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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杨翱／将生活写成书，记录松弛人生下的故事

长期关注蔡澜动向与熟读他作品的粉丝或许听过杨翱，他自2011年起担任蔡澜助理，亦经常与蔡澜到处出差工作。疫情期间随手写的生活记录也在蔡澜的鼓励下集结成《过有松弛感的人生》一书。十多年间对他而言潜移默化了些什么影响？他自己又是如何定义“有松弛感”的人生呢？报道：本刊辜嘉荣摄影：本报林泓川该怎么介绍杨翱？搜索他的名字出现的总是“蔡澜的助理”，但除此，他还是谁呢？杨翱来自香港，90年代的香港。他当时的娱乐基本就只有阅读，金庸、倪匡、日式漫画成为他小时候的玩伴。这个习惯延伸至中学，这时开始接触散文。第一次对现代散文有兴趣，是源于某一趟从香港坐船到潮汕的过程。在船上碰巧读到蔡澜的《老澜游记》系列，说着蔡澜与金庸在北欧坐邮轮的体验，感觉自己身历其境。悠闲的生活和惬意的文字成为杨翱阅读心头好，因为太严肃、谈时政的，他不那么感兴趣。自此，杨翱总会阅读蔡澜的文章，更在后来频繁与蔡澜在微博中交流，埋下担任助理的契机。大学时期的两次退学杨翱只要喜欢一件事，似乎总会尽全力想要完整了解所有的细节。高中时杨翱选择了文科，喜欢苏轼和李白两位作家。他翻遍传记、结合历史事迹，写了以苏轼形象为主题的文章，参赛获得冠军。熟悉了文史哲，其他文科知识也较容易上手，高考托两位作家的福，让他获得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的资格。然而因家庭情况，他必须先放弃升学。打工几年后，当时一所补习学校的校长知道他成绩很好，建议他先去完成大学学位，回来保证有高薪。“大学对我来说，我很向往，很向往，因为我没有完成大学学业……” 话锋一转，“但，大学对我来说，又只不过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满足这个（未实现的）愿望，拿一个身分。在大学里，我觉得学不到什么，只要你肯读书，也会学到很多中文系会学到的知识。” 因此当他正式进入大学后，却又再一次退学，不过这一次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蔡澜请他担任助理，能随着欣赏的作者办事，他没多想就答应了。杨翱想体验的不过是唱歌、饮酒、交朋友，这种大学生难以复制的乐趣。退学前最后一个月，也算是体验了一番他眼中的“大学生活”。那他担任的补习老师呢？“其实我不喜欢当老师，不喜欢教人，不喜欢用自己的观点影响别人。每个人都有独特个性，所以也很怕人家逼我做事，我也不会这样对别人。”管好自己，随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行动，这点似乎又与蔡澜不谋而合。找到让自己“松弛”的兴趣冠病疫情有人闷得发慌，杨翱却在这段期间开发许多新习惯。他笑着说：“疫情无聊嘛，你除了和老婆生孩子也没其他可做了，那就写些文字吧。”杨翱开始将自己的生活记录在微博上。虽然久未书写，但毕竟常有阅读习惯，写成书对杨翱而言并不算太难。 “其实文章都是由字组成，字变句、句变段、段变章，再将章节变为书，没什么特别不一样。万丈高楼从地起，先开始写吧。”甚至，他一开始并没想到要出版成书，这是当作日记记录，累积下来也已超过两百篇。杨翱也喜欢烹饪，书中第一章就以“杨翱家宴”为题，记录他准备宴会美食，招待亲友的过程。内文将食材准备过程细细说明，例如炸猪油渣时在空气炸锅放上两片姜和一把葱白的细节、烹饪步骤、鱼肉前置处理等都有说明。虽然书中没有配图，但顺应文字想像，仿佛就是简易版的食谱。第一个矛盾内容突然出现，“超市里有很多速冻手抓饼……”、“如果客人能吃辣，我会煮一包辛拉面……”，怎么对烹饪讲究的他又会选择冷冻食品和泡面呢？ “我不觉得这是降低要求。我会买很多靓牛肉煮汤底，再拿来煮公仔面。”手抓饼他也会配上马苏里拉芝士和西班牙香肠片，连叫外卖也会在不同店面选择该店家的招牌，拼凑成一顿大餐。才读完第一章，就感觉到他的生活貌似与书名中的“松弛感”格格不入，烹饪，尤其那么讲究细节地烹饪，不轻松吧？不想下厨的理由之一或许就是懒惰备料和收拾，但杨翱反而解释，“其实我们都一样，你觉得煮麻烦，我觉得开车去吃也很麻烦，不喜欢塞车带给我的麻烦，所以就自己煮咯。” “煮东西吃，不是什么高科技，试一次、两次，你大概会知道自己的口味是什么。而且我也没什么注重细节，对比没下厨的人可能看起来注重，但对比起餐厅，连油温都要控制多少度，而我没有。” 杨翱或许只是将烹饪当作他的爱好，对研究其细节感兴趣，才会在外人看来对待烹饪格外认真。这个性格也在他的另一个爱好——赛马中展现。“马儿的过往成绩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赢，却不一定。” “比如有些马，它的屁股尾巴绑着一条红绳，代表火气大、会踢人，但有些马绑了红绳就会赢。这些就是细节，就好像玩侦探游戏，有时对有时错，错了检讨就好。” 兴趣能让人变自信杨翱认为，人最重要是找到一个兴趣爱好来发展。“人很多焦虑就是因为时间很多但钱太少，找到有兴趣的事情好好研究，至少帮你解决一半的问题，只需要想怎么赚钱。” “兴趣爱好就算不一定能转换成工作，但有了这个底气，你的人也会自信很多。”杨翱目前已有其他正职，但并不会放弃自己喜爱的烹饪、赛马和写作。新书替蔡澜记下那些年这次来到第20届海外华文书市香港馆的分享会，他亦透露自己即将推出的新书──《我在蔡澜身边的那些年》。或许会对书名有点印象。杨翱说这就是借鉴蔡澜作品之一《在邵逸夫身边的那些年》。“蔡澜说过他自己不想出自传，因为自己写是不会写自己的坏话，别人写又有很多事情不比自己清楚。” “他生病期间我就问他不如写一本这样的书，他还说‘快点写啦，不要等我走了才写’，我开玩笑回他‘我怕写的时候有什么得罪你的我就不能写进去了’。我也希望一直都不需要写这本书。” 杨翱总觉得蔡澜教会他很多事，其中最重要的原则莫过于守时和维持整齐的打扮。“守时和有打扮，就是你看重、尊重这场会面的体现。蔡澜经常提早抵达15分钟，我就会再提早15分钟。”这两个原则背后是希望尽可能不造成其他人的困扰，而因此严格要求自己。蔡澜式的相处之道蔡澜与杨翱的关系是好得可以互相开玩笑的程度。“一次，蔡澜来马觉得酒店的白色床单还蛮美的，我还回他，医院的床单不也是白色，又不见你喜欢。”但，即便那么密切的关系，蔡澜还是会对杨翱大发雷霆。 “有次到杭州，下楼打包晚餐给他，放下食物后就离开了房间。后来，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夹杂粗口骂我为什么没洗澡进他房间，臭死了。”杨翱还为此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狐臭，但自己也闻不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孜然粉的味道让蔡澜误以为是汗臭味。而杨翱也有这样的性格。“我对不熟悉的人随和，因为不熟悉，所以对你没有要求。我可能对我两个女儿和父母是最严格的，对他们有期望，所以会对他们不听话时感到不耐烦。”比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想，杨翱更像是“严以律熟人，宽以待生人”。从他分享的故事内容，不难看出这多少受到蔡澜的影响。揭开镜头背后的蔡澜谈回即将推出的新书，主要是为了记录不同于我们表面见到的蔡澜。电视上他嘻嘻哈哈、吃喝玩乐、环游世界，“他常说把不开心的事放在保险箱踢下海，但谁负责把保险箱搬去海边，不就是我咯。”杨翱想将真实的蔡澜记录下来，这就是这本书想要达到的目的。镜头背后蔡澜的生活都有什么？“大家都知道蔡澜到过日本留学，但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怎么生活。例如他打过什么工，这份工我相信你们没人想得到，是一份高收入、体力劳动、无法一个人完成的工作。” 分享会的听众面面相觑……垃圾工人？清道夫？“没人猜到我就开估啦，是到公寓里，老人家离世后他负责搬尸体。把尸体从楼上搬去灵车。”当人需要生活时，你会如何用你的智慧解决，这是杨翱想要透过记录他眼中的蔡澜传达给读者的故事。更多【人物】： MBTI授证师雪力 02／你以为的MBTI，或许不是真的MBTI MBTI授证师雪力 01／乱用MBTI，会让大家越来越讨厌它 RASA品牌总监陈爱玲／拆解香料个性，传承香料故事

