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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

容闳铜像立于耶鲁大学施德林纪念图书馆里,高度适中,神情沉静,2004年由故乡珠海市政府捐赠。铭牌介绍他是“第一位毕业于北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又说在他推动下,清朝政府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一些循着容闳足迹进入耶鲁深造。 为什么写的是“第一位毕业于北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是“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或许因为1854年毕业时,耶鲁尚称耶鲁学院,1887年才改制为大学。 学院也好,大学也罢,都是耶鲁。1876年,耶鲁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表彰他推动中美交流。容闳对母校也怀着深厚感情。两年后,他将藏书一千二百多册捐赠母校,为耶鲁东亚图书馆奠下基础。 对他而言,耶鲁不只是学术殿堂,也是理想起点。他1828年出生,成长经历与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没有进过私塾,没有系统读过四书五经,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7岁那年,他在澳门一所西式小学读书。后来进入莫里森学校。学校迁往香港,他一路跟随。负责校务的布朗牧师毕业于耶鲁,对这位好学少年十分欣赏。1847年,布朗返回美国,容闳与两位同学同行。 大多数中国人对欧美一无所知,横渡太平洋意味着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3位少年最后走上不同道路。一位因病回港,一位转赴苏格兰继续学业,只有容闳留在美国。1850年,他考入耶鲁学院,4年后毕业。 “第一位毕业于北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容闳重要身分。不过纪录本身意义有限。历史上每件事情总有第一个人。要紧的,是他在人世间是否留下别的,更深刻的痕迹。 毕业时,他在同学留言簿上,恭谨地写下《孟子》里一句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没有因为接受西方教育而轻视自己文化,没有因为身在异国而忘记故乡。他在英文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说早已立下志愿,希望更多中国孩子能够接受新式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幼童留美打开新视野 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鸿沟,他回国后失意多年。在香港学习律师事务,受英人排拒,后到上海海关服务,又因中英职员待遇悬殊而辞职,工作换了又换,最后以买卖丝、茶为生。1863年,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曾国藩。 曾国藩推动洋务运动,二人围绕近代工业建设展开讨论。容闳主张循序渐进,先建立基础性机械制造业,不宜急于兴办特殊用途工厂。容闳后来受命赴欧美采购机器设备,参与江南制造总局的建设。 然而在容闳心中,教育远比工厂更重要。厂房可以不断增建,人才却需长期培养,而国家未来最终取决于后者。曾国藩接受其建议,设立机械训练学堂,并批准幼童留美计划。这项决定尤其令容闳欣喜,因为那是他念兹在兹的事业。 1872年夏天,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此后4年,每年都有30人出洋。孩子大多只有十二三岁,要离开父母,远渡重洋,到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陌生国度生活。容闳安排他们寄宿美国家庭,分散到不同学校就读,他们迅速掌握英语,融入当地社会。 计划只维持了10年。国内保守势力反对声浪渐增,朝廷担心学生“过于西化”,1881年决定提前终止计划,学生全部召回。 这是容闳毕生遗憾。但是并非毫无收获。学生回国后,有人成为工程师,有人成为外交家,有人成为教育家。铭牌中提了两个名字,一是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另一位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国家一蹶不振,19世纪的知识分子处处碰壁,他们或许改变不了国家命运,却为后来者打开新视野。耶鲁替容闳立像,值得。不只纪念人,也纪念跨越文明的理想。容闳没有把耶鲁当作个人成功阶梯,而是努力把自己看到的广阔世界,带回家乡。 我来以前,并不知道耶鲁有容闳铜像,但是置放地点显目,几乎不会错过。容闳晚年支持孙中山革命,1912年病逝于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生命最后10年,他少奔波,居所离耶鲁大约60公里。 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在1886年过世。1909年《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出版,他将书献给两个混血儿子。他勉励他们不要忘记中国血脉,二人后来都按照父亲嘱托回中国服务。 我书架上有容闳自传,另有他的传记几本,我在铜像前站了一会。回吉隆坡时,一定会补上记忆中模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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