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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战场/林美妍（吉隆坡）

战场中，喧嚣与气味交织，喊叫声此起彼伏，脚下的水洼溅起微小的波纹。每一个转角的空气都弥漫着血腥、鱼腥和湿土的味道。摊位如同前线据点，叫卖声是冲锋的号角，每一次讨价还价都是一场大人的搏斗。这里没有硝烟，却步步惊心。小时候的我像个初入战场的新兵，在战场中四处躲闪飞溅的鱼档血水与鱼鳞，躲闪脚下的坑洞与污水，砥砺前行。妈妈和阿嬷却早已是战场中的常胜军。每逢我们回芙蓉，阿嬷就会去琳琅满目，售卖各式食材与日用品的芙蓉“大战场”扫荡一番，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归来。疫情过去后，他们已经许久未去战场。妈妈买菜会去超市、家里附近的生鲜市集或网上购买。外婆也常向买菜贩子订购食材，许久未光顾芙蓉的大战场。某日，阿公的老照片被我翻了出来，照片纸面泛黄，一张张黑白照片捕抓到了无数个在芙蓉老街的竹篓组成的“旧战场”。芙蓉的旧战场在低矮的石灰墙和层叠的瓦片之下。简陋的帆布遮阳棚像是一片片不规则的云朵，在拥挤的人潮上方错落铺开。街道上，白色的老式轿车与轻便的迷你车缓缓穿行，三轮车夫在车缝间寻找出路，而几辆旧单车静静地靠在路边。街道中央完全成了步行者的领地，只有几辆老式的轿车和Mini Cooper小心翼翼地陷在人流里。路面布满了一个个编织大竹筐。阿公说，他们面前堆满的箩筐就是战场里的旧摊位。除了卖鱼的档口，其他摊位都没有桌子。卖菜或是卖其他东西的贩子都将一个个装了货物的竹篓放在地上，呼喊叫卖。人们就挤在狭窄的过道里，弯着身子在这些地摊上挑拣。这里的空间被利用到了极致，你得侧着身子，才能避开那些行人和地上的箩筐。在这个没有围墙的巴刹里，穿着碎花衣裳的妇女正为了几分几厘讨价还价。有的人正低头挑选食材，有的在与相熟的摊主闲聊。这种“拥挤”反而成了一种最亲密的关系，街坊邻里平凡真实的日子尽显在旧战场嘈杂的叫卖与交谈中，满是温情。我原以为旧战场的“拥挤”也是扒手的温床，毕竟我妈曾去巴刹回家后发现环保袋被刮开一道口子，钱包不翼而飞。阿嬷却说，以前治安比较好，较少听闻这种事情，即使夜不闭户也很少有人偷窃。“但是以前很肮脏咯。”阿嬷忆往。 60年代的旧巴刹完全谈不上规划，摊位如杂草般向路中心野蛮生长，本就狭窄的通道被竹筐和木箱层层挤占。由于缺乏合理的区域划分，鱼摊的腥水与路面的黄土在坑洼处搅和成黏稠的黑浆。空气中，没有排风系统的巴刹像个巨大的蒸笼，闷着一股生肉的清甜腥气、干货的霉味，混杂着从后巷溢出的下水道恶臭。老巴刹随处可见野味后来，地方政府逐步将原本自然形成的湿巴刹纳入市政规划，通过固定摊位、改善排水与集中管理，以提升卫生。其早期为位于现今的Jalan Dato Abdul Malek（旧称芙蓉老街）的巴刹，于1979年正式迁址至利民律（Jalan Tuanku Munawir）。原先在老街上摆着的一个个箩筐消失了，转为具明确空间规划的公共巴刹，贩售水果、蔬菜、肉类、海鲜、米面粮油及各类佐料食材的摊位划好区域，摊位整齐划一，卫生大幅改善。此后，大巴刹又遇火灾，几经重建。本以为旧巴刹的消逝，多少会钩起他们的一点怀旧情结。毕竟那瓦砾间的历史更迭，在我们眼里总带着几分物是人非的唏嘘。身处其中的人们却适应良好，政府允诺原摊主能迁回改建后的新摊位，大家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变化，老顾客也觉得如今的购物环境更整洁舒适。生活在变迁中被熨帖得平整，唯有在闲谈间，老人才会露出一丝怅然。阿公就曾感叹，巴刹还没被现代的秩序所规整时，那是动物保护法令尚未诞生的年代，巴刹随处可见蛇肉、松鼠肉、老虎肉乃至各种野味。阿公还记得父亲买给他那碗蛇肉之鲜美，那滋味和曾经随处可见的野味已随同老街巴刹一同逝去。战场却依旧是战场，每天都上演着无数场厮杀，街坊邻里偶尔会和阿嬷炫耀其战利品，但阿嬷已鲜少踏入战场了。如今购物选择多元，超市或是生鲜市场中的食材价格已和巴刹差不多，他们也可在网上订购多种食材。一些中老年人减少踏足战场，部分年轻人更是从未踏入过战场。时过境迁，芙蓉大战场正转型成为游客的打卡地。近日，有人说看到一群疑似迷魂党的人在芙蓉大巴刹里走来走去，专找路人搭话，欺诈他们的钱财。大巴刹，似乎也沦为了不法分子的狩猎战场。那被利刃划破的手提包、不翼而飞的手机，以及徘徊在四周找路人搭话的迷魂党，正慢慢剐去街坊对巴刹仅存的留念。我有时候在想，随着老一辈的离场与年轻人的缺席，当新生代对巴刹那斑驳的历史勋章愈发避之不及，那老态龙钟的巴刹是否正一步步走向被唾弃的边缘？但再入巴刹，我发现是我多虑了。战场永远都是战场，纵使岁月侵蚀它的外貌，超市蚕食它的领地，它仍以独特的方式存在。里头一场场价格战的厮杀，是超市条形码永远给不了的人情博弈。

