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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

6天前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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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2月前
临近月尾,我总会打开网银,看一眼账户里的数字。那一点短暂的安心,撑不过几天。月头一到,账单像雪片一样落下来,一张一张,把人慢慢埋住。 家里的开销靠我一人支撑。在百货通胀环境下,住在消费不低的城市,收入刚好够用而已。受近期国际局势影响,油价暴涨,通胀问题进一步恶化。我渐渐活成了精打细算、步步为营的模样。买东西前会多看一眼价钱,走路时也会下意识盘算今天的开销。 年纪渐长,在工作上更不敢松懈。受通胀压力影响,小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将多人的工作集中到少数员工身上。有同事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外头,再低的薪水也会有人抢着做我们的工。”我听完没有接话。这份工作来之不易。甚至有一天,我也可能变成那个被替代、甚至被迅速遗忘的人。 时间久了,身体开始讨债。肩颈僵硬酸痛,夜里辗转难眠。我开始依赖酒精入睡,又靠咖啡维持清醒。一个将我拖入睡意,一个又把我硬生生拉回清醒。偏偏我对咖啡因毫无招架之力,失眠愈发严重。白天昏沉,夜里清醒,作息被反复拉扯,像一只始终找不到落点的钟摆。 直到有一天,我在凌晨三点醒着,房间安静得只剩下自己呼吸的声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再这样下去,先垮掉的不会是生活,而是身体。 于是,不爱运动的我,走进了住家附近的公园。起初只是散步,后来试着慢跑。周末或公假,清晨或傍晚,我一圈一圈沿着熟悉的小径前行。 有一次跑到一半下起小雨,我没有躲,只是继续往前跑。雨不大,落在皮肤上是温的。那一圈我跑得比平时更慢,但也更清醒。 汗水和雨水带走那些黏滞的疲惫,肩颈渐渐松开,夜里也终于能睡得沉一些。比起健身房,这片免费的绿地更让我安心——树影摇曳,鸟鸣清亮,偶尔还能看到昆虫和小动物的踪迹。在这些细微而安静的节奏里,我找回了一点久违的从容。 通胀没有退去,生活也不会突然轻松。数字仍在增长,账单也不会停止。但至少,在这座城市里,我还保留着一小段,不被数字追赶、只按自己节奏慢跑的路。
2月前
2月前
4月前
6月前
7月前
不说是失眠,因为不是在如常之下睡不着。这些日子以来,每周总有三两晚,睡了三两小时醒来。谷歌咨询,人体褪黑素随年龄不断减少,就会睡得断断续续。这样不正常的睡眠是正常的,就不勉强自己要像以往的正常。 恰逢是个好年代,一机在手,无眠夜晚也无妨。(想像古人在床上辗转难眠却没辙) 不想追剧,也不想听大道理,网络大海无边,那就随便撒网。 原来鲁豫访问影视人物,也采访圈外。听她采访心理咨询师,又听她访问辩才一流的马薇薇。 听到心理咨询师说如何与自己和解,我想,不焦虑自己无眠也是与自己和解。马薇薇爆红后,又想自己可以再红,她后来想想,若这样的心态继续,名利会腐蚀自己,需要停一停,需要退隐独处,她想要看书。 40岁以前的焦虑梦 又喜欢听小邓后期现场演唱日本歌曲。她35之后的短发,不是那种轻俏,是一种熨帖。露的双耳,不再是垂吊耳环,多的是珍珠。日本的现场录音都非常好,有一次在台上唱的中译是〈问自己〉的日曲,唱到结束,她有一种喜悦的神情,忍不住发出“得咗”的手势,似乎感觉自己唱得比年轻时来得好。她的台风不再有时时转身的轻盈,而是更注意歌艺的传达。 