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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左/落魄小说家的创作现场

你徘徊于挂满现实片段的暗房从制度与规范的缝隙间捡拾漂浮在视网膜之外的灵光在成像玻璃上敲出银盐裂变碎成一幅超现实的知诸网络你以为那千丝万缕，将交织成一卷永不褪色的荒诞胶卷就如 ——布拉格那只巨大甲虫被法庭的无声审判折射成不可触及城堡里的无限回音低吟着：“像一条狗！” ——巴黎午后的玛德琳沉入茶中在舌尖膨胀成一座穹顶每一级阶梯都回荡着尚未落幕的暮色与童年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黄昏听玻璃边缘崩塌的细沙诵读比真实更真实的百科全书条目铺陈为花园里的分岔小径 ——在树冠栖居的男孩用马可波罗的舌苔发出元音之城的轻响咳出一粒粒寓言的尘埃 ——在弹孔边缘校准时间差的发条鸟从1963年积雪的井底啼唱独角兽头骨的梦化作一场无色的巡礼与凭吊 ——潜伏在百年老镇的宝石金鱼吞食羊皮卷上的双螺旋跃入热带暴雨的子宫投胎成被蚂蚁啃噬的猪尾巴但终究—— 当你揭开那块叙事织物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层层经纬交错的人造纤维在词语的视界半径回旋出一圈圈的同温层如从未休止的巴赫金复调每棵新苗都寄生在耕耘过度的铅字田埂而你终于读懂：语言足以攀仿一切时间却是最中立的裁判只磨损了退格键的键盘早已在平行时空写下注脚相关文章：刘国泉/代你活下去林德胜/乌鸦俯瞰的女人张韶军/它们举重总是若轻地行走