3月前

林美妍/洋娃娃

再见瓦西，他躺在硬木床上，胳膊因用力过久，缝隙处已露出线头，里头的棉花因潮湿而发霉。我劝他去缝补线头，别让情况恶化，他却说他的塑料币只能勉强买得起食物，买不起修补线头的针线。我又劝他和其他洋娃娃借塑料币买针线，他告诉我大部分娃娃都将塑料币汇去洋娃娃星了。他们的布袋空空如也，无法帮助他。提及洋娃娃星时，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亮得惊人，令我想起了许久未见的表哥。我很清楚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洋娃娃星的洋娃娃。有人嫌他们说话不顺，有人嫌他们抢了别人的饭碗。有人嫌洋娃娃爱惹是生非。来自不同洋娃娃星的洋娃娃自然地散落在这座城市里，散落在大街小巷中，食肆、夜市摊，公交车等城市各处，像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久而久之，你甚至会分不清，这座城市到底属于居民还是属于这些洋娃娃。洋娃娃们肮脏、粗鲁、不守规矩似乎是居民约定俗成的暗语。他们在街角低声交换着这些词语，像在传递某种无形的信号。每当有洋娃娃经过，话题便会戛然而止，只剩下带着戒备或嫌恶的目光在空气里凝结。孩子被告诫不要靠近他们的宿舍，妇人在晾晒衣物时刻意避开那片阴影。可夜深之后，楼下仍会传来笑声，混着异国语调的旋律与笑声像另一种被拒绝承认的生命在暗处呼吸。初见瓦西，我也未能免俗，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或许也有其他洋娃娃的陋习。当时的瓦西是我的同事，与我一同负责餐厅中端茶送水、清洁打扫等零碎的工作。他不太爱说话，眼神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别人，动作却快得惊人。送餐、收拾桌子，刷锅的动作都比我利落。吃饭时，我们会闲聊。他告诉我，洋娃娃星萧索，街上只有几块残旧的木牌，上面写着寥寥几样工种。偶尔有一份活儿出现，便有一群人围上去。僧多粥少，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抢不上活干，只能空等，等到手里的布袋轻得似一张纸，纵使猛烈晃动都毫无声响。每每谈及此处，瓦西总是格外开心。离开洋娃娃星后，他找到了工作，所赚的塑料币能让他一家过上好生活。 “Gaji kamu berapa？”他用蹩脚的马来语问我，我毫无防备地说了个数字，然后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出现了裂缝。我发誓我无意向他揭露数字的真相，毕竟我此前一概不知，但我的话对瓦西而言大概是个很残忍的真相，他发现了他的塑料币总是勉强买得起食物，却永远买不起一台通讯器的真相。 “你是不是和瓦西说了什么？”瓦西消失几天后，老板异常愤怒。他那双眼睛恨不得生吞活咽我这个将他的廉价劳工挤兑走的“临时工”。为此，我付出了代价。惨遭开除的我错过了苹果的新款手机。离别前，餐厅里的其他洋娃娃偷偷告诉了我瓦西的下落。瓦西如今在工地打工，那是个只要付出足够的劳力就能换取更多塑料币的好地方。为了更多的塑料币，瓦西干活干得手脱线了。我和瓦西陷入了无限循环，我不断劝他去缝补线头，他不断回拒：“Tak ada.”我马上拆穿他的谎言，他只是选择先将塑料币汇去了洋娃娃星。 “和老板先借下个月的塑料币，去缝补线头。” “Tak boleh.”他又有新理由了，他说有些娃娃选择偷懒，靠小伎俩欺骗主人，换取更多塑料币，甚至曾有洋娃娃谎称家人有难预支塑料币后逃回了洋娃娃星。人们说起洋娃娃星的时候，总会摇头，觉得娃娃们都是一样的肮脏、贪婪。沉默似突生的裂缝，将原本机械的循环生生折断。我们相顾无言，但瓦西那双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无法拒绝那双和表哥相似的眼睛。最终，我带瓦西去看裂缝。每一批来到这里的洋娃娃，都必须偷偷穿过一条裂缝。穿过裂缝很危险，许多娃娃在途中丢了性命。瓦西很幸运，和其他洋娃娃成功来到这里，遇到老板，开启一路东躲西藏，赚取塑料币的生活。裂缝处，一股带着海腥味的晚风迎面袭来，吹得头发乱七八糟地贴在我们的脸颊上。瓦西那双布满红丝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前方。明明裂缝处只是一望无际的海水，但他那双浑浊的眼里闪着一抹柔润的光，像是从远方折返的微弱光芒。我想，那是他的塑料币漂洋过海，变成了学费落在孩子的课桌上，又化作材料填补起家中破烂屋顶带来的光芒。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瓦西，在那之后瓦西换了工作。没人联系得上他。近日，又有几起洋娃娃偷窃、行骗的案件发生，居民愈发讨厌洋娃娃净干些非法的事情，将这里搞得乌烟瘴气。我突然想起，不知道去新加坡打工的洋娃娃表哥过得怎么样，他也会如瓦西般遥望着柔佛的裂缝吗？几年前的春节，表哥难得回来，报喜不报忧的他告诉家人他在新加坡过得很好，但他那日渐消瘦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出卖了他。他偷偷告诉我，新加坡像一具庞大的身体，所有人都在有序地输送、消化。只有他，是那块无法被吸收的组织。无论他多么努力模仿他们的语调，但洋娃娃的身分让城市将他悄悄排出体外。表哥正学着那边的语调，将舌尖一点点磨成异乡的形状。我希望表哥一切顺利，也由衷希望他不要学坏。我可不想因他犯了事，导致我们也被归类为洋娃娃星上粗鲁野蛮的同类。相关文章：【極短篇新人秀】裴慈敏/紅愛紫人/哪個洞？【博大微型小說展】楊惟樂/幾寸

