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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

2026年,海外华文书市来到第20届,以“20年的邂逅:传递温暖,书出力量”为主题。大众书局作为主办方,更特别筹备20周年音乐会“一首歌,一年代”,由巴生班达马兰新韵音乐社演出,带来横跨1980-2020年代的经典好歌。 在展厅中,可见霓虹招牌、老旧冰室、瓷砖、路牌汇聚而成的港风“香港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处所资助的“腾飞创意——线上线下香港馆”首度入驻海外华文书市,于“得奖专区”展示68项在“香港出版双年奖”以及“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得奖的佳作,极具可看性。 对KLCC海外华文书市的印象,第一是多人,第二是难找停车位。午间从展厅离开,地下停车场数辆陌生车子驶向我,摇下车窗,问我是否要离开。陌生人不打照面,而这些开口说话的司机,都是绕了一刻钟还找不到位子停车的绝望的人们。人在绝境中要懂得变通,于是开始争取,寻求解决方案;人在绝境中也读书,于是你看书市里卖得大好的心灵励志/自我成长类书籍,无不成为现代城市人郁闷的解方良药。 这个年代,人们为何还逛书展?想看的书在网络书店一键付款,马上即可享用电子版。与这样高效便捷的阅读体验不同,逛书展的整个过程都是体力活。在市中心塞车/搭公交、找停车位、排队买票,在那超过10万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来回踱步找书(还不一定找到你要的书),人挤人、排队付款…… 也许,正因为这种“费力”,书展保留了一种与演算法无关的偶然性——盲目寻找与不期而遇。 遍地都是存在焦虑 于是在展场内不停遇见《停止内耗》《学会接受,不必被喜欢》等一系列关于表达、关系与自我管理的励志书籍;人们驻足翻阅,神情专注,仿佛试图从字里行间寻找某种答案。多年来,黄山料、Peter Su等疗愈系作家,以“理解你”的书写方式承接情绪,持续占据畅销榜。在今年书市,黄山料更是连续签书7小时,签出2000本。 逛着,不小心听见身旁一对母女的对话。妈妈让女儿找些自己喜欢的书,看看“能否从中学到一些什么”。阅读的本质是学习,应是无可否认;但近年书展选书甚至书店柜位似乎悄然起了变化,会否也折射出大众阅读心理的微妙位移?刚好,眼前摆着的书山,有《逻辑表达力》《用指尖聊出好关系》《目标达成技术》等聚焦表达、人际与思维训练的自我优化类书籍。 过去,工具书解决的是“如何做事”的问题:教你摄影,或在互联网尚未普及之时,教人操作Photoshop。如今,学习具体技能的成本不断降低,看影片学技能反倒更快。要求存,便也需要变通——好似就落入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工具书”不再教人如何操作工具,而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更高效、得体,以至于更不容易被淘汰的人。 因而才有了《复利思维》《持续的技术》《12周做完一年工作》等书,教你如何“变好”,或更容易适应社会/成为竞争力更强的劳动工具?一般上,这类书籍会以心理学、哲学或生活美学的行销策略来包装,但似乎总能隐隐闻到一种功利的目的。阅读可以是功利的吗?怀抱一个疑问去寻找解答,跟前者的动机必然差不远。但我肯定的是,阅读必然不仅止于此。 香港馆乍泄文字流光——文学与电影的转译  书总会有各种可能,好比从文字到影像的转译。 走进本次书市的亮点“香港馆”,满满的港风电影味。城市霓虹,颇有老香港的前尘韵味,展馆巧妙地以“中环”、“九龙”的路标贯穿全场,四周坐落怀旧的书店、当铺、冰室卡位及候车站等经典港味视觉元素,营造出浓厚的港式情怀与电影感。一如时光中穿梭——文字是流行文化的前世,影像则成文学的来生。 “腾飞创意——线上线下香港馆”首度入驻海外华文书市。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10月,其以“我们的香港故事”为主题,已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图书博览会“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展出。 香港馆主舞台一侧,“创意角”以“从纸页到光影”为主题,串联起金庸、倪匡到许鞍华、关锦鹏等创作者的跨媒介创作。经典文本在导演的镜头下转译为视觉语言,而近年大热IP《九龙城寨》也展示了从小说、漫画到电影的改编。走进帘幕,沉浸式体验专区更将刘以鬯名作《酒徒》中的意识流文字,幻化为视听感官装置,让文学的诗意在光影穿梭间触手可及。 大学时期选了李碧华原著《霸王别姬》为组别作业,那时方知电影里的诡丽与痴缠,早在文字里扎了根。金庸江湖里的刀光剑影,在胡金铨、徐克的镜头下变成了大写意的留白;而倪匡笔下卫斯理的奇想,在那个特技尚显笨拙(却极其真诚)的年代,竟也在银幕上碰撞出一个科幻宇宙。文字筑起心象的城池,影像则铺展成感官的奇观——仿佛,那是香港作家与导演之间的盟约。 而这份盟约的具现,就是复古艳丽的香港馆展厅。 资助带动高水平出版 走到“得奖作品专区”,68本精美的展品让人想花上一天去看,去摸,也一窥香港出版业走到多远。 远远便被展示柜上大胆的封面设计吸引,走近拿起,纸页的质感、印刷技术的用心皆可在触碰之间感受得到。尤其喜欢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木匠说》,获得了“第三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的资助。 轻轻的一本,记录了香港木家具工艺的兴衰,还从木匠精神中打捞出沉浮的城市记忆。深褐色的书封在灯光映照下,隐约透出繁复而细腻的木纹质感——不仅贴合主题,还隐约在说,书从木里再生;此刻,知识与匠人精神巧妙合一。 香港出版水平之高,绝非无本之木,还应该是香港出版总会与香港印刷业商会多年的积淀。成立于1994年的香港出版总会,汇聚了从图书文具业、出版学会到联合出版集团等八大核心同业力量。此次海外华文书市的入驻,更是为开拓东盟市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处的资助下,香港出版总会与香港印刷业商会联手完成。 本地阅读生态的分流? 回到本地展区,可以清晰看到另一种生态。 中文书籍、CD和DVD,以及教材参考书聚集在第一和第二展厅;其余的英文书籍、文具、电子产品则在第四和第五展厅展示。本届书市的一大特色是同步举行的第16届“大众书局—Newswire读者票选好书奖”以及“大众书局—BH读者票选好书奖 (Anugerah Pilihan Pembaca)”。 