2月前

因《学生周报》而结缘我与二文友的纪实回顾/罗秋雁（瓜拉吉地）

1.苏亚峇 1965年，我踏入瓜拉吉地综合中学（英校），念的是预备班。那时的校园并不宽阔，却安静而朴素。每个星期，课表上只有一节华文课，但正是这一节课，在我心里留下了绵长而温热的回声。我们的华文老师——谭老师，是从20里外的双溪大年名校依不拉欣中学调来的。他是道地的吉地人，风尘仆仆，却总是神情温和。除了教课，他更喜欢给我们讲一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像是在荒原上点起一盏灯，让年轻的心知道前方并不只是迷雾。有一天，他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3个字——苏雅峇。粉笔落下的声音很轻，却在我心里敲出回响。老师告诉我们，苏雅峇是他在依中教过的一名学生，品学兼优，却出身贫寒。每天清晨，他都得先帮父亲卖菜，等担子卸下，汗水未干，才匆匆赶到学校。老师说，他的作文写得极好，常常投稿到报章，用微薄的稿费补贴家用。后来，父亲因病去世，生活的重担更沉了。为了撑起家计，他开始代理《学生周报》，在求学的路上，一步一步负重前行。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天。窗外下着雨，雨丝斜斜地织着灰白的幕布；课室里微微发凉。谭老师站在讲台前，语气低沉却真挚地说：“我们应该帮帮他。谁愿意在我们学校义务替他卖《学生周报》？” 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人话音刚落，我几乎没有思考，手已经举了起来。“老师，我可以。” 就这样，一个无声的约定开始了。每个星期天，雅峇都会把周报托往返大年和瓜拉吉地的巴士司机送到老师父亲开的“宏阳”咖啡店——每次50份，每份3角钱。我负责售卖，一卖就是4年。如今想来，实在有些可笑：4年的时间里，我从未与雅峇见过一面，却早已在心中把他当作敬佩的人。后来，我升上了Form 3，因为初级文凭考试成绩不错，被录取进入依中纯理科班。那时，雅峇还没离开校园，他正在念大学先修班。转校前一天，华文老师拍拍我的肩，对我说：“到了依中，记得去找苏雅峇。” 我带着期待，也带着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终于见到了那个我仰慕已久的人。现实中的雅峇，眼神沉静而坚定。他是依中华文学会的主席，策划了许多出色的文艺活动：作文比赛、演讲与歌唱比赛、文学特刊……一项一项，都赢得了很好的赞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老师当年写在黑板上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力量——在贫困中不低头，在风雨里仍坚持热爱文字、热爱学习的力量。而那场雨中的举手，也悄悄地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苏亚峇，也就是我国知名的作家苏清强。 2.张亚苟一份周报，一生的缘分。我与张雅诰的缘分，也是始于一份《学生周报》。那是上世纪60年代，《学生周报》几乎是所有中学生的精神家园。它内容丰富，像一扇通往更大世界的窗：有文学专题，有文艺版，有学生创作，有时事动态，也有文学辩论、电影评论与音乐资讯。在那个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它让年轻的我们学会思考、感受与梦想。我几乎期期必读。而在众多作者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音乐版上一位署名为张亚苟的作者。他写得极勤，仿佛从不缺席；而更特别的是，他几乎每一期都写同一个主题——口琴。在别人看来或许单调，但在他的笔下，口琴有温度、有灵魂，有呼吸。他写音色、写情绪、写人生，也写青春的孤独与热烈。那一支小小的口琴，在他的文字里，仿佛能吹出整个世界。后来，我升上了Form 4。某一期翻开周报时，忽然发现——张亚苟不见了。再翻几期，依然没有他的名字。仿佛他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此后许多年，只要偶然谈起《学生周报》，我总会想起他。那个只写口琴的人，那个曾陪伴我度过中学岁月的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张亚苟，成了记忆里一个未解的谜。直到2005年。那一年，我加入了文化协会，第一次参加代表大会。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位气质沉稳、神情温和的前辈——当时的文协副总会长张雅诰。介绍的人特地补充了一句：“他是世界口琴冠军，是世界级的口琴家。” 那一瞬间，我的心猛地一跳。口琴。张雅诰。张亚苟。一个几乎荒唐、却无法忽视的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我按捺不住，还是冒昧地把他拉到一旁，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请问……你是不是张亚苟？” 他先是一愣，随即露出难以置信的惊喜，反问我：“我就是张亚苟。你怎么会知道？” 我只说了4个字：学生周报。那一刻，时光仿佛折叠。几十年前的文字、口琴的旋律、少年时期的阅读记忆，在那一瞬间全部回来了。从那天起，我们成了好朋友。不是点头之交，而是无所不谈的知己。原来，有些缘分，早在青春时期就已悄悄写下，只是要等上半生，才终于翻到那一页。一份周报，一支口琴，牵起了两段人生。有些人，从未真正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世界上发声。后来，他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全国总会长，我也被选为署理总会长，两人携手踏上了文化之路，共同为发扬华人文化而努力。

