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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

6天前
她八十七岁。中度失智,还认得儿子,只是不太说话。平日需要助行架才能站起身,能自己吃饭,但上下厕所都要家人搀扶。已经好几年没有离开家门,生活离不开照顾,却也算安稳。 那天清晨,她右手右脚突然无力,说话含糊,意识模糊。送到医院,确诊为阻塞性中风。接下来是争分夺秒的评估与抢救。第一个关卡,是溶栓。价值不菲的药物一滴一滴进入她瘦弱的身体,家人站在床边,满怀希望。 第二天,她没有好转。脑部阻塞转为出血,清醒度更低。医生说明情况已来到第二个关卡:是否插管,进入加护病房。插管可以维持呼吸,但以她的状况,即使保住生命,也很大可能无法清醒;若七天后仍无意识,就要做气管切开。大多数情况下,将长期卧床,以鼻胃管进食,反复感染,压疮、肺炎、血栓接踵而来。孩子们沉默片刻,还是点了头。 重症病房里的日子,被数字与仪器主宰。第三天发高烧,用上抗生素;第四天血压下降,心脏功能衰退;第五天肾功能恶化,若再恶化就要洗肾。她撑了过去,血压暂稳,却仍无法自行呼吸。医生再次召开会议,第三个关卡:是否进行气管切开。“做了喉管,情况还是一样,只是比较方便抽痰。”家属仍然选择继续。 手术后,病情并未明显改善。她偶尔张开眼睛,却无法回应;不能说话,不能进食,一侧瘫痪,另一侧只能微微移动。每一两个小时需要抽痰,白天尝试脱离呼吸机,夜里又重新接上。三个星期过去,说不上恶化,也谈不上好转,只是需要极大的医疗支持,来维持着那一点点呼吸与心跳。 第四个关卡很快到来。白蛋白下降,肺部积水。医生建议放置引流管,把水抽出来,但水仍会再积。家人还是答应了。第四个星期,她来到第五个关卡,她再次感染,血压再降,肾功能持续恶化。若继续治疗,需要洗肾,但风险极高,心脏可能承受不住。 我看见家人的疲惫。起初,他们一天来三次,每次两小时;后来一天两次;再后来一天一次,有时五分钟,有时十分钟。病房里,机器的声音远比人声更清晰。我和他们谈起人生,谈生活的质量。他们没有争辩,只是静静听着。 当医生再问:“要不要新的抗生素?要不要洗肾?” 孩子们终于说出那句藏在心里的话:“我们看到妈妈很辛苦,不想再继续折磨她了。” 我们把她转到普通病房,让儿孙围在床边说话、握手。她偶尔皱眉,我们用吗啡减轻不适。没有再抽血,没有再增加新的药物。几天后,她安静地离开。 医学上,每一步都有依据;每一项治疗,都可以解释得通。但回过头看,那些插管、抗生素、引流管、呼吸机、准备洗肾的评估,真的让她更好吗?还是只是延长了一段无法言说的痛苦? 很多时候,家人不是不爱,而是太爱。害怕后悔,害怕被说不孝,害怕“如果当初多做一点,会不会不一样”。于是一步一步走进越来越密集的治疗里。但当家人放不下,承担治疗的,却是病人。有些治疗能挽回生命,也有些治疗,只是在延长一个无法回头的过程。 爱本来是希望对方好。如果一项医疗决定,无法改善清醒度,无法恢复尊严,只是不断增加侵入与疼痛,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问一句:这是为了她,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放手,并不是不爱;缓和治疗,也不是放弃。那是一种承认:承认生命有终点,承认身体有极限。不要让爱,变成一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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