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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

1天前
2月前
3月前
    (居銮6日讯)“崔大地和陈建诚师生书法联展”在吴东土文物馆举行开幕典礼,通过师承脉络与师生作品展示,呈现书法艺术薪火相传的文化精神。 居銮中华中学校长赖俊雄在致辞时表示,书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髓,不仅展现汉字艺术之美,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精神与人格修养。 “本次联展呈现了一条清晰而珍贵的文化传承脉络,从马来西亚第一代优秀书法家崔大地的艺术精神,到其门生陈建诚老师,再到如今共同展出师生作品,体现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他说,已故崔大地一生致力于书法艺术,勇于创新、自成一格,对马来西亚书法的发展影响深远;而陈建诚多年来积极推动书法教育与文化传播,培育不少学生,为书法艺术的传承作出贡献。       他指出,本次联展不仅是一场艺术展示,更是一项体现尊师重道与文化传承精神的活动,同时也为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书法艺术的机会。 赖俊雄表示,该校一向重视中华文化教育,书法艺术讲求专注、耐心与修养,与学校的育人理念高度契合,未来该校也将继续推动文化艺术活动,让校园充满更深厚的人文气息。 另一方面,銮中董事长兼吴东土文物馆馆长王培荣指出,文物馆的设立宗旨是维护与推广中华文化遗产,多年来持续举办各类书画、文史与艺术展览,希望让学生在校园中接触高水平艺术作品,从中培养审美素养与文化自信。 他说,书法联展不仅让学生近距离欣赏书法艺术之美,也是一堂生动的文化教育课,让年轻一代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 吴俊泉和吴永达也代表开幕人吴俊强出席,联合一众嘉宾为书法展进行剪彩仪式。
3月前
陈剑虹老师与我,算不上是课堂授受的师生关系,但也不能说不是他的学生。更进一步地说,陈剑虹老师是我走出校门之后,少数维持长期联系的中学老师了。 中四的那一年,陈剑虹老师来校上任历史科主任。我当时在理科班;可能是纯男校的关系,同学多对繁琐又死记的历史科不感兴趣,学校直接给我们派了地理课。因此,高中两年,我都与历史绝缘,没机会听陈老师讲史。但是,新老师的出现总会吹皱一池春水,同学间闲聊时说,新来的老师放学后就到理科大学当助教,在大学课堂进出的呢!高中生进不进得了大学都还不知道,只能心向往之。于是望之弥高。后来史地学会的布告栏张贴一系列的图文资料,负责的同学说,那是陈老师提供他自己写的书影印的,益发觉得老师果然是“有料”的! 中六两年继续理科生涯之后,决意转读中文系,那时回头找陈剑虹老师,开始聊一些文史哲话题。中六毕业的大孩子,蒙陈老师不弃地促膝开聊,但到了某一个点上他会说,好了,这个等你上大学了再谈吧…… 从台北毕业回来,又终于从新加坡回到岛上之后,也重新跟陈老师联系上了。这个时候,陈老师聊的话题就多了许多,也不再有“这个以后再谈”的坎限了。是的,从中学到念了研究课程回到家乡,话题可以继续伸展再深入的老师,要是陈剑虹老师排第二,恐怕就没有第一位了。 后来自己展开去国还乡的各种槟城书写,更是不时向陈老师请益,核实一些历史的刻纹。天知道,当时自己提笔写槟城,并不是以为很了解槟城,而是相反:就是觉得不够了解自己的乡土,才透过“写”这个事情的完成,来让自己对脚下的土地了解多一些的。在这一方面,如果说谢清祥先生提供了我生动的时代叙事,那么,陈剑虹老师则是我核对历史准度的凭借了。 从教书到书写槟城史 大约二十多年前陈老师曾告诉我,虽然过去都在中学教书,但他长期让自己维持至少一年一篇论文产量的自我绩效设定,谈话的时候一边展示两厚册装订好的整理稿,那是他过去二十来年的成果累积。那当儿他已从职务上退下,在家却不赋闲,而是集中精神与时间埋首书写,《槟榔屿潮州人史纲》、《走近义兴公司》等等专著,都是晚年辛勤爬梳史料的成果。即令如此,陈剑虹老师很谦虚地自称为“独立历史工作者”,意思是他在学院体制之外从事历史研究,不是墙内人。然而,依我们这些后辈的体制内视角,陈老师确实是严格意义的槟城历史学者,这是著毋庸议的。 因为情牵槟城历史,我一直与陈老师维持长期的联系,也写了不少槟城的文字。但是,陈老师深耕土地的治史事业,却是我难以为继的。我的槟城书写可说是左手的写作,右手始终都在从事佛教与佛学研究,那也是我当初自理转文走上中文系路途的最初动机也是最终目的,中间也不曾搁置。当初因一念不懂槟城而提笔书写,主要是为着去国还乡后“回家的仪式”。