2月前

作家杨双子／在虚构的时代游历回答我是谁

杨双子近作《台湾漫游录》不仅在中文世界广受瞩目和好评，更是少数成功“出圈”译成外语通行的台湾文学作品。近期适逢吉隆坡诚品邀其前来讲座分享，故安排访问，讨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创作小说的背后经过，以及现实环境如何影响她的个人写作。报道：本刊特约李宣春摄影：本报林明辉杨双子本名杨若慈，“杨双子”原是她与已逝的双胞胎妹妹若晖共用的笔名。其成名代表作《台湾漫游录》于2020年出版，后由金翎翻译成英文著作。2024年，这本小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大奖，也让杨双子及其小说被更多人看见。杨双子将小说的发想推溯至2014年。当时的杨双子与妹妹决定要写历史小说，并思考台湾哪一段历史最值得描写，并能帮助台湾人理解自身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异，最后她们选定1930年代。杨双子解释：“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是女性，也希望书写女性角色；其次，希望她们能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成为故事的主角，并在现代化的脉络下展现行动力。因此，1930年代成为最佳的时间点。” 杨双子和杨若晖锁定日常生活的描写，包括衣食住行。食物是华人社会普遍关注的主题，旅行则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活动。于是她先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开时节》，从家庭与校园出发，再逐步扩展到旅行。虽然《花开时节》出版于2017年，但仍不足以呈现日治时代女性能够旅行的广度。 “后来我决定将女性旅行作为《台湾漫游录》的主题。查阅许多资料，发现1930年代旅行在台湾已相当普遍，甚至在1936年已有民间可搭乘的飞机。如果家境宽裕，搭飞机并不算罕见。虽然我的主角没有搭飞机，但她们透过火车与轮船旅行，这已经能展现出当时的现代性。” 逐步扩展的日治时期女性描写 2017年《花开时节》出版时，许多台湾读者惊讶于1930年代的社会样貌。到了2020年，杨双子继续创作《台湾漫游录》，并将查过的大量资料纳入，包括台湾铁道从基隆到高雄的完整路线。小说展现了早在100年前，台湾就有非常完善的交通建设，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事实。杨双子本身是铁道迷，对铁道发展有深厚认识。日治时期的台湾，除了有纵贯铁道，也因应林业需求而建设林业铁道、糖业铁道，以及部分矿业铁道。她解释：“殖民者为了彻底利用台湾物产，修筑了绵密的铁道网络。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因此日本全力经营，既要展示帝国的治理能力，也要将殖民成果带回本土。” 杨双子分析说：“这种（殖民者的）双重性格，让台湾人面对殖民统治时情感复杂，一方面确实遭受剥削，另一方面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蒸汽火车在西方早已出现，但在台湾却因清朝治理不善而无法发展。日本统治带来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台湾人很难用单一角度评价。” 铁道象征了文明与现代性，也促进了族群交流。台湾中央山脉阻隔东西，过去交通不便，加上语言差异，族群间交流有限。她又补充，但随着纵贯铁道与官方语言的推广，沟通变得容易，进而催生“台湾意识”。1908年纵贯铁道全线通车后，从基隆到高雄只需一天，而不再需要经过数日的船程。这对台湾的认同发展意义重大。 “百合”书写：殖民下的爱与情感《台湾漫游录》的故事写到日本名门出身的小姐青山千鹤子前往台湾游历，结识担纲翻译和伴游的台湾女子王千鹤，两人从北走到南，一路上吃喝各地美食，更发展出暧昧情愫。有些讨论点出了书中安插的GL（Girls’Love）因素。GL对应的是早已蔚为风潮的BL（Boys’ Love，男男情谊）。GL与BL与“传统”意义上的同志文化或同志文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同志文学的一大特征在于探讨性别权力的对立与张力，经常回应现实社会中异性恋霸权、父权体制或身分认同等议题；然而在GL或BL的文本里，权力关系往往被转化为浪漫化、唯美化的叙事。此类作品更强调情感的浓烈与角色之间的亲密连结，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恋爱氛围，也就是常被读者形容为“美得冒泡”的沉浸式爱恋情境。对于GL，中文世界发明了“百合”名词以代称。杨双子表示：“百合的定义其实相当广。最广义来说，只要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暧昧或敌对——都能算作百合。女同性恋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但百合不限于此。它也可以是单纯的友谊，甚至仇恨、嫉妒、亦敌亦友的关系，都可以被读者解读成百合。” 她又补充：“与此相比，过去娱乐文本里，女性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明确的女同性恋，要么是互相竞争，例如后宫争夺。这样的描绘忽略了中间庞大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女性情谊’。我希望借由百合的书写，探索并呈现这一块。” 由此回到《台湾漫游录》来看，当杨双子在小说里处理殖民与权力批判这样的“硬议题”，同时又描绘旅行过程、美食享受与女性情谊这些“软元素”，小说本身的“力道”会不会相互抵销？杨双子表示，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现了一股言情小说热潮。她在大学时写过4本言情小说，硕士论文也以言情小说为研究对象。言情小说常见的设定是“爱情能克服一切”，例如总裁与普通女孩之间的阶级差距。 “然而，我认为爱情并不能解决一切。我在《台湾漫游录》里，刻意借用罗曼史的框架，却告诉读者：殖民带来的障碍，爱是无法克服的。这正是我想挑战的文化想像。台湾读者习惯了‘爱情可以化解困境’的叙事，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再者，过去我们谈殖民，多半聚焦在战争、饥饿、剥削等‘硬议题’。但日本时代的台湾文学，其实也书写过人际往来的细腻面向。例如台湾人明知被剥削，却在生活中仍会遇到善良的日本人，这让他们难以将所有殖民者一概视为仇敌。这种复杂情感，正是我想要呈现的。” 她也提到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人陷入两难：一方面被教育要认同自己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被日本社会接纳。这种认同的矛盾与痛苦，战后一直少有人讨论。她希望透过小说处理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议题。创作里的“台中精神” 杨双子的小说时常会出现台中。她说：“它的城市性格深深影响了我。台中和台北、台南不同，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台湾有句俗语：‘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府城、彰化鹿港、台北艋舺，这些地方历史悠久。但台中其实是因为纵贯铁道而诞生的城市，只有百来年的历史。” 她认为，台中的特性就是“求新、求快”，愿意尝试各种可能，拼凑出火花。这样的精神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对各种题材都充满好奇，总想尝试新的书写方式。台中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一种精神。它不像台北或台南那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也不像鹿港那样带有宗族聚落的色彩。台中是一个因铁道而生的城市，充满移民与新事物。这种特质让台中人少了些历史包袱，更倾向于创新与尝试。 “在创作中，我自然也受到这种氛围影响。我的小说融合了历史、旅行、食物、女性情谊与殖民议题，看似元素繁多，但对我来说，这正是台中的样貌——多元、拼凑，却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由文学弥补食物和建筑都能保存历史痕迹。建筑在她眼中特别有趣，它一旦建成就不会轻易改变；但食物不同，菜单会调整、食材会被替换。“比如说古建筑——台湾人在这100年间平均身高已经改变了，走进旧建筑时，会感觉屋子很矮。这种不合时宜，正是历史痕迹。” 空间同样如此。早年的街道狭窄，是因为没有太多车辆，如今却经常塞车。“从食物、建筑到城市空间，这些都是文学能书写的素材。我希望透过这些细节，让人意识到‘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 访问最后的杨双子表示，《台湾漫游录》回应的是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透过历史梳理，搭配饮食与旅行，帮助读者思考“我是谁”。她感谓：“历史研究偏向记录事件，很少描写个体的心理或情感。但文学能做到这一点。文学能补足历史的不足，把人的痛苦、快乐与挣扎呈现出来。” 对她个人来说，文学是一种让人静下来思考的方法。社会里存在太多难题，而她没有其他专长能回应。文学于她，就是唯一能够处理这些难题的方式。（原稿上传于2025年9月15日。）更多【人物】：王荣义解开梦谜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遇司鼓唱戏，纸影人杜爱花从街边演到舞台台湾青年攻下印尼滩头堡，刘仕豪蜗牛哲学练就火箭奇迹

