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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克发

“因为纪录片的关系,我见过不同时期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受难者——五一三受难者、二二八受难者、马共;你会觉得,我不能随随便便讲人的故事。” 2024年凭《由岛至岛》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转身去拍第二部剧情片《人生海海》,入围金马奖五项大奖。电影自编自导的过程,廖克发不准自己轻易放下纪录片拍摄经验给他的提醒。 “你不能随随便便因为创作焦虑写一个剧本,想一个drama情节,就说他的人生是这样,这很不尊重人。纪录片很要求我们怎么跟一个人相处、你怎么看这个人,当我移到剧情片,这是自我要求要做到的。我不会觉得人在我的戏里是道具、是创作材料,他不能只是一个角色,他必须让我真的感受到,那是我见过的某些贴近真实的人。” 没有拍片的时候,看书比看电影多。喜欢读诗,家里有个书柜全是诗。读耶胡达。读海子。读Wiji Thukul。读Latiff Mohidin。读中国工人诗人。读巴勒斯坦当代诗人。他喜欢的诗,都有某种抵抗姿态。 仅仅是要活下去,人终须抵抗着什么。 《人生海海》英文片名“The Waves Will Carry Us”,取自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The Wind Will Carry Us》,是廖克发喜欢的电影。风会把我们带走,片名借用芙茹弗的同名诗歌,“这位女诗人很酷,是在伊朗长期抗争的icon。”诗里有人习惯绝望。电影里有人等待别人死亡。片子最后男人把腿骨扔进河里,世世代代我们于是也把自己扔进风浪。 喜欢的导演也多。第一个脱口而出的名字,是今村昌平。 今村昌平曾是小津安二郎的副导。小津安二郎,日本电影史重要名字,代表作有《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可是今村昌平有他的疑惑——为何这位大师拍的电影,画面如此唯美?彼时日本处于战后,现实生活穷破败烂,大部分人家中并没有一张如电影长镜头里那般干净完好的榻榻米。 “今村昌平会问,为什么要营造一个日本社会是那么唯美,我们明明活的不是这样。”今村昌平拍什么?他拍黑色幽默,他拍重喜剧,“他拍日本人很阿Q那一面,脏兮兮的,就像我拍《人生海海》的方式。” 《人生海海》没有滤走现实的脏污,尸体大便走私贿赂,通通要你直视。廖克发说,“我们不需要一种置身事外的美。” 幽默是创伤症状,也是抵抗姿态 现实脏污搬上大银幕,镜头不偏不倚close up它,再把观看距离拉远,就有了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不也是一种抵抗姿态。《人生海海》里,廖克发选择用黑色幽默去讲那个,我们听过无数遍的,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离散的故事。 “我的确觉得,黑色幽默是我们社会处理焦虑的方式。因为马来西亚没有转型正义,很多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焦虑,我们就用一种很幽默,阿Q,自嘲,或者是说——习惯了啦,就是这样的。”廖克发无意批评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去讨论这些东西,所以在心理机制上,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过得去。” 我们不需要一种置身事外的美 转型正义是27岁到台湾生活数年后听到的字眼,“很大冲击。”冲击体现在,过去看马来西亚各种议题,“会比较民族中心,比较情绪,”德国与南非是台湾借鉴的例子,“南非是用宽恕换真相,德国是很有体系地处理所有档案,所以现在我会用这种方式来看,马来西亚是怎么处理,或者说,有没有机会处理。” 目前他的答案是:没有。