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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

从拉菲兹与聂纳兹米在专访中的谈话不难看出,两人真正不满与矛头所指的,并非整个公正党,而是党内某些他们认为已经偏离改革原则的领袖。 拉菲兹和聂阿兹米接管同心党后,宣称在未来选举中,将以独立政治力量的姿态参选,不会与任何政治联盟结盟。 然而,我国政治日趋碎片化,来临几场州选和全国大选的选民投票趋势会更加地分散,最终的结果很大可能还是必须由几个政党/联盟协商组织政府。 5月19日,拉菲兹和聂阿兹米来接受Newswire专访时,主笔就将这个问题抛给他们: 如果同心党在大选后赢取了一定的议席,有机会参与组织政府,他们会如何选择结盟对象? 拉菲兹的回答是,现阶段不会与任何联盟结盟,即使未来胜选后需要合作,也必须建立在“反种族主义”与“拒绝贪腐”的底线之上。 这意味着,同心党并不打算走传统政治交易路线,而是试图塑造一种“原则优先”的新政治模式。 拉菲兹提出的“底线”,确实容易获得城市中产与中间选民的认同,但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却也可能让自己陷入孤立。 问题在于,大马政治向来并不是一个单靠原则就能运作的体系。 无论是希盟、国阵还是国盟,现实政治都离不开权力分配、族群平衡以及联盟妥协。 下届全国大选,希盟、国阵与国盟,依然最有机会成为组织政府的主要“玩家”。 若同心党未来真正跻身“玩家”行列,拉菲兹最终势必需要在政治现实中,选择至少一个能够合作的对象。 而在现有三大阵营之中,与同心党理念最为契合的,始终还是希盟。 拉菲兹与聂纳兹米本就是公正党长期奋斗出来的核心骨干,两人之所以选择离开,并非否定改革政治本身,而是认为如今的公正党,已经逐渐偏离当初“烈火莫熄”所坚持的改革路线。 从拉菲兹与聂纳兹米在专访中的谈话不难看出,两人真正不满与矛头所指的,并非整个公正党,而是党内某些他们认为已经偏离改革原则的领袖。 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首相兼公正党主席安华,以及拉马南等党内领袖。 在他们眼中,这些领袖逐渐牺牲了当初所坚持的改革理念,也让公正党一步步走向他们无法认同的方向。 公正党整体上仍保有一定的改革色彩,“烈火莫熄”的精神也未完全消失。 因此,从理念、政策方向以及政治语言来看,同心党与公正党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与合作空间。 尤其是行动党,尽管拉菲兹对火箭未来的发展前景未必抱持乐观态度,但他与行动党基层领袖及国州议员之间,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至少在推动制度改革、反贪腐,以及倡导多元与中庸政治等核心原则上,双方依然能够站在同一阵线。 反观国盟与国阵,无论是政治路线还是意识形态,与同心党几乎可说是南辕北辙。尤其在种族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改革议程等课题上,彼此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双方的合作空间几乎趋近于零。 同心党当然可以选择不与任何政党或政治联盟结盟,也不参与组织政府。 因为他们现阶段的目标未必是执政,而是希望推动制度改革,并为人民提供现有政治阵营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无论如何,在政治现实里,一个政党若长期停留在“理想主义”层面,却始终无法进入权力核心推动改革,那么它最终究竟会成为改变政治生态的新力量,还是仅仅沦为“社会良知”的象征,仍有待时间验证。 安多尼 最深情的告白,是摆事实、讲道理。     《Newswire》独家专访: 【独家】拉聂专访| 拉菲兹:摆脱“只能选火箭”思维 劝华社正视政治困局 【独家】拉聂专访 | 拉菲兹:选举契约是我拟的 辞议员才入新党未违约 【独家】拉聂专访 | 拉菲兹:国民团结党易名“同心党” 【独家】拉聂专访| 接管同心党分文未花 拉菲兹:提付费遭陈银添拒绝 【独家】 拉聂专访 | 同心党效仿西方民主制 拉聂拒传统政治 不争老大 【独家】 拉聂专访 |拉菲兹:失望选民已成最大投票群 各族群都在寻找新政治选择 【独家】 拉聂专访 |拉菲兹:录供近200页 “若被控我有信心赢官司” 【独家】 拉聂专访 | 拉菲兹:最快6月公布首批候选人 同心党不盲目冲大选 【独家】 拉聂专访|拉菲兹:行动党不能再说“安华不听” 同心党不会放任阿占课题平息
4星期前
1年前
2000年前后的吉隆坡文化街,它的出现与改变,无论今天评价如何,毕竟它曾经存在过,热闹过,也话题过。 文化街的出现是老街改造的概念,是林福南和傅兴汉最早提出来的想法,并以实际行动付诸实现。以文化为载体,结合各种文化活动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以紫藤和大将为起始点,从地理纵横连贯成线,再辐射成概括面,赋予老街新的生命,给予焕然一新的体验。 现在,随着城中商圈生态的改变,加上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文化街是否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其和之前的概念与活动,可说已经毫无相关了。 相信努力过的都会被看见。 文化街在戏院街(老一辈人也叫书信馆街)一带落幕之后,福南常常提起的另一个老街区就是Kampung Attap甘榜亚答。那是他另一个老街改造和文化创意的企图与梦想。 甘榜亚答处于吉隆坡市区边上,距离茨厂街只有一公里,是步行可到达的距离,恰恰坐落在闹区边缘而藏身幽静一隅,大隐隐于市,仿如市外桃园,不易被干扰,不受城市习气之污染,而且交通十分方便。 我和福南是中学同学,毕业后同一天赴台念书,他就读台大,我入读交大。彼此相识50年,深刻理解福南是一位极具创意点子、有格局和积极行动力的人,念书时就已经展现他的多才多艺和领导能力。 我们住在同一个花园区,住家距离只有500米。在疫情行动管制期间,我们常常傍晚一起在花园区内的空地上走步运动。这期间他还经常提及甘榜亚答这个老街区。他心中的老街改造蓝图始终还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心志依然未熄。 这时他还大胆地提出实际的行动方案——先从一间年久失修的双层店屋着手,建议给予比当时该店屋租金更高但低于市价的租金承租,并承诺可订立长期租约,同时准备筹措一笔庞大的装修费,先打造为一个人文艺术空间,成为一个文化磁场,以期抛砖引玉,再扩展为一个文创园区。 但业主当然也有自身的评估与考量。 碍于经济能力和可动用资源有限,难以符合业主的要求条件,最后不得不暂时搁置计划;惟不会因为受到阻扰就停止前行,且待更好的机缘再出发。理想和现实本就有落差,有梦才会伟大。 从文化街走过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业主没有义务和责任承担文化产业投资的风险与成本,也不会理解到文化工作对民族大业的重要,大多数更在意的是眼前的利益或获得更好的租金回酬,远高于未来若是改造成功后整体社区产值的提升,以及对社会的贡献。 文化投资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胸襟和理想,当然还包括胆量。 希望后辈能延续 福南离去之后,我们这一代人的老街改造与文创产业的愿景,也许难以为继。毕竟年岁增长也耗去自身的能量,许多当年的同侪多已淡出圈子。无论如何期望后生一辈有人可以继续下去,并不会因为福南的离去而画上句号。 在我国,文化工作只能在理想主义者的热忱下得以持续进行,相对很难得到政府的资助,甚至对社团领袖也别抱太大期望。 我们有幸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曾一起有过的梦想,都成为自己生命中可书的篇章,那是福南留给我们的资产。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