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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

1855年,经过154天航行,在香港登陆后,容闳回到故乡南屏。离家8年,母子相见时,两人流着泪,一时说不出话。容闳说“母亲开始从头至脚地轻轻抚摸着我,以表达她身为母亲对孩子的疼爱之情,这种难以忍耐的担忧和牵挂,至少压抑了10年之久。” 这一年,他27岁,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踏进家门,穿着西装,留着一对八字胡须。到家才惊觉未婚青年蓄须并不合礼。自己的家,不急,过后纠正就是。他向母亲讲述美国生活,说遇许多贵人,日子顺利。他想学以致用,为国贡献。他向母亲介绍耶鲁大学,说那是美国一流学府。母亲听完问:“这个学位值多少钱?” 他回答,受过教育的人拥有更多机会。知识本身就是力量,读书未必为了财富。母亲没有继续谈论学位。“你哥哥比你大得多,都没有蓄须。”她要他把胡须剃掉。 回国之初,他并不完全适应。轮船驶近香港时,一名中国领航员登船。船长请他担任翻译,询问附近是否有暗礁和浅滩。离开中国太久,一时想不起这两个词的中文说法,当场引来朋友取笑。 生疏感没有持续太久。不到半年,他已能重新用广州话流利交谈。但是心情一直不平静,他看到的是让他窒息的中国。 他说两广总督叶名琛镇压天地会起义时,被处死者多达7万5000人。他的住所离刑场不到半英里,他说车道两旁,尸首堆积成山,不见人清理,尸首“明显地在迅速腐烂”。 1860年,容闳前往南京拜访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两人早年在香港相识。会面期间,容闳提出改革中国的七项建议,包括发展工业、设立银行、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等,并表示若获采纳,“愿为马前走卒”。建议最终没有获得重视。 1863年,他转而与曾国藩合作。曾国藩并不介意他曾与太平天国人物往来,委任他为出洋委员,授五品官衔,并拨给6万8000两白银赴美采购机器设备。 此后数十年,容闳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往返奔走。 1872年,他参与筹划留美幼童计划。120名中国少年横渡太平洋赴美求学。1874年,李鸿章派他赴秘鲁调查华工受虐事件。1875年,他出任驻美国、西班牙及秘鲁副公使,官居二品。 中文差却最爱国 留美幼童计划终止后,容闳仍不断提出改革建议,但是毫无作为,1883年他回美国照顾病重妻子。 1895年,应张之洞邀请回国时,他提出普及教育、开放女子教育、设立现代银行制度等主张。许多建议当时没有实行,但后来晚清新政中可以看到不少相近内容。 1896年,他拟订〈仿泰西设立银行条陈〉,希望建立现代银行体系。这份方案后来未获采用。容闳在自传中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乎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 两年后,戊戌变法失败。容闳遭到清廷通缉,先后流寓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 1900年,他在新加坡和丘逢甲见面。丘逢甲赠诗三首,其中第三首写道: “廿载知名久,相逢瘴海春。 亚洲数先达,岭表有奇人。 南出终张楚,西行更哭秦。 风云看勃郁,万里送飞轮。” 诗中称他为“亚洲数先达,岭表有奇人”,不仅是对其才识的赞誉,更是对其一生奔走救国的肯定。 那一年,容闳已经72岁。 容闳的中文并不好。他在自传中坦言,真正系统学习中文不过4年时间。他对中国的感情,是发乎骨子里的文化情愫。梁启超评价他:“舍忧国之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的纯粹爱国者。容闳不仅自己如此,也希望下一代继续完成未竟事业。 1909年,长子容觐影遵父命回中国贡献。后被孙中山聘为内务部技师,主持撰写第一部〈中国矿业条例草案〉,幼子容觐槐1911年遵父命回中国效力,后任广东制造局总工程师兼总经理,获授陆军少将军衔。 我4月中旬到耶鲁,在容闳铜像前照了相后,心里留下念想。6月初到中山,请朋友驱车送我到珠海南屏镇,45分钟车程,早上10时抵达,天气清爽,除了我们,没有其他游客。容闳故居博物馆在大街旁,容易找。馆设5个小房,从赴美求学、留美幼童,到洋务事业与晚年岁月,大致勾勒出他的一生。 展览柜几本研究容闳的著作引我购兴,负责人说已绝版,可惜。45分钟后从博物馆出来,我在门口铜像留影,名字、年份、照片渐渐退远,脑中盘旋回转的是154天航程结束后,母亲见他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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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铜像立于耶鲁大学施德林纪念图书馆里,高度适中,神情沉静,2004年由故乡珠海市政府捐赠。铭牌介绍他是“第一位毕业于北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又说在他推动下,清朝政府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一些循着容闳足迹进入耶鲁深造。 