在书展的开幕典礼上,Newswire与大将文化共同推介了5本重磅新书,其中包括大将文化的三部作品:由世华媒体(马)集团总编辑拿督郭清江撰写的《郭总时间》、其英文版《A Kuik Cup of Tea》,以及泌尿外科专家罗华伦医生的《泌尿问题不尴尬》。 除此之外,另外两本同样分量十足的作品,则是出自Newswire活力副刊专题丛书的【典藏活力副刊】系列,第一本是《走读马来西亚》,深入挖掘本土风物与文化积淀;第二本是《吃的不只是味道》,从味蕾探索人文温情。 本地阅读市场中,漫画、青少年读物与轻阅读出版占据主流位置。著名青少年读物出版社“红蜻蜓”与大将文化摊位毗邻,感受到的是一种更接地气的本土叙事力量。大将文化在本次书市带来约20本近年的新出版品,主打低门槛的轻松阅读,旨在将阅读渗透进大众的零碎时间。 大将文化也投入有声书制作,让阅读不再局限于视觉,亦回应了视障群体的需求。出版社也在展场策划“一日店长”活动,让作者与读者近距离互动。
1月前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裏,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 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樑。”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里,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 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樑。”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 1966年的香港,电车在铜锣湾礼顿道的弯道上当当驶过,车声嘈杂中,那是旧唐楼一间三百多呎的小小编辑部里,4个人的梦想正在静静萌芽。那时的查良镛,尚未成为万众读者心仪神枱上的“金庸”,他只是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文人,决意要在狂飙的时代中,为中国文化点亮一盏不灭的灯。 谁能想到,这盏灯一亮就是大半个世纪。它不仅照亮了香江之畔,更照亮了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以性命相搏的宣言 “当年下决心出版这本杂志的时候,我是决定把性命送在这刊物上的。” 多年后,金庸在《明报月刊》四十周年纪念号上写下的这段话,迄今读来仍让人心头震颤。1966年,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内地“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刚刚燃起,一股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暴席卷神州。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一个香港文化人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创办一份纯粹的文化杂志,以“独立、自由、宽容”为信条,与毁灭文化的狂潮“对着干”。 “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中国文化而死,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金庸深知,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一份刊物意味着什么。但他义无反顾。 早期《明月》的编辑部设在礼顿道二号A唐楼的二楼,简陋而逼隘。总编辑金庸,编辑许冠三、丁望,助理编辑兼校对王世瑜,4张办公桌挤在一起,每天伴随着电车的当当声埋首编务。倪匡是常客,每天下午从百德新街踱步而来,在靠墙的小桌上奋笔疾书,写完私稿便嘻嘻哈哈地离去。就是这样一个简朴得近乎寒酸的团队,却开创了华文世界一份传奇刊物的历史。 这份决心,让我想起金庸笔下的郭靖死守襄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是这一次,大侠坚守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根脉! ■名牌西装背后的文化远见 1991年,我第一天到《明报月刊》上班,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金庸的办公室,问了一个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办一本亏本的文化杂志?” 金庸的回答简洁而富有深意:“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这句话,令我当时似懂非懂。直到后来明报集团上市,有一次我陪金庸赴广州,才有机会真正理解这位老板的远见。金庸告诉我:“明报上市时,每股实质资产只有两毫钱——不过是北角那幢旧明报大厦。但一上市,股价便跃升二元九角,多了近15倍的价值。这多出来的,就是文化的价值,品牌的价值。” 这就是金庸的过人之处。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文化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更有价值。他用一份亏本的杂志,为整个报业集团注入了灵魂,赋予了品格。当其他报纸在商海中随波逐流时,《明报》因为有《明月》这件“名牌西装”,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风骨,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 但《明月》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金庸曾说,这本杂志要成为海外华人文化精英沟通的桥梁。在那个两岸三地隔绝的年代,香港这个自由开放的地方,身处边缘的角落,《明月》以一己之力,维系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她发表两岸作家无法在当地发表的作品——陈若曦的伤痕文学、聂华苓被台湾腰斩的《桑青与桃红》,无名氏在内地无法发表的《金色蛇夜·续编》等都在这里得以完整呈现。她组织学者撰写南海主权的论证文章,为国家利益提供学术支撑。