那么,在拥有健全体制之前,唯有嘲弄着自己笑笑活下去咯。 “如果你接触过幸存者,他们是会用幽默的方式讲自己的受难,这样他才能活得下去。幽默其实是创伤症状。虽然它看起来好像一个喜剧,可是其实它很悲伤。我们现阶段只能用这种方式谈自己的创伤。” 睁眼或闭眼,我们如何想像幸福? 幸存者不在遥远的他方。拍纪录片这些年,廖克发直视过很多受难者的眼睛。 怎么直视别人的眼睛?一个人先要愿意睁开自己的眼睛。《人生海海》一幕,兄弟俩潜入伊斯兰墓园,挖坟偷走父亲尸体,失足昏迷的梦里,蛇了一生的父亲叮咛——是时候把眼睛睁开,别再装睡。 问廖克发,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必须把眼睛睁开? “拍《不即不离》的时候。”祖父一直是家中禁忌话题,从台湾携着相机回马,他把祖父曾属马共成员的家族史拍成第一部纪录长片。“就开始觉得,诶,为什么有这么多事情我们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事情可以被隐藏,要我们不知道?尤其当它被禁时,你才第一次真的感受到,所谓公权力可以这么暴力。” 审查机制如此严密,于是我们习惯装睡,装着装着就会丧失苏醒的胆量。“大部分时候你觉得睁开眼睛是有问题,是找麻烦。”睁开眼睛,日子并不会比较平顺。 “当然会有更多新挑战,因为你会想要有更多行动去知道更多。但是,我们活在人世间,不是只为了幸福啊,是你要想想怎样可以实现自己。幸福不是唯一的终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今天想像幸福是有车有房,周末快快乐乐吃大餐,”这种物质上的满足,不是廖克发对幸福的定义。 “对我来说,幸福是某方面你想你可以做什么,你跟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此后没停止拍纪录片,叩问那些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的事——《还有一些树》探讨种族分而治之政策与五一三事件,《野番茄》关注台湾二二八事件,《一边星星一边海浪》聚焦沙巴无国籍孩童,《KAREN》着眼印裔家庭经历的不公,《由岛至岛》揭开二战时期台湾人协助日军征战东南亚的事迹。 拍纪录片是“永远不sure”的事 每一个掀开来都是极其沉重的议题。廖克发说,议题从来无须寻找,我们本就活在里面。 像他在新村长大,“一个小孩不知道祖父为什么被赶进新村,不准知道,这件事就是政治的。所以不需要找议题,其实往自己的生命历史去稍微知道更多,你就发现到处都是political的。也不用故意靠近议题,你谈生命,就会谈到的。” 一个人对议题的关怀,必然夹带立场。对此有所自觉,然后呢? “不要隐瞒立场。纪录片导演也是偏见的,不要假装有一种客观。纪录片拍到的只是碎片的真相,你要告诉观众,这个碎片长什么样子,才能给观众一个感觉——我们看了这个纪录片,只是知道一个碎片,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或许也没办法知道的。” 纪录片里人性是灰蒙的,镜头背后廖克发时有尖锐发问;他是怎么理解自己与拍摄对象的关系? “我当然知道这些问题是冒犯的,而且现场他们是难受的。”比如《由岛至岛》拍摄对象有战争加害者和他们的后代,镜头里那些难堪无所遁形。“其实有人中途拒访叫我离开,我会尊重,”有人则把对谈完成到最后。尽管难受,“可是为什么我要继续roll?”拍纪录片,是拍一个人的记忆如何运作,“有人会篡改,有人会面对。我们看到他很辛苦,可是我要让观众看到,他是愿意面对的。” 手持镜头是一种权力,怎么make sure自己有在尊重拍摄对象? “永远不会sure的。但只要你会一直问自己,它就是一种尊重。拍纪录片,很多时候是一直维持一种很复杂的人的关系。我拍纪录片,不是为了拍到某些内容,而是作为一个人,你真的想认识这个人,你真的想从他口中听到这件事,以及在现场看到他的眼睛。” 回到剪接室,尊重也是分分秒秒无数个微小抉择叠加起来的成果。“如果我要把这些人物猎奇,做得更drama,很容易的。这是个人伦理问题,但我觉得没那么难不懂,只是在于你剪接时,要不要做这个决定。然后你一做呢,就会自我说服——这叫艺术;艺术个鸟。