因此,后来写了长长短短的槟城文字再一一结集出版,都不曾动念要请陈老师赐序;我另有所图的槟城书写,对于严谨治史的陈老师,就不打扰和为难了。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我槟城书写的文字背后,一开始就有着午后在陈老师住家聊天谈历史云烟的茶余饭后时光,所以举凡出书,都无法绕开陈老师;新书推介礼上有陈老师在座,无论是作为推介嘉宾发言还是仅止于座上宾,心里才始终感觉踏实! 2019年的“华夷风起:槟城文史研习营”,陈剑虹老师应邀担纲一个讲次的主讲者。事前他告诉我,这个活动应该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了。那时老师不几年就八十了,依然结合图文并茂的简报讲了近两个小时,全场声如洪钟。活动后翌年,就是疫情蔓延的锁国禁足,漫长两年的封锁下来,八十高龄的老师,就绝少外出活动了。去年年底,《城视报》的家源突然通知,说有陈剑虹老师的新书推介,我因半年前已答应的研讨会发表,遗憾没有赴约,只关切地问说,老师手里有两厚册的早年旧稿值得出版的呢,如何?家源说,就是那两巨册选出来的。那真是太好了!是为《乡土云烟:地方故事与历史记忆》,这是最后的出版,却是陈老师早年的成果结集,幸好一切都来得及!此书虽说“云烟”,实却如同磐石,就如陈剑虹老师一生为槟城治史那样,让学人在此坚实的基础之上继续开展后续研究。
4月前
5月前
6月前
  1962年2月5日,吴健雄致函胡适,确认回台出席院士会议,她说“中央研究院每年开会一次,做院士的应该尽可能参加出席”,她说她和夫婿袁家骝可以作几场学术演讲。“这一次回去的最大理由是探望您”。 胡适2月12日收到信,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胡适很兴奋,他打电话给台大校长钱思亮安排演讲,又打电话给行政院政务委员王世杰安排蒋介石和几位国外院士饭局。 1962年2月22日下午吴健雄和袁家骝抵达机场,二人先是打电话报平安,然后直奔中研院。胡适大病初愈,本应多休息,但还是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对胡颂平说:“我下午谈话的时间是久了一点,但我很高兴。” 胡适在三天前见记者专门介绍吴健雄。她在二战期间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制造工作,又因为需要“她去教授物理学”,她成为普林斯顿研究院两百多年来第一位女老师。她论文数十篇,都在高端学报发表。 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时,许多学者为她鸣不平,因为李、杨二人专注理论物理,他们以构想、推理提出震惊世界的学说,但是如果没有她利用美国先进设备,埋头进行试验并最终获得证实的话,李杨定律仍将停留在推理层面。 胡适说她的贡献学界从不轻视,她获奖无数。1958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称她是“享有被称为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后来她又获崇高的美国“科学研究基金奖”。 胡适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任文理学院院长。上完“清朝三百年思想史”课程后他给学生考试,因为吴健雄“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阐述得这么透彻”,他打一百分,听到马君武和杨鸿烈也给她打一百分,对她更是另眼相看。胡颂平提1930年5月19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时加了一句,他任内“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数学系的吴健雄”。 吴健雄1934年到美国,二十多年在异乡,二人多次见面。1936年8月,胡适到美国开会,见面后给她写信,说她“很聪明”,希望她不只是一流科学家,也希望她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他以此相期许,希望她不笑他“多管闲事”。 雨中等待胡适 胡适1938年10月就任大使后,她写信说她父亲非常高兴,因为美国人民对抗战“渐表同情”,父亲在信中说胡适“德望感人”,她俏皮地说:“想不到女儿是您的信徒,连父亲也变作您的歌颂者了。” 1940年胡适赴洛杉矶演讲时,离开前安排见面,当天倾盆大雨,吴健雄满怀歉意,“老师居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让我和您谈谈,您试想我是多少欢喜?