她出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三百多万字,六大卷,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纪录。一本杂志,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尊严。 ■群星灿烂的人文精神 “《明报月刊》的作者几乎包括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 这是金庸退出明报集团后所作出的评语,颇为剀切。翻开《明月》的顾问名单,就是一部当代华人文化名人录:白先勇、余英时、李泽厚、李欧梵、余光中、金耀基、王蒙、高行健、夏志清、杨振宁、饶宗颐、刘再复、聂华苓……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构成了《明月》最宝贵的财富。 白先勇说,《明报月刊》“树立了一种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现在,她的优良传统都得以薪火相传,一直是世界华文读者的重要精神粮食”。余英时则深情回忆:“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报月刊》最欣赏的几点特色。” 这份“中国情味”,正是《明月》的灵魂所在。她不是任何势力的传声筒,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立场,只忠于文化本身,只服膺于真理与良知。正如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兼容不同的见解,还要表现客观的立场。1993年,当中英关系紧张时,《明月》做了一个特辑,同时邀请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和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撰稿,让读者看到不同的见解,却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不希望香港走向危险的边缘。 这种中性的价值观,这种兼容并蓄的胸怀,正是金庸武侠世界中“海纳百川”的侠客精神的真实写照。 ■一张手写聘书的温度 1991年的一天,我接到董桥的电话:“查先生要见你。” 我诚惶诚恐地走进北角旧明报大厦的办公室,金庸与董桥已坐在那里。寒暄过后,金庸让我稍候,自己走到办公桌前伏案书写。空气静寂了约半小时,金庸起身走来,亲手递上一份墨香扑鼻的聘书——手写的,从内容到签名,一笔一画都出自金庸之手。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这份聘书的特殊之处,还在于金庸特意写明,除总编辑职务外,还要我兼任总经理。他知道我在纽约大学(NYU)曾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两年后《明报》上市,我才幡然醒悟:金庸是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这份细腻的用心,正是金庸作为卓越领导者的过人之处。 金庸退休后所写的文章,几乎都交给《明月》独家发表。金庸未卖明报集团时,每期《明报月刊》出版,都会通读一遍,发现错字别字,便亲自写字条提醒。日理万机的报业钜子,对一份本文化杂志的用心之深,令人动容。 有一幕场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记忆中。世纪之交,我与曾敏之先生策划了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会议休息的间隙,金庸讪讪地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的事,当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 金庸所指的“委屈”,说来话长,1994年金庸卖了明报集团。他写的武侠小说于1975年已经告一段落。他当时雄心勃勃,想专心写历史小说。他让我辞掉《明报月刊》,到他自己创办的明河出版有限公司当总经理兼总编辑,让我策划一本历史与文化杂志,他创作的历史小说得以在这本杂志连载。并与我签了5年合约。我于1995年4月1日上班,他却于同年3月22日因中风入养和医院。医生发现他的血管严重阻塞。后来他动了心脏手术,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呆了大半年。他出院后再写不出历史小说,因为历史小说要做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囿于精力所限,他已经无能为力。我处于尴尬时期,我只得辞职,重返明报集团。当时我主动的辞退,公司并没有作出任何善后,有点不欢而散。 不善言辞的金庸,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最真挚的情感。那一刻,我发现他不仅曾是我的上司、老板,更是一位可敬的忘年交。   ■成功的秘诀:用人不疑的智慧 金庸的成功,绝非偶然。他是成功的作家、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这样的三栖传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也很可能绝后,他的成功秘诀何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8个字,是金庸用人的核心哲学。他深谙用人唯贤的道理,一旦找到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早年创办《明报》,他大胆起用只有中学毕业的潘粤生做主编,只因欣赏他的干练、文章和幽默感。金庸与潘粤生、沈宝新组成的铁三角,合作无间,共同造就了一番传媒事业。《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金庸亲笔撰文〈儒雅风趣的潘粤生〉,对这位老搭档不吝赞美之词。 但金庸的成功,远不止于用人之道。他对新闻的理解,同样独到而深刻。他提出副刊“五字真言”:短、趣、近、物、图。文章要短,像林语堂说的“演讲要像少女的超短裙,越短越好”;要有趣,新奇轻松,妙趣横生;要近,贴近新闻,贴近时代;要物,言之有物,读之有所得;图要少而精,活跃版面,画龙点睛。这五字真言,至今仍是报纸副刊的金科玉律。 他还教导后辈:“要杂不要专,知道的事愈多愈好,‘专’是不足够做报纸的。”