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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6天前
6月5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办的“听海观潮”主题沙龙活动在总台三亚基地举行。来自总台“南海研究专家委员会”的中外专家,围绕南海治理、合作与区域安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共同发出凝聚共识,排除干扰,共护南海和平,共促南海繁荣的呼声。 在日前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防长在发言中借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指责抹黑中国,炒作南海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表示,菲律宾妄图将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纳入“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图谋落空后,某些政客在国际场合大放厥词,公然否定“准则”磋商。这样出尔反尔的表态,不仅背弃地区合作共识,更坐实了菲律宾破坏南海秩序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霄认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军方政客上演了荒诞的闹剧。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本应凝聚各方共识,推动“准则”磋商提速,但其投机摇摆的行为,不仅严重损耗自身信誉,也破坏了东盟在区域事务中的主体性。 与会专家认为,尽管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但域外势力的介入仍是升高区域安全风险的最主要因素。部分域外势力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并与菲律宾加速军事勾连,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需要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中国外交部前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周健表示,多年来,美国拉拢其他域外国家借由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在南海兴风作浪,并持续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撑腰站台。部分域外势力正试图勾连菲律宾,搅动东海、台海、南海,联动扰乱亚太地区。 马来西亚马中友好协会副研究员、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添财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无尽的苦难和持久的创伤。但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以“小步走”的方式推进“再军事化”。对话协商、“去军事化”才是南海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最符合东盟国家的根本利益。 李开盛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当今亚太的和平稳定尤为难得。这样的情况下,对域外势力引起安全结构危害的任何迹象,地区国家都应高度警惕。地区国家是捍卫南海秩序、守护南海安全的真正主人,应排除域外干扰,共促南海繁荣稳定。 尽管南海局势偶有波澜,但和平、合作、友好是南海叙事的主流。活动现场播放的视频短片《这片海,我们“渔”路同行》,讲述了一段中国与印尼关于海洋牧场合作的生动故事,引发了现场嘉宾与观众的共鸣。 杨霄认为,当域外国家炒作冲突对抗的时候,中国与地区国家深耕务实合作,以发展促安全,成为稳定南海局势的重要基石。    周健表示,2026年正值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的重要节点,依托中国与东盟长期互信合作基础,双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张添财谈到了近期在中国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讲述当年“下南洋”故事的电影,令他很受触动。他认为,那个时代的青年远走他乡是一种无奈,当今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中国的青年一代有了更多逐梦、圆梦的选择和动力。当前中马两国人文交流愈发紧密,希望两国青年能够加强交流,相互学习,更好地让彼此的文化相互借鉴,相得益彰。 来自海南高校的师生参与沙龙活动,并围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话题向与会专家提问互动。 “听海观潮”主题沙龙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研究专家委员会”提供学术支持,旨在为凝聚地区共识,妥处海上分歧,共谋和平发展贡献更多媒体与智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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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是中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也即将于10月13日迎来第37个国际减灾日。海洋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海洋防灾减灾救灾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的安全等向度紧密相连。 南海在中国及东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南海地区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危险最大、灾情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这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灾害治理合作提供了动力和抓手。 南海海洋灾害治理合作的现实之需 海洋的连通性、流动性、开放性决定了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由于地质和地理因素的原因,中国沿海及东南亚国家都是受到海洋灾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2004年底的印度洋海啸,促使东盟国家更加认识到应对自然灾害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开展海洋防灾减灾合作,不仅有利于本地区民心相通,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造福地区人民,更有利于实现一个可持续和有弹性的东盟共同体。 与此同时,开展包括海洋防灾减灾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也不单单是功能性合作的体现,更是构建南海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充分彰显和生动实践。 南海海洋灾害治理合作的有效实践 作为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伙伴,东盟国家倡导互利合作共赢的海洋共同安全观。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政府提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五大家园”。开展海洋灾害治理合作正是应有之义,也是双方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积极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促进了南海周边国家与区域持续发展。 自2018年以来,中国在南沙群岛岛礁开展南沙海洋水文、气象、空气质量观测,为地区国家提供海洋预警预报、海啸预警、气象预报以及防灾减灾等公共服务,也有效提升中国在海洋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目前,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向南海周边9个国家提供服务。 南海海洋灾害治理合作的未来路径 在南海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替上升、交织出现的背景下,海洋防灾减灾救灾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愈发凸显。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携手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提升海洋灾害治理能力和水平。 一是加强和落实全球范围内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海洋灾害治理合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减灾战略、亚太经社理事会)、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台风委员会等机构开展国际合作,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及时总结和推广《中国—岛屿国家海洋防灾减灾合作计划(2025—2030)》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挑战的典型案例。 二是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共同加强灾害治理能力建设。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有能力将防灾减灾救灾合作安排在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优先领域。