6月前

方言里的故事/林美妍（吉隆坡）

我常听家人说方言长大，所以并不觉得听得懂方言是特别的事情。直至上了大学，我才惊讶地发现许多同龄人根本不会讲方言。犹记得某日课上，老师提到有人误解“打包”这个词的由来——有同学惊叹，原来中文的“打包”借鉴了马来文的“dabao”，老师怒其不争，纠正说事实与他的认知恰恰相反，“dabao”是从福建话的“打包”借来的词汇。生活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马来语其实是从方言借过去的，如taugeh（豆芽）和tauke（老板），便是借鉴了“豆芽”和“老板”的福建话发音。这些从方言流入的马来语成了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词语。可惜，如今很多年轻人听不懂方言，部分年轻人觉得这些词语是马来文的“原生词汇”，鲜少有人追问真正的来处，也鲜少有人听过家中老人以方言诉说的故事。我也不免觉得可惜，我相信方言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在书本或档案里，而是夹杂在家中老人茶余饭后的闲聊里。外婆藏着的战争往事小时候，我总爱坐在外婆和长辈身边，听他们用方言闲聊。外婆习惯用方言慢慢讲故事。那些闽南话的音节像溪水一样哗啦啦地涌出，带我回到了日军侵略时期。日军来袭时，外婆才不过四五岁，尚是不记事的年纪。在她懵懂的记忆中，有人满身是血地跑进村子，大喊前面有人被杀了，她就被惊慌失措的阿妈拉着一起逃亡。逃亡的路上充满了恐惧，大人们神色慌张，她却什么都不懂，只觉得阿妈一直催促着走。有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阿妈就让她在嘴里含一点盐，以此抵住饥饿。那些盐粒粗糙、苦涩，却是那段岁月里最珍贵的食物。 “为什么阿爸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走？”小小的她满是天真疑惑地问，早在村里人大喊有人被杀前，阿爸已经不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此话一出，阿妈和外婆都沉默了，外婆的眼泪更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阿爸不在了。”最终，还是妈妈打破了沉默。“阿爸没有了，那我们不是没有番薯糕吃了？”她还不明白死亡的意思，更不明白日军来袭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向来疼她、会买番薯糕给她吃的阿爸失约了，阿爸出门后没有带回热腾腾的番薯糕。于是，她生起了闷气。她偷偷把父亲最爱的食物倒进河里，以为这样就能让父亲“长点记性”。母亲发现后，没有责骂她，只是轻轻打了她的屁股，然后哭得无法自拔。长大后的外婆回忆起当年的事才依稀有了答案。她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她只是天真地问了一句“阿爸在哪里”，外婆便哭得无法自拔。因为她的阿爸和大伯一同死在了那场战火之中，她的外婆再也没有孩子了。她将食物倒进河后，阿妈流下的是为日渐紧缩的食物而发愁的眼泪。可是，年纪尚小的她无法理解战争的残酷，死亡与食物短缺在孩子眼里都只是空洞的词，她只会怯生生地跟着妈妈逃亡。说到最后，外婆叹息：“细汉无知影啊……”（福建话“小时候不懂事啊”）外婆的“不懂事”让我清晰感受到战争的另一面。如果不是外婆，我不会知道原来战争中的孩子是以这种天真又残酷的方式记住苦难的。番薯糕的承诺、河里漂浮的咖啡粉、母亲的眼泪和责打等故事都被外婆封存在脑海，而方言就像一把打开故事书的钥匙。在许多老人眼里，方言是他们最熟练的表达方式，他们讲方言比讲华语还要顺口。提及往事，他们往往也是用方言去说的。在他们看来，往事只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片段，不值得特意提起。然而，他们眼里不值一提的往事对我们晚辈来说是新奇难得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会出现在历史课本内，只存在于老人断断续续的方言里，口口相传。旧时离奇诡异的事件、南洋旧闻、二战事迹、旧时秘闻等数不尽的故事都藏在方言里。我想，若这些隐藏在方言里的故事随着无人知晓方言而流逝，那也未免太可惜。年轻人若能耐下心来学会几句方言，便会发现方言也是一种氛围和情感的寄托。老人讲起故事时，表情声调的起伏、语气的轻重等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换作华语讲述，似乎少了几分滋味。学会方言就像是重新接通了与家族、土地之间的脉络，让那些零散的旧事能继续在时间的长河中传承下来。空闲时，我们不妨多和家中的老人聊天，听家中老人说故事，想必会受益匪浅。

