》《奔马》《黎明寺》，独欠最后一册《天人五衰》，久久未能一窥四部曲的结局，最终才从学林购获简体版补憾。一度，动念要写篇“李天葆与三岛由纪夫”，做了一些准备功夫，终究未能成篇。当时，学界有人撰文戏称“张冠李戴”，排比类似的描写，以此论断。从学术研讨会归来的黄昏，他气得脸都胀红，我把论文拿过来一看，说：文字只是皮相，尚未切中要害，朱天文尚且有些张爱玲的句子滑入笔尖。如有相似，张李二人（其实，还有白先勇）都有“嫦娥爱少年”的叙述模式，是其一；“曾经沧海难为水”，难忘最初（错过）的爱，也是另一常见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但，人物塑造并不全然一个模样。旁边有位朋友听后，打趣笑说，你这样说，是要救李天葆，还是要害李天葆？李天葆年少即成名，何须一个区区后辈搭救，他自有他可以站稳脚的地方：本来，在文学史上就没有百分之百相似的作家——哪怕具有师承影响关系。看得出相似，往往比看得见差异容易操作太多；要辨别其中钜细的差异（如，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精打爱情算盘，李天葆的爱情飞蛾却只会奋不顾身），必须精读双方的文本，勤加追溯作者的丰富阅历，才能做出较为公允的论断。光是一个民国摩登上海孕育的张爱玲，绝对成就不了马来西亚诞生的李天葆，两人背后还共享庞大的明清鸳蝴小说传统，犹待有心人细加对读解码；之如港大出身的张爱玲背后，另有一个仅识汉字者较为生疏的英国文学传统（从兰姆，奥斯丁，劳伦斯，赫胥黎，王尔德，萧伯纳……），那是成就张爱玲幽默尖诮的源泉。远在初识时，我便惊讶于他的坦露胸怀。甫见，他就细数生平所挨受的种种嘲弄，不管生活，文坛，职场都身陷四面楚歌，仿佛全无立锥之地。话中夹杂人物花名之多，我常常要问，那是谁啊？一再借出双耳，有时听得头昏耳震，只想喊卡终止；有时，则不免惊叹于眼前人如此伶俐聪敏，凡事入口即活灵活现。听见金句连发时，我总是事后总结一句，写下来，你一定要写下来，那就是魏晋风度，一部《世说新语》了。可是，有些嘲讽诉诸文字即失分寸，用以形容小说人物更容易流于扁平，我曾暗叹，〈蕙风楼鬼话〉的一部分写坏了，对人物嘲讽得太过分（此中有我们皆熟悉的朋友）。扮演了听众好一些日子，始知要心惊：万一他日交恶，我该怎么办？那时，他已经遭受巨大变故多年，有家不能轻易归得，只有在外挨磨至夜深才能偷偷潜返。我们总是送他到邻近地铁站，好辗转赶搭末班火车回遥远的万挠。望着那独自走远的身影，心里只想到：那是沦落红尘的布袋和尚，以文字度人。白昼课后踏出他执教鞭的独中校园，吉隆坡便是他遭受贬谪的闹市。他或会找家快餐店买位置爬格子，或钻入网吧回电邮；有时人累，索性买张戏票入场午睡。有一回周六约见于茨厂街，薄暮中才逛一半，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下，便混入人海半晌才折返眼前，手上已经拿着一份《南洋商报》，他急忙卷起放入背包。想了一下，我才回神过来：是的，夜报有他周日的专栏，他应该有剪报收藏的习惯吧。那时，他在《Newswire》发表〈雌雄窃盗前传〉，将一个“偷”字演绎至极致，我拟了一篇短评投稿助兴。听他说有一部长篇压箱已久，尚未公诸于世，只有一叠稿纸的面目，我自告奋勇要帮忙电脑打字。他支支吾吾，说字体太潦草了，一再推绝。直到几年后的2006年，我才跟一般读者一样，终于得窥《盛世天光》由台湾麦田出版。至于谁帮这位终生几乎手写的小说家长篇打字，我一直期待有心人挺身解谜。（三）租约一满，速速然搬离火炉小房，我却搬到更高的另一座山坡上，那是传说江湖老大自建的独栋三层楼房，格局仿香港山顶豪宅，依足风水格局。台基下建有不设门的车库，却用来堆满剩余建材，有一度还任由我的老摩托停泊。从基座算起，我住跟几位学生合租的二楼单位，访客得爬上屋旁至少三四十级的楼梯，才能敲门或敲窗（没有门铃）通报。他去世后，我才乍然惊觉：当时只道寻常，从未感谢过岁月的允许，年轻健壮的他才能挺着庞大的身子一层层爬登而上，就为了来新村跟小他7岁的小弟相聚。 2002年某个下午，他来我家以后神色凝重，说，我想借你的地方做一件事。我说，没问题啊，他随后从背包拿出一叠纸，趴在冰冷的云石地认真看起来。我房有一桌二椅，客厅也不乏一桌数椅，就是全屋找不出一张沙发，实在招待不周。突然，他抬头说，你看一下，这两个字有什么问题？那是后来台湾一方出版的《槟榔艳》校对稿，“斜签”二字被无辜划圈。这是古典常用词，《红楼梦》也用过，何来问题之有？一时，我们只能同声共叹，下一个世代似乎不太接触老祖宗的文学遗产。显然，他一直嗜用“斜签着身子”，不爱写“侧着身子”，往后也有文稿作“斜欠”。（1月6日续）相关文章：【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下）【悼念李天葆】林方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悼念李天葆】龚万辉/天葆遗事【悼念李天葆】林健文/瑰丽的南洋遗韵