2月前

连假复工无阻“寻宝” 爱书者续沉浸书海

第20届海外华文书市进入倒数第三天，依然为本地爱书者提供寻找宝藏书籍，沉浸书香、在书海中汲取知识力量的好去处！

3月前

新书《若只如初》分享会李练：透过写作自我疗愈

本地作家李练昨晚为其新书《若只如初──春风若有怜花意》举行分享会，与读者畅谈创作背后的生命故事与心路历程。

4月前

【是小结，也是开始】最靠近城市的海港，跟你跨年——五条港文学写生/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文学写生”与文学采风本质相近，但我们后来决定采用“写生”一词，借鉴“美术写生”的概念，更强调在地观察与即时书写。文学写生通过文字捕捉地方气息、人文面貌以及情感氛围，既是一种文字实践，也是一种文化记录。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首站文学写生，于去年12月27日至28日在雪兰莪五条港举行，为期两天一夜。来自全国各地的35位作家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在五条港文史研究者林建明的带领下，学员深入认识当地的地理生态，并参与海上导览；作家方路与王晋恒则分享写作经验、地方书写的心得与创作关怀。期间，学员的即席创作亦获得两位作家的现场点评，为与会者带来文学写生最直接、也最真切的体验。五条港是一座被红树林环绕的传统华人渔村，如今仅剩不足300户人家。若想在周末暂别大都会的喧嚣，寻找一处宁静的歇脚之地，五条港无疑是距离城市最近的选择。岛上可见色彩缤纷的民宅，民宿主人亲切热情，只要提前安排，仍能为住客准备当地新鲜甜美的海鲜。家人好友临海围坐，吃火锅、闲聊家常，是一种缓慢而舒适的生活节奏。这座海岛也潜藏困境。随着大部分青年逐步离开，岛上唯一的新民华小日前仅剩十位学生，听说很快就要迁校了。这次五条港文学写生的海报上写着——“圣诞后的海风最适合写作，选一座最靠近城市的海港跟你跨年。”在距离吉隆坡繁华之地不远处，竟仍保留着这样一片可供心灵歇息的空间，使人们得以放慢脚步，静下心思考与书写。参与此次写生的学员多为文艺爱好者，其中不乏在职教师。期望他们能将这次写生的经验与感受带回校园，在教学与阅读推广中持续传承。学员们透过摄影、绘画等不同艺术媒介，当然也包括最核心的文学写作，呈现出五条港最真实、也最动人的面貌。马来西亚大好山河，原是得天独厚之地。如此美丽的家园，若能经由文学之眼加以描绘，必将汇聚成属于这片土地的动人篇章。也是时候聚合马华文坛的写作力量，以更系统、更持续的方式展开，把马来西亚的好故事，交还予这一片滋养着我们的土地。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4月前

“扎根”马华文学鉴赏班闭幕近300人提升文学内涵

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大马作协）主办的“扎根”2025马华文学鉴赏班，历时2个月后于日前圆满落幕，不仅吸引近300名学员热烈参与，更通过“作家亲临解析”的独特模式，为华文教育注入了深层的人文养分。

5月前

【全民大阅读（上）】从50本Newswire读者选书出发：阅读X出版X书店未来的集体思考

回望过去10年的出版成果，好书当然不止50本。我们期望以此为基点，展开对未来阅读、出版与书店经营走向的讨论，并重新思考我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在资讯爆炸而阅读耐性减少的时代，我们为何仍要为读者评选年度好书，甚至推出50本好书精选？说到底，我们始终相信，阅读可以改变人生，能让世界更美丽。回望过去10年的出版成果，好书当然不止50本。我们期望以此为基点，展开对未来阅读、出版与书店经营走向的讨论，并重新思考我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全民读书会】特邀出版界人士、作家、教育工作者、媒体人与书店经营者，一同回溯过去，前瞻未来的阅读与出版市场。大众书局书展项目经理余丽兰满怀成就地表示，过去30年来，她与两百多名书店同仁共同深耕霹雳州的校园书展。在各校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校长们的配合下，阅读得以透过书展形式走入校园，让她所服务的书店，成为师生亲近阅读的桥梁。这套成功的“阅读推广模式”，不仅止于一般印象中的静态展览。余丽兰与团队会主动征询并配合学校需求，策划适合师生的阅读内容，并依不同主题邀请本地作家走入校园，与师生分享写作经验与创作故事。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伍燕翎也表示，自接任会长一职后，便与团队积极展开对外接轨的工作，携手各方力量推动文学阅读、鉴赏与写作。去年甫落幕的“五条港文学采风”，成功结合作家、在地文史工作者与社区居民，取得亮眼成果。马来西亚小而美的文学出版品牌有人出版社总编辑曾翎龙，则提出了“继承人”的问题。从学林书店即将于月底结束实体店营运，到老牌印刷公司益新印务缩小业务规模，再到少儿与青少年阅读市场的持续萎缩，阅读所面对的挑战，早已不仅是市场层面的起伏。在科技快速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出版社、印务公司与书店如何实现永续经营，避免陷入断层的结构困境，已成为马华出版与阅读生态中，一颗不得不正视的烫手山芋。 ●如何在AI时代重拾阅读？在网络2.0蓬勃发展时期，出版业与专业读者一度忧心，实体书是否会被电子书取代。年轻作家陈凯宇在阅读媒介的选择上，更侧重于便利性。他认为，实体书虽然在触感与阅读体验上更真实，但在不断移动的生活状态中，电子书无疑是更方便的选择。陈凯宇也认同，网络生态已深刻影响生活的所有层面。在阅读层面上，他指出，这种影响同样促使阅读口味发生转变，尤其表现在注意力的缩短。他分析，当下读者更倾向于能“瞬间遁入”情境的内容，这类作品更易引发共鸣与传播。相对地，在创作层面，书写者也在这波演变中，调整他们的写作方式。当数码科技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活跃于科技、华语与英语语境之间的科技人孙德俊，以“我希望情况是乐观的，但眼见尽是悲观情境”为阅读在人工智能盛行的当下作出注解。那么，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拾阅读，而不陷入悲观？孙德俊认为，唯有具备相对成熟的鉴赏力、判断力与学习力，才能有效地与人工智能工具协同运作，进而发挥大效应。