6月前

声音背后/林美妍（吉隆坡）

手机屏幕亮起，我听见那熟悉的声音从剪辑程式中流出，声音中的语气、节奏、咬字都与我一模一样。那是我的声音，却又不是我的声音。我们活在一个声音可以复制的时代。我只需在某个程式中上传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再输入我想生成的内容，AI就能自动生成一段与我声音无异的音频，音频中的语气、节奏、情绪等都极其逼真。我甚至可以从它的几十种声音模板中任意挑选，输入一段文学，再点击屏幕，冰冷的文字就可以摇身一变成柔和的女声、浑厚且富有磁性的男声或稚嫩清亮的童声。少年音、成熟男性音，御姐音、萝莉音等各种声音都像是一层随时可披上和替换的人皮，语气、说话节奏、情绪等都似可被调节的四肢。一切看似完美，但我知道那些声音背后没有呼吸，没有表情，没有情绪，声音背后仅有一组组计算和模拟人类情绪的数据。声音成了不法分子的武器声音成为可被精准调控的工具，我们所听见的声音背后都不是活人，却被调控成了活人鲜活的语调。层出不穷的AI换音手段，使声音不再是人类的专属。我们无法通过耳朵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存在，或是否说过什么。你所听见的熟悉声音，可能只是一段数据合成的声音。如今，声音也能成为不法分子的武器。我们无法判断听见的声音背后是家人痛苦的求助？还是精心策划的骗局？有时候，一通电话中熟悉的声音也能成为骗徒最强大的伪装。那天，我阿姨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来电者自称是阿姨的儿子，因一些误会正被警察拘留。带着哭腔的熟悉声音令我阿姨心头一紧，她没有怀疑儿子为何通过陌生手机号致电给她，也没有怀疑他言语间的漏洞。她孩子正无助地向她求援，她一时乱了方寸，顾不上思索其他疑点。她忐忑遵循着电话中的指示，正欲按下手机上的网页连接。突然，来电者的一声“妈咪”令她猛然惊醒。她儿子从小到大都叫她“妈”或“老妈子”，从未用过“妈咪”这种称呼。这一声“妈咪”让她心生怀疑，赶忙挂断电话，拨通了儿子的手机号码。事情不出她所料，她儿子正在工作，并不似来电者说的被警察拘留。随后，阿姨一家反复思索电话那头传来的熟悉声音，最终推断来电者或许采用了最新的AI换音技术。来电者或许通过某种手段获得了我表哥的声音，再使用科技生成了表哥的声线。如今，骗徒只需一次通话录音就能模仿我们向父母求救或向朋友借钱。他们不需要对我们有太多了解，只需得到一段几十秒的语音，就能复制出一个足以迷惑亲人的“我”。AI可以模仿我说“妈”，以哭腔和家人诉说“我出了事，急需用钱”。人往往容易相信熟悉的声音，尤其听到亲人“出事了”的时候。慌乱之中，我们往往来不及分析语句是否合理，也顾不上确认身分的细节。担忧的情绪主导了我们的感知，情绪导致我们轻易坠入骗徒的陷阱。 AI技术正在挑战我们对声音的信任。过去我们会反复确认文字是否出自对方，如今得知图像也能伪造的我们，也开始反复确认图像的真实性。声音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我们始终坚信声音难以仿造，冰冷的科技难以伪造出人类独有的情绪，生成有温度的声音。殊不知声音这道防线如今也已被技术绕过，声音也能伪造和复制。所幸，AI换音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想得到AI生成的各种声线往往需要付费，否则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窃取他人的声音。嫌弃自己声音不够动听的人可以肆意使用AI生成的各种优美声线，用以网上聊天。当我们开始习惯隐藏于“虚假”的美好声音里，我们或许会在无声中丢失了自己原有的声音。AI生成的声音很动听，但AI没有人独有的生活经历，也不会有情绪的压力，所以AI说话时不会喘息，不会在说某些词语时声音颤抖或结巴。喘息、忘词、时大时小的声调等等瑕疵构成了人类说话的痕迹。我们不需要最完美的声音，或许我们的不完美恰恰是最真实的证明。在声音可以伪造的时代，我们难以分辨声音背后到底是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话在AI时代被重新赋予了定义。