5月前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惆怅

近来常在车来车往的繁忙马路上看到三两个兜卖番石榴的小贩。他们手里拎着的番石榴是一小袋一小袋地分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并且已经削好皮切成大小适中的片状。见到前面交通灯转黄，车流慢下来时，赶紧凑前去兜卖。这些兜卖番石榴的小贩，几乎都是统一着装：长袖T恤，长裤，戴鸭舌帽，而且还是最遮阳的那种。这当然不是制服，而是大热天，烈阳高照下，持续在马路上跑来奔去，确实是酷热难耐。坐在车里的我每次都很留意他们，是想看看在车龙如流水的马路上，有多少人买他们的番石榴，而那又是些什么人？却总不见有较下车窗帮衬的人——没生意呢，我心里不禁为他们着急。我之所以上心，是意识到他们都是异乡人，都是为口奔驰的一群人。而这营生看来又是如此惨淡，还能继续下吗？可情况竟然是他们的身影不仅没消失，还似乎有日益壮大的趋势——我没看见，不等于没有帮衬的人。而现实是：生活是艰难的，人生只有快乐和痛苦两种。绝望不至于，快乐也不是常常有。但比较起来，快乐多些或少些，总算是有的。当然，我的这些所谓换位思考，即使不是悲观也是妥协的，从中感觉到有种淡淡的忧伤。仿佛生活的艰难在于一切都在衰退没落中。可转瞬间却觉出，不是这样的，如今的社会，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回想过去，再对比今天，你会发现在在马路上奔来跑去都不是那回事了。至少他们都是成年人。时光倒流二三十年，在网际网络还不普及的八九十年代。每到跑马和万字博彩开彩日，在晚报还没来得及送到报摊之前，交通灯前，穿梭在马路上的是一些小孩，年龄最大也不过是十一二岁左右。手里拿着一叠影印的“开彩成绩”，竞相抢扑到车流中去，口里一迭声称：马票、万字！经过的车流，十之八九会有一只手从车窗里伸出来——生意可好着呢。没人会在意阻不阻碍交通，更没人在意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那时我就一直在想，买马票和买万字的人有这么多吗？可想深一层，其实也很简单。人生是个很艰苦的过程，而现实与梦想是分不开的。下注等于买个希望，不妨呀，万一中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再夜一点，夜报送到了，这些孩子们于是转卖夜报，却把夜报管叫“马票报”，一样生意兴隆。我很怀念有夜报的那些年月。晚饭后出去散步，顺便买份夜报，到家先看标题，然后选择性大小新闻约略看一下，就像处理日常事务那样必然和自然。更怀念的是书报摊，那是个回不去的年代。愈往后看，愈多解不开的情意结。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处都是书报摊。那些摊位有些是依附在诸如海味铺、金铺、布店、咖啡店的边上。“依附”一词，是我姑且称之。因为那些书报摊是在店铺的旁边增建搭出来的一个有篷的长棚。书报摊，顾名思义，除了卖报纸，也卖书。最多的是杂志，那年代的杂志港台的占大多数（本地出版的也有五六种吧），文化、艺术、政治、文艺、娱乐、妇女、家庭，各种各样多不胜数。香港的娱乐杂志，光是电影类的就有好几种。而文化、学术、思想类的，我偏爱《明报月刊》。金庸、胡菊人、戴天，董桥，是那时的文化名人。还有美丽岛事件，看得我一愣一愣，一知半解。《姊妹》最火，是妇女洗头电发时必看的杂志，每期都有亦舒的小说。台湾的《皇冠》也不遑多让，有琼瑶的小说。那时仿佛是言情小说的天下。而另一边厢也有比较小众的《现代文学》月刊、《当代文艺》月刊，像白先勇、陈映真、林海音、徐速、刘以鬯等作家的作品，也是在那个时期接触到的。当然还有我们本土的《学生周报》和《蕉风》月刊。那是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奶水和摇蓝，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我的惆怅是，在那个年代，文学杂志是可以摆在书报摊上让路过的人随手买的。而如今的社会，样样科技化，是所谓走在时代的尖端，但这尖端是怎样的一种走法？书报摊没了，即使有也变质了；文学杂志没了，不是因为衰退没落，而是真的没有了生存的空间，绝迹了。相关文章：【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我们这代的认同——给一位中国研究生回的信【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浮想联翩【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2年前