为什么写的是“第一位毕业于北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是“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或许因为1854年毕业时,耶鲁尚称耶鲁学院,1887年才改制为大学。 学院也好,大学也罢,都是耶鲁。1876年,耶鲁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表彰他推动中美交流。容闳对母校也怀着深厚感情。两年后,他将藏书一千二百多册捐赠母校,为耶鲁东亚图书馆奠下基础。 对他而言,耶鲁不只是学术殿堂,也是理想起点。他1828年出生,成长经历与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没有进过私塾,没有系统读过四书五经,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7岁那年,他在澳门一所西式小学读书。后来进入莫里森学校。学校迁往香港,他一路跟随。负责校务的布朗牧师毕业于耶鲁,对这位好学少年十分欣赏。1847年,布朗返回美国,容闳与两位同学同行。 大多数中国人对欧美一无所知,横渡太平洋意味着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3位少年最后走上不同道路。一位因病回港,一位转赴苏格兰继续学业,只有容闳留在美国。1850年,他考入耶鲁学院,4年后毕业。 “第一位毕业于北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容闳重要身分。不过纪录本身意义有限。历史上每件事情总有第一个人。要紧的,是他在人世间是否留下别的,更深刻的痕迹。 毕业时,他在同学留言簿上,恭谨地写下《孟子》里一句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没有因为接受西方教育而轻视自己文化,没有因为身在异国而忘记故乡。他在英文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说早已立下志愿,希望更多中国孩子能够接受新式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幼童留美打开新视野 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鸿沟,他回国后失意多年。在香港学习律师事务,受英人排拒,后到上海海关服务,又因中英职员待遇悬殊而辞职,工作换了又换,最后以买卖丝、茶为生。1863年,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曾国藩。 曾国藩推动洋务运动,二人围绕近代工业建设展开讨论。容闳主张循序渐进,先建立基础性机械制造业,不宜急于兴办特殊用途工厂。容闳后来受命赴欧美采购机器设备,参与江南制造总局的建设。 然而在容闳心中,教育远比工厂更重要。厂房可以不断增建,人才却需长期培养,而国家未来最终取决于后者。曾国藩接受其建议,设立机械训练学堂,并批准幼童留美计划。这项决定尤其令容闳欣喜,因为那是他念兹在兹的事业。 1872年夏天,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此后4年,每年都有30人出洋。孩子大多只有十二三岁,要离开父母,远渡重洋,到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陌生国度生活。容闳安排他们寄宿美国家庭,分散到不同学校就读,他们迅速掌握英语,融入当地社会。 计划只维持了10年。国内保守势力反对声浪渐增,朝廷担心学生“过于西化”,1881年决定提前终止计划,学生全部召回。 这是容闳毕生遗憾。但是并非毫无收获。学生回国后,有人成为工程师,有人成为外交家,有人成为教育家。铭牌中提了两个名字,一是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另一位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国家一蹶不振,19世纪的知识分子处处碰壁,他们或许改变不了国家命运,却为后来者打开新视野。耶鲁替容闳立像,值得。不只纪念人,也纪念跨越文明的理想。容闳没有把耶鲁当作个人成功阶梯,而是努力把自己看到的广阔世界,带回家乡。 我来以前,并不知道耶鲁有容闳铜像,但是置放地点显目,几乎不会错过。容闳晚年支持孙中山革命,1912年病逝于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生命最后10年,他少奔波,居所离耶鲁大约60公里。 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在1886年过世。1909年《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出版,他将书献给两个混血儿子。他勉励他们不要忘记中国血脉,二人后来都按照父亲嘱托回中国服务。 我书架上有容闳自传,另有他的传记几本,我在铜像前站了一会。回吉隆坡时,一定会补上记忆中模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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