这三种能力的养成，唯有透过持续阅读，拓展对世界的认识，我们才能建立足够的鉴赏力，作出正确判断，并保有不断学习的能力。 ●如何在AI时代重拾阅读？在网络2.0蓬勃发展时期，出版业与专业读者一度忧心，实体书是否会被电子书取代。年轻作家陈凯宇在阅读媒介的选择上，更侧重于便利性。他认为，实体书虽然在触感与阅读体验上更真实，但在不断移动的生活状态中，电子书无疑是更方便的选择。陈凯宇也认同，网络生态已深刻影响生活的所有层面。在阅读层面上，他指出，这种影响同样促使阅读口味发生转变，尤其表现在注意力的缩短。他分析，当下读者更倾向于能“瞬间遁入”情境的内容，这类作品更易引发共鸣与传播。相对地，在创作层面，书写者也在这波演变中，调整他们的写作方式。当数码科技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活跃于科技、华语与英语语境之间的科技人孙德俊，以“我希望情况是乐观的，但眼见尽是悲观情境”为阅读在人工智能盛行的当下作出注解。那么，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拾阅读，而不陷入悲观？孙德俊认为，唯有具备相对成熟的鉴赏力、判断力与学习力，才能有效地与人工智能工具协同运作，进而发挥大效应。这三种能力的养成，唯有透过持续阅读，拓展对世界的认识，我们才能建立足够的鉴赏力，作出正确判断，并保有不断学习的能力。 ●谁是读者，谁是狼人？如何思考未来马来西亚华文出版、书店经营，以及潜在的“书籍”消费者？作协宣传主任谢增英分享了国语与英语出版源流中，已公开的书籍销售数据。她指出，在人口红利的带动下，国语出版的书籍只要行销手法得当，透过 TikTok、Shopee等平台，在店员与作者联手推广之下，销量往往可突破数万甚至十万册。那么，类似现象是否可能发生在华文出版领域？对此，槟城岛读书店创办人庄家源并不抱持过高期待。尽管岛读书店在选书上累积了良好口碑，他仍认为那更多是一种文化圈内的认同。他坦言，位于世界遗产区的岛读书店，实际进店购书的多为游客。近年来，马华出版品中销量表现最为突出的，首推黎紫书在中国大陆广受关注的《流俗地》，而“购买这本书及其周边地图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游客”。那么，该如何让这批来自中国的读者，进一步认识并购买其他马华作家的作品？对此，曾翎龙提出了一个补充视角“积极打造马华文学与作家的IP（知识产权与个人品牌）”。然而，这样的策略目前更多吸引的是海外读者，对本地读者而言，马华文学以及华文出版品依旧处于相对冷淡的位置。谁才是马华文学的主要消费者？是校园里的教师、学生，抑或来自海外的华文读者？华文书籍的出版、销售与购买之间，牵动的是尚未解开的供需结构问题。这道难题，宛如留给未来读者的“狼人杀”，读者既是参与者也是关键决策者，在这场供需博弈中，持续思考文学创作、文化书写、华文出版与书店经营是否得以永续，并在下一个10年，谱写出马来西亚华文出版的“繁华录”。 ●当作家必须站在镜头前一本书的出版，究竟应以作家名气为先，抑或内容本身更为关键？还是必须双管齐下、并驾齐驱？对此，大将文化副总编辑李金城认为，作家个人品牌的经营至关重要。他以“宠粉”著称的杜韩念为例，指出作家若能保持与读者互动交流的温度，将有助于书市行销，让出版社得以事半功倍。作协副主席吕育陶则提出另一种看法“好作品会形成好口碑”。他不否定在社群媒体上经营个人品牌的重要性，但更强调“交出好作品”才是根本，一部好作品的完成，需要作家全神贯注长时间投入心力。然而，在资讯高度分散的时代，作家若仅仰赖作品累积口耳相传，往往难以快速转化为销售动能；因此，出版社与作家本身的社群媒体经营，也在当下扮演着愈发吃重的角色。吊诡的是，出版社与作家使用的，同样都是脸书。孙德俊一语点破：“分享一碗咖哩面的图文贴文，往往能换来可观流量。”反观读后感或好书分享，在脸书演算法作用下却常常能见度有限、点赞凄凉。作协执行顾问潘碧华则笑言，如今马华作家恐怕真得练就三头六臂，还要能说会道，为自己的作品叫好叫卖。玩笑归玩笑，但作家需要读通《演员的自我修养》，书店必须活泼走向人群的时代确实已然来临。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未来本地华文作家，是否真要坐在镜头前，活在手机荧幕里？在光纤与演算法构成的网络行销的结构中，作家与书店业者贩售的，并非三文鱼、衣物或养生保健品，而是一本本需要被反复阅读、反复分享其价值的书籍，也正因如此，这场行销与传播，注定艰难。 ●在试错中继续前行！关于阅读与写作，年轻作家梁馨元有着自己的解读。她认为，此时代的新生代写作者拥有更多对内心的关照，而“私我”或“公我”之间，不存在绝对的衡量标准。以她现阶段的体悟，她更期许自己能够学会“走出去”，不仅走出自我也走出熟悉的生活环境，让书写面向开阔的世界。刚出版首本诗集的陈宏量则提出不同的看法。10年前刚进入大学时，他开始大量接触经典文学作品。然而，随着阅历递增，他的阅读重心逐渐转向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对于经典文学，他的态度是“偶尔回望便好”，而非停驻之所。回忆起过去推广阅读与写作的经验，潘碧华无比怀念千禧年以前的阅读与文学氛围。那个时代的老师，仿佛文学灯塔，引领着渴望探索新知与新世界的学生，走近书籍，亲近文学与写作。担任作协会长期间，潘碧华结合教育界、媒体与民间团体力量，推动并举办了作协品牌“深耕文学创作课程”，为教师和热爱文学的普罗大众提供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养分。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并爱上马华文学，在潘碧华任内，作协时任副会长伍燕翎从中一至中五华文课本所收录的22位马华作家作品中，精选16篇，并结合作家、学者与文学系讲师之力，共同为中学教师解读马华文学文本。放眼未来，下一个10年的马来西亚华文出版与马华文学，仍是一个开放且持续讨论的课题。任何人都可依据自身对阅读趋势的观察提出评论。若一定要归纳出一个方向，无论是出版社的网络行销、作家与作品IP的经营、书籍设计的突破、书店从静态销售到活动频繁的尝试，或许正如庄家源与孙德俊所言，唯有不断试错才能逐步找出合适的方案。作家冯久玲曾说“文化是门好生意，但不应只是买卖，生意必须是生动的主意”，创作、出版、销售与阅读都难脱此范畴。无论我们未来将以何种形式阅读，正如与会者林慧玮所指出的，好作品需要“语言接地气、内容接地气”，不要在无意间把读者拒之门外。更多文章：【全民大阅读（下）】十年磨一剑，书香映时代