【读家说书】王晋恒 / 读梅淑贞：以文字叠累而起的生命厚度

编按：今年，资深作家梅淑贞将60年代笔耕至今的作品结集成册，出版了一丛“大书”（共7本），可谓马华文坛大事。年轻作家会如何解读呢？截至截稿，我已经阅毕丛书中的前4本：收录前辈作家梅淑贞（以下简称“梅”）早期诗作与《红楼梦》相关专栏的《梅诗集》；涵盖诗、小说、散文、翻译与书论等文体的《人间集》；以杂文为主的《游花园》和《无重点》。原也不太熟悉梅的书写主题与风格，但通过这4本丛书，却能趋近这位在马华文坛深具影响力的前辈作家，让我这个后辈也能“胆生毛写巨人”。我想这也是7本文集同时出版的意义之一，横跨一甲子的累累硕果，再度展现读者眼前，可见作家毕生的关怀命题与风格嬗变。 ◢多语兼通的多栖作家一位不断输出的作家，必也是一位勤勉的读者。梅只要外出超过一天，必有至少一书同行。她谓之“求生守则”。谈论作者的渊博学识之前，我想从她对语言的敏感度说起。梅的母语是台山话（“母亲是一生只说一种语言的母语忠贞分子”），而台山话系出粤语，加上作者在福建话为主的槟城长大，本身爱读外文书，成就她纵横各语种的能力。引人入胜的语言趣谈，皆可从杂文中读到。印象深刻的包括作者中五那年竟将“离骚”与马来语的risau作牵连，用她的话来说，那便是“人生第一课的华巫比较文学”。自此，她在多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挖掘它们的互通与差异。举例来说，〈马来国骂〉（出自《游花园》）所提到的政坛celaka风波虽早已成过眼云烟，但文章对“kaki bodek”与中文“托大脚”的异曲同工，兼及各类犀利马来骂词的分析，至今读来仍谐趣迭出。当然，那些毕竟只是趣谈，梅写得更多的则是对翻译作品的评析。比如〈译人者人译之〉分析张爱玲翻译自己作品时的取舍，同时批判Julia Lovell英译〈色，戒〉的种种缺点。作者视粤语为瑰宝。〈火烧旗杆与其他〉回忆李大傻说粤语故事时穿插的歇后语，并以趣味横生的行文说明歇后语的生成逻辑。谈及外国明星的译名，作者认为粤译较优，“读来就如港人般麻利”。时值2010年，“推普废粤”引燃“撑粤语”运动，梅以文章发出抗议之声：“有两把口的大小官，大概也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竟然不知死活将广东话视作有欠教养的方言……” 梅的杂文以文字观察社会现象，从中读到她的态度和立场——她直批陈最良为“腐乳”，事关他视〈关雎〉为其女弟子的训诫；认为邓丽君唱的〈水调歌头〉真为“水调”，因为“苏东坡才不会创出靡靡之音”……小时候因痴迷披头四而挨巴掌，但仍坚持“这世界该允许异见，即使只是音乐。”扩而言及文学，她认为“其宗旨也不是要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是打开我们的心灵，以更开放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观点，来亲尝其甘，或是其苦。” ◢编辑甘苦谈与马华文坛后来，她秉持这种精神成为《蕉风》的执行编辑。从她的散文，我们读到那个年代经营文艺刊物之不易。她唤《蕉风》为“宝宝”，认为编辑“充其量只是一个等着看有什么配料便烧出什么菜的厨师而已”。〈一日工作十四小时〉回忆在她接手《蕉风》以前，张锦忠与紫一思诸位前辈参与编辑时所背负的身心重荷。那些年当执行编辑还需兼顾画版，从摄影画报找插画等繁琐工作。梅还追忆起当年由于印尼禁止进口中文书，紫一思为将《蕉风》“走私”到那里所采的拆骨断筋之法——刊物被拆开两份，分别以书信寄出。原以为阅读风气低迷是今时现象，通过梅的文章，才发现以前的杂志也不容易做。〈出版的困境〉罗列几大出版业所面对的难题，分别为功利主义盛行、影视文化入侵、找寻消遣容易、精神生活降低等，并提供解决方案。梁文道曾经提过写时事评论的悖论——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时评当然也容易过去，“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便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遗憾的是，梅所提到的出版苦境时至今日，仍是“屹立不变”的事实。提高阅读风气谈何容易，至少仍有一群爱书人士用心经营。梅时时捡拾记忆碎片，挂念曾与之并肩前行的文友。回首梅所处的年代，我总认为彼时“高人突起江山如画”（化用自梅的文章）。2013年我有幸在中学文艺营认识何乃健老师，浅薄的印象中他总是不愠不火，慈蔼平和。然而通过梅的散文，我才得以一窥他作为愤怒诗人，参与印度组织举办的Interlok抗议大会时的形象。梅娓娓道来孤身远赴吉隆坡的年少岁月，幸有姚生（姚拓）与刘哥（白垚）接应，所以老来每每路径当年第一个落脚的友联出版社旧址，总是会“感到特别寂寞”。她不敢摄影，生怕把该处晃荡的幽灵带回来。记忆仿若幽灵反复重临，梅感慨：“原来过往一辈子的时间，多用在怀念斯人斯事和旧园故土，以及曾经看过的那些书。”更戏言自己为“前朝遗老”、“食古不化的守旧派”（其实她很in，很新潮，是周董的歌迷）。为了留住旧时光，她也花了不少篇幅书写故乡槟城，“立意为我城造像，趁记忆里的往昔尚未消退之前。”所以在她笔下，读者回到昔日的槟城——发现原来Gurney Drive在Gurney Plaza与高级公寓林立以前，有一座座白宫般壮观的古老豪宅；试图重构国泰、奥迪安、首都等老戏院风光营业的旧槟榔律（Penang Road）；考究Armenian Street街名的历史渊源…… ◢青春焕发的诗心巨大的孤独感无以排遣，她曾直写“吉隆坡有一百万人又怎样，我一个都不认识。”但诗作为私密情绪的载体，抒怀言志的体裁，则见感性多情的梅淑贞。“惟我眉尖的初实／尚悬于青色的空枝”这一句诗，或许足以形容她的早期创作状态。她的少作颇具古意，“谁人盘坐岩崖上／餐我秀色苍苍”使我想起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她早期的诗亦大有悲天悯人的意味，比如〈花语〉不忍“千万朵娇娆／也被重型的机器压缩”，成为香水；却也已经开始展露不屈精神——〈孩提〉写“纵冰纵寒纵冻纵酷皆不伤／不伤只影形单”；〈陟彼青山〉写“再仰首凌峰的第一株针松叶／黛然地盘根在我自信的黑眸中”。