10月前

梦的副作用/林美妍（吉隆坡）

“你们是否也常做奇怪的梦，甚至能控制梦境？”若你们有类似情况，那请耐心聆听我分享一个关于“梦的副作用”的故事。我常常会做一些千奇百怪的梦。在梦中，我是一名抗日的游击队员，中弹后四处躲避追兵。在梦中，我坐过驶向云层和地狱深处的列车，还曾与一群陌生人并肩作战，对抗失控的僵尸。在梦中，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被无处不在的怪物疯狂压缩，只能拿起武器反击。在梦中，我还试过伪装成人工智能，在被人工智能主宰的世界里苟且偷生。我的梦境像是一款能无限扩展的游戏。醒来之后，梦里的各种细节清晰得像刚看完一部电影。怪异的是，我千奇百怪的梦都有着清晰的世界背景和人物设定、故事情节层层递进且富有逻辑。梦里真实的触感常常令我怀疑这真的是梦吗？还是我睡着时灵魂出窍去了另一个平行空间？我朋友说他们做的梦往往没有清晰的故事情节，只有零散的片段。他们说梦是潜意识的反映，或许我想像力比较丰富，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一直将梦境当作上天给予我的奖励，为之窃喜。梦境宛如我的乐园，只要知道那是梦，我就能随心所欲地掌控一切。梦中的时间和空间尽在我掌控中，每一帧都顺着我的意志运行。我可以让自己变身成任何角色，拥有任何超能力，我也可以让时间倒流回刚刚失败的战斗，改写梦里的故事。慢慢地，我发现了梦的副作用。即使我睡了十几个小时，睡醒仍有种通宵熬夜后的疲惫感，还会时常头晕或头痛。当有人突然触碰我时，我会被吓得跳起来。我的神经变得格外敏感，对外界的事物如吵闹声、光暗等都产生了异常强烈的反应。哪怕是一点轻微的响动，也能在我耳中放大成刺耳的轰鸣声。我不敢关灯睡觉，因为房间的灯一旦熄灭，无处不在的黑暗就似潮水般将我吞没。我甚至可以想像黑暗中或许藏有一只巨大的血红眼瞳，它在窥探着我，伺机而动。现实的我却没有了梦里的超能力，无法击败巨眼。每个晚上，我总会反复惊醒，盯着天花板发呆。我开始无法分辨我的恐惧是来自于现实，还是我脑补出来的画面。我时常会走神，丢三落四，脑中时不时会浮现出梦中的片段。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我在现实看到的某个场景和梦里似曾相识。梦里的各种细节开始变得越来越具体，梦中的每一座建筑、一花一草木都渐渐与现实世界重叠。我上网查资料，网上说这是神经开始衰弱的征兆，一个正常人是不会记得做过的梦的，也不能控梦。控梦会使人不能进入深度睡眠，人会越睡越累。当你越刻意地记住梦里的一切，本该休息的大脑就会被迫工作。梦境记忆会加重大脑负担，导致神经系统疲劳。长久以来，人的自主神经系统会失衡，导致神经衰弱，更甚者会演变成精神分裂。 “加班”才换来的超能力直到这时，我才惊觉原来我的梦是有“副作用”的。我没拥有超能力，也不是能控梦的天选之人。我享受梦境带来的自由，但梦境里的“自由”竟然是我大脑负荷“加班”才换来的。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的“梦”在不断消耗着我的能量。于是，我开始尝试改变，努力戒断“梦的副作用”。首先，我试着调整作息，拥有良好的作息方式如定时睡觉、饮食规律等以调整我紊乱的生物钟。接着，我试着改善我的睡眠环境，确保睡前环境光线昏暗，避免过强的光线令大脑难以放松，影响睡眠质量。睡前，我也尽量远离手机和电子荧幕，避免电子产品的辐射导致我难以入眠。睡前，我会喝一杯牛奶，播放一些轻柔的音乐，平缓我的情绪，避免过于激动的情绪导致神经中枢紊乱。临睡前的我不再反复想着白天未完成的事，不再期待梦中新奇的故事。我收起了记录梦的日记本，不再试图记录每一个梦境的细节，也不再追问梦的意义。自此以后，一觉睡醒的我精神饱满，再也没有了通宵后的疲惫感。我不会再因风吹草动而一惊一乍，也不会在凌晨3点醒来盯着天花板，揣测黑暗中那双眼睛是否在紧盯着我。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了睡个好觉，比什么都重要。良好的睡眠让我不再迷迷糊糊，行尸走肉般地生活。在此，我想奉劝情况和我相似的人们，控梦并非一种超能力，你们切勿尝试控梦。愿我的故事令你们引以为戒。

