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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

20岁这一年,我把自己放逐在吉打毅达师范学院的一场冷雨里。 那是北马特有的雨季。雨水顺着颈间钻进领口,激起一阵凉意。身为班上年纪最大的“新生”,我坐在冷气嗡响的课室里,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每当导师要分组讨论,同学很快就各自成群,而我总慢半拍地站在原地,不知该走向哪里。那种被忽略的感觉,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留下来,甚至一度动念放弃,想回到原本熟悉的方向。仿佛只要逃离这片冷漠的雨林,我就能重新找回那个被认可的自己。那时,我脑海里唯一浮现的,是小学时那个温和的声音:“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于是,我指尖颤抖,拨通了冼佩珍老师的电话。 这种自我怀疑与我入学前的满腔孤勇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其实,报考师范辅导系曾是我的一场“豪赌”。我想救妈妈,也想救我自己。那时妈妈患有抑郁症,常把自己关进透明的罩子里;而外婆正逐渐陷入阿兹海默症的荒原,连至亲的名字都开始遗忘。看着妈妈在照顾外婆与对抗病魔之间两头受气、几近窒息,我想掌握一把心理学的钥匙,去开启她们紧锁的心门。而所谓的“救自己”,是希望通过这份保障工作握住安全感,并远离那个总拿我的成绩与他人攀比、让我压抑得喘不过气的家。然而,入学第一课导师便告知:辅导者不可为亲友咨询。我的“英雄梦”瞬间支离破碎,在这间宏大得令人心惊的学院里,我像是一叶迷航的孤舟,寻不见足以依傍的港湾。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中,我拨通了我的小学辅导老师——冼佩珍老师的电话。 电话没接通,我心灰意冷地坐在走廊尽头,任凭潮湿的穿堂风揉乱发丝。孰料数分钟后,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冼老师特地回拨了过来。即便隔着电波,我仍能听见她那边翻阅文件的细碎声,显然她还在百忙中处理着公事。她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耐烦,只是静静听着。我断断续续地说、反反复复地哭,将近一个小时,她几乎没有打断我,只偶尔轻声回应一句:“我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待我哭声渐止,她才悠悠地吐露了那句贯穿我岁月的真言:“尽力就好,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 这句话穿过几百公里的电波,精准地撞进了我心里那片最荒芜的废墟。它很轻,却让我一下子安静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在厨房里,二伯教我蒸鱼的情景。二伯是位对火候极有讲究的人,他一边掐着表,一边用浓重的广东话对我说:“滚水落鱼,火唔使急。火急肉就韧,心急鱼就腥,你要等个蒸气透出嚟先得。”(热水下鱼,火不用急。火太急肉就老,心太急鱼就腥,你要等蒸汽透出来才行。)原来,我也是一条心急的鱼。老师的“尽力就好”是那句没说完的“等蒸汽透出来”。 这句话陪我走很久 进入第二年,试炼接踵而至。在华小考察期间,我因拿不到理想评价而满腹牢骚,甚至对辅导的初心产生了动摇。冼老师仿佛洞穿了我的脆弱,她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发来长长的文字,分享她当年在教职基层打拼的经历,并叮嘱我:“燕萍,别急,要守住你内心的火苗。”透过那些细碎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她在田径场的烈日下,嗅着塑胶跑道被晒出的焦味训练学生;看到她在图书室里,理顺泛黄的岁月。 于是,我将那句“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化作了数千行代码。在无数个深夜,我对着屏幕调整三语界面的每一个词义,终于制作出一个专属于辅导员的互动平台。 在这款由我亲手搭建的平台里,最让我珍视的是那个“不留底稿”的线上画板。当我第一次看着一位缩在角落、不发一语的学生,颤抖着手在屏幕上涂抹出一大片压抑的乌云。我问他:“你想让这场雨停吗?”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亲手按下了“清除键”。那片乌云消失了。 窗外的月色透过玻璃,很安静。 在某一个失眠的深夜,我将制作平台的初衷连同积压已久的心里话敲成一条长长的留言发给了她。老师很快便回了信,那跳动的文字仿佛在说:“看,你已经做到了。”她与我约定:回乡见一面。 回到家乡那天,老师请我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美食。餐桌上,她坦诚分享了她评分也曾只有“普普”的经历。她温和地敲醒我:“如果环境不能改变,你就要尝试改变思维。只要问心无愧,尽力就好。”那一蔬一饭,很暖。 如今,面对外婆重复了十遍的旧事,我能耐心听完;面对妈妈疲惫时的沉默,我会递上一杯温水。我依然会定期向老师报喜或诉苦。她的回复,有时很长,有时只有一句“我在”。 