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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一部潮语方言片《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后,引发极大的反响。 冲击力之大体现在:当下继续在中国各地上演依然热卖;票房纪录现已攀升至人民币16亿元。 在中国各网站,网红一再以这为话题,在他们的鼓动下,更是热上加热。 中国民间这一行动,影响所及,新加坡有官方背景的《聨合早报》驻中国北京特约记者,一连3天专题报导,意在提醒新加坡华人,你的祖国,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新加坡。 这一提醒,其引发的冲击,在新加坡像是炸了锅似的,除官方罕见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以防扩散至其他层面外,民间也随之自发的出现各种声音。 一部影片能在新加坡这样高度稳定的国家带来这么大面积的滚动,真是始料不及的。 双方上演的这一场大戏,以目前的情况而言,或会持续下去。 目前风行一时而众所瞩目的这部影片,已决定在6月18日开始在本地公映,这是近时许多人翘首以待的好消息,笔者也不例外,一定会尽快踏进久违多时的戏院,以免跟不上时机。 以目前所听与所看的资料,归根究底,概括一句,其实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旧话题,即:你是谁?来自哪里? 从文化及族群渊源而言,漂洋至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脉,而有所不同在于其国籍,这是一条深层的纽带,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是永远无法被切割的。 [vip_content_start] 这正如央格鲁撤克民族建立了美国、澳洲、加拿大与纽西兰一样,区别他们的不同,依据的就是他们所属的国家,但若触及本是共同的利益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团结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里。 马来西亚华人也一样,他们知道他们在这块土地的处境,他们很早就融入本土,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以马来亚人自居。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一度出任新山宽柔二小校长多年的张清广,以笔名漂青力倡文学马来亚化,在当年他是一位多产的马华作家,与普洛及杜边齐名。 1957年,马来亚即将独立,华人以归化方式入籍者有百万人以上,他们为国家的发展作出极大贡献。 同时,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并加入国内的政治斗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今的他们都以来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为荣。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带出的故事,就是那一批批的侨批,侨批为潮州方言,简言之就是人们常说的家书。 这是百年前,亲人离乡背境,在海外谋生独有产物,也是他们与至爱的亲人相隔数千里之外心灵上相通唯一的东西。 笔者父亲在世时,常见他低头伏在桌上疾书,为的是要把一封封的侨批寄往祖乡。 2013年初,已故陈联顺出任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时,循祖籍乡有关领导的要求,把征集到的几十封侨批,包括他收藏的,寄往汕头作为成立侨批馆之展物。 过后,汕头侨批馆开放,记得有一年参加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主办的潮汕之旅时,与其他同人有幸参观,目睹眼前所见的一切,庆幸这些珍贵历史遗物,终有一个有人会善加保护的家。 看到这批侨批,笔者从未流泪,反之一直乐在心中。 