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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

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 这是李德裕的〈长安秋夜〉。他受到重用,皇宫传出诏书,询问前方军情,他入宫应对。待金銮殿议事结束,夜已深沉,回家时长安万户沉寂,月光之下,清莹的露水悄然沾湿他尚未更换的官服。 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为唐代“五姓七家”豪族之一,祖父李栖筠官至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时期两度拜相,李德裕和父亲感情融洽,却也不是事事听父亲安排。他为避依父成名之讥,辞去校书郎职务,主动离开京城,出任地方官。从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可知,他31岁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之前,几乎未参与政治核心事务。 李吉甫生前树敌甚多,这些恩怨后来大多转移到李德裕身上。李德裕性格峻急,才识过人,又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终于成为牛李党争中公认的“李党”领袖。 延续40年的牛李党争极其复杂,极具代表性的文人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等,都卷入其中,在党争倾轧中遭受波及。研究此事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很难简单划分忠奸。双方皆有贤者,也皆有趋炎附势之徒。人人都自视为君子,否认结党,却极力攻击对方营私。得势时,大量同党进入权力核心;失势后,又遭无情清洗。局势反复,报复循环不已。 后人谈及党争,往往容易生出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认为若双方都能退让宽容,争斗自然平息。但现实中的政治,从来不只是性格问题。权力、理念、利益与人事纠葛交织其中,很多时候并非一句“何必相争”便可化解。 李德裕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先后五次被贬黜或流放。他一生最大的幸运,是遇上唐武宗,会昌年间短短的6年,他对外经略西北、打击回鹘,对内压制宦官、削弱藩镇,又裁汰冗官、推行毁佛政策,使大唐政局一度出现振作气象。梁启超与麦孟华等人合著的《六大政治家》中,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 危局之中撑朝 李德裕身为李党领袖,很多争端他不可能置身度外。傅璇琮说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方法是研究李德裕。他承认李德裕“有种种缺陷和弱点”,却肯定他的贡献。他引范仲淹说李德裕“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真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傅璇琮尤其强调,李德裕死后,敌对文人“阴挟翰墨”,伪造诗文、编造情节,对其持续攻击诬蔑,后人信以为真,对李德裕的评论有很多“是不公正的”。 有一个来自《北梦琐言》的故事,李吉甫在同事面前夸赞年幼儿子,宰相武元衡因而召见他,见面时问平时爱看书籍。李德裕一言不发。次日武元衡取笑李吉甫说其子很“呆”。李吉甫觉得没有面子,不料李德裕说武元衡身为宰相,不问国家治理之事,而问所读之书,觉其言不当,所以不应。武元衡知道前因后果后,始知自己才是该惭愧的人。 李德裕有理想,也有强烈责任感。骨子里延续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念。在他看来,学问必须落实于政治实践,仕途与流芳百世紧密相连,不仕被视为逃避责任。李德裕并非寒士出身,俸禄未必是其考量,但是官场声望、权力及影响力对他显然具有吸引力。 李德裕主要是政治家,思想多见于奏章、谏议、对策以及朝廷诏令。真正较具感性色彩的部分,则保存在其诗中。 〈长安秋夜〉是一首七言绝句,无明确纪年,傅璇琮《李德裕年谱》认为此诗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当时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从诗中“内宫传诏”、“载笔金銮”等文字来看,他正受朝廷倚重。此时强藩割据,天下纷扰。他坚决主张强硬平叛。所谓“问戎机”,看似平淡叙事。却隐含意气风发的一面,危局之中,他相信自己正是那个能够支撑朝局的人。 “载笔”二字尤其传神。深夜议政、筹划战略,显示高度紧张的脑力活动,却没有半点张扬。读者感受到的,不是炫耀权势,而是在其位则谋其政的自然承担。 最后两句,意境忽然沉静下来。忙碌一夜之后,长安万户无声,只有月色与清露相伴。直到此刻,他才察觉朝服已被露水打湿。政治人物往往给人冷硬印象,但这一点露水,却使诗中人物多出几分温润与诗意,在《唐诗大观》中周啸天赏析此诗时说结尾“词美、境美、情美”,确实道出其中意味。