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 拍纪录片,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的过程,不确定有没有轻易放过自己,“抱着这种不确定去拍剧情片,你会比较在乎这些东西。” 家,是找到需要保护的东西 在乎如何把人的故事讲好,也在乎心中是否真有东西叩问。 《人生海海》叩问的又是什么?“有点像是问自己,为什么你会感觉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到底家在哪里?”是身分认同的大哉问。小时候踢球有人叫他回唐山。不谙华语搬到新山,“只会福州话,”成为幼儿园里的怪胎。毕业后越堤到新加坡,“人家说你是联邦腔。”后来到台湾念电影,“他们听得出你不是台湾人。” 可他知道,这些遭遇从来无关族群异同。“每个地方都有保守主义的人,当他们觉得受威胁,就会发明各种借口,保护自己的利益。”今天我们歧视移民,忘了曾经自己也是移民。之所以看似是种族问题,因为大马确实有以种族为界限的法律,“所以我们才必须谈种族,可它是误导性的。其实比较是阶级的问题,滥用权力的问题。” 于是,廖克发定义的家,无关地理空间,而是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 后来在台湾结婚生子,关于家和根的思考也更清晰。“比如,我不可能逼我的小孩对马来西亚有一种情感。我反而觉得,他自己长成他想要的样子,去找他的故乡在哪里,不一定是马来西亚或台湾,他自己去找他觉得需要保护的东西。” 小孩的存在,可曾让廖克发遇见不认识的自己? “会耶。当了爸爸,有一种心理压力,我做决定拍什么片,或者我拍片问什么问题,我都会问——儿子如果看这部片,他会看得起我吗?” 在他的想像中,怎样才是一名让儿子看得起的导演? “也不是要多成功,而是,既然我在访问里回答的时候,说我拍片是要提问、要跟社会有关系,那我就要做到。” 更多新教育: 直击IFRC巴生港口仓库  当灾难发生,救援从这里出发! 营养知识到位 城乡都能打造健康生活 不只是表达观点抒发情绪  中国青年作家卢思浩:写作让你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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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7日讯)由廖克发编导的电影《人生海海》,昨日在吉隆坡举行首映记者会,监制王礼霖透露,电影被砍了6刀通过大马电检局(LPF)审查,主要集中在字幕、潜台词与画面处理,整体影响不大。相较于上一部作品《菠萝蜜》为在《第4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MIFFest)放映而被砍了19刀,廖克发幽默表示:“进步了!”同时也让他有信心构思续集,继续探索创作底线。 电影《人生海海》将于4月16日全马上映,导演廖克发、监制王礼霖携主演台湾“金马女配”陈雪甄与本地演员吕杨(Fabian)昨日一同出席首映记者会。对于首次带着长片作品回到家乡宣传,廖克发坦言心情格外激动,“真的很感动,能够顺利上映已经很感谢。” 《人生海海》集结大马及台湾两地演员,包括魏隽展、陈雪甄、吕杨、Coby庄可比、曾宏辉等人,透过“抢尸案”带出宗教冲突、离散、寻根等议题。谈及创作起点,廖克发透露,在完成首部电影长片《菠萝蜜》后开始构思剧本,当时初为人父,“一边抱着宝宝一边写剧本,一直在想这个题材能不能拍、能不能上映,但最后还是有一股冲劲把它写出来。”他还梦见孩子已经长大,对他说:‘爸爸你还要养我,不要拍太艺术的电影可以吗?’”,让他当场被吓醒。 廖克发指出,故事灵感源自自身成长经历与观察,片中角色“阿耀”也投射了自己的童年,包括童年随父亲走私的记忆,“以前我没办法谅解,为什幺我们要活得这样。”接着他幽默笑说:“现在回头想,那时候说谎,才让我学会说故事,现在才能当导演,哈哈!” 伊斯兰墓园取景曾担心受阻 谈及在伊斯兰墓园取景,廖克发坦言曾担心申请受阻,一度考虑由美术组搭建场景,没想到申请过程相当顺利。