可惜我迟去多时累您等。”又说“这是你病后第一次到西方来,您并不比以前瘦,精神也好,不过脸色似乎远不如以前好。希望那仅仅是一层仆仆旅途的风尘而已。” 胡适经历曲折,那个世界离她遥远,她生活单纯,只要老师知道关怀一直都在就行。1942年5月30日,她与袁家骝结婚。5月10日她写信给胡适,说婚礼只邀请几位朋友,她期盼他出席:“我真希望那时候西方有某大学请您来致毕业演说词,那我便可借光了。”袁家骝是袁世凯孙子,专注科学,不涉政治。吴健雄1958年获选中研院院士,第二年他步妻子后尘,胡适说二人是难得的“物理夫妇”和“院士夫妇”。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1957年2月4日胡适在纽约出席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胡适对李杨都有表扬,对吴健雄则更关切。他说这样出众的学生让他“非常光荣”。吴健雄在讲话中感激胡适过去指导,她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并不特别,不过是根据胡适平日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 1962年2月23日吴健雄在台湾大学讲“对等律”,结束前又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她的启发。演讲结束后袁家骝致电,胡适说“知道健雄今天演讲的成功,我特别高兴。” 1962年2月24日傍晚胡适在中研院酒会中致辞后倒下昏迷,等待医生过程中,“吴健雄强忍着泪水、伤痛,默默地坐在一角”,在现场的记者凤舟以〈最后的酒会〉为题这么写。当医生宣布胡适返魂无术,她“用手帕蒙住再也忍不住的眼泪,她万没想到千里迢迢赶回国来,竟是她和恩师最后一次聚会。”
6月前
小时候,我超爱看《GTO》。除了因为男主角帅,更让我着迷的,是他总能在学生最无助、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依靠。那时的我常常幻想:如果我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在我迷茫时给我勇气,在我犯错时依然拉我一把,该有多好。 当然,我的老师也都很好。虽然他们并不像鬼冢那样麻辣,却总是尽力唤醒课堂上昏昏欲睡的我,告诉我要脚踏实地学习,要懂得“得理要饶人”,要学会用理智压住火气。他们甚至会在我因家境清寒,每个月缴交学费满脸尴尬的时候,默默帮我先垫上。 因此,我暗暗立下志愿:将来我也要当老师——我要当放牛班的老师,像GTO一样,陪伴、拯救那些正在迷失的灵魂。 毕业后,我身边的同学几乎都成了老师,唯独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为了生活,我当过记者,也当过政治人物的助理,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工作。那时候的我常常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年轻。或许现在没有站上讲台,但只要我在社会上多历练、多积累,有一天我一定能把这些故事带进课堂,讲给我的学生听。 终于,在数年之后,我如愿成为了老师。只是,当我真正走进课堂,我才发现教师的世界和当初想像的并不一样。 当年的我们习惯了鞭打教育,父母再三叮咛要尊师重道,老师说的话几乎就是圣旨。但如今的孩子成长在截然不同的时代,他们更大胆、更有想法,也更敢于质疑。做老师,不只是要面对孩子,还要面对家长。 压力从未踏进学校大门前就开始:清晨五六点发来的家长短讯,下班后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有时甚至在深夜,当别人都已休息,我还在和家长讨论如何陪伴所谓的“问题小孩”。 久而久之,我心里渐渐冒出一个念头:如果鬼冢能是学生的GTO,那么,我能不能也成为家长的GTO呢?或许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孩子的成绩单,而是一个能理解他们焦虑、陪伴他们一起走过教育困境的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些年里,我无数次找回以前的老师,一起喝茶、聊近况。话题不外乎“现在的孩子和家长真的很难教”。有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大笑,也一边叹气,仿佛彼此都在替对方寻找一点安慰。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起我的老师:“为什么你可以在教育界坚持那么多年?