梅认为：“能使诗人挺起脊椎的，除了尊严外，便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了。”她不屑任何教条主义、僵固的理论或是权威，认为诗是诗人纯粹的观点结晶。《人间集》收录较后期的诗作，便彰显诗人的抵抗意识——她想在“大地的白茫茫中寻找／酷寒里的美丽／人的尊严、美德、友爱、深情、关怀、与信赖”。面对冥冥天意，她决意与之周旋：“就让我依照着这指引／匍匐去吧”。谈起梅诗，自然避不开《红楼梦》，因古典作品丰富了梅的性格，构成了梅诗的精神底蕴。原来梅与我一样，都是“拥黛派”，然而当她看不过眼有些红楼研究诬赖薛宝钗，亦会拔刀相助，条理分明地提出各种证据反驳该论说（详见《梅诗集·咏絮才人的结局》）。专栏《红楼寻诗》除了收录评论文章，也有她为金陵十二钗各赋的一首诗，借她们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鉴赏《红楼梦》的诗，也总能旁征博引，将其拆解成易懂却不俗气的白话。梅常自比《红楼梦》中学诗的香菱，像刨黛玉的诗那样，猛读各个名家的诗。她曾反问：“试问有哪一位曾跃跃欲想要成为诗人的文青，没有经过捧着心仪诗人的大作，反复沉吟观摩学习的阶段？”更坦言年轻时也曾因循经典，参考牧羚奴的诗作，东拼西凑写成〈召唤〉，不小心成为抄袭猫。幸而，后来她也走出了自己的诗路，完成香菱所完成不了的——从前人的诗的束缚中解脱。 ◢小说布下的叙事迷阵创作多面在处理不同文体时，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梅的短篇小说不占大比重，仅在第二本书《人间集》读到，却在风格、语感、氛围等方面与其他文体断裂得最明显，充斥意识流、魔幻现实、超现实等表现手法。〈幻想〉、〈梦是一件事炸弹是一件事〉等作品画面跳接频繁，仿佛带读者走入镜像矩阵。情节离奇怪诞，匪夷所思，比如“两个警察左右两边的把我押上警车。警车乃作癞蛤蟆状，开车的是一只肥油四溢的猴子。” 〈衣箱〉描述主人公被一个奇异，有眼的衣箱监视，小说所营造的压迫感和恐怖气氛缓缓渗入读者的每一个毛孔。梅短篇小说中出场若干次的“魏企仪”是一名知青，时时借哲学概念叩问人生在世的意义。有没有可能，那是梅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化身？梅在散文〈大隐于市〉中曾写过：“如果我还打算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认真的‘走入生活’是必须的。”梅的小说深具人文情怀，虽然不是“议题先行”的作品，关怀女性的意图并不明显，却也在〈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揭露男性看不起女性太认真、感情用事时，自以为是的可恶嘴脸。 ◢知性与幽默兼容的杂文梅的丛书寄到居所以前，曾和文友漫谈对梅及那年代作家的粗略印象。我们都为他们博览群书，可以读透原文书的能力而折服。而我，正好来自梅所谓的一首元小令〈天净沙〉也只读半阙，教育水平低下的世代。于是阅读梅的丛书，其实更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收获文学书以外的视野。她写道：“我的杂学向来无甚市场，虽然多是有根有据依书直说。凡是怀疑并非坏事，至少可以证明自己不是3岁小孩。”她的游记多见批评，直言古晋的古庙翻新重建后，“只见上上下下一片金碧辉煌，豪华过了头反显得俗艳”。槟城入遗后，战前老房子经过大肆整修，她认为只是充当门面的“花洒”（façade）。〈独裁主义者〉一文，即是对新马政治生态的观察，借口香糖禁令反思个人自由和国家繁荣何者更为重要。文末表面称赞至少新加坡官员都很干净，实则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氛下，巧弹弦外之音——“也没有父母官或老师会喝令非其族类，回去‘本来的国家’。” 另外，杂文〈有凤来仪〉从熊猫的名字谈起，竟能旁通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香港“一楼凤”、粤曲〈凤仪亭〉；聊起数字7的迷信，融汇波音777、MH17、诺亚方舟7月17日停在阿拉法山下、广东俚语“唔理三七廿一”等杂谈；听徐佳莹〈身骑白马〉和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则化身历史老师，分享歌曲中的各种典故，及至纠正错误的史实；谈穿越，物理学的《时间简史》、无序状态（Entropy）、电影《回到未来》、《超时空要爱》、《月光宝盒》、《仙履奇缘》信手拈来。果真，她是一个“背书比吃生菜更容易”的人（作者语）。如果梅愿意，我相信梅也能胜任脱口秀演员。幽默脱胎自学识，而梅的杂文总是不期然地“抛梗”，戏谑别人，也不吝于自嘲——〈玉容寂寞〉中的她，听着蒋勋念“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一边吃软绵绵的麻糬，竟然联想到杨贵妃形象；想起〈武陵春〉的双溪位于金华，她写道：“我一看便眼睛发亮，因立即想起难得的金华火腿，真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这样的“扯淡”功力，脑中的知识库还真需要有所积累才行。 ◢结集少作，回顾个人史常常反思少作的出版意义，但毕竟我的阅历尚浅，也不容断言自己是否已经脱离“少作”阶段。阅读梅的丛书，其看待少作的态度或能提供参考。她也曾“在过去那50年不敢也不欲重看那些‘杰作’”，如今将许多旧诗文再版收录，让她“反而有种天人合一的圆满感觉”。她在《人间集》序中写：“新的《人间集》有很多篇章，甚至可以说是后大部分的篇幅，是‘吾不欲观之矣’的文字。不想重睹的原因相当复杂，是自觉太过幼稚，或是自视过高目空一切，或是不知死活乱发噏风，又或是如同跳脱衣舞暴露太多，虽然写的时候很荡气回肠。”然而，那些近乎散佚的文字，例如〈阿杨，唉，阿杨〉却意外让梅想起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少作的结集，何尝不是个人史的回顾与保存？如今梅的7本大书顺利面世，内容扎实，题材多元，涵盖作者多年创作的亮眼成绩。本文只截取一个大致印象，尚有诸多精彩细节与情节，唯有亲自购书阅读，方见真章。梅淑貞另3本新書：相关文章：牛忠／梅诗集【陈瑞献特辑】梅淑贞/因缘殊胜