12月前

【爱华文】没用的中文系？/林美妍（吉隆坡）

“中文系是读什么的？” “读中文系有什么意义？毕业后可以从事什么工作？” 自从我选择中文系以来，这些问题我已听过无数次，每个得知我学中文的人都想知道答案。每次我都会耐心地解释：“我们学习的是文学、语言、还有文化。”可我的回答换来的往往是他们更疑惑的表情，他们等待的似乎是一个更实用的答案，比如“毕业后可以当老师”、“读了可以赚大钱”之类的。 “那读中文有什么用？”这个问题问住了那时候刚就读中文系的我，我热爱中文，但我不知道如何将学中文的意义告诉他们，又如何说服以“赚大钱”为选科系目标的他们。 “等我毕业了再告诉你们答案。”这是我的拖延之举。然而，不知不觉我已经临近毕业了。曾经，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也有了答案……答案很长，要从我小时候开始说起。我很小就开始爱上中文了，年幼的我异常好动，妈妈为了让我安静下来就买了许多书给我阅读。书中有种能让我安静下来的力量，我总能沉浸在精彩的文字世界里。每一行文字浮现在我脑海时都会自动转化为一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文字是充满了想像空间的，比电视剧还精彩。我读文字时能想象出电视剧里需要耗费千亿资源才能呈现出的三千世界，三千世界里所发生的故事无一不令我为之动容。那时候的我不懂文学，只是单纯觉得文字的力量是超越言语举止的，字里行间带给我的动容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一颗喜欢中文的小种子就此种下了。到了小学，华文老师——傅老师让这颗种子发芽了。傅老师喜欢让我们写作文，她常常在作文课上提起我的作文，称赞我的文笔，称赞我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小孩总是有虚荣心的，年幼的我就因文字打动了老师而产生了成就感，迫不及待读了许多书，企图在文字汪洋的浸泡中提升文笔。发了芽的中文情意结一发不可收拾，中学的我因对书籍的热爱、老师的鼓励，以及内心油然而生的民族情怀等多种因素影响，满腔热血地决定报读中文系。我的首选是政府大学的中文系，所以我决定在STPM时报考中六中文。报考中六中文是我走上中文系这条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中六学校内没有提供华文班，校长以“拿华文影响总成绩”为由阻扰我报考中文，这导致我父母屡次前往学校会见校长，说服校长。最终，不厌其烦的校长才同意让我在原有的科目中额外加修一科中文。我满心欢喜地去上中六中文的补习班，原以为多年的阅读让我对“中文”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中六中文却给我上了一课。中国文学史、文学作品分析、韵文、格律诗等等五花八门的“中文知识”令我重新认识旁人眼里看似简单、不堪大用的中文。学习这些知识令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门，我看见文字背后蕴藏的思想与历史，恍然大悟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文体与文学是经历过多种朝代的文体演变而来的，而各个朝代的文体与文学背后都藏有说不尽的故事。中文系教会我“怎么思考” 虽然，这些都是我所喜欢的，然而那时候的我其实并不知道我所学的内容有什么用，毕竟比起医科、建筑科等能在现实中运用的知识而言，文学过于虚无，文学是精神的食粮，只存在于人的精神中，为人所感知。直到就读了中文系，我才意识到曾经那些被我轻视“没用”的知识，早在不知不觉间中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学得越多，我越发现中文系并不是直接教我们“做什么”，而是教我们“怎么思考”，思考后该“怎么做”。我们学的是理解，是思辨，是逻辑思维的训练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在一篇篇文本的阅读与分析中，我们学会从字里行间挖掘出背后更深层的意涵，学会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事物，以不同的表达手法去传递思想情感。在一次次写作中，我们学会如何厘清自己的想法，并将抽象的概念与想法转化为具体的文字。在文学史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学习的不只是朝代更替、文体演变，更是看见古人如何在时代动荡中写下忠义，在离别中写下思念，在穷困潦倒中抒写苦难与不屈的希望。文字胜过千言万语，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令我们走入他人的精神世界，窃见他人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文字令我们感知他人的情感，学会共情他人。因此，当我们读懂了文字里暗藏的信息，就能领会无数人的智慧结晶。 “思考”正是读中文系的意义，这个世界有各种问题，都是没有固定答案的。中文系教会我们的，不是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而是寻找答案的方式。这种能力不是课本能教会人的，也不是无数考试中能看出来的，但这种能力会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思维方式里，往后不只在工作中用得上，也深深影响我们往后看待世界的方式，因为人生的许多时刻都用得上“思考”，用得上逻辑思维。计划未来、面对挑战、做出选择、理解他人、解决问题，甚至认识自己，都离不开“思考”。那中文系所教的，不正是能让人受益终身的学问吗？我想，不会有人知道“没用”的中文系背后竟然暗藏着那么多玄机。几千年以来古人的历史与智慧、现代文人的情感与智慧结晶的并不是“无用”两字可概括的。如果你现在问我“读中文有什么用？读了可以做什么工？会赚大钱吗？”我会告诉你，“赚大钱”不是选择科系的首要目的，因为赚钱的能力从不属于任何特定科系，而是属于人。选择科系真正该看重的是我们在就读过程中学会了什么，又领悟了什么。读中文系的人可以从事任何工作，因为逻辑思维、表达方式等各种能力适用于任何工作。凡是认真读过中文系者，皆有所习得。