他深谙读者需要,他既是文化人,也是“立体的新闻人”。但他最核心的理念,始终是传媒要有文化理念,是社会公器,具有引导读者的功能。这一点,从《明报》到《明月》,从未改变。 ■文化的价值,永恒的明月 今天的香港,媒体竞争激烈,庸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令人担忧。甚至有人慨言“香港是文化沙漠”,相信只要包括《明报月刊》等的存在,就没有人会这样说。 金庸已逝,但他留下的《明月》依然皎洁。60年来,她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承载了几代华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情怀。从最初对抗文化浩劫的决绝,到后来探讨学问、传播思想的从容,她始终坚守着“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 金庸本身是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作家。加上他有强烈的文化理念,他重视通过文化的品牌、文化的包装来提升企业的影响和地位。这些成功的业绩,是过去的人所没有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我看也不会有。五百年内不会再有第二个金庸。 五百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尺度。但文化的传承,本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接力。金庸用《明报月刊》点燃的火炬,无论媒介如何变化,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相信那盏灯还亮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就不会断绝。 倪匡曾预言:“新金学”必将超越“旧金学”,这不只是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更是对金庸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从《金瓶梅》到金庸,从“旧金学”到“新金学”,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历史。 记得莫言访港时,曾三度赞扬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说,几乎有华人的地方、有井水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读者。他还说,金庸的作品是香港文学值得骄傲的地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以“纯文学”的傲慢轻视大众文学,反而真诚嘉许,这份胸襟,正是金庸作品能够跨越雅俗、感动人心的最好注脚。 而《明报月刊》,则是金庸留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份礼物。她不像武侠小说那样拥有众多读者,不像《明报》那样有广泛的流量,但她承载的,是金庸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深沉的文化情怀。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里,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 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梁。”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 今夜,当我阖上手中的《明报月刊》,仿佛又看到那个在电车弯道旁的小小编辑部里,4个身影埋头编务,窗外传来当当的车声。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他们只知道,为了中国文化,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 这份心安理得,正是金庸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更多文章: 潘耀明.华语世界的筑梦者和实践家——怀念兼具文化情怀和企业担当的张晓卿先生 张启川 / 金庸小说及各版本趣闻
3月前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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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隔了一期,终于轮到最后6个爱书人登场!原本5月5日就结束的【私の书房 联展】,也展延至5月12日(星期一),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小编要再去多一次! •时间:11AM – 7PM•地点:阅心(城邦阅读花园1楼) “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周作人《书房一角》 周作人这句话颇有几份道理,透过书主藏书,大致可知其志趣所在。故城邦邀展藏书,既兴奋又惶恐,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颇有自剖寻志同道合者之意。 我所看所写,都和旧书有关,可说每天均与旧书打交道,那就展出一些旧作吧。人类是视觉动物,对美的事物自然喜爱,因此书的颜值就很重要了。这次带来的三四毫子小说,系列里自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作家,像西西、刘以鬯、舒巷城、倪匡等,但老实说,当初买下这些书,对此一无所知,主要被它那五六十年代极具艺术风格的封面吸引,后来才知道,这些画家还包括现今赫赫有名的董培新、王司马等。 颜值不够,那就只能内容来凑了。像《圣洁的灵魂》与《先民浩气诗选注》,封面自没什么吸引的,但经由本地高僧竺摩法师亲笔附志,及管震民先生藏书批注,就值得停步细品了。因此题签本也是我收藏的重心之一,能让喜欢的作家签上自己名字,形成某种程度上相联的假象,让人着迷。 由王司马绘图的《老猫》,那神秘又深邃的眼睛,一看就被封面勾走了魂,是卫斯理最早期系列,当初只出了12本,成了卫斯理粉丝的必藏系列。