2月前

小说家平路 / 宇宙是一张神圣的网，创伤让人彼此相连

刘海喜欢嬉闹，屡次滑落眼间阻隔视线；见她不厌其烦用手拨开，两眼会眯出弯弯弧线。这人也是不服帖的。一袭曜黑长裙有小巧银饰点缀，访谈途中会分心去看，看耳环看戒指选得别致，手腕有表如蛇缠绕。结束访谈起身走动，这才瞧见她双脚一直踩着亮粉红色尖头鞋。好玩。优雅得体同时不服帖。 “昨天是穿宝蓝色的鞋，也是整个很亮。”喜欢打扮？“不能说不喜欢，对什么都好奇。”好奇时尚，也好奇占星命理，学过星象八字，“我们跟宇宙的连线，非常迷人。”写小说的人也不会不好奇人性。小说里她解放神祇名人杀人犯，用整幅身躯去理解他们心思的最幽微。“我很喜欢一句话，怀疑才是最大恩宠。”怀疑最终带她走向何处？此刻平路相信，“其实是创伤让人彼此相连。” 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陈启基小学进校门必须对国父遗像恭敬鞠躬，那是台湾戒严时代的校园图景。“作为小孩，当时是淘气的心意，常常会想：他真是这样吗？” 不服帖的心气，滋生一种痴迷的乐趣。多年后成为小说家，她把这些人作为书写对象。1994年《行道天涯》写孙中山宋庆龄，1998年《百龄笺》写宋美龄，2002年《何日君再来》写邓丽君，2015年《黑水》写真实社会事件的杀人犯；虚实交织的书写，每本书都用好几年工夫，钻研史料档案，“跟他一起过日子，想像他的心情。”整条时间长河里，平路自认没人比她更懂这些人。懂一个人，是把他从功能性的眼光解放出来。“所谓的伟人、小人物，甚至是一般人眼里邪恶的杀人犯，如果能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许我们都可能因为更理解他们，”扫去浮华的评述词汇，“那些大字眼反而让我们跟他拉开距离，以至于没办法从他身上感悟或学习任何事情。” 如今完成台湾三部曲系列小说《东方之东》《婆娑之岛》《梦魂之地》，用三本书舔舐一座岛屿的历史创伤，“我越发觉得，其实是创伤让人跟人彼此相连。” 宇宙是一张神圣的网，世间万物彼此相连——这是古罗马哲学家奥理略提出的概念，平路很喜欢这个概念。“我们都在一个共通的网络中，”漫漫岁月里所有被景仰被唾弃的人，都在其中跟你我相连，这张网络因而神圣。当我们愿意俯瞰自己其实身处一张庞杂的网，我们会看见身上创伤有如俄罗斯娃娃，一个娃娃套住一个娃娃，代代背负好多年。人类生命短暂又渺小，小小的悲喜常常将我们淹没，而它们看似如此无足轻重，“但另一方面，天啊，太好了，我们其实是连结到一个更大的天地，其实我们没那么小。我们小小的悲欢，也在网络里，在其中就有它的意义。” 怀疑眼光看世界更迷人十年写就《梦魂之地》（2024），书里平路解构三位太子——哪吒、郑成功与蒋经国。太子位置可难坐，父亲有权有势，太子却不会太好命。哪吒年幼失手杀死龙王儿子，只能“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弥补错误。郑成功不肯投降清朝，导致父亲丧命，自己也抑郁早逝。蒋经国父亲权倾天下，他却成了一个必须藏着秘密的孩子，面对父亲始终懦弱。 “很奇妙，英文语汇里‘Daddy Issues’耳熟能详，华文没法翻译，相信我，真的没有翻译。在华文语汇里，父子之间怎么会有issue呢？” 小说里把三位太子串起来的，是主角通灵者的身分。通灵的设置，归还小说的书写自由，“可以进入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心里；原本跟他是无关的，无关的时代，无关的经历，但你可以跟他一同经验这份感觉。这是通灵的妙用。” 她本身又是如何看待命理和命运？ “我在心里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又因为不解，所以我都学过，八字啊紫微啊星象啊，不是为了写这本书，那时我才二十几岁，说真的是觉得，人生就像是个谜，仿佛我们真的可以因为行星的运行，就解释了什么东西的感觉。”最近她又听闻人类图，另一种算命方式，好奇的眼眸在发亮，“我能吸收我能学的，我一定去试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信命不信命？与其站在尽头两端，何妨不在之间游移。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怀疑才是最大的blessing。因为你怀疑，你就越想知道，你就对这个世界有更多兴趣。”恒星如何牵引人类命运？黑洞虫洞里面有什么？“非常迷人，都让我好奇。我人生多半的事都跟写小说无关。我不解我不懂，如果可以知道更多，对我来讲本身就很快乐。” 不解的起点，源于平路也有她自己的daddy issues。