2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在新纪元的图书馆内，竟然还找到谢冰莹一本非常薄小的小说——《爱与恨》。借了出来，翻到末页，看到“赠书单位”上记录：陈川波先生。陈先生笔名长河，也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五届毕业生，于70年代初期负责编辑《Newswire》五个文艺副刊。2015年，新纪元设立“方修文库”，乃是经时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的陈川波穿针引线。谢冰莹于1960年离开马来西亚返回台湾师范大学任教，陈川波则于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就读时期还是校内重要刊物《大学青年》的编委。陈川波当年读了谢冰莹的小说，他的文学启蒙显然来自走入华校的中国现代作家。 1960年代初期的南大校园，乃至整个星马文坛，文学氛围浓厚。这时期走入南洋大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三位。她们虽然在大学里教授国学／古代文学，但她们本身积极创作，发表至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蕉风》，又到新马各地演讲，结交文友，亲自带领学生投入创作，甚至在本地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台湾中兴大学罗秀美老师早有长文〈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锺梅音的南洋行旅〉，对这几位现代作家的南游踪迹作出很好的剖析。她们在星马生活3至5年，日子不长，来去如风，却铸成印刻。诚如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之于云南园，谢冰莹则是属于太平湖的。她抵达太平华联中学执教以后，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南来的中国现代作家更努力地融入本土社会。1961年，她回到台湾，首先出版《马来亚游记》，书中收入多篇她对太平湖光山色的细微观察——“游太平湖最好的时候，是清晨、黄昏、月夜，和细雨蒙蒙的时候”，可以想像这位作家如何沉浸在昔日的太平湖时光。书中还有一篇〈马来亚侨胞的口语〉，谢冰莹胪列出本地社会惯用的口语方言，让 “想来马来亚的朋友们做个参考”。在这列表当中有个很玩味的词汇，即“来的”。谢冰莹发现本地人惯常地在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上“来的”。好比说“她是作家‘来的’”、“这是什么‘来的’”……似乎都是耳熟能详的星马华语，谢冰莹老早就注意到了。今天，广东话也常有类似词缀，例如“乜嘢来噶”，“佢系先生来噶”……其字意虚化，却是日常用语。谢冰莹还没离开太平之前，上述提及的中篇小说《爱与恨》已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她在太平中学执教时的情况为背景，写的是一中学生因女友出轨而闹出命案，自毁了前程，打击了母亲。轻薄的小开本，内附插图，吸引了阅读目光，谢冰莹强调通过文学来教化中学生。早在1950年代，谢冰莹已想到太平这地方来。她在新加坡作家张逸萍的散文《希望》序言中提及：“说起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台湾师大中国文学系，选修新文艺习作的，有一位马来亚学生，写了一篇〈太平湖之恋〉，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小品文，真是如诗如画；我为这篇文章而陶醉，脑子里，常常会出现太平湖的影子，后来我去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可以说，也与这篇文章有关。” 还未抵马之前，谢冰莹已将小说投稿至《蕉风》。之后到了马来亚，更是积极，她在《蕉风》的文章，一是她旅居马来亚时的散文创作，另外则是她对文艺理论的写作。当时除了《蕉风》之外，还有《文学周报》，两家的编辑团队也是马华文坛主干，包括姚拓、白垚、黄崖、黄思骋等。谢冰莹亦被姚拓邀请到《文学周报》在福隆港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算是和马华文坛文学爱好者首次“亲密接触”。谢冰莹是在此次讲演后再度萌起写小说的念头，《爱与恨》即是当下的产物。这批“民国作家“的到来，在某个程度下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姿彩，南洋对她们而言无疑是家乡和域外两地之间一个过渡的据点，当她们带着前半生的文学积累来到这里，南方暂且成了她们文人雅集的场域，不管是她们和南来文人之间，还是她们和马华文坛／文人之间，这座半岛的日常滋养了作家们的生命。