5月前

狮城二三事

狮城新移民作家李叶明突发心脏病逝世

新加坡新移民作家、随笔南洋网创办人李叶明，于本月3日因突发心脏病过世，终年55岁。

5月前

狮城二三事

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我这辈子坚持要做的事，就是把书做好

10月12日，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受邀到新纪元大学学院主讲公开讲座“今天我们怎样读书”，为在场观众带来关于阅读方式和阅读价值的多重思考。在讲座开始前的间隙，记者与李昕进行了一场深入访谈。报道：本刊刘紫晴摄影：本报林明辉在中国出版界，李昕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走过四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他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三联书店总编辑，现为商务印书馆特约出版策划人。他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步，不仅经历行业多年来的巨大变迁，也见证了阅读方式从纸质、电子到碎片化时代的转型。去年3月，正值70岁的他推出了自己的作品《一生一事》，副题为“做书的日子（1982—2022）”。这本自传记录着他过往40年的编辑生涯，是他的回忆录——记录着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书做好。与书的相遇提到“读书”，李昕先想起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李相崇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也是一个极爱读书的知识分子。儿时的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坐在书桌前读书的画面。家里的书桌、书堆，是他人生最早的记忆。 “我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在一个读书的环境中长大。” 自小学三年级起，他便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当时父亲正在做翻译工作，需要大量阅读世界文学，他自然也读父亲买回来的书。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出版物不多，《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广阔的天地》等作品都是父亲和姐姐们看完，他再捧着读的书。 “那时年纪小，看不太懂，就是囫囵吞枣，看个故事。” 阅读真正成为他生命里的主轴，却是在动荡的年代。文革来临，学校停课，他却没有停止学习，靠自学完成中学课程，也读了大量中外文学著作。 1969年，他被下放到东北吉林的农村劳动。那里的冬天十分严寒，他在“猫冬”（源自东北方言，指因寒冷或经济环境不佳减少外出活动的行为）期间回北京3、4个月，便在那段时间里把能借来的书都读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唐诗三百首》以及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维克多·雨果《悲惨的世界》等。 1978年，他顺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多年积累的阅读能力，使他的学术基础和写作能力十分扎实。毕业后，他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当代文学编辑，后来调往香港三联书店，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补充历史、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识，于是大量阅读这些书籍。后来再回北京三联书店，由于编辑工作繁忙，他读的多是稿件，但仍坚持每年阅读数十本书。 “在人生不同阶段，读的书籍类型也不一样，但我从来没停止过阅读。” 听和看不能替代读谈到当下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碎片化阅读盛行，阅读风气大不如从前。李昕的语气沉了下来，毫不讳言地说: “我们正经历着一定程度的阅读危机。” 他观察到一些现象：美国《大西洋月刊》一篇调查文章显示在过去20年中，新一代学生的阅读量越来越少，无法与时下的社群平台如抖音、Instagram和YouTube竞争，许多美国大学生甚至不能完整阅读完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反观在中国，多所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借阅量5年内下降超过一半；微信读书用户虽多，但真正每天阅读半小时的人只有约1600万，与庞大的大学生数量相比，仍是偏少。如今，年轻人更多是用短视频、听书软件、播客等代替纸本阅读。 “听和看不能替代读。听书是一遍带过，不会停下来思考；短视频会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而不断压缩信息，无法给予你结构性的知识。” 他说，纸本阅读的理解能力、记忆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都不是碎片化内容能替代的。 “阅读时要让脑子停下来思考、连接、质疑。这些能力只有通过纸本阅读才能被激发。” 对他而言，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而是保持思考能力的方式，是一个人不会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根基。作为作家的李昕《一生一事》是李昕送给自己 70 岁的生日礼物。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的年少时代、大学时光、第一次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成长，再到回北京三联书店的经历。自传出版后，一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最应该推荐给大学生。” 他提到书中不仅有成功的经历，也包括自己在工作上的遗憾和失误。“我想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录，有很多事情我做得并不满意、留下遗憾，我希望别人不要像我一样。” 他认为，这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或职场新手都会有所启发，因为他们可以吸取前人的经验。“我写得很客观，我希望他们看到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是怎么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我不是要告诉他们怎么走，而是希望他们看到别人的选择和代价，能少走一些弯路。” 在他的数部作品中，于今年7月出版的《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作为四川邻水李家第4代的李昕以家族的真实经历为依据，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他自己，书写百年中国历史在一个家庭里的折射。《百年家事》里记载着家族命运的起伏，个人被大时代裹挟的无奈和当下的挣扎，也有面对选择时的坚持和担当。 “书里没有虚构，也没有刻意渲染，我希望让读者看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历史不是抽象的，它就发生在我们家族几代人的生活中。” 在他看来，书写家族史，就是在书写中国人的命运。编书与写书都遵守的4个标准谈到“表达”，李昕认为编辑和作者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标准却是一致的。他最看重作品是否具备学术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无论是编辑别人的书，还是自己写书，他都遵守这4个标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要求，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长期坚持的原则。他认为编辑的责任远不止审稿，而是要判断内容是否能够启发读者，承担起传播知识、文化和思想的责任。 “编辑做的，是启蒙的工作。” “表达不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所思所见，而是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事物的多面性，从中得到启发。” AI无法做出“书感” 李昕经历过中国出版业最辉煌的时代，从纸质书类型不多、读者需求旺盛的80年代，一路走到电子出版兴盛的今天。许多人都说，AI 的出现和电子出版的普及，让编辑行业发生巨大改变，被迫让资本市场牵着走。然而在他看来，出版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编辑的本职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做出精品书，这需要一种AI无法替代的能力，他称之为“书感”。 “书感就是一本书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你心里有谱。内容怎么分结构，插图怎么安排，封面、版式、节奏如何配合，这需要编辑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审美和判断能力。” “书感”包含对书的结构理解、内容的分章、插图的配置、版式的呈现、文稿的节奏安排，最终呈现一本书整体的美感。李昕并不抗拒AI。他认为AI在重复性的工作中非常有效，比如翻译、对照资料、校对等，让编辑能节省时间；但它无法拥有“书感”，无法决定一本书的灵魂。 “AI可以协助，但它不能做精品书，精品书是由编辑策划的。” 出版应是内容本身有价值面对市场的声音崛起，出版人更要重新思考：为谁做书？为什么做书？ “过去是编辑选书、读者接受。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的书评会影响口碑，平台榜单会左右销量，这些都会影响出版社的选题方向。” 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出版社既要生存，也要盈利，有些还要面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考核，但他仍坚持一个底线：不能为了市场而牺牲内容和价值。 “出版不是投机，而是长期主义。出版应该是内容本身有价值，编辑通过策划、包装、推广的方式把书带给读者，让读者认识它、喜欢它，然后在市场上产生影响力。” 这才是出版人应该做的事。当被要求向读者推荐3本“最值得阅读的书”时，李昕并没有推荐自己的书，而是挑选了3本由他亲自编辑、极具代表的当代文学作品。第一本是《邓小平时代》，是傅高义花10年研究完成的经典著作，这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传记，是近1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类作品之一。第二本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是由《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四册书组成的系列作品，作者记录自己在台湾近30年的亲历亲闻，描述30年间台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深度。第三本则是齐邦媛的《巨流河》。她以个人和家族的故事呈现中国现代史的跌宕起伏，因笔触深刻、情感真挚，这本书被誉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大陆和台湾两岸都拥有大量读者。这三本书恰恰能体现出李昕对出版价值的追求，即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学性，并能为读者提供长久的精神养分。守住出版的价值和责任 “我这辈子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书做好。”访谈接近尾声时，李昕缓缓说道。在信息爆炸、注意力不断被切割的时代，他依然坚持纸本阅读，相信编辑的书感和判断，守住出版的价值和责任。他始终认为，阅读能塑造一个人，而好书能影响一个时代。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下，有些坚持无需改变，有些原则值得用一生去守护。更多【人物】：黄婉湄／你要理解性别，就必须先理解城市马子颂／快乐就是在种子里发现美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守护植物生态

6月前

经典与个人感受/小泥（马六甲）

偶然在社交媒体阅读社群见到一道问题，问是否读过某本知名小说，发问者还表示自己看不明白作者写的故事。几则留言充满善意和温暖，比如阅读是个人的事，不明白无须勉强，不必因作品名气逼自己读下去。另有人表示该书内容多为生活琐事，他也没完全看懂，没关系，跳过去等等。我也忍不住回应，看不懂、不喜欢，可能只是此时此刻与这本书无缘。日后或许二见钟情，或许依旧无缘。人与书也是讲究缘分的。看不懂、不喜欢知名作品，也曾是我年少的困惑。中学时期同学喜爱畅销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未央歌》之类，我读完不喜欢，当时说不清自己为何不喜欢，但无法共情有点孤独。想知道自己为何不爱大家喜欢的书，于是我把这两本书反复看了几次，甚至比喜欢这两本书的同学，更熟悉书中内容。不过熟悉归熟悉，我依然不喜欢。如今人到中年，回首前尘，我大致猜想同学向往的是书中纯真美善的人际互动，我不喜欢是因为那些美好看起来假假的。不过仅将感受放在心底，我未与同学争辩，昔日的不喜欢没碍着大家。现在依然差不多。深受本地读者欢迎的台湾作家，我几乎都不喜欢。而我最喜欢的作家顾肇森，罕有人知。无所谓，各人阅读自己想读的书，彼此愉快即可。阅读不是竞赛，并非读了不起的经典，就比较高尚有见识之类。确实有人阅读许多经典后自视优越，瞧不起其他读者。既然道不同，不如敬而远之。我的阅读经验，亦有谈不上喜欢但印象深刻的书，比如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总觉得书中人物只是还没自杀，全书笼罩死亡气氛，不太舒服。连不喜欢的读者如我，读了依然留存记忆，可见村上春树确实是了不起的大作家。所谓经典，通常指的是历经时光淘选的杰作。然而经典未必适合每一个人，尤其很多经典创作年代距今久远，现代读者需要了解许多相关知识，方能深刻理解内容，一般读者没兴趣确实是人之常情。假使与经典有缘，读了很喜欢，很好。不过缺乏缘分也无所谓，世上好书太多，不妨多方寻觅适合自己的书。读不懂书也很正常不懂、不喜欢某书，倘若很在意，不妨将疑问带在身上，或许日后时间会告知答案，惟没答案亦不打紧，就是与该书缘浅而已。总之，不必急着批评自己笨或缺乏慧根，世间复杂辽阔，个人本就无法通晓知识、文艺全貌，不了解某些领域某些知识本为常态，不如坦然接受。至于曾经喜欢，多年后却不爱的作品、作家，又是另一回事，或许读者成长，或许时移事往心境大不相同，或许……总之只是不再需要曾经喜欢的作品、作家。此时无须否定作品、作家，以及过去喜欢他们的自己，反而该感谢那些作品、作家曾经的无声陪伴。如今我认为触动心灵的书，便是个人的经典。经典确实有客观标准，然而亦有读者的主观选择，两者不妨并存。像是莎士比亚当然是重要经典，可是顾肇森陪伴我多年，他的作品便是我个人的经典。对我来说，顾肇森比莎士比亚重要多了。书海浩瀚，静待读者探索，所以无须为了不懂、不喜欢的书耿耿于怀。相信自己感受，且不妨与其他读者分享所思所想，经由互动，更加认识自己。