后来,经由香港森记璇姐帮忙,转交给倪匡先生,请他为该书题签,战战兢兢写了小纸条,重写了三四次,不是太丑,就是写错字,或也正因如此,倪老看我写的字迹青涩,就题上“喜欢读小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书辗转半年回到,翻看内页,还是相当感动的。 《新刻的石像》则是由王文兴所编,这本书原先由余光中签署转赠友人,辗转由我买下,经研讨会活动,递上请王文兴再签。王文兴见状,十分吃惊感动,说余光中是他最尊敬的老师,立马提笔补签,感谢余光中老师的青睐。这本书可说见证了文人间的友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至于其他旧书,如让我踏上收藏旧书之旅的金庸旧版小说,影响一代人的《儿童乐园》《南洋儿童》,夏宇题签的《Salsa》,俄文版《爱丽丝梦游仙境》,李永平题签的《拉子妇》等,也相当值得一谈,碍于篇幅,只能下次聊了。最后,就以董桥的《绝色》作结,董桥题签的书,我自有不少,但这本却是唯一一本请董先生在书中,签下我和太太名字的书,特意选这本展出,不在于它有多珍贵,而是它承载了我与太太的记忆,感谢她多年来的包容与体谅。 相关文章: 【(上)第一篇】曾毓林 / 阅读就像要完成一块人生的大拼图 【(上)第二篇】刘洁颖 / 走进饮食文化世界 【(上)第三篇】陈愐壮 / 偏爱关于书的书 【(上)第四篇】黄美锦 / 流着泪也直面生活 【(上)第五篇】罗咏京 / 杂食读者的书房 【(上)第六篇】马保靖 / 藏书人的洁癖:“顶不顺”精装书,和书衣书腰! 【(下)第一篇】宋翠钰 / 寻找内心平静 【(下)第二篇】黄翊翔 / 在书中学电影 【(下)第三篇】赖昭宏 / 生死之隔就在现在 【(下)第四篇】Jon Dep / 人生总爱往书店跑  【(下)第五篇】陈奕君 / 总会留在我书柜上的书  【(下)第六篇】萧永龙 / 所看所写皆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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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香港作家亦舒,个性我行我素,作风独立自主,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她的小说,曾经风靡一时,是无数痴男怨女的“必读圣经”。这期【全民读书会】,就来谈谈这位特立独行的文坛传奇女子吧。 “能够说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能够抢走的爱人,便不算爱人。” 亦舒的作品风格强烈、用字尖锐、情节逼真,笔下女主角多为聪明干练的白领女性,却在感情路上历经沧桑,饱受情字所困,不能自已。其小说主要以香港和欧美现代都市为背景,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在描绘都市男女的爱情、人心的压抑、故事的情节上都完满到位。小说中的爱情观都很“实际”,在历经岁月淬炼后变得更隽永,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自小记忆力惊人 亦舒,原名倪亦舒,另有笔名梅峰、依莎贝和玫瑰等。1946年9月25日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宁波镇海,五岁时随家人到香港定居。倪家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亦舒排行第六,四哥是鼎鼎大名的科幻小说家倪匡。求学时期的亦舒酷爱文艺,对鲁迅的作品更是推崇备至。她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大量的阅读为她打下扎实的文学创作根基。 中学毕业后,亦舒没有升大学,却选择到《明报》当记者,不仅跑新闻、写专访,亦写杂文、小说、报纸专栏等。从事过电影杂志编辑、公关主任、政府新闻官、电视台编剧等职业。亦舒写作50余年,创作了超过300本小说,笔下女主角大部分自爱自强,特立独行,影响着众多中文读者。其作品《玫瑰的故事》《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曾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让“亦舒”式爱情观一度风靡华人世界。 那个属于亦舒的年代 亦舒擅长写独立女性,并在其小说里乐此不疲地传达着一个道理:女人一定要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男人不可靠,爱情也不可靠,能靠的只有自己,因而被粉丝们称为“师太”。亦舒笔下的女性,无一不兼具美貌与智慧,外表优雅,内心自强。 例如《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出身于富裕却重男轻女的家庭,但她个性豁达乐观,在家道中落后独自撑起一片天。在《我的前半生》里,果断的商界女强人唐晶,将男人比作戴得出去的首饰,自信干练的个性显露无疑。亦舒在塑造这些角色时,除了刻画她们的内在性格,更会详述她们的外表打扮,以此来凸显“亦舒女郎”们的品味。 小说成穿衣圣经 在那个还没有时尚主播的80年代,亦舒的小说就成了女性的穿衣圣经。亦舒喜欢干练极简风,颜色永远是黑白灰及卡其。材质要好,款式要少。看这一段《我的前半生》里的描写便知:我挑了两条开司米呢长裤,让店员替我把裤脚钉起。姜太太搭讪说:“要买就挑时髦些的。”我笑着摇摇头,“我是古老人,不喜款式。”有款式的衣服不大方。 亦舒喜欢白色,她曾写过:“只有最含蓄的人才肯穿白色——风流不为人知,辛苦不为人知,因为一个人最终要面对的,不外是他自己。”也恰恰因为白色经不住造弄,越是经不住造弄,才越显得出矜贵。 在她的小说里,每个女主角必备的经典搭配就是“白衬衫+卡其裤”。 爱得痴缠恨得轰烈 亦舒有过三段婚姻。 18岁那年,她爱上了画家蔡浩泉。个性反叛的她,无视父母的反对,不久后就与对方闪婚。结婚第二年,亦舒生下了儿子蔡边村。有了孩子之后,曾经的风花雪月成了如今的柴米油盐,让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三年就结束,儿子归蔡浩泉抚养。后来蔡再婚,亦舒也有了新的感情。自蔡边村11岁起,亦舒就和他完全断绝了关系。 和蔡浩泉离婚后,亦舒很快又迷上了香港明星岳华。 岳华是邵氏的当家小生,外表俊朗,风度翩翩,不烟不酒,是个完美的好男人。但当时岳华已经有女友郑佩佩,亦舒只能以好友身份陪伴在侧。直到有一天,岳华和郑佩佩因感情生变分手,亦舒才名正言顺成为岳华的女友。 