当笔者去观看《给阿嬷的情书》时,或许会为先人在祖乡的困难、越洋时遇到的风险、终老连一封告知讯息的侨批也拿不到而流泪,但绝不会改变对生于斯、长于斯、或将死于斯乡土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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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7日讯)72岁新加坡资深艺人林继堂,凭电影《老破车》扬威海外,于第十三届外贝加尔国际电影节击败《寂静的朋友》梁朝伟,获得人生首座影帝荣衔。 《新明日报》报道,电影节刚在21日至24日于俄罗斯赤塔(Chita)举行,主竞赛单元汇集了11国的8部影片角逐主要奖项。 林继堂凭《老破车》的丧偶退休教师一角,打败首演欧洲电影《寂静的朋友》的梁朝伟,斩获表演大奖。 林继堂曾于新加坡长寿英语剧《成长岁月》(GrowingUp)中饰演一家之主郑先生,也于电影《1965》中饰演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他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表达喜悦:“这是我的第一座电影演技奖项!我很欣慰能获奖。” 他直言并不知道和梁朝伟竞争,“我们的作品截然不同,他的电影更注重情绪氛围,而我会通过剧本判断角色是否有成长弧线,所以剧本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我会继续寻找有趣的角色。” 作为新加坡演员扬威海外,他有感而发:“我为新加坡感到骄傲,因为我们能够制作出触动全世界观众的本地电影。” 林继堂去年接受该报访问时,曾透露原以为演艺事业已到尾声,认为新加坡演艺圈对年龄有偏见。如今获封影帝,他坦言:“我只希望我们的编剧、导演和制片人能够看到,像我们这样的年长演员,可以为故事带来额外的深度和维度。” 获赞演技细腻 颁奖礼上,颁奖人特别点赞林继堂细腻地诠释了角色复杂的内心和绝望,他表示非常开心获得认可,“评委会关注的,也是我认为表演中的重要元素。” 到了现今年龄,他能体会角色的心境,“有一场戏,是我在夜晚走过一片空地,向Kristin饰演的角色分享我曾在空地上已拆除的学校教书,同时也忆起丧妻的经历,彻底崩溃。整场戏的情绪是‘失去’,失去不复存在的世界、挚爱、和自我身份认同。拍摄时,我回想起人生中经历过的种种失去,在内心默默演绎着这些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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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居住地区附近有不少神庙,每逢神诞,不只是祭祀,更像一场属于周边地区的热闹嘉年华。白天善信膜拜,夜晚最让人期待的,就是那一场露天电影。庙里会早早贴出当晚片名,大人常让小孩先去“打探情报”,看看演什么,再决定要不要观看。我们这些小孩多半不识字,看不懂什么《目连救母》、《大闹天宫》,却还是兴冲冲跑去问庙祝,再一脸得意地回家报告,就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任务。 那时路再远也不怕,一两公里算什么,有时甚至更远。天一黑,吃过晚饭,我们就三五成群结伴出发,一路说笑打闹,像去赴一场盛宴。有时父母不得空或不想看,我们也照样自己去,大人也真放心。在那个民风淳朴的年代,夜路并不可怕,反而多了几分自由与兴奋,连空气都带着一点节日的味道。 空地上,两根木杆一立,一块白布一挂,电影就要开始了。人群还没聚齐,热闹已经先到。前排永远是孩子,直接坐在草地上;后面有人搬石头占位,或摆小板凳,再往后就只能站着看完整场,只为那一方银幕。位子可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人早早来守,有人临时插队,拌嘴是常有的事,偶尔还真会动手动脚起来,气氛一度紧张,最后总要靠大人出面劝和,才又恢复笑声。 电影一开,放映机“嗡嗡”作响,一束光划破夜色,四周的飞虫立刻像被召唤般扑来,在光影中乱舞。我们一边看,一边挥手拍虫子,偶尔被蚊子叮得满腿红包,也顾不上痒。其实剧情看懂多少并不重要,从关德兴、石坚的《黄飞鸿》系列,到后来成龙的《蛇形刁手》、《快餐车》,还有《五福星》,大家看的是热闹,是笑声,是那种全村一起投入的气氛。 借看戏之名来偶遇 露天电影最怕的,就是下雨。雨一来,场面立刻乱成一团——有人抱着凳子狂奔,有人用衣服遮头狼狈逃窜,笑声与叫喊声混在一起。