3年前

刘放/一家亲的文艺圈

日本南侵，继以中共统治大陆所激起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可证诸于英国殖民之下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的马来西亚，以及在1965年从中分离出来的新加坡或星加坡。后者虽曰一分为二，其后多年的民间交流仍然频繁。在加拿大的“北美星马同学会”，在台的“星马留台同学会”都没改名。在星马本地华文文艺圈的交流，依旧是“星马一家亲”。这个观察乃根据个人的记忆与经历，和以下几本中肯中立的著作：林春美、马仑、黄锦树等。基本上，这儿仅选取至2013年仍有文艺作品发表的老辈作者群，或稍有例外的旁及。但暂不包含鲜从事文艺创作的文学历史、评论家。群中极受两地作家仰望的有槟城的温梓川、萧遥天、Newswire的方天、孟毅、连士升。中生辈且著作经常上报的作家，不论地区，有陈慧桦、李苍、林木海、萧艾、淡莹、山芭仔、温任平、鲁莽、周唤、马汉、周灿、林方、英培安、陈瑞献等等。诚然，马仑于1979年所编著的《马华写作人剪影》及随后的修订版，不偏不倚，几乎包揽所有上世纪80年代前的马华作者，不论其左右翼。当年的好几位文青创立过海天诗社、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五月诗社等。甚至还有收购报馆以提倡文艺的文青。由于我在1970-80年代忙于学术本科的研究和教学，几乎与星马文坛脱节了。故这时段纵是我的学生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中已享誉星马文坛的有尤今、梅淑贞、马盛辉、潘正镭、希尼尔等。值得一提的，也算例外的是出生怡保的南大中文系的尤今（谭幼今），她已出版了两百多本散文小说集，有不少还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显示星马文坛已逐步离开冷宫文学的阴影了。怡保的潇凤，身居国际汉诗社的副主席，在提升大马的文艺国际性，可谓任重道远。据悉，黎紫书、梁靖芬也正往这方向进行，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可能在1980年之后才出道，因在马仑1979 年的书中并没提及此四名作家。拙作《与智者愚者同行》（2019）或略有补充。写作人野餐会我虽没正式参加过星马各类诗社的活动，却参加过学生周报暨《蕉风》举办的作者聚会活动，如第一届的“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时为1961年3月18至24日，地点是波德申的清风阁。另还有一次是在邦咯岛。我在前个集会上认识了许多各地的文友如鲁莽、端木虹、马汉、辜健智、冰谷、年红、慧适、陌上桑、游汉炳、游汉维、张齐清等等。丁善雄那次受邀但没出席。会后出版了纪念刊，内包含了十多幅活动图片，以及36名参与者60年前的肖像。之后好多年他们还活跃于星马文坛。马汉在追悼张齐清一文中也报道了全部参与者的姓名，以及他们俩为落实发展文艺的意愿而收购了霹雳州的《建国日报》。他们之间更不分彼此，更遑论星马分隔，皆把感情浸淫于文艺中。不亲的倒是互相猜忌的左右翼文人。由于报刊多接受同翼文人的稿件，投稿人可说没多大的选择。那是上世纪的事了。在1950年代的星马文艺圈里，文艺活动多附属于报刊，偶有杂志。该时代的《Newswire》左倾，《光华日报》右倾，《南洋商报》比较重商。销路较广的文艺刊物有《蕉风》和《学生周报》，两者皆被视为反共或第三势力的刊物。这些刊物几乎全由中国本土或香港南来的报人、文人所把持着。大家比较熟悉的便有方天、连士升、李星可、力匡、原上草、黄思骋等。他们的政治背景被分成三大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中立的第三势力。顺理成章的星马的作者便被冠以左右翼等之称谓。而出版《学生周报》和《蕉风》的友联出版社则左右不属。星马分家后，两家大型的华文报章也逐渐各自改变编辑的方针，以适应国情。新加坡原来的《南洋商报》和《Newswire》更直接地合并成为《联合早报》。虽曰国别左右翼的老牌文人已逐渐趋向左右逢源的境地，两地的文青却以国别的作家协会彼此划定奖励的底线。个人在六年级时便参加学生周报社（1969年后又改称为学友会）的各类文艺活动如合唱团、办壁报的文艺组等。与许多会员一样，我对蓄意赞扬劳工的诗文作品不太感兴趣，只因那类诗词过度的口号化，与政治倾向无关。台马一家亲际此，值得回忆的亲家多年后似乎已被“台马一家亲”替代了。大马旅台文艺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陈慧桦、林绿、黄锦树、张锦忠、李有成、钟怡雯等约三十多名文艺作者的作品，出现在黄锦树等三位于2014年主编的《我们留台那些年》。接下来于2022出版的巨著《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中，其文青数量激增。虽然他们好些已选择定居台湾，却经常回娘家，更经常为大马报章撰稿。总之，与星马本地文人之交流非常融洽。诚然，这儿并没提及台湾更早期的著名文艺作家如余光中、司马中原、痖弦、琼瑶、李家同、张系国、李敖、柏杨、龙应台等。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星马很流行，有位也被引导编选过【南洋文艺】专辑。可惜他们中有完全不熟悉星马文化的，或有视星马文艺为冷宫文学，或有从没写过文艺作品的。文艺本质本来就不是科学，但编选不科学的文艺作品却须科学化，岂可蓄意以偏概全？多年来他们所选编的星马文艺全集，全不全？本文仅涉及经常撰写诗歌、小说、散文的文艺作者。专攻文学史料、编撰他人作品集、时事评论的专家，可另文讨论。

