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wire
Newswire
Newswire 登入
Newsletter|Newswire Newsletter 联络我们|Newswire 联络我们 登广告|Newswire 登广告 关于我们|Newswire 关于我们 活动|Newswire 活动
快讯
Newswirer 登广告 互动区 |
下载APP
|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故乡

近日娱乐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中国5月开映的一部电影——以海外侨批为主题、全片采用潮汕语对白的《给阿嬷的情书》了。本地虽然尚未正式上映,但各类媒体早已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口碑相传。在大肆报道中,本身也先后看了一些有关的评论文章和视频,特别是日前看到电视台主持人吴小莉、鲁豫以及时事评论员雷倩在谈论影片介绍时的感受,毫不掩饰内心的触动,那是一种心灵深处的痛与爱——镜头前的她们,说着说着,眼眶泛红、声音哽咽,足见剧情非同一般地感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部电影拍摄的初衷与过程,吴小莉和鲁豫俩特地邀请了曾是凤凰卫视同事的本片导演——蓝鸿春,以及戏中素人演员现身说法。看着电视屏幕,一时间让我的思绪跳回遥远的20世纪50年代。关于侨批,我不仅熟悉,更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是难以计数地,一次次陪着母亲,从小镇搭车前往二十多公里外的麻坡市区的一家名为长生兴的汇兑信局,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奶奶和外婆等亲人寄信、汇款。在我们福建话里,“批”就是信的意思。那一方薄薄的侨批,承载的是沉甸甸血脉相连的亲情。 古人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圣杜甫的千古名句,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同身受。不仅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此,即便身处和平岁月,只要有漂泊在外的亲人,一段时间没有音讯,便会牵肠挂肚、坐立不安、胡思乱想。如今通讯何其发达,一通电话、一个视频便能跨越山海重洋,看到对方的容颜、听到对方的声音。但在几十年前,这是无法想像的奢望。因为通讯不便,侨批便成了维系亲情的纽带,承载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无尽牵挂。于是,大大小小的信局与替人代书的写信人,便应运而生了。 ● 远方的牵挂 我的父母亲都来自中国福建泉州。13岁那年,父亲随着爷爷下南洋,20岁那年,父亲奉母之命,媒妁之言,回到家乡与当时只有16岁的母亲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再次离乡背井,前来马来亚继续打拼,母亲则留在泉州侍奉奶奶和操持家务。多年以后,父亲特地回乡将母亲和6岁的大哥接来相聚,自此之后,父母亲再也不曾踏上故土,远离亲人。(我的少年小说《爷爷的故乡》,就是以父亲为原型人物而创作的,此书曾在中国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多年前也被我国语文出版局翻译成马来文) 童年时候,经常随着母亲到二三十公里外市区的汇兑信局,给中国的婆家和娘家亲人写信、汇钱(寄的是港币)。对母亲而言,那是一场情感交织的摆渡,每一次写信,都伴随着复杂的心理起伏。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每年都要到信局去两次,套用她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说:“只是向亲人报个平安,尽点心意而已。” 纸短情长泣不成声 一到信局,相熟的执笔先生早已知道母亲来意。长大后获悉那位写信者姓王,与母亲同姓,是一位古文、古体诗根底深厚、态度和蔼可亲的中壮年。但见他默默地摊开信纸,毛笔蘸饱了浓黑的墨汁,一副准备就绪,就等客户的叙述。只见母亲一句接一句地,将长时间压抑在心底的思念与牵挂,倾泻而出。王先生听后,略一思索整理,旋即运笔如飞,将母亲交代的话,简化为文字。 “告诉××,我的身体很好,××(爸爸名字)也一样,请你们不用挂念。知道家乡今年收成不好,想来日子过得清苦,我身在外面(即海外之意)能力有限,只能寄上一点微薄小意思,报个平安……” 妈妈念着念着,声音开始哽咽。那些克制在心底的思亲之痛,就在这一刻排山倒海般袭来。报喜不报忧,却压抑不住对故土亲人的锥心思念,百感交集,最终泣不成声。 这种生离死别的言语,对执笔的王先生来说,也许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十分体谅地暂时停下笔,任由母亲的泪水肆意地宣泄。耐心等候母亲情绪平复后,他才再度轻声问:“××嫂,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 压抑的锥心思念 千言万语,纸短情长。看着那张写满的信纸,妈妈只能黯然地摇摇头,表示不欲多言。每写一封信,就像是在心口剜开一次伤疤;几封信写了下来,她几乎肝肠寸断。年少的我,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母亲脸上未干的泪痕,心里难以理解地想:大人们要操心的事怎么会那么多啊,既要烦眼前的柴米油盐,又要关心遥远亲人的生老病死。一个人到底能经得起多少次这样的伤痛折磨? 信寄出去之后,便轮到了妈妈这边“万里盼乡音”的焦灼等待。等呀等,每天都在心里默默推算着回讯。一旦接到信局的通知,母亲就忙不迭地动身前往取信,不识字的她,脸上表情随着王先生念着的回信内容起伏不定,时而微笑,时而蹙起眉头。依照惯例,每封信对方都要重复念两次,其实在我听来,每封回信内容大同小异,奇怪的是母亲却像是百听不厌似的。 ● 潮州电影的拥趸 回说这部潮州方言的《给阿嬷的情书》。虽然我祖籍福建,对潮州电影却情有独钟。早在中学时代,就看了不少潮语电影,例如《火烧临江楼》、《告亲夫》、《苏六娘》、《陈三五娘》等,当时同学们都感到费解,我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我更早看过一部剧情有些类似《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海外寻夫》。电影讲述一个潮汕男子远赴暹罗(即今泰国)谋生,妻子(由中国著名演员王丹凤饰演)独闯南洋(暹罗),寻找丈夫的悲欢离合故事。详细剧情早已随着久远岁月变得模糊,但那种漂泊海外、含泪守望的氛围,却与我童年陪伴母亲寄侨批的记忆,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 银幕上的故事在变,但那份跨越山海的牵挂,和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家族记忆,却永存于脑海里,不会磨灭。
1月前