4星期前
2026年1月中旬,我到深圳开会。朋友一时兴起,会前相约往汕头小住三晚,其间一日转赴潮州。 潮州素称古城。我们与古人相遇,多半凭其著述,或后人所留之文字。名人遗迹往往成为景点,但经验告诉我,并非处处都能引动心绪。无所期待,反而更为从容;偶有触动,便成额外之得。 韩愈的〈祭鳄鱼文〉,我始终读不出味道,相关景点亦未能引起兴趣。在古城中走过23座牌坊,惟“十相留声坊”使我停下脚步。坊上记唐宋10位宰相,其中一人是李德裕。近来读及海南史事,偶然见其名,遂生几分因缘之感。当然,他最为人熟知的,仍是延续40年的牛李党争。 我对李德裕的最初印象,来自李商隐。读其无题诗,知其一生坎坷,而与党争关系甚深。牛党以牛僧孺为代表,李党则以李德裕为首,两派相互倾轧。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李党遂入不可挽回之败局。李商隐多有表白,为之辩诬申冤,称其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在当时政治语境下,如此评价,几近于表明其对一整套政治立场的认同。 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谱》序中,对其评价甚高。他指出,除李商隐外,历来称许李德裕者不在少数。刘禹锡、元稹尝与之唱和,对其诗多有肯定;欧阳修亦称其“文辞甚可爱也”。就政事而言,李德裕偏于务实。历任浙西、滑州、西川、淮南等地节度使,多有建树,于可为之处,亦尝兴利除弊。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李德裕首度拜相;九年李宗闵入相,他旋即被排挤出朝。840年唐武宗即位,李德裕再度执政,延续其既有施政方向。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然而政治之争,并不因才具而稍减。宣宗即位后,牛党人物白敏中等执政,大中二年(848)正月,李德裕贬为潮州司马;仅8个月,又诏转崖州。 李德裕生命近耗尽 左迁右谪,在唐宋士大夫仕途中几成常态,而远谪海南者仍属少数。苏轼晚年过儋耳山,有诗云:“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他以路旁乱石,比作女娲补天所遗之材,本可济世,终却散落荒远。“尽”字既写其多,亦道出才士沉沦边徼者,并非一人。苏轼又在〈和陶拟古〉其七中说:“颇识李崖州,再逢卢与丁。”李德裕、卢多逊、丁谓皆位极人臣,终而远谪,遂成“道旁石”。 三人之中,李德裕声誉最高。在残酷的党争之中,他是失败一方的领袖。贬崖州,几近置之绝地。大中三年(849)正月,62岁的李德裕初抵海南,作〈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 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 百匝千遭绕郡城。 昔日宰辅,参决万机,此时却独登高楼,遥望帝京。京城远在重山之外,鸟飞尚需半年,人又何由得归?层峦叠嶂,环绕崖州,不惟构成地理阻隔,亦仿佛政治纷争的延续,将人困于其间。 诗中不见怨愤。他不借题发挥,不诅咒荒远山川;山本无情,却被赋予挽留之意;现实的阻隔,被化作自然之象。语气愈平,情意愈沉。顾左右而言他,正是这种淡语,使迁谪之悲更见深厚。山本不留人,而“山却留人”,其间情调,苍凉而不张扬。 与250年后的苏轼相比,李德裕未能在荒远之地重新发现山川之趣。苏轼能转化境遇,使流离成为内在资源;而李德裕至此,生命似已近于耗尽。他在海南所留文字不多。据薛爱华《珠崖》记,原有数十篇总结平生志业之作,今多亡佚。其人虽在政治上卓然有成,亦怀诗人之志,然晚岁之中,已难见新的开展。 大中三年十二月,李德裕卒于崖州。延续40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收束。李德裕执政时,曾资助寒门士子,赠以学资;及其卒,受恩者数百人闻讯痛哭。《唐摭言》载诗云:“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政敌令狐绹亦夜梦其人,心中不安,奏请归葬,宣宗从之,棺柩得以北归。 李德裕在潮州建树有限,于23牌坊中,不过百人之一。此番思古之情,却因他而起,几乎打乱既有的行程。仿佛见群山回合之间,一位老人独立高楼,遥望帝京。山川原无挽留之意,而人事却使人不得不久驻其间。层峦叠嶂之中,留下的不只是行迹,还有一人的命运。
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