中国坚定支持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以“和合”为前提,在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之合作安全理念下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资源,有效调动各行为体共同参与海洋灾害治理。 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东亚思想库网络”作为地区合作的智库重要支撑作用,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合作做出智库贡献。通过开展小而美项目,共同研发海洋灾害预警报产品,为海上运输、海上护航、灾害防御等提供服务。 三是发挥海南在海洋防灾减灾救灾中的优势地位和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在南海地区开展海洋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合作也应向更大范围、更深程度迈进,可进一步发挥和利用中国沿海地区在防灾减灾领域的积极性及优势。 譬如,海南省受权管辖约200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自由贸易港,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得天独厚。可利用好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海南分中心,以提升南海区域、“一带一路”沿线乃至全球海域海啸及多灾种预警服务能力为目标,拓展与南海周边国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科技研发与国际合作平台。   (作者:罗亮,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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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南海主题分论坛上,围绕“南海的规则与秩序:反思与路径”这一议题,与各方代表交流时,一个话题被反复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那里通航受阻带来的连锁反应,难免引发外界联想——同样作为重要的海上通道,南海会怎样? 应当看到,南海与霍尔木兹海峡性质不同,南海的航行安全与畅通多年来始终有保障,从未因争议问题而受到实质影响。但不可否认,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能源安全焦虑的上升,确实会对域内国家的合作意愿产生微妙影响。 一方面,高油价可能会让有关当事国重新审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必要性——近日菲律宾方面释放的类似信号,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刺激个别国家在争议海域采取单边行动,从过去的经验看,这样的试探必定会引发中国强有力的维权反制。 这些讨论促使笔者思考:南海的和平稳定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既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更需要域内国家持续的智慧与克制。借此机会,不妨以一位国际法学者的视角,谈谈对南海问题的几点观察与反思。 过去二十多年,南海形势的主流究竟是什么?是冲突与对抗,还是和平与稳定?答案无疑是后者。 南海问题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涉及岛礁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从国际法角度看,称得上世界上最复杂的混合型争端之一。但即便如此,这几十年来,南海的航行安全与畅通始终是有保障的。中国和东盟国家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受益者,正常的商业航运从来没有因为争议问题而受到实质影响。近年来,其他地区冲突频发,反而反衬出南海这片海域的平静有多么珍贵。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对《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称《宣言》)的全面、完整、有效落实。各方在《宣言》框架下做得好,分歧和摩擦就少,合作就多。可惜的是,外界很多时候低估了《宣言》这份政治文件的价值,大家的目光都盯着“南海行为准则”(下称“准则”),似乎只有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准则”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这或许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另一个误区还在于,国际社会甚至很多法学界人士,谈到南海问题时,往往只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是论。但笔者认为,在南海问题上谈国际法,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视野。 对于二战期间日本如何侵占中国南海诸岛,以及战后中国政府如何收复这些岛礁,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目前都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历史档案,能够形成相对清晰的证据链。这些档案反映出一个根本的法律问题:处理南海问题,不可能脱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这些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也不可能脱离处理领土问题的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 《公约》作为现代海洋法的基石,其权威性和普遍性毋庸置疑。但《公约》本身也承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这意味着,绝不能试图以《公约》来否定一般国际法规则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现实存在。将南海问题简单框定在《公约》一个文本里,既不符合法律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第三个误区是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笔者这里不想重复中国和菲律宾各自关于“仲裁裁决”的立场,也无意老生常谈再去剖析裁决在管辖权、法律解释、事实认定方面的具体谬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从结果导向来看, “裁决”出炉后,南海问题是变得更简单了,还是更复杂了?中菲之间的矛盾是更尖锐了,还是更缓和了? 客观来看,“裁决”给南海问题增加了一个更复杂的因素。“南海仲裁案”之前,从法律事实上看,就是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现在多了一项,就是关于“仲裁裁决”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争议。把“南海仲裁案”和“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简单等同起来,并不利于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国际司法仲裁机构的宗旨本应是定纷止争,为什么“南海仲裁案”没有——也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值得外界认真思考。 关于“准则”,这是东盟国家最后的机会,各方也应有合理的预期。 从本质上看,“准则”是一套分歧管控机制,目的是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解决之前,避免危机升级,为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搭建框架。最近磋商步伐在加快,归根结底在于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期盼。过去几年,个别国家一直想在“准则”里塞进与“南海仲裁案裁决”有关的表述,现在看,它们正在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们也意识到,这次达成“准则”的机会,一旦错过可能就不会再有。坦白说,若南海周边国家面对的不是中国,而是其他个别大国,处理方式和结果或将截然不同。 对于“准则”,各方既要有心理预期,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作为《宣言》的继承和发展,“准则”一定会起到好的作用,但它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未来海上可能还会出现摩擦,关于条款解释和适用的分歧也可能浮出水面。即使“准则”没有按时间表达成,可能也会有阶段性成果。至于拘束力的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开放的——有没有拘束力,取决于缔约方的共识。国际上有些媒体和学者总说中国反对“准则”具有拘束力,也是一种误解。 霍尔木兹海峡的风云变幻,从侧面提醒我们:南海的和平稳定,是域内国家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更需要倍加珍惜。今日世界之变局,既是警示,也更是机遇。诚如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刘振民在论坛上所言,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变为动力,加快东亚地区的能源转型,构建支持本地区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或许是当下值得各方认真思考的务实方向。而携手建立覆盖南海的安全架构,通过机制建立和对话沟通来规范行动、增进互信,我们才能真正将南海建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 (作者:丁铎,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研究专家委员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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