可若只是毛毛细雨,反倒没人舍得走,大家就这么淋着,看着,笑着,那雨好比是也成了电影的一部分。记得有一次,大雨突然倾盆而下,银幕被打得起皱,画面模糊不清,放映员无奈停机,人群一片叹息。可仍有人不死心,站在树下等待,盼着雨停了,电影还能继续,那份执著,现在想来有点傻,却也格外真。 露天电影,也是年轻人的小秘密。村里总有男生借着看戏之名,约心仪的女孩来“偶遇”,两人站在人群边缘,小声说话,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果往往被熟人撞见,第二天整个村子都知道了,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 那时候的快乐其实很简单,一块银幕,一群人,一点光,就能把整晚点亮。后来有了电视、VCD、DVD,再到如今的网络平台,电影变得触手可及,想看什么只需轻轻一点。可越是方便,反而越少了那种从白天等到夜晚的期待,少了那种与人挤在一起的热闹与温度。 或许我们怀念的,并不只是电影,而是那段可以为了热闹走很远的日子,是一群人挤在一起、吵闹、淋雨、被蚊子咬却仍不肯离开的时光。那种简单直接的快乐,如今想起,依旧温热,在心里慢慢发光,却也再难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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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5日讯)夜闯墓园“抢亡父尸”,电影《人生海海》引发讨论,导演廖克发直言“有话必须讲”。 由廖克发导演、王礼霖监制,陈雪甄和魏隽展主演的《人生海海》,讲述一名在台湾生活多年的马来西亚华人,因父亲离世返乡奔丧,却被宗教局突袭“抢尸”,指其父已改信伊斯兰教,必须依教规下葬,三兄妹在冲击下各自做出不同选择。 电影以黑色幽默手法切入沉重议题,而当中最具冲击力的是夜闯墓园“抢亡父尸”一幕,并非棚内搭景,而是在马来西亚雪兰莪伊斯兰教墓园实地拍摄。廖克发接受《新明日报》专访时透露,剧组起初担心宗教禁忌,一度考虑自建场景,但最终成功申请拍摄,“对方其实很友善,也很欢迎我们去拍。” 团队开拍前邀宗教师进行祈祷 为了避免冒犯,团队在开拍前邀请宗教师进行祈祷,并现场学习伊斯兰教葬礼流程;拍摄时则仅在未动土的空地挖坑,确保不会触碰真实墓穴。这场戏在荒诞中带出宗教与制度之间的冲突,也成为全片最具讨论度的段落之一。 也因为题材本身敏感,很容易“踩线”,但监制王礼霖说,团队仍选择忠于剧本呈现,“该讲的东西还是要讲”。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时,也遭电检局删减6刀,部分内容被调整,但廖克发对此看得相对平静,“当然多少会有影响,但重要的东西还在。” 面对种种争议与限制,廖克发强调,创作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市场,“我更在意的是,这问题值不值得讲。”在他看来,电影的意义不在于给出答案,而是在于让观众正视现实、产生思考——哪怕过程并不舒适。 《人生海海》不但入围《第62届金马奖》5项大奖,陈雪甄更摘下最佳女配角,也成为了《第14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开幕片。导演廖克发与监制王礼霖昨专程来新出席,并与新加坡观众分享创作过程。 亲密戏被质疑 片中的另一讨论点,是陈雪甄在父亲过世后,与丈夫的一场亲密戏,有观众质疑该情节是否有存在必要。 导演廖克发直言,这场戏从剧本阶段就已设定,是角色的重要转折,“她前半生都在为别人活,我希望她有一刻,是属于自己的。”他更坦言,若条件允许,“会拍得更极端一点”。 他也指出,剧组在拍摄前已与陈雪甄清楚沟通亲密程度与镜头范围,并安排“亲密指导”参与排练,确保在双方同意与理解下完成演出。在他看来,这类场面并非噱头,而是角色与现实经验交织后的表达,也是人物成长的一部分。 廖克发也透露,《人》中不少情节,其实都是他与自身经验的对话,包括片中主角在台湾因身份问题遭遇限制、无法捐血等设定,都源自他个人经历。 题材敏感 压力下上映 《人生海海》聚焦族群与身份等议题,整体制作走中低成本路线。王礼霖透露,剧组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完成拍摄,从筹备到执行都采取精简方式,“很多决定都是在有限条件下完成”,也让影片更贴近现实质感。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廖克发首部获准在马来西亚院线正式上映的剧情长片。过去他的作品,因社会与族群题材敏感,多停留在影展平台。