读小说让创伤有机会浮现 2024年曾在访谈节目坦承，人生第一次求助占卜，是为了探问身世。从小总觉家里有说不出的怪异，她不解母亲投递的言语情绪背后是什么缘由，直到父亲离世她已半百，才得知自己其实是当年父亲与女佣生下的女儿。父亲与养母守着秘密多年，想见生母一面也已来不及。等到相关人物不在世上，她才带着悔悟的心思写《袒露的心》散文集。“当时很多事情看不那么明白，我想写作也帮助了我，放下很多原先非常非常缠绕我的事情。” 心有悔悟，因为自察当初没能更体谅养母的不易。创伤原来不在她一人身上。“就像俄罗斯娃娃，无论是我的生母或养母，都有她的时代或她的父母告诉她的事情，女性应该怎样怎样。其实是一代一代，你可以说是女性的悲愁，也是那个时代带来的负担。没人能够自外于那些‘俄罗斯娃娃’的时代气氛之下。” 《梦魂之地》故事开展前写着这么一句话：三太子故事讲的不是神力，而是创伤。 “某个情节让你有所感的时候，无论是否在神坛上，这些历史人物就没那么高那么远那么冷，因此我们对历史也有了真正的兴趣。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么无辜，其实我们身上都有父祖辈的创伤，他们经过逃难、迫害，有时是比战争更困难的情景。有些事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他放在他的身上，可能那个就在集体记忆的部分，它必然影响到我们这一辈。 “我希望小说有更多乐趣，也有一些不必说的，可是它有的意义，就是它会让我们自己的创伤有机会浮现出来，所以你重新看到，也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为什么我在家里会感觉那样的……父母有些不能言说的压力，或很阴郁的部分，可能也是他们父母留下来的那种不能说的记忆。 “我们才会清楚看到，后来我们是怎样长成这样一个人。” 创痛并非唯独关乎自己言语间不断提醒的，是把每个人放回那张神圣的网去看，包括自己。同是2024年一场专访，平路曾说：“对我原是一定也没有善良，也没有善念，也没有反省力的人而言，因为写字写作，我有机会成为一个——自己跟自己比——比较对自己有疗愈力，也能够包容的人。”写作前的平路是身在什么处境里，让她后来可以如此坦然这么定义当时的自己？ “我喜欢用一个名词：凛然；凛然于自己，包括自己为恶的可能，有时我们自以为做的好事，其实我们……我们永远要提醒自己，即使在善念之中，有时也存了自己的私心。佛学有一句话：往昔所造诸罪业，皆因无始贪嗔痴；我很喜欢那个‘无始’，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本心，那无始，没有开始，可能也没有缘由，可是至少我们要凛然，与要小心，我们后来非常容易让自己的贪念嗔念痴念，混合在我们的作为中。” 写作让她看见创伤把人相连，和解于是如何可能？ “和解的‘解’，其实就是了解，看到自己或跟别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重要的是，看到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对人性有多一重了解，就很自然会将心比心，知道别人在那个位置上，即使是加害者，就是他因为他的苦，他的不容易；那不是说他做对了，而是当你了解整个画面时，你会更明白，自己是在一个怎样的更大的图像上。 “我们有时把自己想得太大了，我们觉得自己的创痛中间，唯独是我们自己的，其实不是，它相关时代，相关环境。当我们看到整个图面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轻松起来。”把自己放到那张神圣网络里，自己同时很大也很小，“那个感觉本身，我觉得就是……或者叫和解，或者叫疗愈。” 连接你我的网络很神圣。偶然得知，平路上回来马，曾因一杯快餐店饮品感到欢喜满足。向她提及此事，她说，“今天早餐有炒粿条，我都幸福得不得了，因为我好爱吃粿条。”很多小事都能带来幸福感。“一杯好喝的咖啡。一个听起来有趣的故事。一个让我好奇的未来。” “如果有机会让小小的我的感受，好像跟一个无垠的未来连在一起，真的快乐极了。” 拍照环节随意跟她搭话，这趟有人带你去吃好吃的吧？听从摄影师指挥平路坐到桌上，垂头晃脚低声咕哝，“即使他们不带也没关系，我自己都会找到，我自己去找可能吃得更多哟。” 更多【人物】： AI.TALK创办者赵汗青／用AI做人格实验，打开AI的不同可能香港时装设计师姚子裕／设计和制作衣服是表达自我的方式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我这辈子坚持要做的事，就是把书做好