漫步在乔治市老城区,抬头总会见到旧楼门楣上的一块块匾额。“颍川”、“江夏”、“敦煌”,字迹或新或旧,都还写得端正。大多说是祖先的来处,像一条细线,从远方牵来,也就牵在这里。 至于是否确切,其实不必太认真。隔了两三代,许多事情原本就会散掉的,像风吹过灰尘,落在哪里都不再有人细看。后来的子孙,偶尔仰头望见,大概也只会嘟囔一句,这写的是什么。 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从未去过那些地方。没有脚印,没有气味,没有一条街是自己走过的。既然如此,要他们记得些什么,似乎也说不过去。 只是人从哪里来,这件事,难道也会慢慢变得不重要吗?我想了想,大概是会的。 我从新山北上槟岛,将近两年。起初还会说起那里的街道,说起熟悉的路口,说起哪一家店开得早,哪一家关得晚。说得多了,连自己也以为记得清楚。后来渐渐不说了,偶尔有人问起,我一时竟要停一停,才想得出该从哪里说起。那些原本具体的东西,在心里慢慢褪色,像一张旧照片,边角先发白,然后整张都淡下来。 故乡这件事,原来是要练习的。要反复提醒自己,我是从哪里来的。不念就会生疏。于是我也做了一些看似认真的事。车牌登记的时候,我偏偏用了代表柔佛的那个字母;嘴上也常说,我们新山人如何如何,仿佛这样就能留住一点什么,其实也说不清在证明什么;甚至有时看见路上的J车牌,还会多看一眼,好像那字母能替我记住什么。 既然连车牌也要用一个字母来标明来处,那么门楣上,是不是也可以用两个字来记一记? 后来连新山也淡了 有一次我甚至和妻子说,我们的屋子门口,是不是也该挂一块匾额,写上“天南”两个字。那是我给新山起的一个名字,南得再南一点的地方,别人未必这样叫。既然别人可以写“颍川”,我写个“天南”,也算交代一个来处。说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像是在补上一笔不存在的历史。真要做,大概也得选个看起来旧一点的字体,字要略瘦些,边角再做得钝一点,好像挂了许多年似的。至于挂在门楣哪一边,我一时也说不上来,左也可以,右也可以,仿佛只要挂上去,就算有了来处。 她听了,只是看我一眼,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她来自吉礁,不在我那一边。这块匾额若真挂上去,也不过写着“我从哪里来”,不是“我们从哪里来”。两个人站在同一扇门里,却各自带着不同的方向,这样的标记,写了也未必有用。若真要较真,各自挂一块,门楣也未必放得下;不挂,门前也不过空着,空得像一张没写名字的纸。她后来提起时,只笑说,那就谁也不写,倒也省事。 至于往后的子子孙孙会怎样,更不好说。他们或许会在北方长大,自然也不会知道什么“天南”;就算有一天抬头看见,也许只会像我今日看“颍川”、“江夏”那样,念一念,便过去了,至于它指向哪里,大概也不会有人细想。也许他们还会问一句,这两个字是谁写的。就如我一般,何曾知道曾祖父口中的那一串广西地名是什么地方?念得出来,也不过是一行字罢了。 想到这里,那点认真的心思也就淡了。匾额当然没有做,车牌的颜色也渐渐黯了下去。偶尔在街上再看见“颍川”什么的,也不再多想,只觉得它们安安静静挂在那里,像是给人看的,又像是给人忘的。再过几年,我再说起新山,大概也只是几句而已。 原来人是一边记着,一边失去的。嘴上还说得出,心里却已经慢慢空了。至于补不补救,也没有什么办法。既然如此,也就只好这样。偶尔想起,就笑一笑。至于那块从未挂上的“天南”,也不必再提。写与不写,终究也留不住什么。我这样想完,也就走过去了。
2月前
我在某中学执教的时候,有一个高中的女生,向我推荐席慕蓉的诗集《七里香》。她怎么知道我还没读过这本诗集? 她微笑说道:“老师,您一定喜欢!”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摘自席慕蓉〈青春〉) 读着这几行诗句,心中一动,我的青春已经飞逝,眼前的女生,焕发青春的气息。这种年龄,与缪斯打交道,给青春加上绚烂的色彩。那是卅年前的往事,如今该女生也步入中年,青春,太仓促了,早已成为发黄的记忆,令人感叹。 2025年9月,我在内蒙古的赤峰旅游,沿着最美草原公路“达达线”,来到了白音敖包景区。参观白音敖包沙地云杉博物馆,讲解员谈起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提到了席慕蓉写的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今天你们看了草原,明天你们就可以看到了母亲的河。”她笑着说。 我知道她说的是希喇穆伦河。 我们的导游在巴士上问:“你们听过席慕蓉吗?读过她的〈一棵开花的树〉吗?” 巴士正穿越草原,这是丘陵草原,与平地草原不同,丘陵起伏如波浪。我安静地坐着,默想诗人的诗句。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一幅美丽的画面,在脑海浮现。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这个画面却暗淡地落下,盼望变成了失望,留下了遗憾。虽是遗憾,但在诗人眼里,少女情怀,凄美动人。 这就是人生的经历,追求理想,却经历挫折,诗句安抚我们受创的心灵。 窗外的草原已经由绿转黄。内蒙古的秋天,草原不像夏天绿得像铺开的地毯,却变成一幅萧瑟的油画,呈现另一种深邃、成熟的美。 隔天,我终于看到了希喇穆伦河。车子在桥上经过,我急忙站了起来,隔着玻璃窗,拍了几张照片。这是赤峰的母亲河。母亲,在孩子的心中,永远是最美丽的名字。 50岁重回父亲乡 这条大河,一边河岸是平地,另一边则是斜坡,长得稀疏的绿色植物,河里还有一只鸭子在戏水。这水的源头,是来自哪一座冰山?它流淌了多少年?是否曾经流过成吉思汗的金帐? “然后,就在第一页,就在第一张相片上,就是那一条河,就是外婆把年幼的我抱在怀中说过了许多次的那条河流——在一层又一层灰紫色的云霞之下,在一层又一层暗黑起伏的丘陵之间,希喇穆伦河的波涛正闪着亮光发着声响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地向我奔涌过来。”(摘自席慕蓉〈在那遥远的地方〉) 后来,我听斯琴高娃朗诵,腾格尔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腾格尔独特的高亢嗓音,把诗人的乡愁及对乡土的热爱,发挥得淋漓尽致,穿透听者的心灵,不禁泪流满面。 父亲的草原是乌兰布统草原,母亲的河是希喇穆伦河。人家说父爱如山,草原的儿女却说,父爱如草原宽阔,母亲的爱,像河水那么温柔,永远流淌在我们心中。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父亲的草原啊 /母亲的河/虽然己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 席慕蓉在46岁那年,第一次踏上父亲的故乡——内蒙古草原,开始寻根之旅。由于父亲不舍得回来,她代父看望故乡。她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原乡,心中藏了四十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有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曲传遍了草原,也传遍全世界。漂泊在海外的游子,听了这首歌,仿佛听到家乡的呼唤,心情激动无比。 先父来自广东省陆丰市陂洋镇双坑乡,我读中学就帮父亲写唐山信,信封上的地址,不知写了多少遍。50岁那年,我有幸到父亲的家乡做客,村里的人们,大都有血缘关系,中老年人的脸孔是陌生,却仿佛都有父亲的影子。那儿没有草原,更没有大河,却曾留下父亲童年及少年的足迹。 父亲17岁就离开故乡,远赴异乡,落地生根。他生前只曾回过一次家乡,那时祖父已经离世,父亲始终无法见他最后一面,深感遗憾。父亲受的教育不多,没读过席慕蓉的诗歌和散文,我相信如果他听到〈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一定也像我一样,心头激动,热泪盈眶。 故乡,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身体健康,行动方便,还是有机会回乡探亲,只可惜父亲已在2020年7月去了一个更美的家乡。人生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来不及细读,就匆匆合上。 希喇穆伦河依旧流淌,日日夜夜,生生不息。它的波涛闪亮发光,浩浩荡荡,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4月前