2月前
(新山18日讯)潮人大戏的锣鼓喧天、老新山们的青春共鸣、充满异国风情的宝莱坞风光……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百老汇戏院(Pawagam Broadway)就随时代变迁展现不同姿态,社媒上偶然冒出的老旧照片,总是容易引起共同时代的“回忆杀”。 本期的〈这些人,那些事〉,且让Newswire《大柔佛》社区报,带领读者走入新山历史不曾散场的集体叙事里,一窥这座百年戏院的点滴。 不说不知,早期在新山市区的戏院,如华英戏院、丽都戏院、丽士戏院、首都戏院和国泰戏院,都早已拆迁另建,只余下这一家,一直坚守放映电影的功能,直到21世纪。 追溯往昔,根据报界前辈叶迎章著作记载,百老汇戏院的前身为“松园”,是1930年创办的潮人文化精神堡垒,专演潮州大戏的剧院;戏院内,老赛桃、新荣华兴等潮剧团的唱腔余音绕梁,成了那个年代最地道的娱乐。 在戏剧即将落幕的最后半小时,戏院守门人会吆喝“五分或一毛,看戏尾啦!”,在人人为生计精打细算的年代带着几分人情味,让掏不出全票的劳苦大众,可在散场前看看台上人物的风采,亦是趣闻。 松园原为宝号怡泰兴所有,即富商洪松昌的产业,在它旁边的小巷子,就是怡泰兴街(Jalan Lee Thye Heng)。 来到1939至1940年间,松园被一位来自槟城的峇峇富商买下,经过一番玲珑精巧的修缮,换上了一个洋气的名字——百老汇,呼应当时远在大洋彼岸美国专业剧院区的名字。 百老汇戏院地处闹市,见证着新山史的发展。日治时期,它变身为宣传工具,轮番放映日本人制作的电影,后在五六十年代起影院林立,银幕上均是香港、中文片集,戏院上演诸如《鸦片战争》、《万世流芳》及李香兰主演的《卖糖歌》等。 新山文史工作者舒庆祥回忆,当时的戏院不仅放映电影,也映照出不同的文化立场与时代氛围。 “由邵氏主导的院线,如丽都与丽士,主要播放自家制作的影片;国泰就跑国泰院线,主打旗下电影,当中包括风靡一时的功夫片明星李小龙作品。” “新加坡光艺机构所属的首都戏院则较多粤语电影;百老汇戏院就比较中立,没有鲜明的立场,选片路线独树一帜。” 他说,随着1970年代马中关系回暖,过去需赴新加坡才能观看的《五朵金花》等电影,也开始在本地放映。 “有一次看到百老汇打着‘Newswire禁片’的宣传,那是中国纪录片《南京大桥》,因为广告效应,引发观影热潮,成为一时话题。” 他透露,同一时期,由香港左派电影公司如长城、凤凰、新联等制作的“写实片”,亦在百老汇戏院播放,强调社会现实与民生议题的影片进入观众视野,与商业色彩浓厚的片子分庭抗礼。 舒庆祥特别提到,他对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印象尤深,画面、歌曲都很美,当时观影完还流了流泪。 忆及场景,他说当时戏院的守门人才一两人,管理不是太严格,每次电影开场前会关灯,在这时偷偷塞几毛小钱给相熟的守门人,他们会趁暗让你入场,有时还拿着手电筒指路,犹如延续早年看戏尾的“人情味”。 早年的电影院内,是什么样子的呢?从1977年到2008年,都在戏院同排角落新悦香咖啡店卖辣沙的李金华(77岁)娓娓道来,这座小型的独立电影院分为上下两层,约可容纳400人。 更早以前,李金华与家人以手推车沿街卖辣沙为生,百老汇戏院是每日必经的风景,它当时的风貌仍留在记忆中。 [vip_content_start] 他指出,在冷气尚未普及的年代,戏院内闷热逼人,但观众却习以为常,票价分为楼下六毛半和楼上一块钱,可换来数小时的欢乐,在娱乐匮乏的年代是一种享受。 他透露,戏院那条街不是特别繁华,主要是观影人群聚集,偶有客人看完戏来吃辣沙,还会讨论剧情。 “电影是当时相当主要的消遣活动,下午3点、6点、9点都有场次,时常有精彩大片在不同的电影院上映,不过,当时的新山就几条街,大家要吃宵夜,只有翁固本街的‘巴刹仔’,很多人看了戏会去吃东西,更加热闹。” 李金华也提到,当时吃一碗面才3毛钱,看电影一般都是比较受重视的约会,他也不例外,与太太第一次一起看戏的戏票,至今还小心留存着。 不过,他坦言自己并非“影迷”,偶尔进戏院甚至会因环境闷热,加上抽风机持续嗡嗡作响而昏昏欲睡,与今时今日冷气影院的感受大不相同。 曾住在直律街的老新山陈锦发(77岁)回忆,1958年至1962、1963年间,戏院主要放映粤语戏曲与传统影片,观众熟悉的演员包括陈宝珠、任剑辉等;而在1958至1960年间,戏院还是几乎由粤语戏剧主导,同时也有萧芳芳、梁醒波等演员的电影上映,多数都是喜剧和动作片。 