5月前

【悼念李天葆】龚万辉/天葆遗事

大概2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报馆上班，刚刚出版了第一本书，却对吉隆坡这座城市充满挫折感。因为不会广东话，在市街兜兜转转，总有一种异乡人走不进这座城市的感觉。那时盛盟强是大将书店的店长，有一天约了我和李天葆吃饭。就我们三人，好像也不是为了什么活动或任务，就在大人餐厅里吃饭聊天。盟强和天葆是旧识，我才第一次见李天葆。但你知道，有他在的场合，就不必担心冷场。当时聊过什么，如今全忘了，只记得散了局，走出餐厅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身后叫住李天葆，原来是他的读者，兴奋地找他说话。我以后也要当一个走在路上都会被读者认出来的作家啊——年轻的我，大概心底冒现了这样的想法吧。中学的时候，我从《椰子屋》杂志开始知道李天葆这个名字。第一个印象，却是杂志里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他，靠在一扇窗，背着光看向镜头，穿着Ｔ恤的二三十岁模样。后来见到真人，却不是照片中严肃样子，老是在说笑、自嘲。文学圈子小，往后彼此偶有机会见到面。有时就在书店碰见，书柜后露出一个大平头，彼此隔着一面柜子打招呼，仍是听他说笑的时候多。后来再见，他开始拄着拐杖走路，缓慢而小心，搬运着自己巨山那样的身体。对我来说，李天葆就是个道地KL人。他似乎一辈子都住在吉隆坡，也只有他才可以写出这座城市的前生。他知悉这座城市的所有密语和细节，看着眼前的景象渐渐变化、渐渐不复记忆的样子，以致他的小说人物和场景，总带着一种遥远的时差。那些他笔下的娉婷女子、烟花巷口，都是由他凝固起来的时间和世界。但这样的繁花若锦的小说世界，也必须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现实繁琐、沉重多了，如邻家装修的敲击，而我们无可回避。我有时也会从他信手写下的贴文，感受到他的生活的不开心，被际遇和身体拖累的疲惫感。他似乎总是把目光寄托在过去，过去的柔光处处，粤剧小调、烟视媚行，皆是已然逝去的美好事物，被收折在文字里面。文字会比肉身留存得更长久一些吧——我必须如此相信。去年天葆遥遥南下赴花踪之约，和很多人见了面，如今却变成了很多人和他的最后一见。他和光头佬、阿春共车，颁奖礼之后跟着我们去吃宵夜。得奖的人照例要请客。我们找了一家午夜不休的粿条仔店，合并了两张大圆桌。同桌的还有牛油小生和新加坡作家黄凯德，年纪最小的是靖斐，天葆坐在中间，俨然大家的大前辈了。他和菀君俩人初见如故知，隔着桌子互飙广东话，我们南马仔听得一愣一愣的。如今回想起来，人生辗转，竟要相隔这么多年以后，我才又和他一起同桌吃饭。午夜时光，大家起哄着拍照，拉住外籍店员帮我们按下快门。那张杯盘狼藉的合照，停格的一刻，各自的忧欢和得失，却不曾知道它会如此珍贵，如今又一再地被张贴出来，变成了我们最后的天葆遗事。我翻回脸书的messenger，读回和天葆曾经往来的讯息。最后一则在今年的4月，只显示：“天葆已收回了一则讯息”。 4月我在香港，来不及读到他收回的讯息，像什么闪现过又一下消失，已经不需回复了。我想像他若坐在旁边，大概不会这样欲言又止。他会带笑着斜眼看你，像是一贯促狭的、又想要开你玩笑的表情，虽然我再也不知道他想告诉我的到底是什么了。【悼念李天葆】李天葆，1969年1月15日生于吉隆坡，17岁开始写作，曾为吉隆坡中华独中教师，也曾在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任职。获国内首届客联小说首奖、乡青小说首奖、第二届花踪小说首奖、第二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第32届台湾时报文学奖评审奖。出版散文集《红鱼戏琉璃》《红灯闹语》《珠帘倒卷时光》，以及小说作品《桃红秋千记》《南洋遗事》《槟榔艳》《盛世天光》《绮罗香》《浮艳志》等多部，并常在报刊杂志撰写杂文专栏。2025年12月12日因糖尿并发症过世。相关文章：李天葆/星月漂流记李天葆/残存的岁月证据李天葆/梦花迷幻记之——玉蝶郎君