难道你不会累吗?”她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摇摇头说:“我也不懂啊,就这样教着教着,不知不觉几十年就过去了。” 听到这里,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着说:“那我大概是报应吧。小时候太坏蛋,现在被老天罚当老师。” 不过,或许正因为我走过那些路,现在才更懂孩子吧。每次看到那些小屁孩在班上捣蛋,我总是用眼角余光盯着他们,一边斜眼,一边半玩笑半认真地放话:“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 有时候,我还会预测他们的动作:“我知道你下一步一定是打算这样对不对?”说完他们就一脸懵,摸不着头脑地问:“老师,你怎么知道的?”我笑着保持神秘地回答:“因为我有预知能力。” 其实哪里有什么预知能力,不过是我当年也干过同样的事,知道他们的小心思罢了。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收起小动作时那种被抓包的表情,我总是又想笑又感慨:这些孩子就像当年的我,只要有人懂,就会慢慢软下来。 老师也曾是问题学生 我还记得小一时班主任说我的脸好臭,小二时说我很叽喳,一定会留级,上了中学又一天到晚在班上搞小动作,不是睡觉就是和同学一起把老师气走。当然我们并不是真的坏,当校长宣布老师辞职时,我们会用尽方法挽留老师,告诉老师其实我们只是想找个平衡点,大家好好沟通。虽然老师最终与我们和解,但还是觉得换方向会比较好而离开了我们。 我总是特别在意学生的情绪。学生在课堂上发脾气,我不会立刻责骂,而是把他唤来办公室,先了解他的问题;有学生考试时放弃作答,我不会急着训话,而是告诉他,没关系,你只要跟你自己竞赛,比上次的那个自己进步,我没有要你拿很高分。我常想,若老师能选择理解,而不是放弃,也许很多“问题学生”就不会变成真正的问题。 很多时候,孩子的情绪就像一条被卡住的河。他们想说,却不知道怎么说;想被理解,却又害怕被责,而老师能做的,就是帮他们疏通那条河。哪怕只是耐心听完一句话、给一个眼神,都足以让他们知道——他们被看见了。教育,并不是去改变学生,而是陪他们一起找到出口。 我遇过几个印象深刻的个案,当中包括有个小女孩因为父母离异,显得特别不开心,她夹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有时候妈妈来接她,她也不会特别开心,她跟身边的朋友说妈妈总是鞭打她,说是为她好,要她努力读书,但是她觉得妈妈不爱她,妈妈甚至阻止爸爸见她。有几次爸爸来看她,两父女在我面前哭。清官难审家务事,所以我也不便多言。我只能趁着人不多的时候和小女孩说,有什么记得和老师说哦,老师会陪着你的,然后每天见到她,都问她你今天好吗?她每天微笑着对我说,老师,我很好哦。她是个漂亮的小女孩,看着她那种小小年纪就被迫懂事的神情,我心里酸酸的。 这小女孩也曾经发过信息给朋友,字里充满轻生的念头,沉默的外表下藏了一颗脆弱的心。也许对一个孩子来说,被喜欢、被理解,才是她活下去的力量,我当时吓得不轻,我一遍遍想着她那句“我很好哦”,才发现那句笑着说的话,其实是在拼命掩饰。直到后来她转校,沉默了两年,我才看到她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在跟了爸爸,她和弟弟很开心。我也在这些年不断地搜寻她的名字,发现她在新的学校不断获奖,看来生活还挺不错。我心里那块压着多年的石头,终于轻轻落下。 有时候,老师的幸福就这么简单,不是因为学生取得了多辉煌的成就,而是他们终于能平安、快乐地继续生活。回想以前每天不断问她“你今天好吗”,我很想现在再听到她衷心的说一句:老师,现在的我真的很好,是真好! 我有很多已毕业的学生,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他们偶尔会回来探望老师,有的会给我们发信息,或跟我诉苦,说上了中学的课业很繁重,很怀念以前小学作弄同学、作弄老师时老师生气的样子,还不忘吐槽他们的学弟妹很糟糕。我总说:喏,那不是你们以前的样子吗? 咦,这句对白很熟悉,我的老师也这样说过我。我忽然明白,原来成长就是这样,当你开始理解别人曾经的辛苦时,你也成了更好的人。 老师这份职业,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种下的种子,不一定会亲眼看见它发芽。但当有一天,那些孩子在更远的地方安然绽放,我们就会在心里悄悄地笑。
7月前
