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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xi Raya/罗秋雁（瓜拉吉地）

那一年，时间仿佛被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拨动了方向。农历新年与开斋节，在岁月的长河中罕见地相遇，人们笑着称它为“Gongxi Raya”。30年才有一次的巧合，不像偶然，更像上天精心安排的一场重逢——让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彼此祝福。 1998年1月28日，鞭炮声还在空气中回响，红灯笼还未褪去温度；第二天，便是开斋节的清晨。时间只隔了一夜，却让整个小镇盛满了双重的喜悦。街道上既有喜气洋洋的红，也有清新明亮的绿；空气里既飘着年饼的香甜，也夹杂着椰浆饭与香料的气息。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融合，如同两条河流悄然汇合，温柔而自然。原来给予不是失去早在节日前一周，我们便忙碌起来。市场里人声鼎沸，年货一袋袋被提回家；银行柜台前，人们耐心地换着一张张崭新的钞票；家家户户打扫庭院，擦亮窗户，仿佛连尘埃也要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退让三分。除夕日的前一天傍晚，天有点暗，我因为担心手上现金不够，走进了小镇唯一的一家银行去取多一点钱，以防万一。那台孤零零的提款机前，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我站在队伍中，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流走，心里却并不焦躁——节日，总是让人多了几分耐心。轮到我时，我先后按下RM4000，听着机器吐出钞票的声音，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我松了一口气，转身，正好遇见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我们站在一旁寒暄，笑声轻轻回荡。忽然，一声急促的呼喊划破空气——“rosak！” 提款机坏了。那一刻，时间像被按下暂停键。排在我刚才后头的几位马来女孩一下子慌了神，有人紧咬嘴唇，有人眼眶泛红，几乎要落下泪来。她们都是在附近工厂工作的员工，薪水迟迟未发，直到快要Raya才来提款，没想到却遇上这样的意外。有人提议她们到30公里外的邻镇去取钱。可那时天色已晚，乌云低垂，风里带着将雨未雨的气息。她们要骑着摩托车，穿过并不平坦的路，既遥远又危险。更何况，没有巴士，没有德士，连一条可依赖的退路也没有。几位好心的路人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却没有一个办法真正落实。女孩们的无助，在空气中缓缓扩散，像一层看不见的薄雾，压得人心微微发紧。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有一丝说不出的疼。因为我曾经也有类似的经历。于是，我走上前，轻声问：“你们一人需要多少钱才够？” 她们愣了一下，小声回答：“大概……RM400。” 没有多想，我从刚取出的钞票中抽出RM1600，递到她们手中——一人一份，刚好四份。世界仿佛在那一刻轻轻亮了一下。她们先是愣住，像不敢相信命运会突然转弯；随后，一双双泛红的眼睛望向我，连声道谢，一次又一次地说一定会还钱。那种朴实而坚定的语气，让人无法不动容。我只是笑了笑，转身离开。走出银行时，天色依旧阴沉，可我的心却像被洗过一般明亮。脚步也变得轻快，仿佛不再踩在地上，而是踏在一层看不见的温暖之上。原来，给予，并不是失去，而是一种更深的获得。日子继续向前流淌。我很快又被新年的热闹与忙碌包围，那件事，也渐渐沉入记忆的角落。直到两个星期后。我再次走进银行，刚踏入门口，便听见一声急切而熟悉的呼喊：“安哥！” 我回头，看见其中一位女孩正朝我跑来，气喘吁吁，脸上却带着明亮的笑。她说：“我是代表来还你钱。” 我有些惊讶，问：“你不用做工吗？” 她笑着摇头：“我们轮流请假等你，已经等了10天了。” 那一刻，我说不出话。原来，在我几乎遗忘的日子里，她们却一直记着；在我以为不过是一时之举的善意中，她们却用最认真、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守住了承诺。我接过钱，看着她们的笑容，忽然明白——所谓“异族”，不过是语言与习俗的差异；而在善意与诚信面前，人心，从来没有距离。那一年的Gongxi Raya，不只是节日的相遇，更像一束光，在平凡的生活中悄然点亮。它让我知道，真正动人的，从来不是节日本身，而是在不经意的瞬间，人心所散发出的温度与光芒。而那道光，一旦见过，便会在心里，长久地亮着。