只是,郑佩佩一直是亦舒与岳华之间的“那根刺”。 和岳华结婚后,亦舒变得非常多疑,两人经常争吵。有一次亦舒在报纸上看到岳华和郑佩佩的报道,一怒之下竟把岳华的西装剪得粉碎,剪完之后又一把将剪刀插在岳华的床上。后来郑佩佩在美国生活不如意,写信给岳华诉苦,被亦舒看到,直接将这封信刊登在报纸上。此举激怒了岳华,最终提出离婚。 一向讲究“姿态好看”的亦舒跪求丈夫原谅,但岳华只抛下一句:“你伤害人太过分,这不可以”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洗尽铅华回归平淡 “结婚与恋爱毫无关係,人们老以为恋爱成熟后便自然而然的结婚,却不知结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人可以结婚,简单得很。而爱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经历过年轻时的轰轰烈烈,人到中年的亦舒选择了回归平淡。40岁时,亦舒第三次步入婚姻,丈夫是港大教授,两人育有一女儿。1993年,亦舒和家人移民加拿大,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连倪匡都说和妹妹已有20年没联系了。 亦舒的3本书 亦舒,一位华人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爱情小说家。她擅长写独立女性,并乐此不疲地传达着一个道理:女人一定要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男人不可靠,爱情也不可靠,能靠的只有自己。亦舒写作50余年,创作了超过300本小说,让“亦舒”式爱情观一度风靡华人世界。 今天,雪芬选了3部亦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大家分享:《玫瑰的故事》、《我的前半生》和《喜宝》。 一、《玫瑰的故事》 “爱情不是学问,不用学习。如果爱一个人,发自内心,难以遮掩,自然而然以她为重。这是种本能,不费吹灰之力。” 《玫瑰的故事》是亦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于1981年出版。该小说主要讲述黄玫瑰的情感故事。黄玫瑰是一个天真美丽的少女,身边不乏追求者。而她唯一的亲人哥哥更是对她呵护备至。直到她遇见了已经订婚的庄国栋,才真正体会到爱一个人所带来的痛苦。玫瑰决定远离香港这个伤心地,飞往巴黎求学,并嫁作他人妇。直到哥哥生病离世,已离婚的玫瑰又再度返港,遇到了对她百般关爱的傅家明,在她选择披上婚纱之时,噩耗又再次传来…… 与庄国栋、傅家明和罗德庆这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是玫瑰一生既璀璨却又最珍贵的经历, “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地属于你,也不必惋惜。”这些经历,让玫瑰从一位纯情少女,蜕变成一位成熟女性。作者通过塑造玫瑰否定传统的从一而终的观念,强调女性在爱情中应有的精神空间,并歌颂独立自主和满足自我的重要性。 二、《我的前半生》 “一个女人有好丈夫支撑场面,顿时身价百倍,丈夫一离开,顿时打回原形了。” 《我的前半生》是亦舒创作的长篇爱情小说,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版。该书讲述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子君,遭医生丈夫抛弃后不得不重新工作,一步步站起来并再度寻觅幸福的故事。在离婚后谋求生存的的过程中,子君重新出发,以其聪明才智及拼搏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倾慕,最终在事业和爱情上获得了美满的结果。 “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此小说描写现代社会中男女婚姻所面临的新困境。在遭遇婚变后自立自强的子君身上,表现出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女性意识的抬头。 三、《喜宝》 “我一直希望得到很多爱。如果没有爱,很多钱也是好的。如果两者都没有,我还有健康。” 《喜宝》是亦舒创作的长篇爱情小说,首次出版于1979年。该小说讲述了剑桥圣三一学院的高材生姜喜宝,为了生活和自身的要强,决定做勖存姿情妇的故事。小说通过描写喜宝内心自我身份的转变,以及对聪慧身份转变后自我价值的烘托,表现了亦舒对于20世纪80年代香港女性身份的探索。  《喜宝》是亦舒最具知名度的里程碑式作品,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这部小说,不仅仅关于金钱与爱情,更关于人生的虚空与无常。正如喜宝所说:“生活不过是幻象,一切都并不值得。”我们不要做听天由命的人,即使兜了一个大圈子回来原处,但花过力气,我死得眼闭。 ▲▲作者 鍾雪芬 简介 伦敦大学资讯及管理学学士。喜欢阅读,热爱写作,更享受说书。现为全职阅读推广人,以优雅之心品读人生。每周三在YouTube频道《雪芬說書》说一本好书。每周日在脸书以文会友,分享生活点滴和阅读乐趣。 《雪芬說書》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shirley813/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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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仍住台湾,尚未因婚姻至南洋长住。某次至友人家过夜。友人的妹妹在工作几年之后,想再进修,正准备大学的插班考试。我随口问问妹妹国文(中文)这个科目有没有问题,顺便聊了起来。瞄到她讲义有这么一题:“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她笑称姐姐说答案是美女,正确答案是美丽的明月。 婵娟一语的确多指美女、美丽容颜,但在苏轼的〈水调歌头〉却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为美丽的明月,兄弟相隔千里同时观赏美丽的月光,是难得的佳话。但若共同思念某位美女,未免难登大雅。中文有时不太精确,或说十分奥妙,很多词语的意思常常是由上下文的脉络来决定。 不过,无论婵娟指的是女子、月光、容颜,皆是美丽的意思,中文字词多有类似的状况。