6月前

一时无眠/余棋华（新山）

不说是失眠，因为不是在如常之下睡不着。这些日子以来，每周总有三两晚，睡了三两小时醒来。谷歌咨询，人体褪黑素随年龄不断减少，就会睡得断断续续。这样不正常的睡眠是正常的，就不勉强自己要像以往的正常。恰逢是个好年代，一机在手，无眠夜晚也无妨。（想像古人在床上辗转难眠却没辙）不想追剧，也不想听大道理，网络大海无边，那就随便撒网。原来鲁豫访问影视人物，也采访圈外。听她采访心理咨询师，又听她访问辩才一流的马薇薇。听到心理咨询师说如何与自己和解，我想，不焦虑自己无眠也是与自己和解。马薇薇爆红后，又想自己可以再红，她后来想想，若这样的心态继续，名利会腐蚀自己，需要停一停，需要退隐独处，她想要看书。 40岁以前的焦虑梦又喜欢听小邓后期现场演唱日本歌曲。她35之后的短发，不是那种轻俏，是一种熨帖。露的双耳，不再是垂吊耳环，多的是珍珠。日本的现场录音都非常好，有一次在台上唱的中译是〈问自己〉的日曲，唱到结束，她有一种喜悦的神情，忍不住发出“得咗”的手势，似乎感觉自己唱得比年轻时来得好。她的台风不再有时时转身的轻盈，而是更注意歌艺的传达。一时无眠，甚歉看不了书，眼力实在不行。记得年轻时，每当小休都会翻几页张爱玲。而此时，仍可听听她的种种。才发现脸圆圆的香港作家邓小桦是那么喜爱张氏。她那个圆脸福相，视频里说话叽里呱啦，竟然喜欢张氏喜欢得不得了，有观众拜托她可不可以讲些别的作家。又后来才知道，鲁豫年少经过的是琼瑶时代的爱情，而蒋方舟10岁不到就读了张爱玲。蒋方舟现在三十几，她的焦虑是40岁以前要写个长篇，鲁豫好奇问为什么是40岁之前？她回曰，许多著名小说都在作者40岁以前完成的。 40岁以前于我是回首，不是前瞻。我的无望需与自己和解——低到尘埃一时无眠，常常视听手机荧幕至半途，皆不完全，浑浑沌沌入梦，有时也欢然——梦里的自己未及40仍有梦……

6月前

【爱华文】哈？什么是马华文学？/黄珈欣（吉隆坡）

我是独中生，但我根本读不懂什么是马华文学。从入独中，念华文的第一年起，我们就认识了“马华文学”。我们只知晓：那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品。而课本中收录的马华作品，并不在考试中占据主要位置。统考华文科以中国文学为主体，注重阅读与语法训练。故于统考生而言，华文科就是要去背文学常识和翻译等内容。至于现代文阅读和写作，那就靠平时阅读的积累了。我们平常读的是些什么？啊，中学生读的书，杂到你不能想像。以华文范畴而言，我们下课捧的书，从中国网文、港台著作，到翻译与经典文学皆有。如此多样的群书，确实能喂饱中学生的求知欲，也足够我们应付考试了。学生们读的书可谓百花齐放；但见百花之中，唯独少了点什么。于是我忆起就读华小时期，依稀记得大家都爱读青少年小说。嘉阳、红蜻蜓、魔豆、七彩等出版社，基本包揽了所有华小生的童年。许友彬爷爷几乎是我们共同的启蒙作家！当年小学生没手机可用，最大的消遣便是看小说、漫画，大家是一套一套地看啊。仍记得母校的图书馆足足用了五个书架才装满这种“红蜻蜓小说”。下课时会看见小孩们，拿着颜色各异五花八门的书籍围在一块一起看书。而这各式书籍都是本地作家的书。那，我读的书呢？我小时着了金庸的迷，长大了看的书也算杂。但在学会投稿参赛前，我却从未拜读过半本“马华文学”，而对于报刊的作品也只是匆匆掠过。等到我有意识地写作，想要尝试着投稿时，我却发现自己对马来西亚本土文学的了解，几近一片茫然的空白。我必须要敲碎自己原本对华文——那种源于外国的感知。我仿佛失去写作能力，只能像牙牙学语的婴儿似地，去翻阅报章，研读马华新诗散文小说，重新开始吸吮着马华文学的奶水。前几日我参与了TEDx，被黎紫书老师的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原就买了她的小说集《余生》，被其技法震撼了写作观。于是兴致冲冲地上网翻看了她的资料，包括了以下的访谈：《马华文学有种甩不掉的自怜》。 “我们（马华）的写作人不多，文学读者少得可怜，读者群中可能有一半（或许更多）其实就是写作人。……” “……但马华文学始终得不到中文世界真正的重视。对内不受认可，直至今日马华文学仍然不被认作“国家文学”，对外也难以受到中文文学世界，尤其是大陆文学这块“中原地带”的认真看待。马华作家在一个东南亚小国，以非主流语文（却是写作人的母语）从事文学创作而能写到今天这水平，其中的艰难是不足为人道的。我们自己谈马华文学，总有一种甩不掉的自怜与落寞，马华文学多少年来走到今天，其实还陷在同一泥淖里，从未走出原来的困局……” 这才是马华文学的全貌，我当时想。我或许是被独中的华文大环境宠坏了，浑然不知抚育我成长的华文圈子里，有如此复杂狼狈的一体两面。我学过华教的艰辛血泪史，明了现今统考的困境。但这一切离我太远了，我的双手摸不着她模糊的轮廓。所以我了解得越多，心越是沉重。马华文学经历了太多历史洪流的冲击。她和我们华人一样受着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权的开放、国家文化政策、国族认同的影响。看到先人们因着政治环境而变化的字里行间，我才真实地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由于多元民族复杂关系，先辈们爆发了思想矛盾，争论于国族认同。在良久的磨合后，才孕育出了一个不再属于中国文学支流的——马华文学。华教课堂缺乏本土文学然而现今，蕉风椰雨在国际华文文学的大舞台上，仍显得缥缈不定。马华文学与作家的曝光度，真的不如港台新的作品。这一窘境源自于历史与政治环境，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相对被压抑，宣传管道不广。我明白这是无力撼动的大环境，可我的脑海却浮现了一串疑问。教育呢？如何在既有的华教体制内，注入对马华文学的重视呢？若是问起以华语为母语的中学生，马华代表性的作家有谁呢？恐怕大家的答案都难以超过三两位。但问起静夜思、咏鹅，倒是人人都能背个几句出来。可悲啊！现今马来西亚的华人子弟不读马华文学，倒是读起了世界各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文学！现在的马华文学绝非风气颓靡、才俊寥寥，但是正值朝气蓬勃之际；只是华人圈子读者实在是少得可怜。而我作为一个才疏学浅的学生，对此很是不解：小学时，我们所接触的儿童文学都带着浓墨重彩的马华色彩，却无人进一步教导我们马华文学的趣味；等升到中学，在大家都阅览群书时，马华文学在课本中却往往与中港台文学并列被提及，缺乏深入讨论。可现在的华文课纲已算是完整，各地的文学皆有所涵盖；是我们华人却缺乏了一种极度为马华文学感到骄傲的意识形态。就好比老师们澎湃激昂地灌输着有关族魂——林连玉老先生的华教精神时，那种不容忽视的民族自豪感。难道马华文学，不是所有大马人共同拥有的一颗闪耀宝石吗？什么时候老师们才能热烈地引导我们去体会马华文学的意义呢？有些人心想，或许这要等到一群绝世大文豪的出世，才能有这番盛况。可这么一来，就本末倒置了。不鼓励孩子们去学习，追随本土华人早已积淀深厚的作家，孩子们又要从哪里找到榜样呢？只要这片空缺一天存在，马华文坛一天都会“陷在同一泥淖里”。我想像这么一个未来：马来西亚的文化与文学反向外国输出，就如黎紫书的作品《流俗地》在中国的爆红那样。我们的华文教育，就连独中的教育，都做不到以大量的马华文学来雕刻出一只只马来西亚形状的文学学生。独中生或许能写出作文，也能读好外国文学，但我们更有可能从未主动打开过一本马华作品——马华作品原就是华教存在的根本之一，而绝非其衍生品。马华作家有心写文章，学子们也爱看文章。那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马华作品连本土青少年的青睐，也得不到呢？