绍圣四年(1097)四月,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在宋人心中,那是天涯尽头,海天万里,与中原如隔一世。四月十九日,他离惠州,顺西江南下至梧州。途中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已行至藤州,两地相距250里。苏轼闻讯,加快脚步,赶去与弟弟相见。行旅之间,诗情忽至,遂作〈苍梧道中寄子由〉寄之。 一路南下,他说山川渐远,中原气象消散身后。九疑山脉连绵起伏,与衡山、湘水相接,烟岚苍翠,仿佛牵着故国衣袂。苍梧已远在天之一隅,天地阔大,人影愈显渺小。 夜宿孤城,他辗转难眠。号角声从烟树深处传来,低沉悠长。江水在月色下铺展开去,残月未落,水天一色。他抚枕而起,不禁长叹。半生行脚,仕途沉浮,竟来到传说中舜帝葬身之处。昔人远去,山河依旧,千载兴亡,俱在一片寂寂江山之中。 江边父老讲解遗迹,说起舜帝旧事如数家珍。白须红颊,神情敦厚,举止之间有古风。此地虽远,未必荒凉。山川之外,人情更为可亲。 世人嫌琼州、雷州远隔云海,与中原万里相望。他说无妨,圣恩未绝,身虽远谪,仍可遥望朝廷。此念不灭便足以自持。 他一生读书学道,不过求一个“真实”。得志不会增加自身分量,失意不会减损人格。胸中所守,不系于一时穷达。天意要他像箕子那样远居边荒,他坦然受之,既来之,则安之,把心志留在人烟稀少之处,使斯文不至湮没。 诗最后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将来若有人修撰舆地之志,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写到海南时,也许会顺笔一提:这里曾是苏轼故乡。 二人无话不说。苏轼常以诗词寄赠,兄弟唱和不绝。其中最为人熟诵的,便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称赞弟弟思维周密,自己性情疏放,做事冒失,得罪人多,连累家人。弟弟继承父亲苏洵性情,虽然沉默寡言,却是真正智者。苏辙则认为兄长才华无人可及。苏轼的赞许,不过是一份对弟弟的怜爱。 苏辙回忆年少外出,每到危险陌生之地,苏轼总是走在前头。虽然二人只差3岁,苏轼却扮演启蒙角色。他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苏辙患难情 苏轼贬儋州,苏辙被牵连贬至雷州。两地同属南荒,不过儋州更为偏僻。藤州相会时,苏辙反而更加沉默低沉。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一趣事。两人饥肠辘辘走进面馆。苏辙吃了一口,难以下咽,放下筷子叹息。苏轼片刻吃个精光,笑着对弟弟说:“这面如此难吃,你怎么还想细细品尝?” 虽是小说笔法,却折射性情。苏轼身陷绝境,总能谈笑自如。苏辙严肃刚正,不善以旷达自解。 二人自幼随父读书,一同成长,同年同榜进士,入仕后聚少离多。都是一代文学大家,苏轼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词之豪放一派。苏辙则沉稳内敛,老成持重,他的文章虽少苏轼安贫乐道的潇洒,却质朴厚重,保存生活气息。 二人都反对新法,树敌甚多。苏辙为人低调,却也因为直言得罪权贵,章惇就是因为他的弹劾迁怒苏轼。但是苏轼名望和影响力更大,他性情外露,胸无城府,在支持及反对新法的论战中,自然成为政敌所攻讦之人。 宦海沉浮之中二人始终志气相投,把亲兄弟做成人生知己。〈宋史·苏辙传〉评价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兄弟之情,在古人看来亦属难得。 后来苏轼在儋州听说弟弟吃不惯南荒饮食,瘦了许多,写〈闻子由瘦〉:“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 “海康”是苏辙被贬之地,“别驾”是被贬后职位。瘦未必坏事,苏轼说将来相见,看见彼此成了清癯仙人,若得回乡,只需骑着黄鹄,就可逍遥来去。酸楚之事不必直说,他把茶饭不思化作幽默调侃,既表达关怀,又不使弟弟伤感。 藤州相聚,还有一小事可记。二人同住一室,一夜苏轼痔疮发作,痛苦呻吟。苏辙彻夜守在旁边。劝他戒酒养生,还吟诵苏轼最喜欢的诗人陶渊明的〈止酒〉诗。苏轼信誓旦旦答应,还写〈和陶止酒〉明志。写诗不过让弟弟安心,酒肯定戒不了。 从藤州至雷州,不过五六百里,他们不急不缓,走了25天。分别之时,苏轼登船远去,回头一看,苏辙仍在岸边挥手。舟行渐远,岸影模糊,他心中虽有不舍,却生出一份宁静,他希望弟弟也能理解,所安之地就是故乡,不受地理控制,不离彼此关怀。他唯一不知,这是二人此生最后一见。
5月前
如果我能选一匹马当我纵横四海的坐骑,我想选北欧神话《散文埃达》里八条腿的灰色骏马——斯雷普尼尔。在神话里它不是普通的神兽,而是宇宙级的交通工具。它可以跨越世界和时间…… 我的阿公从中国南来,我算是第三代的马来西亚华人了。听爸爸说,以前,阿公是由叔公通过关系托人把他从中国福建带来诗巫的。若不是迫于当时的动荡局势,有谁愿意离开自己的亲人,而远走他乡呢?阿公落脚诗巫,生活稳定之后,再想办法让阿嫲带着年幼的大姑从故乡坐了几天几夜的大船,漂洋过海来和阿公团聚。就这样一对年轻的小夫妻离乡背井,在诗巫落地生根了。直到离世,长眠于此,都不曾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在这里定居之后,孩子们也接二连三地出生了。爸爸排行老二,下有两个弟弟和3个妹妹。在叔公的安排下,阿公在码头做苦力靠体力维持一家生计。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在阿公迷上赌博之后过得更拮据。阿嫲则辛辛苦苦操持一大家子的日常,不幸的是,生下小姑姑的40天后因身体虚弱,一病不起而离世了。万般无奈之下,阿公只好将襁褓中的小姑姑送给一户马来家庭抚养。好心的马来夫妇对小姑姑视如己出,疼爱有加。虽然从小被人收养,但是小姑姑长大了也明白当时确实环境所逼,从不心生怨恨。至今,还是和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往来。 穷人孩子早当家,所以爸爸说他从小学就学会如何生火煮饭,年纪小小就要负起一家大小的伙食。有一次还差一点把厨房给烧了,幸好大姑及时到家把火势扑灭,而没有酿成大祸。每次说到这往事,爸爸总会笑着摇摇头,觉得小时候的行为好傻又好笑。由于阿嫲早逝,爸爸小学毕业就去打工赚钱来减轻家中负担。叔叔和姑姑们也不例外。每当从爸爸和姑姑们口中听到他们艰苦的童年,我就觉得我很幸福,但也对那时代的生活感到好奇。 想抱抱素未谋面的祖先 从小到大,每逢祭祀,我都手拿三炷清香,望着挂在墙上与我素未谋面的祖先牌位。我总例行公事般按着流程,念念有词地说我是某某某,然后今天是什么日子,最后感谢祖先们的庇佑。对于他们的记忆却是空白得像一张白纸。如果我有一匹马,我想骑着它回到阿公阿嫲的时代,我想看看他们的面貌、想摸摸和抱抱他们;想听听他们的声音、想和他们聊天,并了解他们当年从中国南来的想法,路途上经历了什么……还有他们小时候的生活等等。我想这一定会是很精彩的家族故事。 对了,我也应该去看看拉让江。记得上小学时,老师和爸爸都说过以前的拉让江清澈见底,可以清楚地看见鱼在水里游来游去。而如今,这条砂拉越人民的母亲河早已浑浊不堪……
5月前
今年又是在他乡过节。 也只有每逢这时节的月亮,才会如此清晰地唤醒我隐藏的思乡之情。从大学回到住处需要一个小时有余。虽是中秋佳节,街道却似乎比平日更安静。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仅仅隔海相望,但我总对这里的一切带着一层滤镜,明明两者极其相似。 还记得以往新年回老家,总能听邻里闲话家常说谁家孩子去了新加坡工作,一比三的汇率和大城市水土就是养人。如今脱胎换骨回来在“乡巴佬”面前,装模作样地说上一口蹩脚新加坡英语,连带着不和自己的孩子说方言和中文。似乎这样能摆脱原乡印记,摇身变成“上等人”。诸如此类复制粘贴的话题人物在乡亲们口中好评如潮,话里话外不外乎赚了多少钱,孩子送去了什么国际学校学英语。同时炫耀似地广而告之自己已在成为新加坡PR的路上更进一步,不久就变成高贵的新加坡人云云,仿佛把乡音一洗,就能从田地里的菜苗变成五星饭店里泛着油光的餐盘摆饰。这也使得年少时期的我极度讨厌新加坡,觉得那是腐化人心之地——去了那里的人都变得目中无人,变得口袋里有几个臭钱就了不得。 如今,我也机缘巧合来到新加坡继续学术研究。但基于此前先入为主的经验,我常带着一种扭曲而拧巴的情感,执著地在新马两地之间寻找差异,仿佛融入这里就是“背叛”家乡。口音、食物、节庆、政治语言——我总能敏锐地察觉细微的不同。