那句“尽力就好,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真的很短却陪我走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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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秋天总是处不好。来日第一年的秋季,眼睛就泛红了整整两个月。看了眼科,说可能是过敏,也有可能是压力造成的,滴了眼药水也不见好转,不痛不痒,就这样红了大概两个月,一直到冬天才好转。 后来的秋季,几乎每年都来一次感冒,每次都是从喉咙痛开始,进而演变成流鼻水,最后再咳到飙泪,搞到晚上都没办法睡,直到那温差甚大的秋季结束,才活过来。 去年,医生还诊断出我有慢性鼻炎,说是我的鼻腔里积满了水,换季会变得严重,让我注意。 越安稳越焦虑 或许是那忽冷忽热、时而干燥时而潮湿的天气影响,今年秋季开始没多久,有一天我突然突然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感觉自己快倒下。冷静下来之后,什么事也没有。但之后总感觉不安,想说每个月健保费也缴不少,身体不舒服就该去挂个号看个医生,才发现日本的身心科挂号竟然要等一个多月! 后来,在住家附近找到一家口碑不太好的诊所,但它可以马上预约看诊,就决定一试。 预约到的时间是周五下午5点45分,原本以为我是最后一个病人了,结果,诊所门一打开,里面坐了十多人,突然觉得“原来大家压力都不小啊!” 看诊前,需要填一份长达十多页的问卷,问题都是有关身心状况的。填完已心累,但过不久就被叫进问诊室,接待我的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心理医师,我把所有症状告诉她,她边听边敲打键盘做记录,没有给我任何意见,全程就是耐心地听我说。述说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就是复印机式的日子过太久,有点失去方向,没有目标。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不能重复做一件事情太久。别人恨不得过上安稳无忧的生活,偏偏我就是日子过得越安稳,越没挑战性,就越容易焦虑。聊了大约十几分钟,她让我先到外面等候,过一会儿便能和医生面谈,回到原本等候的大厅,等待看诊的病人比起刚才又多了,多到完全没有空位可坐。 还在想着不会见到医生的时候,同样的状况又要再复述一遍吧?结果,门一推开,女医生一开始就是非常日式地说了句∶“抱歉,让你久等了!”接着直截了当,问我想要吃西药还是中药?我还没搞清楚是什么药,她又接着问∶“紧张的时候,手心出汗吗?”我说∶“会。”接着,医生说她给我开一些类似缓解心跳加速的药,让我在感觉紧张的时候吃。她还补充说,吃下去约30分钟后,焦虑感就会马上缓解,没有副作用、没有依赖性,说完就以“赶客”的姿态表示,若症状没有缓解,可以再预约看诊。 本来还有问题想问,但看她比我还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看完诊感觉心情更差了。看来,网络评价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或许心病终须心药治,现在就希望寒假赶快来临,能换个环境、换个心情,让身心好好放松一下。 常听人说,日本就适合度假,长期住下去,人容易抑郁。又想起友人也曾感叹,这个能把国民搞到都有花粉症的国家,能有多好住?加上近期日本新首相上任,新政府释出的政策对外国人并不太友好,这些举措看似为了取得国民的支持,可那日圆兑马币还在持续创新低,看来是时候认真想想要不要转移阵地了。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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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我心中的抑郁就像一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他把纠缠了他一生的抑郁症比喻成一直在他身后追赶的黑狗,一旦被“黑狗”追上,抑郁的情绪就会朝他猛扑。作家马修·约翰斯通也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有一只黑狗》的书,书中描写了他如何从企图掩盖、挣扎、屈服,直到接受“黑狗”的心路历程。我虽没有被“黑狗”追赶的经验,但我从小就旁观了我妈与“黑狗”一次次的较量。 自我懂事起,我爸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平均每3个月才会返家待上一两个星期,而我妈作为全职太太,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3个小孩,接送我们上下学、做家务等等。可2004年的某一天起,我妈突然怂恿我们翘课,趁着爸爸不在,带着我们几个小孩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开始我还因为不用上学而欣然自乐,可我妈越来越反常的行为,成功地让恐惧翻身做地主,占据了我的心头。身为精明消费的家庭主妇,她突然开始爱上了逛街购物,花钱如流水;身为宅女的她,开始频繁地带着3个孩子自驾游;一直严厉监督我们学习的她,不再关心我们功课的进度,常常独自发呆、晃神、傻笑……一切都在警示我“妈妈不对劲”。我虽然是家中长女,奈何那时“资历”尚浅,对状况束手无策,幸好我爸因连日联系不上我妈,并发现他们的联名账户冒出了好几笔不明开销,便立刻赶回家。 