比如,青有美好的意思,水美曰“清”、日美曰“晴”、人美曰“倩”、草美曰“菁”,字型、语音相近,字义相关,这一类文字便是文字学所谓的“形声多兼会意”。遇到不认识的字,“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确实可能猜中字音和字义。当然这是繁体字才能看到的规律,简体字就未必存在了。 惊讶在南洋的月亮好大 我没特别喜欢苏轼,倒是很羡慕他和苏辙终生不渝的手足之情。这对兄弟尽管屡屡在不同的地方为官,无法时常聚首,却留下很多诗词唱和之作,更有“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约定。不过,这原是苏轼预计留给苏辙的遗言,说来有几分悲凉。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以为或将一死,留给苏辙两首诗,并交代身后之事,其中两句便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幸而由于多人求情,苏轼最终免于一死。然而这段期间的折腾,不但没打垮苏轼,反倒让他日后更为旷达。身处逆境却能转化痛苦,让自己保持身心平稳,未落入愤世嫉俗的窠臼,确实不容易。难怪苏轼一直深受民间喜爱。 在南洋居住多时,偶尔会惊讶月亮好大,有时还是红月亮,让人想起倪匡有本科幻小说《红月亮》。记忆中的台湾月亮,明亮但个头小的多。可见假使两人所在的经纬度相差很多,就算有心千里共婵娟,看到的月亮其实差异很大的。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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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写小说的速度惊人,据他个人阐述,产量高峰期间,他能在一天内写下12篇小说连载和6篇杂文,并自翊为自有汉字以来,中文字写得最多的人。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那么多部小说,难免会有良莠不齐的作品。 英文有个词句“Pot Boiler”,意指为了养家糊口而创作的小说、歌剧、画作等,倪匡小说固然不乏精彩作品,但草草结尾的亦不少。记得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写过,武侠小说不免有过分离奇和巧合的安排,这也是倪匡小说的“硬伤”。倪匡小说融合探险、悬疑、惊悚、科幻、推理等元素,卫斯理往往能在命悬一线时恰好遇上救星及辅助器材而逃过劫难。在《玩具》里,卫斯理被困在“人变成玩具的时代”而极力想逃到他成长的“核子动力萌芽时期”,便总能间不容发地找到水肺,并在差点渴死时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而寻获水源。《玩具》第11章“逃出来了”,倪匡就以含糊其词的解说带过了卫斯理如何逃出生天的惊险过程,他说:“我不准备写出来,几笔轻轻带过,各位自然会原谅我不将经过写出来的原因”,而画面一转,卫斯理就毫发无损的回到了现代时空 。 熟悉卫斯理作品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倪匡小说经常有许多让人莞尔的巧合及欠缺合理的情节。《老猫》里,白素为了协助寄居于老猫身上的外星人脱离躯壳,回到自己原来居住的星球,她竟然能轻易的鼓动一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发电厂员工发起罢工抗议,进而使张老头能暂用发电厂长达7天以进行测试,最后张老头终于在发电厂得到足够的电力,而外星人也成功摆脱了老猫这个臭皮囊。 开局太广而难以收尾 倪匡小说往往开局扑朔迷离,但偶尔会坠入开局太广而难以收尾的窘境。《新年》描述流浪汉黄其英得到金钥匙后发疯的故事,神秘客诱导他前往一座大厦,情节的发展逐渐迈向高潮,但随后的情节却以这是外星人想要进行社会研究,好探索人类因贪欲而自我毁灭的实验作结,让人掩卷后有虎头蛇尾的感觉。 读到这类草率的情节,读者可能捧腹大笑或怒而从此罢看,但倪匡书迷当然能够谅解他小说中的些许瑕疵,因为阅读乐趣已盖过了探索情节逻辑的需要。或许这就是倪匡式的无厘头。这与倪匡的散文与政治评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倪匡的短文结构简洁,观点一针见血;他的政治评论辛辣风趣,在讥讽中共独权的同时也尖锐地道出了中国人的人性弱点,读之让人拍案叫绝。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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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闻倪匡仙逝,我当下大笑……没错,我就是大笑了4声“哈哈哈哈”。这是一代科幻大师的招牌笑声,笑声透露出他对待生命的豁达。照倪匡所说,人死了不过是生命中的呼吸配额用完,在地球的生命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罢了。 倪匡其人是自由的灵魂,他曾说过想与庄子的脑电波拥抱,问一问庄周他读了70年也没读懂的《庄子》到底是写些什么。如今他已化为一股脑电波,穿梭在他书中提到的四维与平行宇宙间,或许他如今真的见着了庄子,又或许他正办着星际签证,远赴镜像宇宙寻找另一个倪匡。 倪匡读不懂庄子,但世上又有几人真正读懂倪匡? 可能有人会不屑地说:倪匡的小说不论是科幻还是武侠,均属流行文学,价值不高,有什么读不懂的? 确实如此。倪匡的一些系列作品如《女黑侠木兰花》、《亚洲之鹰罗开》、《年轻人与公主》、《原振侠》确是奇情冒险之流,但在《卫斯理传奇》系列当中却不乏探讨人性、批判极权主义的深度作品。在倪匡众多作品中,《茫点》是我没能读懂的一部。 《茫点》延续了卫斯理的一贯理论: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大脑,简直是一知半解。虽然人类已能上天入地,可是我们却完全无法知晓别人脑中想的是什么。“在镜子中看不到自己”是《茫点》的经典情节。当一个人无法在镜中看见自己,那到底是镜子有问题,还是眼睛出了毛病?抑或是自己消失了?这是多么令人抓狂、诡异的一件事。 思想自由的妙人 《茫点》以人脑活动为主题,人物众多,故事情节略显复杂,但读到最后其实原因很简单——以上现象只是因为人脑受到某种外来光变信号的干扰。 谜底揭开,疑点却依然重重。他让我继续思考,到底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是虚是实?