或许那是一种隐秘的防御:我想告诉自己“我和那些已经是新加坡人的前马来西亚人不同”。仿佛只要分清楚“我”和“他们”,就能保留某种纯粹的原乡印记,提醒我来自何方。 但我深知自己的错误。他们有错吗?没有错。人人都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城市提供赚取钱财的机会,给予更多可能。 作为一名研究者,学术训练要求我们跨越国界和情感。它让我学会用“底层研究”“全球在地化”“民族志”等词汇概念分析问题,却无法教我如何安放感情。我常提醒自己,在接受如此训练之下,我应当是一位国际主义者,我要有宽阔的心胸,去理解,去同情。我要批判,要把历史的伤痕和被埋没的不平等挖掘到太阳底下,让所有人正视这一切。国籍之于我理应建立在“想像共同体”思考之上,而非情感的枷锁。但“理应”二字最显人的无力。 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辗转于北京、吉隆坡、怡保和新加坡,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流动的生活。但当我真正站在这个场域之内,才发现那种超脱只是一种幻觉。 我研究马来亚的土地、作物与族裔历史。这个研究以我的新村老家为起点,此前我也乐于到处跑动,期冀能把研究打出名堂。或许潜意识里有点自命清高地想要证明给那些只认赚钱才是成功的乡亲——你看,我做人文研究,也一样能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能在特定的场合内收获尊重。 可是在外婆故后,我越来越计较离家的距离。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批判”是种沉重的姿态。面对殖民遗产遗留问题造成的现代社会不平等,我们可以写出论文、发表论述;但当问题回到个体层面,就变成了难以承受的无力感。外婆去世后,这种情绪愈发明显——我越来越不想离家乡太远。我也偶尔会自我怀疑,我花那么多时间揭示历史的伤痕,可又有谁真正能因此得到安慰?或许,人终究无法永远处在批判的姿态里。 月光照不进的乡愁 马来西亚的国旗也有月亮,不过那轮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和圆月相比尖锐很多。在北京读书时,逢十五近半夜,我常被月亮照醒。人说月亮哪里都一样,但北方的月夜干冷透亮。自从在中国学习以后,我就养成了不拉窗帘的习惯,无论身在何处总希望月光能进来。也每每那时,我会独坐床前,想新村的生活,想老家的悠闲,觉得北京一切的一切,都和南洋相隔甚远。突然想起,外婆去世那年,我在大学里接到消息后立刻飞奔向大兴机场。我仍然记得那天正是农历八月二十五,天上的月亮是峨眉月,与国旗上新月般尖锐,暗淡无光照不亮前方路。 如今,曾教过补习的孩子要入籍新加坡前来服兵役的消息,更加剧我的焦虑。年青人与原乡的连接越来越少,向往城市生活。城市的车水马龙、明亮堂皇的商城,琳琅满目的奢侈品、井然有序的花卉树木,以及街道上人工制造的香气吸引着人们的感官,有如此奢华和天堂般的生活,谁要回到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小地方呢?可我却没来由地依恋村内,成为一名怀旧者,翻箱倒柜般地挖材料书写乡土。我为何会这样?我也不知道。自我批判和剖析往往最难,在于无法理清自己的混乱杂念。 有时我会羡慕那些真正能安于新生活的人。他们不再问“我从哪里来”,只问“我现在在哪”。而我仍在原地打转,像被某种透明的线缠住。也许,我的研究、我的写作,都只是延长那根线,让自己不至于彻底漂浮。 现在偶尔怀念以前在北京读书没心没肺的日子。人总是这么容易变化,不可预测,也不可控制。不像月亮,总在可预知的时间变化月相。我想,我终究无法摆脱对故乡的牵挂,也无法完全融入新的土地。这是我一点隐秘而别扭的坚持。 此刻唯有能做的是关上灯,尝试让十五的月光照进房间。可高大的HDB组屋[1]遮挡了月亮,月光究竟隔绝在窗外了。 [1] 注:此为新加坡政府建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开发并管理的祖屋住房。
8月前
【一】 西贡的月光穿过槟榔叶隙,碎作满地银币。中秋将至,整座城市都在贩卖团圆。鎏金烫彩的月饼盒在烈日下堆成小山,泛着虚幻的光泽。我立于街角,看车流裹着摩托轰鸣碾过月光,忽觉异国的月亮竟比故乡的重几分,压得人心口发闷。 这月光让我想起云冰老屋的窗棂。每个中秋前夜,母亲总会点燃蜡烛,带着我们看月亮慢慢爬上椰树梢。那时我不懂何为乡愁,只知道烛光摇曳时,母亲会端来刚出炉的月饼,金黄的饼皮上印着菱形的花纹。如今我才明白,那交错纵横的纹路,早就在编织漂泊者一生的轨迹。 商场门前立着6公尺高的嫦娥,身着奥黛,手执星月灯,电子眼珠规律转动。小贩推玻璃车叫卖“Bánh trung thu!马来西亚口味!”保鲜膜里静卧着咖哩鸡馅月饼,红葱头与香茅的气息刺破薄膜,与我记忆中的莲蓉双黄隔海相望。我买下一个,咬下去却是陌生的咸香。就像这里的月光,明明同样皎洁,却照不出故乡的模样。 【二】 若乡愁有形状,必是马来西亚月饼的浑圆。若乡愁有滋味,定是双黄莲蓉的甜咸交融。 云冰老家的月光总会渗过木窗格,在水泥地上淌成银河。母亲提前半月便开始准备:冬瓜糖与杏仁片在青花瓷盆里沐浴月光,咸蛋黄像十八的月亮般油润生光。我们围坐在旧木桌旁,眼巴巴看着母亲拆开粉红纸包裹的圆筒。白色月饼滚落青花瓷盘,月光下泛着朴素的光泽。 母亲用小刀仔细分成8份,冬瓜糖与杏仁片散落如星。我们抢食时手指沾满饼屑,偷舔糖馅总被笑骂“月亮要割舌头哩”。母亲望着我们嬉闹,眼角漾开细纹:“慢些吃,上帝赐福的食物要细细品味。”她总是将最大那份推给我,说离家的游子需要更多月光充饥。 父亲剖柚子时必吟古谣:“月光光,照四方,四方暗,跌落坎。”这祖传的童谣与信仰无关,却是世代相传的文化血脉。柚皮帽扣在头上,顿时撑起清冽的芳香穹顶。最盼黄昏提灯笼走巷弄,铁皮杨桃灯里的烛火将童谣映在斑驳墙上:“月亮公公,打灯笼,打到姑娘房门东……” 而今在越南公寓切开工业月饼,机械压制的饼皮应声而裂。莲蓉甜得刻板,咸蛋黄呈现出标准化的橘红——它们被真空包装抽走了魂灵,一如我此刻的思念,饱满如月却困于铝箔袋中不得挣脱。 【三】 那年怡保翁姑奥马海事工程系的毕业典礼上,导师递来卷轴时说:“你将来注定是海上逐月人。”一语成谶,此后10年,我的月亮总是浸在海水中。 在云冰外海测量时,月光在浪尖碎作万千银鲤。我紧抱测绘仪立于甲板,忽然懂得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的心境。雷达屏上光点闪烁,不知哪一簇是曾拂过故乡的云? 海上中秋最是凄美。货轮厨房端出汽油炉烘烤的月饼,菲律宾船员弹着吉他唱〈家乡的月亮〉,马来同事面朝麦加铺开祈祷毯。我悄悄将月饼掰碎抛入海浪,看银辉追逐饵食,竟成现代版的龙宫献祭。那时尚未知晓,这般四海为家的浪漫,终将酿成无法消解的渴。 【四】 加影求学时的月亮总被电缆分割成几何图形。穷学生与同学合买廉价月饼,蹲在组屋楼梯间分食。铅灰色云层后,月亮像枚被反复使用的邮票,盖着“查无此人”的戳记。 最痛是芙蓉那个中秋夜。加班归途见满城灯笼高挂,摩托车后座的孩子都抱着玉兔灯。手机忽然震动,家讯显示:“阿嬷走了,月亮最圆时上路的。”我立于天桥看车灯汇成银河,忽然想起阿嬷说的月娘传说:“好人死后会去月宫,用银锤敲月饼皮哩。”那夜的月亮特别圆,圆得像生命的句号。 【五】 越南人说中秋是儿童节。夜幕初降,街巷便涌出提灯笼的孩童,塑料LED灯唱着异国民谣。我坐在范五老街的咖啡摊,看月亮从法式拱窗升起,恍如殖民时代的银币仍在流通。  异国街巷的提灯童谣 房东送来香蕉叶包的月饼,内馅是绿豆与肉松。“这是西贡老味道,”她指着阳台上祭月的果盘,“就像你们供月亮娘娘。”红毛丹与火龙果堆成宝塔,香炷青烟袅袅上升,竟成了思乡的具象。 忽然懂得王建“不知秋思落谁家”的惶惑。同一轮月照见马来渔村的神坛、中国江南的画舫、越南阳台的果盘,千万种乡愁在月光里浮沉,却找不到归处的坐标。 【六】 视频接通时,云冰老家正在拜月。母亲将月饼切成牙瓣,对着镜头念叨:“这是你最爱的单黄莲蓉。”屏幕那端的月光穿过荔枝树梢,竟比西贡的更圆更亮——原来月亮也偏心。 侄女举着新买的无人机灯笼奔跑,电子音乐覆盖了古老童谣。父亲沉默地添香,忽然开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位老渔夫竟记得我教他的唐诗。