3年前

【如意安详】词客飘蓬/何国忠

“余抵星加坡，即居舅氏别庐。别庐在植园之西，嘉树列植，景颇幽胜。舅氏知余性疏懈，一切无訾省，仅以家常琐事付余，故余甚觉萧闲自适也。”这是苏曼殊小说〈绛纱记〉句子。〈绛纱记〉讲情爱劫难，前后出现4个故事。其中叙述者昙鸾和五姑在新加坡相遇相知，因为昙鸾舅父破产，五姑父亲将已论婚嫁的恋人拆散。昙鸾和五姑私奔，北回中国。这段情缘有南洋风情，缩小我们和小说人物距离。在悲哀的故事中，我自寻区域趣味。苏曼殊提蕉风椰雨，文字虽然不多，类如“时见吉灵人焚迦箅香拜天，长幼以酒牲祭山神”，放慢阅读速度自然不过。叙述者说舅父所开糖厂，“重要之任，俱属英人，佣工于厂中者，华人与孟加拉人参半。余默思厂中主要之权，悉操诸外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记之职，亦非华人。”那是20世纪初马新工厂现象，与其说华人媚外，不如说是政治现实。地域书写只是蜻蜓点水，作者志不在写实。〈绛纱记〉内容横跨新加坡、香港、苏州及上海。情僧情根难断，爱讲俗世和净土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偶然路过新加坡，随手拈来为情节发展铺陈。柳无忌〈苏曼殊年谱〉记苏曼殊1909年8月，“至上海，晤蔡折服，旋游西湖。南巡星加坡诸岛，遇庄湘及其女雪鸿。《燕子笺》英译成。”苏曼殊离国乘船去爪哇，转站新加坡，在船上遇西班牙籍老师罗弼·庄湘和女儿雪鸿。 1896年，苏曼殊在上海教会学校求学，庄湘为英文老师。他有慧眼，对苏曼殊特别关照，雪鸿和他也谈得来。船上相逢，触发苏曼殊不少创作灵感。苏曼殊在新加坡病倒，进了医院。庄湘父女目的地是欧洲，但却留下照顾苏曼殊，等他出院后，才乘船西去。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这是苏曼殊当时所写〈题拜伦诗〉，讲拜伦也讲自己。拜伦和苏曼殊属聪敏伶俐型，二人性格相近，愤世嫉俗，率真不羁。他们渴求关爱，情绪不稳，内心经常涌现与生俱来的空虚和焦虑，顾影自怜。拜伦对生死、爱恨以及孤独感的书写，打动苏曼殊心灵。拜伦经历不少飘泊生涯，他离开英国久居希腊，无家可归的心情和苏曼殊极为相似。苏曼殊崇仰拜伦，理由不难理解。到泰国和斯里兰卡习佛苏曼殊在《断鸿零雁集》记说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拜伦诗“雄浑奇伟，今古诗人，无甚匹比。”他用英文写〈潮音序〉时，形容“拜伦的诗犹如使人兴奋之酒，喝得愈多，愈能感受其甜蜜魔力。”拜伦的真诚是其美感力量的来源，“他的生命，是用爱情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 〈题拜伦诗〉有小序说雪鸿“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伦遗集一卷，曼陀罗共含羞草一束来见，且殷殷勗以归计。”雪鸿也喜欢拜伦，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谈及拜伦作品，促使苏曼殊着手翻译其诗。一年以后给朋友信中，他说雪鸿“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椰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柳无忌所提英译《燕子笺》，也是和雪鸿船中交谈后所起念头。〈潮音跋〉说“甫脱稿，雪鸿大家携之马德里，谋刊行于欧土”。苏曼殊又请庄湘题词，他在写给庄湘的信中说题词“雅健雄深，人间宁有博学多情如吾师者乎。” 苏曼殊在新加坡只是匆匆过客，没有看到和当地文人交往记录。不过说起马新，还有其他事可记。 1904年，苏曼殊到泰国和斯里兰卡习佛，先在曼谷停留两个月，从乔悉磨长老学梵文于龙莲寺，在斯里兰卡则应聘于菩提寺。张国安《红尘孤旅：苏曼殊传》说苏曼殊当年朝圣拜佛路程如此：从上海出发，进入四川、云南、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越南，然后返回中国。苏曼殊回国后告诉朋友各地供养僧侣分别。斯里兰卡民众尊重僧侣，住持每天两次，率领僧众，身披袈裟，敲击法器。居民闻声，献上饭食，跪拜送迎。跪拜被看成是向象征佛教标签的袈裟致敬，所以僧众不必回礼。印度群众敬僧，置水果于门前，供僧饱食，而不许言谢。马来半岛也一样有特色，“在马六甲海峡东侧的雪兰莪州，僧尼不去化缘，而由施主供送，施主每天早晨将米饭、鸭蛋陈于门前，路过僧尼，可以自己取食，无需向主人化募。”读苏曼殊作品心情不易轻松平静，难得看到这些趣味横生的风土故事。