为尊重宗教文化,剧组拍摄前亦特别请来宗教师进行仪式,并由墓园管理人讲解葬礼流程。他形容,“伊斯兰墓园氛围平和,和华人义山很不一样”,而吕杨和魏隽展在拍摄时也逐渐放开,“他们玩疯了,还叫不回来!” 廖克发表示,《人生海海》并非要渲染悲情,而是希望呈现人在困境中的尊严与生命力。目前定居台湾的他表示,“身在异乡不一定是悲伤的,我反而觉得移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他希望透过电影传达信念,“根不一定在土地上,也可以长在自己身上。” 监制王礼霖表示,早在2016年认识廖克发后,便十分欣赏其才华,当初看完剧本其实只有50%信心能上映,但仍决定力挺导演。他直赞廖克发是“合作过最让人放心的导演之一”,形容对方处事灵活、懂得变通,就像片中对白“就像蛇一样,能绕来绕去”。未来若有机会,仍期待再次合作。 陈雪甄演大马人来宣传紧张 去年凭此片夺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陈雪甄,与廖克发合作17年,她笑说,廖克发总是对她出难题,坦言这次挑战极大,尤其此次来马宣传相当紧张,“因为我不只是要演大马人,而是要获得大马观众的认证。”对此,吕杨大赞她把“安娣味”完美驾驭。 陈雪甄笑说,“一开始我靠YouTube自学,以为自己准备好了,结果一开拍就被导演‘打脸’。”为了诠释角色,不仅反复研究口音,还要深入了解大马的历史、时事与文化背景。谈及最印象深刻的场景,她分享一场在车内点烟痛哭时,导演突然刺激她,“距离上次合作已经5年了,你就这样吗?”成功催化她的情绪张力,成为名场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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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青年而言,二战仿佛只是课本与黑白照片里的故事,虽真实却遥远。然而,马来西亚出生的台湾导演廖克发却认为,这些事离我们并不远。时代更迭,人性却未曾改变,战争的恐惧与希望只是以另一种形式沉睡在记忆深处。 “一个國家没有紀錄片,就像一个家庭沒有相簿。”──帕里西歐‧古茲曼(拉丁美洲紀錄片導演) 成长于橡胶园的廖克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导演,能走访各地记录这些被遗忘的故事。一路走来,他始终相信:不要否定自己的好奇心,也不要否定自己有力量去寻找答案。因此,他选择以镜头拾起片段,让宏大的历史重新回到人的故事里。 廖克发的最新作品《由岛至岛》,主要记录了日本帝国内的台湾士兵、医生与生活在东南亚的海外台湾人经历,于7月24与25日先后在南方大学学院和大同韩新学院放映。谈及为何让这部纪录片回到马来西亚与观众见面,他坦言,这原本就在计划之中。 用影像把历史装进记忆里 廖克发在座谈会与放映会上多次提到,《由》最初的拍摄方向,是关于二战时期海外台湾人的故事。在拍摄这批老人的过程中,他也同步展开田野调查,才意外发现日本占领东南亚期间,竟有不少台籍战俘与士兵分布在当地替日军工作。这个发现如同拨开尘封的缝隙,让他意识到历史的另一个面向。也正是这份好奇,推动他用影像将这些逐渐消逝的记忆保存下来,使原本只计划拍摄一部约90分钟的纪录片,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中,片子越拍越长,形成了一部长达近5小时的巨作。 谈到拍摄过程中最令他难忘的片段或受访者,廖克发认为,其实每位受访者都有各自的动人之处。无论外界是否认同他们的政治理念、想法或立场,都必须感谢他们愿意把那些尘封的故事诉说出来。“我很少会让受访者仅以单纯提供知识的角色出现在片中,通常只有当他们展现出人性的某个面向时,我才会将其保留在影片里。”他所说的,大概是指走进镜头的这些人,不只是历史的见证者,更在他们的言语与沉默之间,映照出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 记忆与教育影像的关系 对年轻世代而言,短视频模式更贴近他们的日常,观影时也习惯倍速播放。