月光穿越光纤,在他白发上镀银,在我屏幕里凝霜。 我悄悄切断视频,对窗外越南月举起月饼。蛋黄在莲蓉里沉浮,恰似故乡岛屿漂在南海上。忽然明白嫦娥为何奔月——不是求长生,只是站得够高,才能看清人间所有离散。 【七】 整理行囊时翻出10年漂泊的证物:芙蓉买的玉兔书签、汝来中秋晚会的抽奖券、新山同事送的月光石。这些零碎月光竟拼出一幅流年图景。手机忽然弹出预警:“台风莲花逼近越南沿海。” 或许明日就乌云蔽月,或许今夕是最后清明。急忙研墨铺纸,给所有离散之人写信。给云冰父母写海上生明月的壮阔,给怡保同窗写天涯共此时的寂寥,给芙蓉爱人写千里共婵娟的祝愿。墨汁溶着月光流淌,仿佛把整个星空的春秋都写进了字里行间。 最后给自己写:“此心安处是吾乡。”落笔时忽闻窗外童声欢闹,推窗见越南邻家小孩提灯笼走过。女孩举着星星灯唱:Sáng trăng sáng cả vườn chè……”(月照亮了茶园)——原来异乡童谣里,也住着同样的月光。 【八】 今宵月华如练,照见人间所有孤舟。马来西亚渔船在南海随波起伏,越南舢板在西贡河系缆,我抱膝坐在公寓地板上,任月光将身影拉成孤单的桅杆。 忽然想起课本上的知识:月光是反射的阳光,需要1.3秒才能抵达人间。我们仰望的从来不是此刻的月亮,而是过去的光阴。一如乡愁,永远指向回不去的从前。 那就让月饼堆成苏东坡的短松岗,让柚子皮盛放王建的秋露,让锂电池灯笼化作李白的霜。拆开最后一盒来自马来西亚的月饼,虔诚地就着越南月光细细咀嚼。当莲蓉在舌尖融化时,忽然尝到了云冰海风的味道。 原来乡愁从来不是地理坐标,而是味觉的导航。所有离散之人都是月球的碎片,终将在月光引力下,慢慢归向那个名为故乡的星球。 【九】 月光透过窗棂,在手机屏幕上折射出朦胧光晕。我下意识地打开通讯录,指尖悬停在那个再也无法接通的号码上。恍惚间,我仿佛看见母亲在月光那端微笑,眼角的泪光与月华交融成一片璀璨。 父亲苍老的吟诵声穿越时空:“月光光,照四方……”那首古老童谣在夜风中飘荡,每一个音节都清晰得令人心颤。窗外,越南孩童的灯笼汇成星河;窗内,游子的归心已跨越重洋。 月光照见万千信仰,照亮无数归途,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家的方向。
8月前
从小,我常要求母亲教我几句福州话,而母亲就逐个逐个单词教:睡觉、洗澡、外面、里面……我说,这样学不会啦,用福州话对话啊。母亲苦恼地摇头:“看着你的脸,我说不出来啦!” 母亲过世得早,我便打不开方言的窗口了,一直在狭缝中卑微地窥视。 初到吉隆坡升学时,那阵子最常碰到的钉子又是方言。从四方来的同学几乎都会粤语,我这个南方边城来的仅有傻傻观望的份。粤语分割了我的一切,从学校到生活,甚至我的未来。 那年988办了“DJ新人王”竞选新人DJ的活动,我很幸运地被选入面试。自信满满地念了华文新闻稿,接着面试官说“翻译成粤语吧!”我的心就坠进地核,被高温熔解了。我依旧秉持体育精神进行到底,用破碎的粤语念完全稿,尴尬至极。 我的老同学陈钰莹来自文良港,说的粤语很道地,善良的她天天都给我指导,可惜我就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最后她索性把我这烂泥当泥浆玩。 “飞机”叫什么?钰莹问。 “Fei Gai。”我答。 那是“飞鸡”啊!钰莹笑昏了。如今,相识都二十几年了,她仍会为我的“飞鸡”笑不停。 后来,在吉隆坡工作时就甭提了,不会说粤语,在任何场合都是局外人。最痛苦的,就是当领头人以粤语给工作指示,全组人都听懂唯独我一个,常当群里的黑羊,被上司讥讽也不是新鲜事了。 一天,儿子小e告诉我:“妈妈,XX在班上说了一句粤语,老师要他打嘴巴。” 我瞪大了眼,有那么严重吗?这对我这个方言痴而言,是多大的冲击啊! 某天放学后,给儿子送午餐便当时,一个同学不小心说了句方言,同学们纷纷指着他说:“哦,讲方言!”那位同学惊恐地自打了自己的嘴巴。我好奇地问他,刚才到底说了什么?是客家话,还是粤语? 同学怎么也不敢说,似乎那是恶魔的语言,在人间是不可触犯的禁忌。 这和我小学的语言环境成了天壤之别,大概因为当时班上没几个人会说方言,所以老师无需设下禁令吧!一发现某个同学会说方言,大家就骚动起来:“哇,他会说方言,好厉害啊!”那位同学头上似乎加冕了一道光圈,从此高高在上。 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说方言,有那么糟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忘不了那位同学自打嘴巴的惊恐模样,他眼底满是心虚和自责,令人感到心疼,我多想安慰他:“孩子,方言不是罪。” 小e爸爸是吉隆坡人,对于校内的方言禁令熟悉不过了。e爸小学时,每个说方言的同学要被罚款,这惩罚程度尚可接受,但小e姑姑就没那么幸运了。某日老师听见有同学在班上说了一句方言,但无人承认,结果全班被赏巴掌。于是,小e姑姑对方言的抗拒,甚至厌恶,此生无以抹灭。 对于学生在校禁说方言之事,我曾询问某位教职人员,对方表示:“正规教育说华语”;那么意外说出来,会被警告吗?其实我说轻了,没提起惩罚程度的轻重。然而,对方已“已读不回”。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制里,说华语当然不容置疑,但方言也不该摒弃。在严管的制度下,方言渐渐变成一种罪过、禁忌,甚至是被唾弃的声音。我并不是反对学校的方言禁令,但能不能以比较正面、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方言?勿让年幼的孩子以为说方言罪不可赦,长大后就如小e姑姑这般。 今年4月11日,马大中文系主办了“汉语方言节”暨“第二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希望提升社会大众对方言文化的关注。来自班台育青中学的陈陈俞伊同学,在比赛中以福建话、潮州话朗读了我的散文〈垃圾桶〉,马大高级讲师蔡晓玲博士给我发来了视频。虽然人无法到现场观赛,但也触动了我整个下午的心绪。潮州话是我父亲的母语,〈垃圾桶〉里有我的父亲,个中滋味,百味杂陈,难以名状。 老天或许同情我这个方言痴,许我一个方言通e爸,他不但三语流利,福建话、粤语都说得好,客家话也懂皮毛,跟他出国尤其是港台两地,都吃得开。行走江湖,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这些年,回乡探了两次亲,那是外婆外公的故乡。他们南来前住的老房子,甚至那个房间都还在。某夜晚餐后,我和亲戚们到镇上闲晃,看见一家灯火通明的杂货店,里头顾客三俩有几,我们就到里头转转。 我在摆满货品的架子与架子之间走着,忽闻某处两位妇女在以福州话对话。三姨走到我身边说,好像我们家自己人。 此时我有种错觉,以为这一转身,就会看见母亲神清气爽地在我身后。于是我不想打破这场错觉,停步在原地,继续沉溺在这阵阵乡音里。 一口乡音,是对亲人、对家最温暖的心灵慰藉。所以,如何能,如何能将说方言视为一种罪?愿普及华语与学习华文之际,也别让心态失焦,悄然抹杀了方言的价值。
10月前
