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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

“这姓氏该念qín吗?” 这是我在交际场合里最常被问起的问题。问者语气诚恳,答者(也就是我)却常常迟疑。究竟念什么,我自己也未必笃定。于是场面往往收束为一句:“您说了算。”对方若说tán,我便点头;若说qín,我也表示没意见。久而久之,我甚至悟出一层道理:姓氏的读法,不必由典籍裁定,也无需祖训背书,有时不过随场面而定,听语气,察神色而已。 追究缘由,愈追愈空。 据说曾祖父清末南下,落脚麻坡。壮年便去了,早得连影像和字据都没留下。整个人像过境的风,吹过就散。于是后来的人想追根溯源,也只能徒然揣度,仿佛历史像墙上被刮掉的壁纸,曾经贴着,如今只剩痕底。 我记得祖父说过一段旧话,说得模糊,却强调这是祖辈口口相传下来的:我们原本姓谭,后来逃什么境、躲什么局,走得匆忙,于是把“言字旁”抹掉,成了覃。能带走的无非是姓名的一半,字少一些,也许不显眼。至于何事,只一句“那时形势不好”,便算交代完了——或许,祖辈也常被他人“指正”:“这姓氏该念qín么”? 源流既无来处,便只好从声韵学上讨个说法。至于音读这一节,学问倒是多得很。 从王力构拟的中古音来看,覃似乎读成dɒm;至于我名字里的Cham,似乎又牵涉钱大昕所言“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推论。但这些音变究竟与我何干?我原本试图将此写成一篇考据文章,越写越像自我调侃。后来方知,学术替别人理得出体系;落到自己身上,一个读法也立不住。 后来想想,书里翻不出什么,便只剩碑文算数。毕竟那是刻下来的,改不动。然而碑文上还能认的,也只剩祖籍两字。 我的祖籍当然是广西北流,这是从曾祖父墓碑上得知的。据说我们覃氏来自名为石窝的一隅。石窝究竟是山、是田、是一块祠前空地,我们三代无人知晓。若有人追问“郡望堂号”“从属何支”,大概只能回答:空白。即便真回到当地,又能问谁?当年的门路、人名、关系,像潮水退尽,只剩干涸痕迹。 想来想去,空着也罢,空久了,也便有了形状。既然什么都没留下,也就无从再向过去讨一个说法。仓皇间留下的tán,几代人跟着念,也未曾改过,大抵也就作数了。典籍会失传,碑志会风化,谱牒散了就当作纸灰。唯有这一个音,像屡次烧不透的旧烙印,倒是顽强,一直贴到今日。既能活到现在,我便认它。念tán,也就罢了。 名字稳了路也定了 而至于将来的人,若仍执意追问家族来处,非得翻出族谱残页、石窝旧影;也可能什么都找不到,只剩空白。然而这空白,未必需要补全。承认当下,本身就是一种落地。 既然落到此地,也就从此生根。于是地域之别,也就有了说法。天南覃氏也好,新山覃氏也罢;若讲究历史脉络,麻坡覃氏也说得过去。若讲排场些,皇城覃氏也未尝不可。我倒是觉得,姓氏无须钉死,更像一块初凝的水泥,脚一落下,痕迹便属于你;等干了,纹路稳了,名字也就安在那里,叫得响,站得住。 至于后来的人若再问:“为什么念tán?”我还是那句:“您说了算。”不过那时,说来大概已不是敷衍。纵无佐证,无旧物可凭,一条根已扎在脚下,从此生出去,往哪里走,便算自己的路。至于过去如何,既追不着,也就由它去了。
4月前
曾经听历史老师说,当年从中国南来的华侨,在马来亚落脚了一段时间后,聚居的地方一定有这四种场所——庙宇、义山、宗祠和书院。 庙宇是为了祈求在异乡谋生顺利、身体健康,如马六甲的青云亭;宗祠是为了不忘自己的根,如吉隆坡陈氏书院(这是南来的华侨延用当年中国岭南这个省份的做法,为避免遭受清廷的对付而以书院取代宗祠);义山是为了让身故后不能回到中国安葬的过番客在当地入土为安,如吉隆坡的广东广西义山;书院则是秉持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传统观念,为随自己南来或是后来在南洋出世的孩子接受教育而设,如槟城的五福书院。   去年底到了槟城一趟,原本想搭乘缆车上升旗山,但因为适逢假日旅客众多,就打消了搭缆车的念头,改以步行,按路线标的,却被引到了升旗山脚的天公坛。 此坛内存有石碑刻文,记录了1932年间的华侨企业家、万金油大王及报业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助天公坛的事迹。碑文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文化载体,是记录当时历史重要的信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还听一位历史导览员说过,古早记述的工具不像现代如此发达方便,要了解一段历史可不可靠,需要的是文字记述,碑刻文就是其中一种形式。 天公坛主殿大门上方挂有“人千天一”的牌匾,此牌匾历史可追朔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956年修复至今。我用搜索引擎找了一下,发现只有天公坛有这四字的相关资料,那似乎是天公坛专有的。我一直思忖,什么是“人千天一”,估计意思是“人有千个,天只有一个”,那为什么人的单位只用“千”,而不是更大的单位“万”呢? 这或许跟出自《红楼梦》的成语——“千人一面”(意思是人数众多)有关系。但千人一面有贬义,通常用作讥讽文艺创作上的雷同,众多人一个脸谱,所以又将千人倒装成人千吧。 从槟城回到吉隆坡,我又接到友人的邀约,到位于雪兰莪雪邦县内的沙叻港新村饮茶。沙叻港是一个小镇,也面临着年轻人不断外流的窘境。据当地耆老罗先生说,早年那是一处港口,临近现在的雪邦机场,叫山番港;雪邦市区则叫致和港,都可经水路连接到海口,而旧时陆路不发达,交通多半依靠水路。 水尾娘娘庙是镇内唯一的庙宇。水尾娘娘是海南人供奉的神明,早年沙叻港主要是海南人聚居地,在其入口处,可以看到沙叻港下方又标上“洛伽亭”三个字。罗先生对这事有点探究,经常四处向到沙叻港做田野调查的中国及本地学者推敲这事的由来(由于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离沙叻港不远,经常有教授带学生到那里进行田野实地考察)。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遇见了一位中国来的学者,给他提供了些线索——这个洛伽亭,很大可能与海南省的洛伽寺有关。 据那位中国学者说,洛伽寺是一座建立在海上的寺庙,位于海南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东和村。由于沙叻港早年主要是海南人为主,所以在沙叻港下方出现洛伽两字,也就有了理据。因为庙宇已用水尾娘娘为名,故而就不用洛伽庙而用洛伽亭,又或许要与海南洛伽庙有所区别。 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有多深,往往在这些阿公阿嫲们留下的瑰宝被重视的程度可窥得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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