一时无眠,甚歉看不了书,眼力实在不行。记得年轻时,每当小休都会翻几页张爱玲。而此时,仍可听听她的种种。才发现脸圆圆的香港作家邓小桦是那么喜爱张氏。她那个圆脸福相,视频里说话叽里呱啦,竟然喜欢张氏喜欢得不得了,有观众拜托她可不可以讲些别的作家。 又后来才知道,鲁豫年少经过的是琼瑶时代的爱情,而蒋方舟10岁不到就读了张爱玲。蒋方舟现在三十几,她的焦虑是40岁以前要写个长篇,鲁豫好奇问为什么是40岁之前?她回曰,许多著名小说都在作者40岁以前完成的。 40岁以前于我是回首,不是前瞻。我的无望需与自己和解——低到尘埃一时无眠,常常视听手机荧幕至半途,皆不完全,浑浑沌沌入梦,有时也欢然——梦里的自己未及40仍有梦……
8月前
8月前
8月前
曾经有一段时间,那是我到台湾的第一个学期,为了满足申请健保的居留时长,必须连续逗留台湾差不多半年。或许听起来是没什么困难的,只要乖乖待着不出国就行,整个台湾可以随便走。其实像平时那样上课下课写作业真的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当学期结束时,整个紧张的节奏突然停了下来,像突然掉进了黑洞,霎时间无声。 或许是有些不习惯,一直以来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迎来了短暂的空窗期。我可以不用工作,可以不用上课,可以不用写论文,可以不用回家做一个孙女、一个女儿、一个姐姐、一个妻子、一个媳妇。那么猝不及防的,我可以为所欲为了。那是我期待已久的孤独到极致的独处时间,我想过要尽情品尝美食,想过要写出惊世骇俗的小说,想过要努力运动重振健康,想过要随心所欲地旅行,却从没想过自己会陷入极其矛盾的失眠与嗜睡周期。 几乎每个深夜,我都蜷缩在被窝里。冬天室外并不太冷,但室内总有一股莫名的寒气,蜷缩在被子里穿着厚厚的毛绒睡衣和袜子,脚趾还是冻得发白。我在被窝里面,偶尔看一些书,看得累了就发呆看看天花板,更经常是无助地划手机。在每个睡不着的深夜,不知道什么时候睡意会突袭,无窗的房间感受不到外界的变化,或许天早已亮了,但房里还是一片深夜。突袭的睡眠几乎是卡车一般碾压过来,眼皮和身躯都无法挣脱,密闭的房间里封印住梦境和意识。再次醒来,太阳又已经落山。 在几个未见太阳的日夜后,我决定稍微对抗一下,对抗一下那个颓靡的自己。我实在不想在冬天旅游,体力也不太允许自己去太远,只能在台北稍微走走,于是给自己设定每天的目标——地铁能到的景点。每天到一个景点走走,第一天从最近的西门町开始,到台北车站、中山、信义、101、龙山寺,最后一天往最远的淡水。 淡水在西北边,是17世纪到19世纪时期重要的港口。从景美到淡水需要在中正纪念堂转淡水信义线,大约一小时半路程。捷运越往北开,温度和风景渐渐有些变化,稍微感受自己逐渐脱离城市。冬天的日照较短,从淡水捷运站出来时日光已经渐渐虚弱了,我随意沿着路边的市集走走看看,走到了水岸之处。那天的风很大,我低头整理风衣,忽见水边蔓延一阵金光,抬头仿佛看见童话故事里的小精灵,拎着一个装着夕阳的小篮子,轻轻将小篮子里的夕阳层层洒满整片水岸,轻轻地也洒了一些在我的心上,柔软温暖覆盖了上来。 孤独与夕阳一起融化 金光覆盖的河岸,是名副其实的“金色水岸”。一侧有许多美味的海鲜热炒和夜市小吃,我随手买了最喜欢的炸螃蟹仔沿着金色水岸一直走,走到河岸某个餐厅旁。餐厅旁边的人行道上有几只散步小猫和一个女孩的铜像,我静静地坐在女孩铜像旁边,吃完我的炸螃蟹仔,如果那些是真的猫和女孩,我就不敢坐下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为了纪念作家忽忽在淡水河畔喂养流浪猫后意外离世的纪念铜像,她的善意穿越时空陪伴我。 金光渐渐暗去,我一直走到金色的尽头,坐在雪糕店前面的长堤上看逐渐沉入水里的太阳,不吃雪糕。