4年前

叶福炎 / 冷战与《蕉风》的時代意义

在林春美教授《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一书之后，《蕉风》所具有文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开始获得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基础。不仅是文学史的某个切面，它几乎参与并见证了整个马华文学史的发展。虽然2016年也曾举办针对《蕉风》研究的研讨会，但如同过去所说的，这方面的学术累积甚少，也一直是待探讨的对象与领域。今年4月，《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种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展现。《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乃集合众人之作，除了来自不同学门的研究者，也有兼具蕉风编辑与研究者双重身分的作者。如此多重的身分交织成不同的观点与视野，也进一步凸显《蕉风》自冷战背景下所创办的时代意义。那些经由文学与政治所交互形成的课题，即黄锦树于绪论指出的：马来亚化（本土化）、现代性（现代主义）、文学的自主性、大众化。论文集的内容一共分为3辑：冷战与国族想像的讨论、编辑的思想及其实践、现代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路径与可能。在辑一的内容，王梅香〈香港友联与马华文化生产〉一文列为首篇，除了是作为一个文学杂志大背景的陈述，借由文化中介理论指出香港友联人于马新的文化实践；而接续着庄华兴与林春美二人则是分别指出，南来文人实践的背后其国族的想像乃是不同路径：前者是左、右翼思潮的角逐；后者是本土的、马来亚化的实践。除了行动者及不同想像的路径，黄国华从【采风】栏位的文本及其翻译，探讨《蕉风》是如何参与并回应当时的国族课题。在辑二的内容中，4位作者分别讨论了《蕉风》编者的写作及其思想实践。贺淑芳论方天的写书主义书写、林春美论白垚的再南洋、邓观杰论黄崖的大众化实践、张锦忠论陈瑞献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些论述分别呈现不同时期的《蕉风》及其时代脉络，与其所需回应的课题。同时，作为马华文学史的侧面，它让原本隐形的文学场域轮廓得以浮现——那些左翼文学的阵营，只是这还有待进一步的探勘与讨论。现代主义：马台的文学交流《蕉风》经常被当作是现代派的阵营。除了预设写实派作为对立面以外，它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存在。如此的宣称，正是黄琦旺试图要反驳的。她认为，马华文学有属于本土的现代主义的可能；郭馨蔚则是指出《蕉风》的一波现代主义展现了马台两地的文学交流，包括了作品引介与思潮推动，当中白垚的新诗再革命是重要证据。从文学接受与影响的角度，李树枝尝试论证余光中在《蕉风》的登场是一种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阶段性发展。最后，张光达的论述可视作为是对现代主义之后马华新诗的一种诊断。

4年前

【陈瑞献特辑】梅淑贞/因缘殊胜

自己心仪多年的偶像竟然会写信来！我高兴得以为是在作梦。但问题也立即来了：除了认得出自己和写信人的名字和另外几个字外，那封以墨水写成的蝌蚪似小小楷，却完全看不出是什么天书。

4年前

【陈瑞献特辑】张锦忠/看七种重彩的云朵── 陈瑞献及其诗歌英译集

十多年前，瑞献提到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有项翻译赞助计划，希望我来译他的诗。后来因我非新加坡籍而作罢，但我们的译诗计划并没有停摆。对我而言，那是对兄长辈的承诺，没有截稿期限，但总是念兹在兹。所以十多年来，每逢寒暑假译瑞献诗都会列入计划工作项目。

4年前

【陈瑞献特辑】李有成/陈瑞献与《蕉风》

我与瑞献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非仅不因时空距离而生疏，反而因年岁日增而益形醇厚，仿如我所见的瑞献近作，早已不拘形式，自由自在，毫无罣碍。

4年前

游以飘/蕉风

无相的你也是无色的暗夜启始咆哮过村庄呼啸过江海转折往东南方向那些船只与码头所谓流动是有所回避无出其右也无出其左肃穆的离别穿过仄狭的削壁从此以后辽阔如边境以外多人之地就在赤道小巧如下午你的吹拂就像飘扬的热带你选择了这条路经验就像波浪翠绿的涌动是一种再生能源摇曳于温婉与热情之间仿佛天启禀告新生活异常为日常在这样一个地方你终于获得本色你的出彩给远近赏识本相

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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