连续在【星云】版读到几篇关于榴梿的文章,不禁令我有所感触,因为吾师唐承庆先生曾经出版过一部专谈榴梿的论述。 专谈榴梿的书,的确不多见,尤其中文方面的,更如凤毛麟角。所以老师文本《榴梿诗话》出版之后,成为我争读之作。也属巧遇,我和文友们的合著《我们的歌》也在香港艺美同年面世。唐老师的《榴梿诗话》出版于1961年,也由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出版。 《榴梿诗话》薄薄的一本仅有63页,若要与今天动辄三四百页的著作权衡,真个天差地别,难以定调。但在当时,百页以内的作品不在少数,时代风气使然吧﹗ 唐老师崇尚“我手写我口”黄公度浅白易懂的五言诗,本身也善于五言诗创作,而且能够“出口成诗”。记得有一回,有位日本柔道武术家到学校推广柔道,说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什么一个妙龄懂得柔道少女足以轻易扳倒几个壮汉,柔道最适宜妙龄女子防身云云……。说得不只男生怦然心动,连女学生也痴迷入醉,忘记了唐老师还有一堂课。等到我们回到教室,见到黑板上留下一首五言诗。诗云: 弃文而就武,不知师心苦; 儒林传一序,明日再来补。 (当天正好教到〈儒林传序〉一文) 当年掌校的是广为人知虚怀致祥的陈致超校长,据悉陈校长与唐老师属旧识,招聘唐老师到校教授华文乃理所当然、顺应所需。记得开学当天,陈校长请唐老师上台演讲,只见唐老师神情淡定,炯炯有光的眼睛横扫一下台下的学子,开腔说: “我从繁荣而带点浮华风气的新加坡,来到这个宁静朴素的小镇江沙,心情也从激烈的跳动恢复了安详平和。从学生服装白衣黑裤和白衣黑裙看来,小地方也凡事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唐老师的演讲声音宏亮,内容也掷地有声,非常吸引台下的我们。 讲声落下,掌声立刻“啪啪”响起。我还记得,那掌声悠扬闲适,仿佛今天依然回荡在我心窝,袅袅不去! 那年我升读高二,刚好唐承庆导师成为高二班华文导师,让我于第一时间有机会受教于承庆师。我猜测,唐老师年龄莫约四十出头,国字脸,嘴唇边长着一颗黑痣,整个脸颊型态具备威慑力。 唐老师讲课,抓住课本从容不迫,缓缓演绎,从不翻书后的注释。可见唐老师的博学多才,学富五车,书中答案早已镂刻心扉。 唐老师的书斋,叫随斋。关于随斋,也有个故事,值得一提。 根据唐老师自己的说法,早年他壮志凌云、心怀大志,所以书斋取名“三立斋”。三立者︰立德、立言、立行也。可惜后来年纪渐长,感觉一事无成,所以把“三立斋”改为“三不立斋”。又过去几年,认为“三不立斋”仍然坠入“三立”的构想,念念不忘原意,随后又把“三不立斋”改为“随斋”。 看来唐老师费尽心思,将书斋一再改名,确是有一番人生沧桑的回忆与感受。唐老师原是台湾驻新加坡大使的特派秘书,后因联合国转向承认中国大陆,唐老师失却了秘书一职,唯有改任教职。所以被陈校长招聘到崇华母校,同时也促成了我们难得的师生缘。 随着唐老师来到崇华母校执教,他的大公子唐中也转学到崇华就读,所以我们成了同窗。崇华中学毕业后,我因经济关系无法深造,进入园丘当督工,一呆消耗尽是25个春秋岁月,山岚云海,一飘而过。 那次火锅成了最后一面 回忆唐老师,真是无尽的思念,一缕一篇,都是长长的缅怀。 再提唐老师的五言诗。他出入随意,出口皆文章,举手尽诗意,完全是黄公度的追寻者。 就因为随斋关系,唐老师又被称为“随斋诗人”。举个实例,就像他在教室等待我们太久而闷然而去,也会用五言诗表达,足见他在这方面的随意潇洒,唾手可得。 《榴梿诗话》原文,连载于60年代的《南方晚报》的〈晚园版副刊〉。《南方晚报》虽是当时唯一的一份晚报,销售却也极其有限。所以,当时读过《榴梿诗话》原文的人可能不多。可经营晚报的出版人在编排方面却毫不含糊。 也即是说,《晚报》的编排十分讲究,非常精美,唐老师连载的《榴梿诗话》自然更不例外,除了绘制一幅版头画,另外还加了一个框图,看去十分炫眼。可见编者对唐老师的作品另眼相看,更因为与品质有关。当时我有一位同学订阅晚报,我几乎每晚出入他的家,为的是不想错过唐老师在该报连载的《榴梿诗话》刊载。 《诗话》连载结束不久,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就出版了一本《榴梿诗话》,原来这本就是在《南方晚报·晚园》刊出的《榴梿诗话》,书市上架我就马上采购了,以免向隅。 唐老师的大公子唐中,崇华毕业后到台湾深造,我因家境拮据,独靠家母执胶刀维持,没萌发升学的梦想。所以高中后离校,就拿起割胶刀回到绿色树林里“切切切”割取胶乳液,讨取三餐温饱。不久获得机会,陟升为一名督工,有机会对胶工指指点点,纠正他们的错误。 回说唐老师的《榴梿诗话》。能够把有关榴梿的诗词搜索收录成书,的确不简单,而且也很耗时间;但是,唐老师实现了。可惜的是,唐老师只重视旧体诗,对有关榴梿的新诗,一概不录。新诗一不仄韵,二不讲对仗,三不讲音律,在唐老师的眼里,完全不被看待为诗的。 其实,这和多次与唐老师对话时,老师对新诗所持的态度,我心中就有了答案;唯我们师生的情缘,并未因此而疏远;对唐老师的谆谆教诲、意犹未尽,这令我始终难以忘怀。