我和太阳之间有一座栈桥,两三对情侣像音乐盒额芭蕾舞者般旋转分合,孤独的船看着夕阳为他们剪影,夜幕降临,仿佛看完一场默剧。 河岸边的音乐继续,我往回寻找周杰伦爱吃的阿给。文化阿给在有点远的山坡上,我喜欢阿给,豆皮包裹肉碎粉丝,淋上满满的咸甜酱汁,像吃点心,没什么负担。回到淡水老街,看见一群人围在古早味蛋糕店前排队,我好奇也拥上前,店员说有一份孤独的双重起司蛋糕(还是双重孤独的起司蛋糕?),谁要的话可以不用排队马上拿走。或许大家都不喜欢那个被剩下的孤独,一时间竟也没人要。我高高举起手,穿越拥挤人群带走了它,一手抓起一大块塞进嘴里,眼里尽是河岸灯火。 淡水的夕阳已散尽虚空,我孤独到极致的独处时间结束了,失眠与嗜睡也悄悄退场。早睡早起,回到师大综合大楼的研究室,接着读《女人,火与危险事物》。
8月前
8月前
人类学到底在研究什么?这道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脉络中,答案一直在改变。 早期的人类学,是西方列强为了管理殖民地子民而创造的学科,主要以“观察、分类和比较”的视角,理解世界各地的人类。当然,这些分类并非中立,而是伴随着等级、优劣和文明程度的比较——白人是高等的种族,而非白人则是低等的。 你或许没注意到,英文单词race有两层意思:种族与竞赛。19世纪的演化论让欧洲人相信自己走在文明的前端,因此殖民与掠夺遂成为“科学允许的行为”,而传教士在摧毁当地人的传统信仰时,也能心安理得地称之为“神的救赎”。 二战后,殖民体系崩解,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自身角色。其中, Boas提出了文化相对论,提醒世人不同文化都有其理解世界的方式,不该再以欧洲视角评价他者。 Latour也指出,西方常说的“现代化”其实是假议题——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从来没真正分开。我们平时习惯分割的自然/社会、科学/文化,只是掩盖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而现实世界,其实是人、技术和自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网络。 21世纪的人类学家则开始推动“多物种研究”,认为应该把动植物、微生物,甚至鬼和灵魂都视为具有生命和能动性的存在——世界从来不只是人类的舞台,而是由人类与非人一起编织的共生宇宙。 到了近代,“人类学”又突破了学术疆界,市面上开始出现《伤心人类学》或《恋爱人类学》这类非学术著作,似乎与人类相关的观察,都能戴上这顶帽子。于是我不禁思考,自己荒诞的失眠经历,是否也能写成一篇《失眠人类学》? 不眠的3个月  是忧郁症还是真中邪? 2023年12月,是我来台湾念研究所的第四个月。某天夜里,我的副交感神经突然失灵了,头脑怎样也关不了机,而这种夜间亢奋的情况持续了长达3个月。 眼看失眠的情况已严重拖慢了我的学习进度,我只好去挂精神科。没想到诊断过程非常仓促,医生几乎不问细节,便断定我得了忧郁症。 为了一觉好眠,我只好乖乖吞噬那些五颜六色的精神科药物。但奇怪的是,这些药物不但无效,反而令我记忆涣散、心悸发作,仿佛身体在拒绝科学的治理。 2024年1月,我和一班同学前往云林两周进行田野工作,结果差点暴毙。老师说,若马来半岛原住民相信一人有七个灵魂,那我看起来像只剩一个。由于当地没有精神科诊所,老师只好把我当“中邪”处理,请当地庙宇为我办一场“收惊仪式”。 对如今的我来说,这段记忆当然已是断片,唯一可参照的,只剩当时写下的田野笔记: “她让我把左手的手表脱下,再把一个插了三根香和贴了一张符咒的姜,放到我的左手腕来回摩擦……大约过了5分钟,这根姜又跑去了我的右手臂、胸口和背后。大姐就这样来回摩擦,洒了我一身的香灰,并不断发出打嗝的声音。当大姐把姜放下后, 就把那一张符给烧了,往我身上熏一熏,再抓一把米丢向我。