那是一次并非出于自愿的旅程,当我还在怨嗟命运,想要一蹶不振继续待在酒店的至暗时刻,长得很像歌手齐秦的二手车推销员邀我和爸爸前往山打根著名的森森海上村吃午餐。日光强烈的正午,四轮驱动行驶在南北向的滨海大道。苏禄海是一面巨大的反光镜,一个转弯,便见那座发散明净光泽的森森海上村,木桩高高撑起的海上村屋鳞次栉比,密密麻麻紧挨着。 “这是游客必到的森森,以海鲜闻名。”齐秦哥稍作停顿,“但是请你们见谅,这里垃圾很多,也有点臭。”然后,齐秦哥用力把车门关上,转身望向这一座浮在海面上的村,鸭舌帽在他难为情的面色投下暗影。我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的确见到挤迫的海上屋底下,漂浮,搁浅,堆积着有碍观瞻的塑料瓶、泡沫箱、渔网、饮料罐、木头等垃圾。退潮的部分,露出大片乌黑的淤泥,坑坑洼洼的泥地上积满了凝滞不动的死水,仿佛被时间永久凝固了那般。 突然想起,齐秦哥的语气和神情,与我介绍故乡双溪大年的时候一模一样。大学时期,每当有外州的同学问我“你的家乡有什么好玩”时,我总是窘迫应答:“别来我的地方啦,这里没什么好玩。我带你去槟城,我们双溪大年人一般都会到那里度假。”为了缓解尴尬,我接着就要搬出那条“母亲河”的故事自嘲。 从小,我从师长和同学那里学会如何嘲讽自己的家乡。那条穿城而过的双溪大年河长年污浊、恶臭、凝滞。以前与同学共车接近这条河时,车厢内就会飘来一阵屁味,大家幼稚地寻找放屁元凶,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都被“母亲河”嫁祸。“母亲河”的岸边,有一摊蛮有名,算是双溪大年特产的“大鼻红豆搅”。但是,每每提起要带外州同学到那里尝鲜,家里人总会泼我一身冷水:“咦……不要啦,那边很臭叻。不信你看看,里面的鱼都死光了。” 没有旅游胜地的小地方——无论是故乡,还是目前所处的山打根,都被本地人贴上这种标签。大学预科班,我到马六甲的小地方马日丹娜就读;大学是保守的哥打峇鲁;如今是远在天边的山打根,母亲替我解嘲:“你就认了你的甘榜命吧。”替政府工作,难逃三年一调的安排,当与别人聊起未来几年都会在沙巴工作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用“被抛掷”(thrown to)这一带有贬义色彩的及物动词形容我的人生,其中自有将不同地方分级的意味。 于是,习惯这座滨海小镇的步调之后,我时常一个人开车到森森海上村,用手机拍下那一片波光浩淼的苏禄海。这里有城有海,有无尽的天然资源,隐隐然成为我稍稍炫耀“这里生活也很不错”的资本。Instagram的归档功能(Archive)帮助回顾我在森森海上村的记忆——第一次落脚就到一家名为“鱼头米”的餐厅叫了一客甜酸鱼片饭。惊异于鱼肉的厚实鲜甜,向老板多问了几句,才知道这里的渔获都是渔夫停靠在店家展向大海的石灰阶级,而后直接送入铁皮仓库的冷冻柜,所以既新鲜又便宜。后来为新同事接风,轮到我化身齐秦哥,带他前往这家餐厅尝试白嫩嫩的鱼片,希望他对这座滨海之城多了一些盼头。 走下窄窄的过道,海上村还有诸多海鲜饭店可供选择。著名的88号单位最具商业头脑,将餐厅改造成一艘大船的外型,高挂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与大灯泡。夜驶在滨海大道,遥遥映入眼帘的即是这艘船,迷离的灯光打入水中,仿佛有一条龙正在潜泳,龙鳞在光影的折射下闪烁着炫目色彩,如梦似幻。 由于生意太好,每次孤身抵达,枯等15分钟都没有服务员前来招待。我一怒之下离开,却在几个单位以外找到另一家名为“老地方”的海鲜餐厅。入口展览着旧式手机、麻将台、老铁马等古物,餐厅尽头是一个观景台,海风猎猎,适合目送斜阳西下,渔船缓缓归港。社交媒体上大多数的海景照,都是从这个观景台的角度拍摄。 人类都是Homo Viator 这些森森海上村的画面与故事,被我包装成游记的形式,发在社交媒体。也许,我不想承认我是“被抛掷”的这一事实,也想自欺自己并不是为了工作远道而来,始终还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客。 每次返回西马之前,我都会到90号单位的海鲜餐厅购买江鱼仔干、虾米、咸鱼当作手信回家。餐厅位于村庄的尽头,视界因此更加开阔,被摘掉内脏的渔获倒挂架子上,就像一面面银色的旗帜,迎着咸味的海风快速旋转,风干……阿公贪吃懂吃,每次吃到我从沙巴带回家的渔获,都要感叹那是人间至味。 阿公的表情稍稍给了我一些成就感,好似证明了我也能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带回家里人没有见过的玩意,就像《百年孤寂》里的吉普赛人,给马康多带去宛如魔法般的冰块,促成了文学史上那一段最重要的小说开头:许多年后,奥雷里亚诺·波恩地亚上校在面对执行枪决的部队那一刻,忆起了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午后…… 飞行里数换算成成长里程碑。遥想中学毕业那一年,在某个补习老师家叙别,老师接连问过同学们下一站前往何处,那些异国风情的地名无不换来老师的赞叹,然后老师会以旅者的角度,补叙她在那里小住过的感受。目光最后落在我这里,老师却说了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你未来一定可以成为大文学家。” 一个成功的人,必须学会出走吗?某位哲学家说过,人类都是Homo Viator,旅途中的人,所以注定要起身,流浪。但是,如果不呢? 有个病人,来自森森海上村,在精神科门诊时聊起生平,骄傲地宣称这一辈子只爱山打根这一个小镇,所以从未离开。我听他悠悠描述他在海上村的居所位置,以及那些成长经历。当回忆的时态进入到结婚以后的日子,这份怀旧情结却突然变调,转而炫耀起子孙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的威水史。老家气氛寂然,思念烧灼,但是他还是无私地祝福:“一年回来一次我就很开心了,孩子嘛,一定要离开家乡才有出息的。” 所以,只有到了新春,森森海上村才会重新热闹起来。小小的木屋里多代同堂,海上人家在屋子的后庭搓麻将,红彩、红灯笼、寓意吉祥的对联高高挂起。吉田修一《天空的冒险》里作者描述自己前往东京读书后第一次回家的衣着。那篇文章中,作者还说,返乡最佳伴手礼就是自己,为了展示在城市中的历练和成长,会刻意穿上都市才有的品牌衬衫和帽子。作为异乡人,我喜欢揣测那些年轻面孔,究竟沾染着哪一座城市的气息。从口音、服装、妆容,是否能见出一些端倪? 纵横交错的石灰桥突然爆破一声响天雷,你发现玩着爆竹的竟然不是华人的孙子辈,古铜色肌肤的土著孩子比华人更享受新春气氛,在泥泞地上摆放几个塑料桶子,兼当高桩与狮鼓,手握纸盒身披一匹布,模拟城里华人舞狮的热闹气氛。 节日一过,森森海上村打回原形。 某日前往86号单位的海鲜餐厅,柜台旁边坐着几位阿姨,我向她们微笑招呼,知道我在医院服务之后,双方开启话匣子。我称呼那个最健谈的作“卢阿姨”。她想从我这里了解身为医生的工作日常,我却一直将话题转移到森森海上村的历史。以故事交换故事,近乎一种古老的易货贸易。 卢阿姨从悠远的战时谈起,娓娓道来当地人如何根据政府的发展计划,从白沙岗旧城区一路迁移到海上村。忆起当时土著和华族的分化,抽签买屋的过程,仿佛历历在目。政府给他们50年的时间偿还房贷,如今她已经如期缴清,说完,脸上绽放得意洋洋的微笑。 此时,店里正好走进一群打扮靓丽的年轻女孩。卢阿姨便说:“你在这里看到的年轻人,其实都是游客。”话锋一转,卢阿姨问我:“来这里那么久,到过哪里了啊?这个小地方的旅游景点不多,但我尽量介绍。”接下来化身导游,压低声量,神秘兮兮地介绍我其他“更便宜更好吃”的海鲜餐厅,复又指着大海的另一头,说明还有一座小岛可以前往探索,夜观海龟生蛋。 我笑着作别卢阿姨,离开时竟然心生一丝丝类似抛弃老人家的罪恶感。所以,我不像往日那样匆匆驾车离开,而是走入更深的第七桥、第六桥,发掘这里更草根的生活。有个土著孩子从我身边跑过,好像玩着兵抓贼的游戏。有些海上村屋里播放着TVB,有的玩着PS5,有些木屋摇身一变,改造成精美民宿。类似槟岛姓氏桥,这里既是游客区,也是生活的场域。有的村屋的前庭是简陋的杂货店,卖着一种以美禄粉与炼奶点缀碎冰的甜品。海涛声中,竟有人在村屋的侧廊办起补习中心,白板之后的布景,就是海天一色的绝美风景,孩子的朗朗读书声化入咸湿的海风中…… 突然,王菲的歌声幽然传来,回头一望,一个老人家正在低头扒面。老人家微微抬头,与我视线交错。他拥有一双被阳光熏伤的孤独眼珠,身后是空荡荡的客厅,客厅墙壁挂着热热闹闹的全家福。 我感觉到,这里仿似一个多重可能的魔方,迷幻阵般变化生活内容。如果一间房子一间房子造访,就有无尽的故事等待被书写。与当地人深谈以后,我突然领悟了人之所以成为Homo Viator,就是为了理解经济发展、娱乐设施并不是一座城的全部内容。而我们若有那份耐心去探视异乡的“月亮背面”,回头审视故乡,会否发现一些故事也被埋没在平面化的印象之中,等待被挖掘? 我再度想起齐秦哥的自嘲模样。 可能什么地方都一样,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于是自嘲也是一种自卫。同样来自小地方,我共情齐秦哥说这句话时的感受。 我在老人家吃面的单位前止步,王菲的歌声切换成杨千嬅,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毗邻的海上屋之间空出一片海景,海风吹来咸咸的风。我深吸一口气,终于闻到齐秦哥所谓的腥臭味。只是我不禁好奇,这不该是一片大海,最原始最天然的气味吗?