当时还在读中学的他忆述,至1960年代中后期,华语电影才逐渐兴起,他一年大约能看上10次电影,那是当时的重要娱乐方式之一,一班男同学结伴到戏院看戏,也成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但对学生来说也是昂贵的活动,所以他们不会像现在的学生,有看完戏喝茶去的活动。 他说,当时戏院内的座椅与现今设计相似,站起来椅子就会夹起,只是当时的是木椅子,而且有很多人说木椅藏有木虱,观影后常感到皮肤瘙痒,这也为早年的观影体验增添一抹独特记忆。 此外,他也记得,戏院旁曾有一座以手动转搅操作的老式油站,如今已不复存在;一名潮州老伯在戏院旁售卖的米煎粿,也是令人回味。 “米煎粿厚实多料,夹有花生馅,圆圆一大块切成一片片卖,仅售一毛钱,深受民众欢迎。” 此外,同一排店铺还有轮胎店及制冰小贩,周边众多餐饮业者都会前来购买冰块,才会有比较多人来往。 亚坤纯正西刀鱼丸东主陈威群(65岁)也分享自己与百老汇戏院的故事。他幼时跟着父亲在相邻的翁固本巴刹制作鱼丸,新山坡底满是他的青春足迹。 他指出,早上帮父亲工作,下午、晚上得空了会出来卖晚报,他往往会走到百老汇戏院一带,沿街叫卖“Ma Bi Bo”,而且一定要喊出声,才有人来买,买的人多数都是为了看开彩。 他也提到,每每上映大作、名戏总是一票难求,也因此促成了黄牛生意,他就曾当跑腿帮忙卖黄牛票,原价6毛半可卖到约8毛半,且次次都售空。 几十年来霓虹流光掠影,人们的欢笑与幻想,都在银幕光影之间悄然上演。 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加,新山地区的老电影院陆续谢幕,百老汇戏院在90年代左右渐停播香港、中文片,后期应是转手给印裔商人,改为播放印度戏。 2018年一场城市复新计划,重新修缮当地历史建筑,完工后,橘红色抢眼的百老汇戏院被漆上恬静的白色。 随着疫情的发生,印度电影也悄悄熄灯,这栋老建筑如今成为印裔社区中,一个拥有多间小商铺的商场,惟营业时间不定。 根据《2035年新山市政局地方规划》草案,新山市政局计划保留这座建于1930年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打造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文化创意的景点,并一度在官网上开放民众提出意见反馈。
2月前
当屏幕上播放着《野蛮游戏》电影的画面时,我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回到了小时候。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还是小学年纪,是和爸爸一起看的。虽然只看过一次,但这部电影就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也许是情节紧凑、引人入胜,特别吸引年纪尚小的我,也或许是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爸爸告诫我的那句:“你看,这个小孩就是因为乱拿东西,才会有后续那么多麻烦,所以不要乱拿人家的东西。” 尽管,这并不是电影的中心思想,然而我却谨记至今。 近期休假闲来无事,我心血来潮,决定重温这部电影。28岁再看回去这部电影时,我看见了很多当时我没看懂的东西。 男主角和父亲因为学校的事情起了争执、大吵了一顿,男孩原来打算离家出走,却遇到前来找他的朋友,两人玩起了男孩偷偷带回来的棋盘游戏,最后被吸进棋盘里。26年后,一对姐弟偶然发现了棋盘,接着玩,弟弟摇到了相应数的骰子,才把男主角带回来现实生活。 可惜,26年后,他的父亲早已不在,鞋厂也倒闭了。他才知道,父亲为了寻找失踪的自己,耗费了所有的时间和金钱,他才知道,父亲是爱他的。 游戏结束之后,主角尚能回到26年前,与家人团聚,与父亲重归于好。可现实中,我们的人生并没有一场棋盘游戏能把我们带回26年前,去弥补遗憾。也许,我们偶尔会和家人意见不合,或者觉得家人的唠叨很烦,可当家人有一天真正不在身边时,我们方知后悔。 继续玩才能回到原样 影片里有一句台词:只有玩家把游戏玩下去,直到结束,一切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玩家每扔出去一次骰子,就会有不同的冒险等着他们,有些玩家会害怕得不敢再玩,而为了让一切回到正轨,所有的人哪怕害怕,都必须玩下去。 这其实也像生活中一次次面对的挑战,你会害怕,但你知道只有面对,才能让事情好起来。只有熬过去,一切才能恢复如初。 