然而,这样的趋势其实正在悄然改变我们记住历史的方式。在短视频盛行的年代,要他们静下心来观看一部长达近5小时的纪录片,确实并不容易。正因如此,《由》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廖克发透过教育推广计划,尝试将影像真正带入记忆教育之中。 在这项计划中,影片被精选为5个不同主题的片段,并搭配教案,免费提供教师申请作为课堂教材。这不仅让《由》在影院之外延续了生命,也使历史能以更贴近学生的方式被理解与感受。此计划由影像教育工作者黄诗婷负责设计与执行。她现就读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投入影像教育推广已有5年,致力于透过影像引导学生观察、思考与展开对话。 对此,黄诗婷分享她与历史教师合作时的观察,即现今学生对影像的可接受时长越来越短。过去,他们还能在影片开头的3到5分钟保持兴趣,如今有的学生甚至在影片播出1分钟后,就开始失去专注力。因此,在推广该教案时,他们顺应时代与学生的观影习惯,将影片截取为约20分钟的片段,分段播放,并在每次播放后安排讨论,确保学生能够吸收影片所传达的信息。她进一步指出,在推广影像教育时,会和学生讨论到“电影的完成是在观众观看的那一刻”。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联想到自身的生命经验与过往记忆,将影片体验与个人经历结合,最终形成独特的感受。因此,在活动设计或课程讨论中,他们会尽量从学生的生命经验出发,让讨论内容贴近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物。 谈到影像与记忆教育的关系时,黄诗婷特别强调,影像本身具有情感召唤的力量。让观众在被触动之后,进一步追问这份情绪背后的历史与议题。她希望透过影像教育,引导观众不再只是被动接收,而是主动参与理解与解读的过程。廖克发也补充道,影像能传达许多文字无法呈现的细节,如一个人的眼神、语气、情绪,往往比知识更具震撼力。“当你看着一个人的眼睛,对他说‘我要送你上战场’,那种共鸣是任何课本都给不了的。” 在时代中顺应 VS 坚守 在影像传播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短视频成了年轻世代最熟悉的媒介。但面对这样的趋势,廖克发却有着不同的坚持。“我本来就不热衷于做带有‘洗脑’意味的工作,所以并不担心,也不觉得有必要刻意将作品做得很短或很长。只是在面对影像时,这是我无法妥协的部分。”在他看来,青少年与年轻人并非无法触及,反而是可以被引导、而且需要被引导的。 他进一步指出,短视频并不会让人获得更多记忆,反而是在不知不觉间,把原本属于人的情感与记忆能力交给了机器。这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就像快餐文化。吃久了,身体才会显现出问题,人们才意识到隐患。但即便如此,仍有人选择继续,这终究是个人的决定。 “没有记忆可以提醒,没有记忆可以哀悼,也就没有记忆让自己有勇气。”这是廖克发最后总结的一句话,像是跟年轻世代的一个对话。 对当代年轻世代而言,记忆不应只是停留在课本里的名词,而是一种与当下对话的能力。唯有直面记忆,历史才不会属于遥远的故事,而是成为推动我们前行的养分。 记者后记 过去虽曾零星看过片段,但在大同韩新学院真切地看完近5小时的纪录片后,我的心情久久无法言喻。生于和平年代的“蛋蛋后”,我从未亲历过战火与动乱,却似乎天生怀着一颗老灵魂,偶尔会想像那个年代人们的经历与感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导演在诚品座谈会上分享的一句话——“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记忆的责任”。这份责任或许不必找到答案或下定结论,只要将它安放在心底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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