12月前
1年前
傍晚时分,日落黄昏,斜阳透过锌板屋檐下的缝隙,洒在土灶台上。天气炎热,大姐正在制作娘惹糕,有kuih kosui(可穗糕)、kuih talam(达兰糕)和kow teng kuih(九层糕)等,同时也在准备晚餐。两口火炉熊熊烈火,燃烧着。我蹲在炉前帮忙掌火,不时添上橡胶柴枝。炊烟袅袅升起,缕缕阳光洒在我们姐弟俩的身上,汗流浃背。 大姐手脚利落,不一会儿,高丽菜炒小虾、干煎甘梦鱼、鱼丸肉碎汤和大葱蛋便陆续上桌。我赶紧盛了一盘饭,趁热吃起来。刚起锅的粗茶淡饭真香,有些烫口,却美味极了。 吃过晚餐,我穿上十字拖鞋,走出门外。门前是硕莪廊要道,两旁排列着一排排木屋,更多的村屋则依山势而建,散布在山坡上。向右转,是Jalan Kelang Sago与Jalan Tunku Ibrahim的十字路口,地处居林市区与觉民中小学之间的山谷地带。 回家路上有一盏明灯 在这路口周围,分布着茂姑三姐妹咖啡店、观乃/猪仔杂货店、保务(Po Wu)杂货店和阿妹(Ah Moi)零食玩具店,还有我从小吃到大的阿度/阿燕福建面、咖哩面,以及大肥香辣椒面。偶尔,咖啡店前还会有香喷喷的叻沙、云吞面或炒粿条小食摊,猪仔嫂则卖着鸡丝面汤和娘惹糕小金杯(Pai Tee)。 这里是居民生活的中心地带,解决三餐、采购日用品的地方。尤其在上学与放学时段,学生、家长、老师、校车等从四面八方涌来经过此地,交通繁忙,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我迈开脚步,右转,走向市区。途中经过一座小桥,小溪与硕莪廊要道平行流淌,穿过我家后门,正是我童年爬树捉鱼的游乐场。溪水潺潺,细水长流,沿着山谷汇入Sungai Keladi,连结Sungai Kulim,再经北赖河,最终奔向北海。 我的人生就从这谷底启程,迎向未来;而我的心,也随着溪水,流向远方。 沿着路旁行走,在上山坡的路,经过居林佛教会和观乃杂货店。继续前行,左边是脚车店和进龙(Chin Leng)杂货店,来到联合代理商门前,我和一群孩子已经在排队等待拿报纸了。 报车一到,老板娘和阿姨忙着计算报份,分派给我们。有时老板娘的女儿也会帮忙,把报纸递到我们手中。 一拿到报纸,我便奔向人多的地方,遇到路人便叫卖:“星槟!Echo!” 左手沉甸甸地抱着一叠报纸,快步向首都戏院跑去。沿途经过木发榢私店,穿梭于小贩中心,再从CRC华人体育会后门进入篮球场,直奔国泰戏院。 接着,穿行在店前的五脚基,绕过玉珍,沿着街道,经过南安、国宾、子夜、中华照相馆、民生园,然后左转,来到加冕戏院和矮仔炒河粉档口。那时手里的报纸也卖得七七八八了,只剩无几。 通常,我会在耀记酒家的十字路口与民生园之间徘徊休息,直到将报纸卖完。偶尔,也会向光华夜报的老板娘拿几份夜报一起叫卖。有时,会看到老板娘和她的小女儿,从远处注视着我们这群十岁左右的报童,在街灯下来回奔跑。 大约11点,我回到联合代理商后方的住家结账,退回剩下的报纸,然后与伙伴们一起到民生园吃夜宵。 回家的路上,经过居林佛教会。仰望安详慈悲的佛像,心中仿佛有一盏明灯,照亮前方的路,也默默祈求:保佑我这夜归的孩子,出入平安。
1年前
一、寻书,寻人 近来每月必往槟城亚齐街的Areca寻书。架上虽多室利佛逝和槟城的英文典籍,倒教我独独相中那本平装《王赓武先生回忆录》。痴顽如我,这些年竟将中英文四卷本尽收案头。偏爱上册原是私心,总觉得王赓武先生笔下,其父王宓文的南洋浮沉,恰与我的生活轨迹暗自叠合。 初探王宓文生平,始于3年前,大抵是疫情期间。彼时随拉曼某师南下新山,细雨斜飞中,我俩在斑驳的公冢间寻得先生墓志。碑文简朴,仅“江苏泰州王氏”6字,竟成一生漂泊的注脚。墓碑东南角有些细缝,野蕨从石隙里钻出,倒似先生生前总爱在诗稿边缘批注的狂草。 这青苔浸染的墓志,往后遂成了我叩开旧文脉的铜环。自此索性以先生诗文作舟,载着毕业论文在史海浮沉。至于意外得奖云云,不过是潮退后滩涂遗珠,拾之亦可,弃之亦可。 二、南渡,北归 毕业后,几经辗转,终在槟城落脚。这境遇,倒教我时常想起王宓文先生。当年,他亦是二十余岁南下,如一片离枝的叶,飘零辗转,最终落在怡保的泥土上。那时他总以为,这不过是暂寄,终有一日要回到江苏故土。可谁料,战后的归途竟成了另一场漂泊。 饱经风霜的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却发现故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江南的寒气,竟比战火更蚀骨。一场大病后,他只得黯然重返南洋。自此,他乡成了故乡,故乡却成了他乡。 这命运,何其相似。我们这些南来北往的人,总以为脚下是暂驻之地,却不知,时光早已将根须悄悄扎进异乡的泥土里。故乡原是执念,家园却在漂泊中生长。 三、落地,生根? 偶然想起这些年来,缱绻天南,竟觉所成寥寥。大抵才力所限,亦无可怨。然若故乡仍容归去,谁又愿将自身托付于风浪? 去年在槟城植物园看凤凰木落花,猩红花瓣铺了满地,忽想起这树原产马达加斯加,如今倒成了南洋标志。枝叶在咸湿海风里舒展的模样,竟比在原产地还要蓬勃三分。 或许人亦如树,只要土壤尚可,便能生根。但树终归无知无觉,人在异乡,未必能如凤凰木般适应这片土地。 有时深夜独坐码头,看货轮桅杆刺破雾霭。远光灯扫过时,恍惚见到无数南渡者的影子叠在浪尖——他们带着故土的茶种、族谱和口音,最终都在季风里蜕成了另一种生命形态。槟榔屿晨雾虽虚无缥缈,却也在晨光中映出方向。 四、归去,来兮? 王赓武先生回忆录,英文上册题作Home Is Not Here,下册题作Home is Where We Are。其中译尤佳——“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寥寥数字,倒似道尽了两代人的漂泊与安顿。 然而“心安”二字,又岂是易得?当年王宓文先生横渡南洋,以为很快便能归乡,岂知战火骤起,身世浮沉,后来虽寄身马来半岛,但始终无法摆脱异乡人的身分——既是南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无法归家的游子。 细想之下,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流转于槟城与吉打,寄身会馆,执笔答问。晨起焚香时,偶有乡思萦绕;夜读旧籍间,亦觉人世浮沉。与人言谈,口音里仍藏着新山腔调;偶入餐厅,点单时竟已能听懂从来不知的福建话。 五、潮水,起落 槟城的雨,总来得急,去得也快。旧城区的街巷被雨水浸润,青砖仿佛溢出百年风尘。有时行至某些街道,望见湿漉漉的石板路,便想起王宓文先生在怡保的旧宅。他当年站在门前,是否也曾如我一般,凝视巷口,心念起落,思索着故乡的方向? 这些念头,终究是无解的。南洋的风,吹送过多少代人,他们的身影如潮水起落,终究被时间冲刷,消融在街市人声之中。许多年前,有人乘船而来,带着故土的方言、习俗,种下门前的菩提树;许多年后,树下的影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方言模糊了,习俗也变了,唯有菩提树枝繁叶茂,见证着这一切。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如王宓文先生一般,回望来时路,才惊觉自己早已在异乡生了根。到那时,是否还会有一块墓碑,上书“天南覃氏”五字,成我一生漂泊的注脚?若真有此碑,不知百年后,又会有谁伫立墓前,指尖触着碑上的苔痕,念着这陌生的姓氏?