12月前

履艺之村——沙登皮鞋知多少/林美妍（吉隆坡）

走进沙登新村的一间住家式鞋店，一股刺鼻熏人的皮革味立刻钻入我的鼻尖。这间店空间狭小，门面简单，不像商场里的那些鞋店般装潢精致。一眼望去，整间店里只有一排排的木架，木架上摆满了各式皮鞋，但这些皮鞋的款式老旧，设计简单。谁能想到，这样一间不起眼的小店所在的新村，在90年代曾是远近闻名的“履艺之村”？那时候甚至有不少达官贵人都会来新村买上一双皮鞋。我从没穿过皮鞋，对皮鞋所知甚少。所有与皮鞋相关的故事都是从我阿公那里听来的。阿公告诉我，皮鞋在他们那个年代只有达官贵人才买得起，皮鞋是有钱、有身分的地位象征。所以，我阿公对皮鞋有很深的执念，那双他年轻时攒了很久的钱才买来的皮鞋，他一直舍不得丢。他穿那双皮鞋已经几十年了，皮鞋鞋面已经褪色斑驳，鞋底也磨损得有些光滑，但那双皮鞋始终很结实，好像怎么都穿不坏。我总拿阿公的皮鞋开玩笑，说那是上世纪走出来的“文物”。然而现在，像阿公那样款式老旧的皮鞋竟然穿越了时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间店里。在店里转了几圈，我始终没有找到一双我愿意花钱买的新款皮鞋。店里的外劳也不急着推销，只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左挑右选。偶尔，外劳会用他蹩脚的中文反复说：“皮鞋好，真皮。”他们的神色庄重，绞尽脑汁想给我介绍他们的手工皮鞋，可他们咬字不清，懂得的华文词汇有限，只是不断重复着“皮鞋”很好，是“真皮”做的，我却丝毫感受不到鞋子的任何特色和魅力。店里灯光明亮，却显得有些冷清。偶尔有顾客走进来，看了看鞋子，或者聊上几句。一听一双不知名牌子的皮鞋要一百多块，他们大多皱起了眉头，转身就走。店里的人似乎也习惯了这种销售模式，顾客来了，看上就买，看不上就走，他们并不会特意挽留客户，也不会强行推销。这里就像一个小型的中转站，有无数人路过甚至走进去看一看，却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也不会从这里带走些什么。中转站里只有那些坚持做手工皮鞋的老师傅们等待的背影，他们日复一日地坐在鞋厂里赶工，重复着绘样、缝线、打磨、粘合鞋子的动作。一双双皮鞋在他们手下渐渐成型，继而被放在“中转站”中，无人问津。 17岁就开始学做鞋这便是我在沙登新村一家经营了五十几年的小型皮鞋店里所看到的景象。店里的几位老师傅头发都已经发白了，双手布满了老茧。对他们来说，没有“退休”这回事。即使他们大多已经六十多岁了，仍会每天返回店里的工作间，日复一日地坐在工作台前，俯身裁皮、缝线、打磨鞋子。在早年的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鼓励人民优先购买本地制造的产品，努力扶持本地制造业，而对中小型手工业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那时候，政府对本地制造业提供了不少优惠，比如税收减免、低息贷款以鼓励本地制适业的发展。这让沙登的制鞋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在90年代，沙登新村九成以上的店铺都是卖鞋的，人们称这里为“鞋村”。它是仅次于怡保的马来西亚第二大鞋业中心。周师傅说，那时候学做鞋很吃香。皮鞋是有身分地位的人才穿得起的，一双合脚、做工精细的皮鞋不仅能穿很多年，还能彰显主人的品味。对那些不擅长读书的人而言，去鞋店拜师学艺，学一门扎实的手艺，然后自己开店，是最有前途的路子。当时，想学制鞋的人多不胜数，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学徒。