碍于当时的资讯科技不发达,心理健康知识也不普及,身边还有些封建迷信的亲友加持,我们一家子无神论者用实际行动,演示了什么是“临时抱佛脚”。我依稀记得好几个炎热的午后,香火袅袅,梵音环绕,我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跪拜在观音娘娘的莲花座下,祈求菩萨能在烟雾弥漫中看见我们的无助彷徨,好给我们指一条明路。菩萨到底有没有显灵,我不知道,但我能确定我妈的病情是每况愈下,除了肉眼可见地迅速暴瘦,她还出现了幻觉幻听,被害妄想的症状。 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某个晚上,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让我替她报警,因为有人要加害于她。脑雾反应也逐渐频繁出现,有一回,她坚持出门买些日常用品,可迟迟未归,结果我爸发现她把车停在了小区超市门口,人坐在车里发呆,也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所幸经熟识的小区诊所医生介绍,我们辗转到了心理精神专科诊所。在那个时候,提起去看心理医生,大家只会立马联想到Tanjung Rambutan,可那却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希望,如救命稻草般,只能用力捉住。我那时心里多少有点抗拒和矛盾,一边希望我妈能确诊,让她所承受的痛苦都有个解释和治疗方案;可一边,又不希望医生查出点什么,感觉一旦有了诊断,我妈和我们一家人就会被贴上“精神病患和患者家属”的标签。 妈妈叫不出我们的名字 或许是因为当时年龄小,抑或是潜意识不想面对,陪诊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像是被糊了一层墙纸,到底哪间诊所,哪位医生,我是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诊所里所有的玻璃门窗都贴满了最黑的隔热膜,昏暗的灯光让整个氛围尤其沉重。当时除了我们一家人,还有一对父母带着眼神空洞的儿子在候诊。那少年抖着腿,望着脚下人字拖喃喃自语的模样,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噩梦的素材。而那天,我父母从问诊室出来时,微红的双眼,也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那喻示了我们一家驯服“黑狗”的开始。 那之后,我们几个孩子回到校园,而我爸除了包揽家里的大小事,也负责照顾我妈的生活起居,包括监督她定时吃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确起了很好的镇静作用,但副作用也排山倒海而来。服药后,我妈特别容易疲倦,一整天里清醒的时间特别少,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记性变差,反应迟钝,早上做过的事,下午她就给忘了,甚至叫不出我们3个孩子的名字;持续性反胃,吃了就吐,把“皮包骨”彻底具象化。 我爸也给我们几个孩子分配了任务,每天放学回家后,我们就会在妈妈的床边做功课,多陪她说说话,聊聊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我妈从一开始无视我们,对我们说的话毫无反应,到后来会对着我们笑,这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可避免地,我们一家也成为了邻里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莫须有地排挤我们一家人,导致当时我们和邻里的关系紧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也不过是心理健康知识匮乏所引起的恐惧而起,我也感谢他们让当时年纪小小的我提早识得这个世间的冷暖。 自患病、确诊、治疗,到恢复,只是过了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仿佛度过了十余年的岁月。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咬着牙,牵着手,一起撑过了那段漫长且艰辛的康复之旅。在我妈逐渐恢复——情绪再也不似坐过山车般起伏不定,耳边一直听见的“窃窃私语”声渐渐消失,不再妄想有人监视陷害她,睡觉也睡得安稳后,我们一家搬去了我爸工作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当然,“黑狗”并没有远离我们的生活,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我妈的抑郁症复发了几次,但基于我们对“黑狗”已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总能及时把“黑狗”驱赶走。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心理疾病是多么值得理解与正视,它并不是一个人的错,也不是软弱的象征,在此愿每个挣扎中的人都能被温柔对待。
11月前
11月前
12月前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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