6月前

世界文学组织之母小说家聂华苓在美逝世

著名小说家聂华苓昨天深夜去世，享寿99岁。作家林淇漾（向阳）透露，聂华苓是对晚辈非常疼惜、爱惜的人，他自1985年结识聂华苓，长期感受到她对台湾文学的支持。

2年前

林雪虹/门罗时光

白天我们去马场道看新房子了。说是“新房子”，其实是我们的下一个住处。这会儿我们把它唤作“新房子”，等哪天离开了，它就会成为“马场道的房子”了。我们有“金台西路的房子”、“广顺南大街的房子”和“古海道的房子”。马场道156号。房子前面有葡萄藤和橙红色的月季，夏木说这里像金台西路，因为一样有葡萄藤。他忘了，那是丝瓜藤架，不是葡萄藤架。不过房子的确像金台西路的房子。幽暗、阴凉、潮湿，还格外安静，比金台西路的房子还要安静。我们一进门就想到那栋令人失望的老房子。 “没想到我们又住回一楼了，”夏木说，“以后可以多出门散步，晒晒太阳。” 不散步的话，在后面的院子也可以晒太阳。那不过是个杂草丛生、荒凉的地方，我却马上想到了侯麦的《双姝奇缘》。我以为我们可以像蕾妮特和米拉贝那样，在院子里放一张铺着桌布的餐桌，吃面包和奶酪。那是一顿美好得像油画的晚餐。餐桌上，蕾妮特对米拉贝说起“蓝色时光”。她想让从巴黎来的米拉贝感受蓝色时光。那是天空破晓前最宁静的一段时光，很短很短，是真正的万籁俱寂，但也很可怕，会让人想到法庭的审判或世界末日。米拉贝果然在第二个晚上听到了蓝色时光，她们俩欣喜地拥抱起来。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在马场道的房子里，我想起在金台西路的房子里度过的那些时光。从前我总以为那时的自己过的是一种正在与命运对抗或交战的生活。那时我承受着婚后抑郁的痛苦，几个月后还辞职了，天真地决意要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写作。我不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感到迷茫又烦闷。失落感在一点一点地啃啮我。一个下午，就在那个无所适从的午后，在读门罗（编按：保留作者最初接触的译名）的小说时，我突然感受到侯麦的蓝色时光，切切实实地，如此静谧，令人屏住呼吸，紧接而来的是那片豁然开朗、幽微的天光。是救赎的感觉。是啊，我还想要什么呢？我指望文学为我带来什么呢？难道这不已经是文学最珍贵的赐予了吗？这篇〈绝望的对抗〉写于7年前。它稚嫩、松散，却也使我有点怀念从前的日子。那时我们已经离开金台西路，搬到了广顺南大街。我们在金台西路住了3年，我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搬到广顺南大街是因为我突然有了一份在别人看来还算体面的工作，但一年后我又辞职了。然后我又像在金台西路时那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这样始终无法专注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我才彻底告别学校。《快乐影子之舞》就是在那年读的。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往后的岁月，我总会想起小说集里的〈乌得勒支的宁静〉，想起乌拉港的房子里，那面镶着蓝色边框的镜子。那是我们姐妹四人的梳妆镜。每次回乌拉港，我都会站在那面镜子前看自己。一年又一年，我以为终有一天我会从镜子里看见一个坚定、倔强的女人，而不是从前那个软弱、鲁莽的女孩。我一边看，一边想着小说里的那个“我”，那个和我一样始终在逃离命运的年轻女人。下个月我们就要搬进马场道的房子了。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忧自己会被那座阴暗的房子吞噬，但很快我就振奋起来了。想想金台西路和广顺南大街的“门罗时光”吧，我对自己说。再说了，今时不同往日，我已经对抗我的黑夜这么久了。我一直在对抗。〈絕望的對抗〉我是先读门罗后来的小说才读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的。我记得这本书是在颐堤港的页一堂买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页一堂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架子上的书一下子少了许多。门罗的小说写得真好啊。冥冥之中，我们有些东西是共通的，这样的感觉，我只在很少的几个人那里遇见过。15个故事一共花了15年才完成，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可能发生很大的转变，比如说结婚、生小孩、离婚、失业、生病，以及经历亲友的死亡。小说快读完时，我在1994年的《巴黎评论》读到一篇门罗的访谈。那时门罗已经63岁，住在安大略的克林顿镇。我从中知道了《快乐影子之舞》的创作历程，知道她写〈感谢让我们搭车〉时是22岁，那时候她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躺在她写作的桌子旁的摇篮里；而〈快乐影子之舞〉〈乌得勒支的宁静〉及〈重重想像〉则是30岁以后才写的。我22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呢？我想或许那时候的我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正在努力地对抗生活。可能我们更愿意承认我们是在对抗命运，试图摆脱一两个长久以来将我们深深困在其中的困境。而想要摆脱这些困境，无疑是需要运气和勇气的。这些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乌得勒支的宁静〉和〈男孩和女孩〉。两个故事都带有自传色彩，〈乌得勒支的宁静〉和后来的〈亲爱的生活〉一样，都写到了门罗的母亲。那是一个受病痛折磨、倔强、哥特式的女人，门罗可能一生都在逃离她那巨大的阴影。小说中，照顾晚年的母亲的是“我”的姐姐麦迪，一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子。麦迪的未婚很难不让人想到是因为这10年来，她需要照看生病的母亲。如果不是由她照顾母亲，又有谁愿意或能够做这件事呢？毕竟“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彻底离开了朱比利这座小镇。 “我”最终还是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一切都由麦迪一手操办。姨妈们也来帮忙了。一直要到葬礼结束以后，“我”才回到朱比利。“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去。孩子们对传说中的外婆的家，也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感到失望。的确，那不过是一个无比平凡，甚至让人觉得枯燥的小镇，没什么值得期待的。小说里有一幕写得格外动人： “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的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姐姐麦迪终于坦言她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没法再这么过了”，她说。她会走的，有一天她也会离开朱比利的，她这么想。可悲的是她最终却发现自己做不到。“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海伦？为什么我做不到？”她问。这样可怕的困境，那些似乎我们永远注定无法超越、摆脱的东西，仿若梦魇一般，任凭我们苦苦挣扎，它们还是在那里对我们龇牙咧嘴。而〈男孩和女孩〉中的那个女孩“我”试图摆脱的则是自己作为女孩的身份。在那些年月里，“我”以为自己和男孩一样，完全可以帮着父亲耙草、清理水罐和推沉重的水桶车，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妥当。弟弟莱尔德还那么小，当然无法胜任这些工作。只有“我”才可以胜任，尽管我“只是个小姑娘”。然而，“我”最终却发现自己真的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只是个女孩子”。而母亲在这里扮演的竟是一个破坏者的角色。她希望我像一个真正的女孩，不用力甩门，坐下时双膝并拢，还有，只关心女孩该关心的事情。而“我”对这一切一直是以一种骑士般的姿态去对抗的。所有的努力毁于一起意外事件。“我们”的马因为要逃离被宰杀的命运而冲出了院子。在关键时刻，“我”没有像那些男人和男孩一样，奋力阻止它，而是就这样让大门敞开着，让它奔向公路。后来，面对大家的责备时，“我”哭了。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并没有反驳父亲的话，连尝试找理由反驳都没有。“也许这是真的”，“我”想。说实话，承认这一点又有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继续对抗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抗，哪怕那是充满了绝望的味道的对抗。为什么不呢？相关文章：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专栏】林雪虹/弗莱兹路的爱情【专栏】林雪虹-致R