有些人为了能进好鞋店当学徒，甚至愿意先去店里当杂工，只求师傅肯传授他们制鞋的手艺。他从17岁就开始跟叔叔学做鞋了，从最基础的切割、缝制学起，日复一日，直至逐渐掌握制皮鞋的工艺，继承了皮鞋店。他和村里无数人一样，曾以为学了这门手艺便能有个稳定的前程，然而这份希望最终随沙登“鞋城计划”的破灭一同化为泡影。提及沙登“鞋城计划”，那里的多数师傅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他们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告吹对沙登鞋业的影响。他们只知道，这行越来越难做了。中国皮鞋制品强势涌入马来西亚，那些款式新颖、价格低廉的皮鞋成品迅速席卷街头巷尾乃至各大网购平台，逐步压缩了本地鞋商的生存空间。新村里，那些规模较大的鞋店尚且能依靠自家的制鞋厂苦苦支撑，雇用外劳批量生产，并试着学习网上营销，艰难地摸索转型之路，而像周师傅这样的小型手工鞋店，却被中国制品和本地大型的制鞋厂这两座大山前后夹击，生存空间几乎所剩无几。周师傅他们不会网络营销，也不懂得在网上吸引顾客的目光。对他们而言，生意主要还是靠着口碑和品质。师傅们日复一日地在鞋店后方的小工作坊里忙碌着，那里空气闷热，只有一台小电风扇努力吹拂着，却无法吹散热气。工坊里一片凌乱，鞋楦和皮革边角料四散堆放，桌面上到处是未完成的鞋子和工具。他们每一天最多只能做20双鞋，每一双皮鞋都要反复打磨、缝合，力求完美。即便如此，他们的收入也依旧难以保证稳定。沙登的年轻人早已不愿涉足这行。制鞋又脏又累，薪资也不高，学徒更是要熬上几年，才能勉强养活自己。他们宁愿去餐馆、咖啡馆或商场等打工都不愿意留在这里继续学做鞋。因此，周师傅店里常见的店员或学徒都是外劳。这些外劳华语说得不好，难以与那些年长且完全不懂马来语的客户沟通，常常导致不愉快的交流。有时候，外劳会误听客户的要求，或者拿错客户鞋子的尺寸和款式。这就是我在热闹的沙登新村——昔日的“履艺之村”里所看到的皮鞋行业景象。这里依旧人潮涌动，年轻人仍然在此生活，沙登并未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然而，这片曾经遍布鞋店、弥漫着皮革味的土地如今却只剩下一群逐渐老去的制鞋人与他们苦苦坚守着的手工皮鞋店。那些鞋店大多隐藏在沙登新村的住宅区中，门面低调，外观看起来与普通住宅无异。它们分布在由住家改成的小吃店、茶餐室之间，若不仔细留意，几乎难以察觉他们的存在。很少人会特意踏入这些鞋店，买上一双皮鞋，更没有人会去留意这群加起来年岁过千的制鞋人的生存处境。当我离开鞋店工作坊时，那群师傅们还在继续做鞋。店里最年轻的学徒已年过40，他是这间店最后的本地学徒，像一根尚未断裂的旧线，勉力维系着这间经营数十年的皮鞋店最后的一丝尊严。作坊里的其他工人都是外劳，他们的手指在皮革上游走，剪裁、缝制、上胶。动作熟练的他们看似融入了这里，但他们的语言却与这间老旧的店铺格格不入，他们间的交流多是混杂着马来语与华语的短句。他们不懂这些鞋承载的过去，只知道这里提供一份勉强维生的工作。我想，再过十几年，当店里那位最“年轻”的学徒也无力再做鞋时，这家鞋店会否交由那些外劳接手？又或许这间老店会成为沙登鞋业的一部分历史？那间狭小的工作间里，周师傅弓着背做鞋的身影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散。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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