人脑中的“茫点”(或“盲点”)何在?倪匡并没有解释,他只以一句话结束这故事:人类对自己的身体所知竟然如此之少,难怪人生那么痛苦。 开首我刚提到倪匡的笑声与豁达,如此一位思想自由的妙人,在《茫点》这部小说里却下了如此消极的结论(就像他对香港的未来始终抱着的悲观态度),让我觉得倪匡这人,其实是难以完全读懂的。 但这也是必然的吧?人心如此复杂,就如他自己说的:人对自己将在下一秒做什么都无法预知,又如何去了解别人呢? 画家徐秀美为旧版《茫点》所绘制的封面主体是一个女人,女人双眼被类似树叶的物体蒙蔽,已明确表达了“眼见为实”这句话不是绝对的,人类的双眼还不如相机的镜头来得靠谱。 读懂作者才能读懂其作品,或许《茫点》是我读倪匡的一个盲点……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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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90后的科幻迷,有机会接触倪匡先生的卫斯理小说,我感到很荣幸。小时候看了觉得小说的情节有点匪夷所思,甚至有点过度描绘故事背景和对白;现在回想,才发现很多句子都是精华,还暗示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无奈。但是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读懂他那些跨时代的哲学与科幻伦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卫斯理小说,是1979年出版的《玩具》。它讲述卫斯理偶然遇到一家长生不老的人,后来才发觉他们是未来人。在未来,机器人统治了地球,人类沦为它们的玩具,那家人被赋予长生不老的能力,却被迫和机器人玩起了“逃亡游戏”。 文中提到,未来人是通过“逆转装置(时光机)”来到现代的,未来的科技能创造出一种物质,其特性和分子的旋转方向与一般物质相反,利用这项技术,连时间也可以被逆转。当时我以为,这只是倪匡先生的异想天开,谁知不久前我从一位科学博主的视频中发现,这个“反物质”的假设在1920年代就曾被科学家提出,并且在1930年代就被证实可能发生了!到了今天,2022年,这样的科学论点尚算新颖,怎么在四十多年前的倪匡先生会对它有所接触呢?他的学识真是深不可测! 很多人或许会好奇,未来人类是怎么成为“玩具”的。书里说,随着科技跳跃式的发展,人类对机器的依赖越来越大,连自主学习的能力都没了(反正没这个必要),到了机器人可以完全依靠太阳能生存的时候,它们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对地球一无是处,所以决定把这个“害虫”铲除,只留下少数的作为娱乐工具。倪匡小说里提到的很多细节,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可再生能源等等的原型。他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工程师,在那个年代却有这样的前瞻,实在有点不合逻辑。 人生经历非比寻常 在《蓝血人》中,蓝血人的家乡是土星的一颗卫星。后来看了很多科幻电影,我才知道,那颗卫星一直受到天文学家的关注。因为它被高度怀疑有生物。小说里提到的政治伦理,是说蓝血人的星球只有7个国家,虽然互相仇恨却不开战,因为他们的战力互相制衡。还有那个无形无色的“生物”,简直就超越了读者的想像。倪匡描写它被消灭的方法,也涉及了一些我看不懂的物理知识。 除了外星人和跨越时空的想像,倪匡对于民间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传说,也绝对称得上专家,他的故事都有一定根据,绝非纯粹天马行空。我不明白,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他如何搜集这么浩瀚的资讯?还有他对人性的参悟。可见他的人生经历非比寻常。我曾一度怀疑,他若非外星人,便是未来人……
4年前
7月3日午间手机传来倪匡逝世的消息,随后一直在网上查询各大媒体的新闻,希望这是误传的假消息。一直到傍晚7点,在报章网上新闻看到相关报道,才默默承认,倪匡真的离开了。倪匡年事已高,加上近年来受皮肤癌困扰,之前就有预感他将不久于人世,但知晓他真的离世时,心中仍然泛起一丝伤感不舍。 卫斯理科幻系列是许多70及80后的中学记忆,与其他卫斯理爱好者稍微不同,我一开始是先阅读他的散文,踏入社会后才捧读他的科幻小说。倪匡的小说固然精彩,但我更喜爱阅读他的散文及政治评论。 倪匡少年时曾加入共产党,随后在蒙古为党服务,有次因为天气寒冷,他拆桥起火御寒却被党干部认为是反革命分子,被囚禁时,他被迫天天写自省笔记以示悔改,随后他从同僚口中得知自己可能有性命之忧,遂仓促逃难至香港。囚禁期间,房间跑来了一只可爱的花猫,猫的毛因太长而打结,百无聊赖的倪匡细心帮它梳理毛发,为了纪念这只可爱的猫儿,他后来写下了《老猫》这部科幻小说,描述外星人有家回不得,而被迫寄居在猫身上的故事。或许这故事也隐晦地揭示了许多香港人,因为不堪共产党的集权统治而于50至60年代逃离家园、有家归不得的悲剧。 充满无限可能的时空 倪匡小说集合了科幻、悬疑、探险等元素,闲暇时随意翻阅总会带来乐趣,记得某个夜晚阅读《老猫》,沉浸于小说里的惊悚情节时,房间突然传来碰撞声而受到惊吓,随后我才发觉那是物体掉落地面发出的声响,不禁莞尔一笑。 倪匡敢怒敢言,由于早年受到政治迫害,他对集权政府深痛恶绝,除了撰写科幻小说,也擅于写政治评论,《为集权抬桥的奴隶》就是一本痛批中共的散文集,他对极权统治的种种弊端进行刁钻剖析,多年前就对一国两制政策嗤之以鼻,预言香港人的自由将逐渐被侵蚀,《追龙》就是寓言一个都市失去自由后,也会丧失灵魂的故事。 修改早期在报章连载的小说后,倪匡常会在修订本增写前言,记下当年创作时的点点滴滴。还没开始翻阅小说时,我都会仔细翻看前言,虽然简短,却字字珠玑,与倪匡散文集有异曲同工之妙,让人大呼过瘾。 大众熟悉的倪匡小说本体积如手掌般大小,方便出门携带,我喜欢在乘搭轻快铁时阅读倪匡小说,偶尔读到精彩的情节及句子,还会拍下来与朋友分享。列车到站后,脑海随着小说情节飞跃到另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空,这就是阅读科幻小说的乐趣。 香港四大才子随着黄霑、金庸、倪匡的相继离世,如今只剩下蔡澜延续四子的才情。蔡澜说过,好朋友就如古董,一打破就再也找不回,倪匡已离开地球,深爱他的读者只能透过阅读他的著作来缅怀他创造的奇妙科幻世界了。
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