2年前

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

孟若过世，这几天重读她最后的小说集《亲爱的人生》，忍不住想：今天还有多少文学读者过得了孟若设下的小说门槛，进入得了她的叙事节奏？旧时那怀疑并没有今天强烈。我一直把Alice Munro唤作艾莉丝‧孟若，译成门罗会令人想起门可罗雀（笑）。因为最早读到的中译本就用孟若，是有名有姓的可靠样子，更易生出真感情。那是台湾时报出版社的《感情游戏》及《出走》。这两本中译对我的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译者张让的文笔，让我认定了那种冷峻或偶尔磕绊的语感。2013年孟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概需要赶时机，中港台各种译本出得很是着急，译者常有不同，甚至一本书里就有几位翻译。我没比较过原文，很难说谁翻译得更贴切，但这种几个译者分译的操作，多少呈现出不同的语感与文字节奏，像你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个人的口音，他忽然又变了调。所以很难拼得过我先入为主的、统一的张让。孟若的小说门槛颇高。但有时我又会怀疑自己的判断，认为那门槛还好。是写作的门槛高（如果你要学她），阅读的门槛还好（因为她的用词不深）。关键还是小说的叙事节奏——很奇怪，今天，我比旧时更分不清孟若到底是省话大师，还是长舌妇。她到底是在慢慢讲，还是在赶火车。我要强调的是“今天”这个字眼。今天的习惯，让这种省话和长气的对比变得更极端、更明显。说她省话，是因为她的小说几无闲笔，没有废话。这意味着每一个句子都有功能，抽掉一块榫或者卯整个屋樑梁就垮掉的那种。你若漏看了哪一句，哪怕只漏看一句，也可能看不懂后续。看不懂孟若的后续是会令人很不甘心的，会想，已经千辛万苦跟到这里，我不能只捞到千帆过尽啊——海面露出的冰山只属一小块、底下必有更庞大的体积已经是常识，但那海底的冰山到底什么样？心痒难耐。所以读孟若你必须很专心，并且一定会多次回头，确认前面的段落没掉拍，才能去把水下的冰山指认出来。但你也可以说孟若很长气，或者，嗯，委婉。尤其和今天的阅读与视听习惯相比。今天的我们看什么都要更直接，一个视频前5秒还抓不住眼睛，一首歌前奏超过两个小节还不开口唱，一篇文章没在第一段抛出可不断核裂挪用的金句，就会被滑过、关掉、唾弃。更不要说脸书帖子只会自动展示头几行，就靠那几行决定see不去see more，一切都是在鞭策你督促你规范你——别给我转弯抹角，有话讲，有屁放，别给我太长气，时间很是受珍惜。你看看孟若小说的开头，常常是一大段场景的描述，什么都可能发生。但什么都可能发生也意味着没有什么在发生。她不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就是要你慢慢地，耐心地跟上、等待。跟着跟着，运气好的话，几页后故事轮廓就大致浮现。尤其在你还没发现故事的核心人物那一刻，你会钦佩这种长气的勇气却同时感到罪恶。有罪恶感是因为，活在今天，早习惯快打旋风的你终究会埋怨她慢。读孟若需要全神贯注，但放在耐心是最大问题的今天，写一个要求人们时刻专注的文本，作家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们今天还有多少配额分给这样的作品？从前我为什么不会担心孟若的慢？是我也在时间激流中刷出了对速度的要求，冲掉了有话慢慢讲的耐性？心下难免一惊。还有一个我隐约感受到的时代印记——关于速度要求的转变，包括阅读／读懂的速度，起因不只是网络影响，而是还包括今天的书写工具改变了。我身上的具体例子是，若用手机写作，句子真会比较简短、省话省字。因为手机键盘太小不好输入，屏幕太小看不久便要眼花，你只想快点把话讲完读完。用电脑写作，或是平板电脑加上外建的打字键盘，工具更符合人体力学，句子的节奏会从容一些。最舒缓的节奏是用笔，可以一笔一画慢慢写，一字一句慢慢推进。今天流行的文章多有急促感，三两下最好就要亮出招，会不会也与使用不同的书写工具相关？ ● 写半天没有提到《亲爱的人生》。2016年的笔记本倒是记录了当时的阅读手记，约略是—— 这本封笔之作最后四篇有自传性质，流露的是作者童年已始的孤独、病痛与罪恶，母亲与周遭生活的格格不入，对爱的需要，对父亲苦闷的理解。第三篇的〈声音〉里有两个士兵在楼梯口安慰一个没有爱情的女孩，读时仿佛觉得那是孟若在对她自己说话，带着安抚与爱护的意味。读了那么多孟若，大部分在写情感生活的缺失，但那“不满”的笔触总是很轻，甚至不是控诉。你能感到里头有一点遗憾，但遗憾的背后是什么？这篇〈声音〉给了个答案：被爱的需要。孟若仿佛在说：现实中得不到的，“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大可随时召唤某些场景来补偿。（多么无奈，却又骄傲的、令人心疼的姿势，或爱护自己的方法。）故事里的“我”对母亲的压抑深有共鸣，似乎也一早洞悉自己复制着母亲／女性／一个小镇妻子的命运。她对母亲的试图抽离与叛逆充满同情，那抽离常常通过不近人情的日常用语展现，尽管“我”也觉得这些日常用语有时令人难堪——相比于父亲，父亲会让自己融入周遭环境，认同命运，所以极少说出与别人不同的话。在第二篇的〈夜〉里，“我”向父亲坦白有过杀死妹妹的念头，父亲的回应是：人有时就是会有这种念头。父亲说这话时相当严肃，没有表现出惊骇或是大惊小怪的样子，自然也没有嘲弄。父亲的理解，解救了那个“我”。读书手记最后这样写：孟若的故事不全是乐观的善终喜剧，反而常显得阴郁而没有出路。但《亲爱的人生》最后四篇贴身作品却是温暖的。它不是给你希望，而是让你知道不一定只有绝望。Life，生活里有理解、有你可以做的事（召唤）、有爱，有原谅。全书收篇的〈亲爱的人生〉，“我”说，她没在妈妈生病的末期回家陪她，也没有参加她的葬礼。她有两个孩子，在温哥华找不到人照顾，也没法负担旅费，丈夫则对正式场合不屑一顾，但是，孟若这样写：但是，为何怪他？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结尾是这段：“我们说到有些事情无法原谅，或是某些事情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我们总是原谅自己——而且一天到晚这样做。”倘若那真是孟若（过世前她罹患失智症逾10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你不觉得是最善良的礼物？今时今日的我早比旧时更理解了这段话的温柔，与解脱。相关文章：林雪虹/门罗时光【专栏】林雪虹/弗莱兹路的爱情梁靖芬 / 阅读孟若的方法