但我想,尽管棋盘游戏让男主角和他的伙伴们受尽了惊吓和惊恐,但如若没有它,男主不会看见父亲对自己的爱,他们的关系也许会一直糟糕下去。福祸总是相依。 电影结束之后,我回想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我想在这段岁月里,我极有可能像男主一样陷入“26年”的盲点里,看不见父亲背后默默为我做的事情。所以每当我和父亲意见发生分歧时,我就会想想,假如我也会消失26年,我还会跟父亲吵架吗? 棋盘游戏虽然可怕,但它尚能结束,把人们带回到过去,一切从原点开始。后悔和遗憾都有机会清零。可比棋盘游戏更可怕的,是生活一直在往前,没有倒退,我们的遗憾从来都没有清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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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当我们从江之电长谷站一路步行至隔壁的极乐寺站,午后的阳光正缓缓朝西边降下,让矗立在面朝镰仓相模湾的一户户独栋民宅都披上了金黄色泽。我记得我们信步走过一处祭祀着6尊地藏王的日限六地藏尊佛龛,对面是依丘地而建的灵园,在山阴下显得静寂庄严。这一带杳无人迹,大部分游人都聚集在不远的长谷寺或高德寺,而日暮向晚的深秋像一个不耐烦的长者,频频把白昼催赶到地平线彼端。 等到我们爬上一处坡地顶点,看到眼前的山势开始转成下行路段,极乐寺电车站就在几步之外。我们伫立在电车会从底下穿行而过的樱桥,望着一次只能通行一辆电车的涵洞隧道,擎着相机,按捺等待江之电随时从黑洞里咔哒咔哒钻出来。身后的斜阳将我们立在桥上的影子熨在对面陡峭的山壁上。 “如果我是你们,我会从这里拍过去,构图会更好看。” 转过身,一位金发褐眼的西方男人正在对我们说话。目测年约五十岁上下,身着适合在秋天户外慢跑的长袖运动服和跑步鞋,这位外国人一边用面巾擦拭额头的汗水,一边将右腿靠在桥栏上,显然正在做拉筋暖身。攀谈了几句后,才发现这位叫做罗伯的老外住在镰仓已经一年多,遇见我们的时候正好是他每日傍晚的运动时光。 为《海街日记》而来 在距离东京一小时车程的镰仓,在这个稍微远离观光潮的僻静角落,一位美国德州科技业专才选择在此落脚,一待就是一年以上。当我对日语说得相当轮转的罗伯感到好奇时,他同样也对两个跑到极乐寺站的观光客充满兴味。 “我们其实是为了朝圣是枝裕和的电影《海街日记》才来到这里。”罗伯没听过是枝裕和,但他对这里日日充斥各国游客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尤其是举着大炮般的相机镜头对准往复行驶的电车车厢按下快门的人。在看了我用手机向他展示的《海》里四姐妹坐在町屋檐廊下的剧照时,他甚至立即指向桥边一间供奉导地藏的木造屋舍,一口笃定表示就是那里。 虽然我很清楚并非如此,不过面对罗伯健谈开朗的热心指认,我们还是再三言谢。此刻的夕阳余晖越显浓烈,秋晚的寒意也渐渐粘黏在暴露的肌肤上。这时眼前的隧道突然传来愈发响亮的庆锵声,我们立即将搁置已久的镜头瞄准洞口,成功捕捉到了江之电滑过这个影影绰绰的魔幻时刻的画面。 罗伯在我们身后笑看着,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微妙对境:一边是高加索人面孔的在日居留者,一边是东方神色的外来哈日族,在一座老桥上由一辆慢行列车串连起来,我们掉进彼此的瞳孔,在那里拓印成转瞬即逝的过客剪影。 后来,我们和罗伯道别,我说我想趁着日落前到七里滨碰碰运气,看是不是有机会瞧见夕霞富士。罗伯听闻,立刻以在地人之姿推荐我们另一处鲜少观光客的“穴场”(日语秘境景点之意),隶属镰仓海滨公园的稻村崎地区。 “七里滨太多人了。”罗伯表示,“虽然远一些,不过如果天气好,从稻村崎也能清楚眺望到100公里外的富士山,重点是那里更清幽空旷,你们可以感受到镰仓真正的慢灵魂。”临行前,我记得罗伯再三为我们指引方向,强调从极乐寺前往海岸的笔直路线。 只不过到最后,我们都没去成稻村崎的海滨。不小心错过了停站下车的唯一一次机会,当两扇电车车门阖上的那一刻,我们注定被时间推着往前走,像窗框外极目可见的蜿蜒海岸线,随着慢节奏的颠晃,散发出一种肆意而为的洗练。 一年后,那个住在镰仓的罗伯的容貌我几乎已经记不得,可那日天空仿佛努力为我们展演最后一袭灿丽暮霭的模样,不知怎的,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里,像遥远的海潮,一直轻声细语地在我的耳畔荡漾。
2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