尤其是老师所著的《榴梿诗话》,展读回味时而有之,更觉得《诗话》对榴梿的陈述,非一般普通作者所能详尽。 自陈致超校长退休之后,唐老师也告别崇华母校,回返新加坡养老,我们的师生缘暂时告别。直到有一天,我不经意间想起“随斋”的往事,唐老师所著的《诗话》涌入脑际,就直接写了一篇回忆唐师的文章,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发表。陈校长读到,把报章剪寄给唐老师,我和唐老师于是又恢复了联系。 感激陈校长的热忱,让我和唐老师用文字恢复了师生缘。原来唐老师退休之后回到新加坡,并没有停歇手中笔,以金礼生笔名写专栏,每天一篇千字,以针砭时弊为主的时事短论。后来还将这些论述收集出版,书名为《金礼生文集》和《金礼生二集》。 这期间,唐老师在新、台之间时有往返,因为唐中在台湾的清廉署任职。1980年我出席亚洲作家大会,唐老师刚巧也在台北,我们便相约在唐中家里吃火锅,想不到,那次竟然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缘聚。因为不久唐老师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进了老人院。 继《榴梿诗话》之后,《金礼生文集》已成为唐老师的遗作。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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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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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台在教室前方,那张褐色的木桌,陪伴我走过了15年的教学时光。 每天早晨7点,我总是第一个推开教室门。阳光从东侧的窗户斜射进来,在讲台上投下温暖的光斑。我习惯性地走向那熟悉的桌子,轻抚桌面上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钢笔水渍、粉笔印记,还有学生们送我的小贺卡压在玻璃板下留下的印痕。 这张桌子不大,却承载着我作为老师的全部使命。左上角永远放着那叠批改了一半的作业本,用红色回形针整齐夹好;桌上有我的保温杯,里面泡着菊花茶,嗓子哑了就润一润。 最让我有安全感的是桌子右侧的两层小抽屉。第一层装着各种颜色的笔:红笔批作业,蓝笔写板书,还有那支用了5年的绿色荧光笔。第二层是我的“百宝箱”:创可贴、橡皮筋、图钉,学生们有什么需要,我都能从这里变出来。 最享受批改作业的时光 这个工作台让我安心,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与学生们的每一次相遇。站在这里,我能清楚看到教室里每一张面孔。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的样子,也记得他们在我面前的成长轨迹。 上课时,这张桌子是我的指挥台。我在上面摆开教学挂图,拿起教鞭指向黑板。有时候讲得兴起,我会走下讲台与学生们互动,但总会不自觉地回到这里,因为这里让我感到踏实。 课间时分,这里又变成了学生们的“咨询台”。他们围着我的桌子,有的问学习问题,有的分享生活趣事。那些瞬间,我觉得这张普通的木桌成了连接师生心灵的桥梁。 下午批改作业是我最享受的时光。红笔在作业本上留下评语和分数,每一个“很好”、“加油”都是我对学生的鼓励。看到进步明显的作业,我也不由为他们感到开心。 放学后,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整理桌面,把明天要用的教案放在显眼位置,将批改完的作业整齐摆放,最后用湿巾把桌面擦得干干净净。 有人说老师的工作台简陋,比不上办公楼里的现代化设备。但我觉得这张桌子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高档,而在于它承载了多少教育的梦想和师生的情谊。在这里,我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深夜备课时,台灯下的这桌子就是我的小宇宙。在这里,我为明天的课堂构思生动的开场白,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练习。这里见证着一个教师最纯粹的初心和最深沉的爱。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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