2年前

小说家朱宥勋／文学是无意义但好玩的游戏

与朱宥勋对坐书店咖啡座。身穿黑色衬衫的他，说起话来语速飞快，逻辑缜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层层论证给你听，用一种笃定而亲和的语气，还总伴随笑声。著有小说集《垩观》《以下证言将被全面否认》、评论散文集《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戒严台湾小说家群像》《他们互相伤害的时候：台湾文学百年论战》；创作之余，也投入文学普及，成了一名拥有14万追踪者的YouTuber，透过传播度高的影片，引导更多人推开文学这扇看似难以捉摸的门。 “蛮累的。”文学普及并不轻松。 “有时会想，这种沟通值得吗？”那又为何愿意这么做？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何正圣率先不打自招，比起小说家朱宥勋，更熟悉YouTuber朱宥勋。战神听了并没有收起脸上的笑容。近几年，对他说这番话的人变多了，而他一样开心，因为书籍和影片都是自己用心打磨的成品。在“朱宥勋使出人生攻击！”YouTube频道里，朱宥勋会用文学理论分析电子游戏、流行歌曲，也会深入浅出讲解许多人搞不懂的文学概念，好让文学更贴近大众，更贴近日常。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解析中岛美嘉〈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歌词的影片结尾，回应关于文学与自杀的课题时，他是这么说的： “确实有些写作者选择自杀，但这并不是文学导致的，不如说他们面对的伤痛太过巨大，连文学都难以拯救。但在这以外，文学已经拯救很多很多人了。” 于是问他，人生中可曾有被文学拯救的时刻？有啊，他说。发生在他身上的救赎，无关乎性命。如果没有邂逅文学，今天的朱宥勋很可能会长成一个糟糕的人。人格成长的危险时刻那是在初中时期，私立学校校风严厉，严厉到课本以外的书皆列为禁书，一如其他形式的娱乐消遣。他形容，这段与世隔绝的住校日子，无异于坐牢。牢笼把人圈住，并不保证就能驯服人心里的兽。 “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就是一切，品性完全不重要。等我摸清游戏规则，我学会了，只要有成绩，我可以为所欲为。” 比如15岁那年，朱宥勋写了首诗，得了第一座文学奖。他想去领奖，颁奖日却撞正考试日，老师为了维持班级分数排名，拒绝放行。“如果全年级各班排行名次掉了，老师就没有奖金了。”两人相互威胁，僵持不下，朱宥勋狡黠反击：“不然老师我留下来考啊，你看我可以交几张白卷。” 交白卷会拉低总平均多少分，认真考会贡献多少分，被当掉对老师本身有什么坏处，十来岁的孩子算得清清楚楚，拿来跟大人赤裸地交易。 “回想起来，那是我人格成长很危险的时刻。你可以想见，如果我是一路这样长大的孩子，就会变成我现在很讨厌的那种人，利用各种权力关系去压制对手。” 还好，升上高中，遇到一群喜欢文学的学长，被他们带进更深邃的文学世界里，朱宥勋才没有把路走歪。 “学长带我们看很多奇怪的东西，看不懂也硬看，”在文学世界里，他看到，原来人有着各种面貌。“我对这个世界的分寸和理解，是在文学里建立的，不是学校。文学对我的拯救，是在这个层面。” 文学给人慢慢来的从容感若是走歪了路，他推想，一样是做YouTuber，自己大概会成为那种冲高流量赚快钱的YouTuber。但他没有，并且安于现状。 “钱赚不多，但我蛮快乐，这个状态是文学赋予的，把我拉回一个比较合理的道路。因为文学给我一个态度是，我会慢慢来，我看事情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文学如何让人学会看远一点？ “因为文学里的时空跨度太大，各种各样的东西太多，以致于我很习惯在看一件事情时，会思考有没有别的可能。熟练的读者读文学作品，一定会下意识进入‘no judgement’的状态，先不批评，试着去欣赏或理解。” 在文学作品里，人物角色的好坏，作者铺陈的用意，随时都会出现翻转的可能。现实人生不也有如此宽度和厚度，容得下各种可能。 “这会给我一种余裕，一种从容感，让我不会只盯着眼前一个目标，其他都不管。拉开了，你会觉得，放掉好像还好，也许它会回来找你……。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格或理解世界的方式。” 高中那几年，文学给朱宥勋带来眼界的开阔，却也同时带来很多困惑。“小时候，有3个词最让我困惑：魔幻写实是什么？意识流是什么？后设小说是什么？”上网找答案，维基百科的解释又充斥更多没看过的名词需要去理解，折腾一番，还是搞不懂最初的疑惑，身边也无人能给出高中生理解得了的释义。