1年前
1年前
扎根予我挺直的姿态 在这割据的院子里 …… 斑兰叶筑起早晨一座 充满香气的教堂 阳光用影子的名义 挥叶书写,几句幸福的私语 我将在这里苏醒,让光阴 有流逝的余地 向日葵将向季节 借一首歌,或曲子 我将邀你共舞一场 通往风中的游唱 并折起一段和弦,做草花 摇舞的裙裾 有谁曾在这里 编制奇妙的蔓藤 让我们可以占据 整墙的岁月,悬挂所有 浪漫的名字 那些纠缠的花茎 且让太阳去解释 我们只要激烈地想念 雨中摇曳的那丛呼唤 记忆里,那是爱情摆荡的篝火 是青春送给花园的 一只美丽的蝴蝶 而所有的摇晃其实都是梦境 池塘停泊着现实中的故乡 我蹲着身子,凝视 被雨水丢弃的涟漪 那曾经令人不安的国度啊 所有的美好却在那里荡漾 我们习惯,在那里 踩在潮湿的土地 快乐地叫嚣每一下翻滚 那些飞溅的欢乐,曾是多么地泥泞 那些贫苦的童年,也曾有一双赤脚 当快乐与悲伤的日子 潮汐般地来回 这里是广大的海岸 季候风撩动芭蕉叶,启动 热带的螺旋桨 我们就掀起海浪 赴一场隐喻的飞行 穿越梁上的风铃 发出清亮的声音 我们倾听了 所有迸发的情感,在风里 立起灵魂的桅杆 该出发的总会 安排一场精彩的旅航 花盆里的苔藓 继续铺盖着绿色的床褥 那些坠落的生命 得以躺卧 那些慢慢攀附你的 势要汲取你身上 汩汩的血藏 让你变得斑驳,让你 在风中倒下 那些他们 却用所有的诚意 埋葬你的尸体 ——倘若那里是 阳光会降临的地方 阳光会降临的地方 我希望 那里有我 在夕阳照过来的时候 倾斜一抹诗行 划过我的脸颊 提醒着我,只要稍稍仰望 就能看到倘佯的天空 它若将渗红的风衣披在矮篱 今晚 我将不想言语 …… 今晚 我想随手抓一群 游牧的星星 为萤火虫的衣肩 别上光芒的徽章 盘算着黑夜再也无法 藏匿我卑微的愿望 蚂蚁将触角探向 无知的宇宙 没有人征服得了黑暗 这可是一座植物的城堡 且让九重葛臣服于一面风景 让棕榈与蜘蛛 各安天命 相关文章: 【犁生活】笔录哦莫一派/彭敬咏 【犁生活】老麦先生有块地/彭敬咏 【犁生活】温暖琐碎的战纪/彭敬咏
1年前
深刻地记得,那天的雨像棉絮,杂杂地飘着。为了满足父亲唠叨许久的念想,在他长途瓢泼回到久违的故土后,母亲与我们兄弟起个大早陪着父亲,寻回他记忆中活跃的味道。 拐个弯,有了年岁的排屋长立于眼前。它并不是一间常规的餐厅,是摆在店主家门前的桌子凳子拼凑成的天地。加长过的屋檐挡住头上的光景,不过店内和外头的景仍然是衔接着的。 落座不久,灰蒙蒙的天空将大雨倾泻下来,庆幸店主在屋檐尽头吊了张塑料帘子,否则背靠外头的我怕是被雨打湿身子,欲哭不得了。城镇仍未完全苏醒,清晨的炉灶却已亮了许久,热腾腾的面为客人驱走渗进来的寒冷。不知不觉,我已将面用尽,偷来时间品鉴外头的巷景,虽然它窄得只能让一辆车来去。 母亲说不能做笼中鸟 就这样看着车子来去,一只浅褐色的狗迈着细碎的步伐凑到我跟前来。此时我是坐着的,它的高已逼近了我的腰,可见这只狗是一狗中长者。它的毛乱糟糟的,像路旁野草久未经打理,长了乱了糟心的模样。它一身脏乱的毛,落魄不堪的模样,我的心不由得生起了怜悯。 此时的雨放缓了脚步,下得轻,雨丝松松散散地飘着。它抬起头,与低下头的我视线相撞。人狗之间一片静谧,我看见了,看见了它无人可倾诉的孤独。岁月磨砺出浑浊的眼眸,时至老年仍飘零世间,一个容身的地儿也没有。 狗生相对短暂,折煞狗的事儿却一点不少。不是每只狗都能找到主人,好似人从不能决定未来。这只狗无主,注定在街头走到生命的尽头。 活着就是一次漂泊,寻觅着什么,到最后入身黄土前,仍要找到一抔地儿好生安葬。母亲常说,人长大了总是得离开家的,不能留在这做笼中鸟。人生轨迹好似早早被规划好了,必须离乡背井,才能干大事。如此,便有背着故乡的打工人和学子,怀着乡愁去往外头求未来了。 有些人往外头去,是为了探索世界;而有些人离家,只是为了生计。若有选择,故乡应是首选。漂泊在外多年的父亲想必也累。他常这样想着的,总有一天要回归故土,不再流浪。虽说他在柔佛有房子,可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四堵冷冰冰的墙,不过是遮风挡雨的工具。 离乡背井,何尝不是另一种流浪? 还有一年我也将离乡背井,母亲曾问过我,你会害怕吗?怕什么? 你要踏入社会了啊,会怕吗?还好。 少年人心底遍布棱角,我也不例外,面对未知仍有些兴奋,妄想自己能征服未来的一切。可是在看不见的地方,面对未知也有些恐惧。在漂泊的路上,遇见陌生的一切,害怕是必然的。只能祈望未来的我,不会在漂泊的路上丢了自己。 蜷睡着的狗爬起身来,一人一狗相望,我试着用眼睛告诉它,好好活着吧。它好似明白了,看着它转身离去的背影,心中响起一声叹息。 我们也要好好活着。我的路还长着,只求未来坚守本心。
1年前
居住在台中的姐姐刚生了女儿,于是我就有了成舅感。 7月杪,李女士飞往台中探望她素未谋面的外孙女,我从北部下来,陪同她这段时间在台中的行程。虽然台马两个地方的文化属性接近,生活在此处可以很轻易地转换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人而言,依然会有许多无法适应的地方。李女士在台的这几天都在和我抱怨,旅店提供的早餐不好吃,也找不到想要喝的咖啡,即便是便利店的热美式、拿铁或速溶咖啡都不符合她想要的味道。于是想劝勉经营奶茶店的台湾女婿去销售马来西亚的白咖啡,但这都被李女士的女儿否决。这背后牵扯到许多地方文化的因素,即便语言与肤色相同,我们依旧无法将自己的文化喜好想当然耳地套加在其他文化身上。 文化是如此,人也是。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是独立的个体,一个文化接近的马来西亚人到了这里,都会感到隔阂的不适应,更何况是其他跨越种族和语言的人呢?许多文化从来没有接受的可能,只有勉为其难的习惯与妥协。这令我想起过去曾到台文所上课的日子,当时旁听了一门“跨国移动”的课程,内容涉及跨国的移民、移工和外籍新娘等课题。这三者的共通性都是一个来自贫困的“第三世界”居民,如何透过人口流动的方式,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外籍配偶无论是婚姻买卖或自然结合,对于现今社会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话题。但很少会有镜头关注到他们的生活,尤其来自贫困地区又从事轻微工作的移民配偶,缺乏个人发声和露面的渠道,逃跑、愚昧和骗取居留的刻板印象更是形塑出社会负面的形象,成为隐藏在城市中的阴暗面。比起来自贫困国度的居民,人们更愿意去关注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光鲜亮丽新移民,为何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又如何夸赞自己所处的这个地方,来从中获取文化的优越感。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台湾,同样也可以是马来西亚。 这就显得马尼尼为所写的故事为何如此珍贵。她在2013年出版的《带着你的杂质发亮》中诉说:“十年来,作为一个被视为弱势的外籍女人,我成了一只动物。我的作用是生育、煮饭。当我反抗这一切,我的婚姻就毁了。我知道,我只能隐匿地说这些话,没有报纸愿意刊登这样的文章。”书中内容讲述自己为了居留在大学毕业后就跑去结婚,随即被围困在婚姻生活,并展露出对丈夫、家婆和小叔全家的不满,颠覆人们对外籍女人在新家庭中的悲情想像。 外籍配偶在许多人的想像中都挂有一种弱势标签,特别是来自贫困的第三世界东南亚的婚姻移民——年幼贫困辍学,为了生活嫁来这里,展现出刻苦耐劳,贤良温顺,以及带有点悲情的模板故事,一再地在影视剧中上演。(他人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想像,如同我们对欧洲的想像一般,许多人都说不出英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的差别,反正都是差不多的欧洲国家。)我们无法反驳这世界确实有许多这类群体的存在事实,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无法将别人的文化、故事和背景再套加在其他人的身上。曾听马尼尼为在她的讲座中谈及,即便居留在此地那么多年,也拥有一张硕士文凭,却还是收到过政府的招生通知,内容是为了帮忙外籍配偶更好的适应当地,而邀请去上识字班的故事。荒诞的故事仿佛一再强调,即便自己拥有多少成就,却还是会被归类为一个弱势外籍女人的想像中。 台中的姐姐与我透露,她赚的钱其实比她的台湾老公还来得多,开着十几万的日产汽车,租了间四层楼的房子,有一层是自己的工作室,还养了三只猫。这三只猫叫什么名字我从来都没记住,反正黑色的就叫hitam,黄色的就叫kuning,虎斑纹路的就叫harimau,骄傲地一再和其他来过她家的人如此介绍这三只猫的新名字。对于命名,我保持着满满的成就感。 相关文章: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导生宴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虚化的写作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驯化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