2星期前

因《学生周报》而结缘我与二文友的纪实回顾/罗秋雁（瓜拉吉地）

1.苏亚峇 1965年，我踏入瓜拉吉地综合中学（英校），念的是预备班。那时的校园并不宽阔，却安静而朴素。每个星期，课表上只有一节华文课，但正是这一节课，在我心里留下了绵长而温热的回声。我们的华文老师——谭老师，是从20里外的双溪大年名校依不拉欣中学调来的。他是道地的吉地人，风尘仆仆，却总是神情温和。除了教课，他更喜欢给我们讲一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像是在荒原上点起一盏灯，让年轻的心知道前方并不只是迷雾。有一天，他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3个字——苏雅峇。粉笔落下的声音很轻，却在我心里敲出回响。老师告诉我们，苏雅峇是他在依中教过的一名学生，品学兼优，却出身贫寒。每天清晨，他都得先帮父亲卖菜，等担子卸下，汗水未干，才匆匆赶到学校。老师说，他的作文写得极好，常常投稿到报章，用微薄的稿费补贴家用。后来，父亲因病去世，生活的重担更沉了。为了撑起家计，他开始代理《学生周报》，在求学的路上，一步一步负重前行。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天。窗外下着雨，雨丝斜斜地织着灰白的幕布；课室里微微发凉。谭老师站在讲台前，语气低沉却真挚地说：“我们应该帮帮他。谁愿意在我们学校义务替他卖《学生周报》？” 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人话音刚落，我几乎没有思考，手已经举了起来。“老师，我可以。” 就这样，一个无声的约定开始了。每个星期天，雅峇都会把周报托往返大年和瓜拉吉地的巴士司机送到老师父亲开的“宏阳”咖啡店——每次50份，每份3角钱。我负责售卖，一卖就是4年。如今想来，实在有些可笑：4年的时间里，我从未与雅峇见过一面，却早已在心中把他当作敬佩的人。后来，我升上了Form 3，因为初级文凭考试成绩不错，被录取进入依中纯理科班。那时，雅峇还没离开校园，他正在念大学先修班。转校前一天，华文老师拍拍我的肩，对我说：“到了依中，记得去找苏雅峇。” 我带着期待，也带着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终于见到了那个我仰慕已久的人。现实中的雅峇，眼神沉静而坚定。他是依中华文学会的主席，策划了许多出色的文艺活动：作文比赛、演讲与歌唱比赛、文学特刊……一项一项，都赢得了很好的赞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老师当年写在黑板上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力量——在贫困中不低头，在风雨里仍坚持热爱文字、热爱学习的力量。而那场雨中的举手，也悄悄地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苏亚峇，也就是我国知名的作家苏清强。 2.张亚苟一份周报，一生的缘分。我与张雅诰的缘分，也是始于一份《学生周报》。那是上世纪60年代，《学生周报》几乎是所有中学生的精神家园。它内容丰富，像一扇通往更大世界的窗：有文学专题，有文艺版，有学生创作，有时事动态，也有文学辩论、电影评论与音乐资讯。在那个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它让年轻的我们学会思考、感受与梦想。我几乎期期必读。而在众多作者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音乐版上一位署名为张亚苟的作者。他写得极勤，仿佛从不缺席；而更特别的是，他几乎每一期都写同一个主题——口琴。在别人看来或许单调，但在他的笔下，口琴有温度、有灵魂，有呼吸。他写音色、写情绪、写人生，也写青春的孤独与热烈。那一支小小的口琴，在他的文字里，仿佛能吹出整个世界。后来，我升上了Form 4。某一期翻开周报时，忽然发现——张亚苟不见了。再翻几期，依然没有他的名字。仿佛他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此后许多年，只要偶然谈起《学生周报》，我总会想起他。那个只写口琴的人，那个曾陪伴我度过中学岁月的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张亚苟，成了记忆里一个未解的谜。直到2005年。那一年，我加入了文化协会，第一次参加代表大会。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位气质沉稳、神情温和的前辈——当时的文协副总会长张雅诰。介绍的人特地补充了一句：“他是世界口琴冠军，是世界级的口琴家。” 那一瞬间，我的心猛地一跳。口琴。张雅诰。张亚苟。一个几乎荒唐、却无法忽视的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我按捺不住，还是冒昧地把他拉到一旁，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请问……你是不是张亚苟？” 他先是一愣，随即露出难以置信的惊喜，反问我：“我就是张亚苟。你怎么会知道？” 我只说了4个字：学生周报。那一刻，时光仿佛折叠。几十年前的文字、口琴的旋律、少年时期的阅读记忆，在那一瞬间全部回来了。从那天起，我们成了好朋友。不是点头之交，而是无所不谈的知己。原来，有些缘分，早在青春时期就已悄悄写下，只是要等上半生，才终于翻到那一页。一份周报，一支口琴，牵起了两段人生。有些人，从未真正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世界上发声。后来，他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全国总会长，我也被选为署理总会长，两人携手踏上了文化之路，共同为发扬华人文化而努力。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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