收惊仪式结束后,我又喝下了第二杯符水。据朋友说,我脸色突然变好,反而大姐的脸变得阴沉,似乎她已代替我吸掉那些‘肮脏东西’。” 坦白说,我当时觉得这个仪式一点都不科学。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那晚的我居然奇迹般地睡着了,连原本完全无效的精神科药物也突然起了作用。 解“灵”还须系“灵”人  回原住民村进行驱邪仪式 [vip_content_start] 然而,光靠精神药物也不是长期之计,我仍必须找出失眠的真正原因。尤其收惊仪式的效果让我认真思考:会不会是我把森林的东西带回家,触犯了某种禁忌? 我想到,台湾著名作家三毛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曾在撒哈拉沙漠捡到一条项链,并挂在脖子上。不久,她开始极度犯困、连续打喷嚏、流鼻血,眼前一片漆黑,甚至差点发生车祸。直到当地人来看望三毛,才告诉她,这条项链被人下过诅咒。 以前读到这段故事,我确实怀疑过其真实性。直到亲身经历类似的怪事,才真正领悟长辈常说的那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某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联络色末贝里族(Semoq Beri)的仪式领袖,坦承自己曾偷偷把他们的治疗用品带回家做纪念。她一听,吓得叫我赶紧回村接受驱邪仪式。 印象深刻的是,当仪式领袖接过我手中的“纪念品”,看到里面不仅有色末贝里族的“椰子叶军队”,还有嘉户族(Jah Hut)的治病恶灵木偶(sepili)时,忍不住摇头说:“哎呀,这个‘灵’是读华小的,那个‘灵’是读国小的,不能混在一起的!” 她以不同源流的“学校”做比喻,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每个部落都如同一间“学校”,有自己的系统、规则和禁忌,因此“解灵”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如今,我把不同“学校”的仪式用品都带过来了,导致这件事变得有点棘手。 由于嘉户族的巫师已经过世,所以色末贝里族的巫师只好想办法解决“他校事务”。驱邪这一天,他穿了某间学院的T-恤、左手还戴了一只银色手表,感觉真的像在搞学术的。反而是我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笑话”——那个顽皮的城市姑娘。 随着甘文烟被点燃,巫师从袅袅白烟中抓起一把,分别注入我的右肩、左肩、胸口和头顶各3次,又在我头上连吹了几口气。按捺不住好奇,我问:“身上真的有恶灵缠身吗?”巫师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那些灵很喜欢你,想和你做朋友。” 离开部落前,仪式领袖交待我,接下来的3天忌食冷饮、辛辣、芝麻油、斑兰叶、酱油和莲雾;同时还给了我一颗甘文烟树脂,嘱咐我每天傍晚6点点燃,用来净化自己。如此一来,我才能与这些“灵友”做彻底的告别。 仪式3天后,没想到我还能收到原住民朋友的“事后服务”,询问我是否已经能入睡。那一刻,我感觉治好我的不一定是巫术,而是这份跨越山林的关怀。 我当然还是会有睡不好的时刻,却学会了用不一样的观点去看待失眠这件事,也不再执著于寻找 “唯一真相”。 毕竟,古人本来就有间断性睡眠的习惯,而“失眠”本身,则是西方医学为顺应资本主义时间而发明的疾病——即便自认为客观的科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建构。
9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