“写作的第一个十年，我每天都在困惑。” 给16岁的自己解惑，成了后来朱宥勋投入文学普及的起心动念。课本没教的那些 2014年，他出版了《学校不敢教的小说》，文案写着：献给所有热爱文学，却因缺乏导引而惶惑的年轻学子。后来，他进军YouTube，拍起了影片，以浅显生动又不失理论深度的方式，讲解艰涩的文学概论，相关影片系列有“课本没教的”“真文青养成班”等等，目标观众以高中生为下限。学校不敢教的。课本没教的。——文学普及是为了修补什么？从这些命名来看，剑指的对象并不含糊，朱宥勋直言，他对台湾文学教育很有意见。 “我一直觉得台湾课本选文方向非常保守，三分之二是文言文，现代文又多是抒情散文。”除了文类不够多元，也常常跳过本质的解释，“它讲的都对，可是它没告诉你为什么。最常遇到的情况是，课文给你，老师讲，这个词是一个象征，背下来。为什么这是象征？象征是什么？怎么玩？美感在哪？后面这些问号全部没有。” 这不是文学真正的内容，他感叹。课堂上少了后面一连串问号，学生其实错过了什么？ “他没办法发自内心觉得，这种阅读方法是有趣的。我常说，文学本质上是一个游戏，它在现实毫无意义，但你接受了规则，就会好玩。人类有趣在于，我们会搞一堆无意义但好玩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先让学生理解，规则是什么。” 于是，他拍影片，最低标准是把文学说得有趣。如同有趣和好玩，也是当年让他钻入文学世界最单纯的动机。 “引发动机是第一步。我也许可以引发一万人的动机，但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会进入阅读文字的状态，但无所谓，我前面先抓一万人，他要走到什么地步，不是我能强迫的。” 普及工作出现的前提，必然是相关领域长期遭遇误解或冷落，也因此在交流时，冲突与争论似乎在所难免。就像在用文学理论解析流行歌时，朱宥勋从不怕提出具争议性的观点，揭露歌词的文法错误、逻辑漏洞，引来拥护者在留言区反对和辩驳。 “我是不怕冲突的人” 观点上的冲突，朱宥勋是乐见的，因为那是一次传播知识的机会，但偶尔也会泄气，心想这些沟通是否值得。很多事情难以说服，他说，在于对方的鉴赏能力跟不上来。 “作为写作者，我相信世上有好品味和坏品味的差别，我可以接受好品味的标准不是单一的，但我不能接受所有品味都是一样的，没这回事，有的东西就是烂。这是很难说服的，你必须足够娴熟，看的东西够多，分辨能力的刻度才会越细。但我面对的群众很多是没有这个刻度的。这时就需要不害怕冲突。” 冲突有时反而可以打开一个诠释和讨论的空间。“我不会提出一个四平八稳但持平的看法，我会提一个我最相信的说法A，论证给你听，留言区就会有人说，你怎么没看到B、C、D，很好，我就是要这样。” 这样很好，然后呢？读者品味提升作家才会进步文学普及的努力，如果有天能换来理想局面，朱宥勋想看见的是什么？ “读者的平均品位可以提升，然后就会有人来督促作者。作家的精进是无止境的，可是假设今天我们精进到这么高的地方，读者只能认知到这么低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精进，因为没人当我的尺度来衡量我。当读者品味拉得越高，我们就会被推得越前面，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文学是无意义但好玩的游戏。文学也可以是人格上的救赎。然而，拥抱文学的人，也似乎向来属于小众。文学普及的幅度，如何扩及对文学本就不感兴趣的人？朱宥勋说，这非常难，他也没把握。“我只能接触到那种，脑袋仍有空间去接受红尘世俗以外的事情，有一点余裕和追求的人。网络是分众的时代，要求横扫一切并不现实，把属于我们分众的基础盘稍微做大一点，已经功德无量。” 在红尘世俗里，文学往往被视为无用，而普及的过程，不就是要让大家看见文学有用。文学对朱宥勋当然有用，但若要说服他人，他会怎么说？ “文学是理解人性最低成本的方式。文学也有一个恒久性，因为发展时间太长，长到有很多沉淀下来的东西几乎不会变。大家很容易注意新时代有新浪潮，但我有个感觉，读文学的人，看回过去就会觉得，这件事发生过啊。这会帮助你在变动的社会里快速抓到重点，人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浮躁的、很短的趋势带走。” 更多【人物】文章：网络作家身兼政协委员：蒋胜男的人生AB面调酒师易柏翔Seven Yi／以调酒穿针引线叙述餐饮风味的诗意金曲台语歌后郑宜农 / 放慢腳步找自己，困惑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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