7月前

【且听风吟】阅读的契机/林健文

香港诗人廖伟棠曾说：我们不一定要写诗，但我们可以成为心中有诗、发现诗意的人。的确，文学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高尚不可攀的，尤其是现代诗，人们在这些有点像歌词有点像唐诗宋词的诗行里，看到的只有胡乱的分行和零碎的意思。对学者而言，文学作品是一道道等待评分的美食佳肴，他们会仔细观察厨师的手艺、配料的多元、味道的层次等，但对一般人而言，文学作品或许只是闲来打发时间的小品。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马大中文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以及马来西亚中学教师联谊会联办了“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系列活动。当时，这是一个新尝试，通过学者和马华作家带领大家解读和赏析中学课本里的马华文学作品，让大家了解文学作品的手法、涵义和内容。这就像是一个品酒师，通过他的经验和专业，告诉你如何去分辨、仔细品尝各类红酒的不同，别老是一杯干了，浪费了佳酿。文学不只在书里阅读可以有许多层次，有些作品适合快速阅读，容易消化，譬如报章上的专栏或言论；有些可以慢慢仔细读，像金庸的长篇武侠小说；有些文章需要去反复思考和推敲，才能窥见其中奥妙，它里面包含着批判、讽刺或阐述一些界限模糊的事件，而这一类的文章大多数是文学作品。通过小说情节和人物，我们可以窥见某个旧时代的生活、社会的形态以及不同阶层人物所展现的各种面貌。通过散文，我们看到不同时代的记忆和观点。通过新诗，我们能够解读出诗人留下的密码，了解到某些被约束、局限或不自由生活的状况。和文学有关的作品种类繁多，除了文学作品，歌词、书法、艺术创作、电影、音乐等，都是可以汲取文学养分的“读物”。香港词神林夕被视为文字的炼金师，也是通过阅读古典和现代文学汲取文学养分的，虽然最后选择了流行文化（歌词），像是脱离了纯文学，但他写了很多好歌词，也算是创立了一个高维度的文字创作典范。台湾的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以诗入舞，创新和改变了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舞风格，让文学和舞蹈结合成视觉与听觉的冲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不同领域混入文学元素，让观众或读者感受文学的各种面貌，让21世纪的文学不再单纯停留在纸本上。文学的奥秘在于领悟，作者利用想像力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隐藏在文字中，而读者则通过阅读的契机，从各种角度去解读和理解其中的奥秘，窥看千百年前的历史、社会、文化、人性等问题，这就是阅读的乐趣。阅读不限于课业，不限于报章，也不限于网络多媒体的各种形式演绎，阅读可以是生活的观察、思想的体会、心灵的领悟等等，阅读不局限于自己以外的对象，与自己对话，也算一部分，汲取过去的经验，慢慢成长。 2025年12月，作协再度和多个单位联手主办马华文学鉴赏班，5年的沉淀不会让一篇好的文本变淡，就像曾翎龙的散文〈丼〉，无论读多少遍，那尾已经被他形象化隐藏在“丼”字里的生鱼依然鲜活如昔。文学不难，需要的是解读的方法。喜欢文学不一定得成为作家，借用廖伟棠老师的话，只要成为一个心中有文学、懂得文学的人，生命或许会活得更有价值、更自在一些。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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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索洛埃探讨男性困境 “爆冷”夺布克奖

英国匈牙利裔作家索洛埃周一凭借小说《血肉》”，勇夺本年度布克奖；此书描述一名匈牙利移民在异乡大起大落的曲折人生。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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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

青春永恒真空，是女子心中的自由小鸟。返抵娘家回到城北河边的大稻埕，我们皆成少女。步履轻盈一脸发光。 ──洪爱珠书写她们祖孙三代的老派台妹书名中的少女，不是青春符号，而是一种轻盈感。她说，那不是年纪，而是一种不被束缚的心境。在这个愈加快速、讲求效率的时代，许多过往的美好似乎被洪流冲刷而去。然而，《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却恰恰逆流而行，以慢写、慢活、慢享的姿态，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旧日风景的窗口。报道：本刊特约黄妙仪摄影：本报陈启基《老派少女购物路线》自出版以来一路畅销，目前已印至第23刷，足见人们对老派生活的眷恋与好奇。读者在其中不只看到作者的家族记忆、餐桌故事，更感受到在快节奏生活里难得的质感，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作者洪爱珠。 “老派，在我看来，就是一些现在不再被强调的美好的素质。” 洪爱珠说。那是老太太待人接物的分寸、餐桌上的礼仪、人与人之间的你来我往，尤其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这些或许显得稀罕，却正是她心中最动人的老派。 “爱珠”不只是笔名洪爱珠，这个名字听来带着浓浓的年代感，却又散发着温润的文学气息。她与《活力副刊》的专访从老派和少女开始，当问起名字的由来时，她即笑着反问：“这个名字很老对不对？” “在台湾，外婆那一代人喜欢给女儿名字里加个“珠”字，像秀珠、宝珠……珠代表掌上明珠，是疼爱的象征。但你若在一个老街区大喊：爱珠，回头的人很少是70岁以下的。” 本名洪于珺，生于台北的80后一代。她远赴伦敦艺术大学修读设计，成为一名海归设计师。当身边的人都以为她会有一个洋气的英文名字，但她偏偏不要。 “我想，如果一定要一个好记的名字，不如就叫爱珠。” 家人笑这名字很阿嬷，但她执意坚持。多年以后，这个名字不仅陪伴她走过设计与文字的创作生涯，更融入了她的日常。爱珠，于她而言，不只是符号，而是一种情感的传承与记忆的延续。它让她与外婆的年代保持连结，也成为她在人情世故里留存温度的方式。她笑言自己如今终于活到中年妇女的年纪，非常开心。回望过往，她坦然说：“我的少女时代很漫长，一直在自我认识、摸索，也有痛苦。但到了中年妇女的阶段，已经成形了，知道自己是谁，要什么。” 这种轻盈与稳定的交织，形成她当下的状态。她既保持着“少女”的心境，又坦然承担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 “以前我可以独自旅行一周，现在孩子会问，妈妈在哪？我得早点回家。中年妇女开始有权衡了。” 这种权衡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成熟的平衡。厨房里，她找到创作的满足；菜市场上，她感受人际的温度；写作时，她梳理家族的记忆，她的生活与创作里并行不悖。将美学植根于老派生活她的职业生涯始于设计。作为一名品牌设计师，设计陪伴了她20年，像是人生里最熟悉、最稳固的根基。后来意外开启的旅程，让她看见了不一样的风景。 “如果只能选一个，我一定选设计。”她毫不犹豫地说。写作是数倍时间换来的成果，而设计，是熟练掌握的语言。 “写作非常难，我是个门外汉。”她透露，写400字要琢磨3天，一篇7万字的文章能写数月，每一篇都当最后一篇写。她的慢，不是拖延，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打磨。田野调查可能长达一两年，修润反复数十遍，只为捕捉生活中那些，没人记录却真正有趣的琐碎。也因为写了《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她接到更多设计邀约，包括舒国治《门外汉的京都》16周年新版、《没有妈妈的超市》等书的封面设计。 “大家因为书认识我，愿意给我机会。” 无论是设计还是写作，她的美学都深深植根于老派生活。《老派少女购物路线》让她成为自己的案主，硕大的标题、满版的大红底色，让不少人眼前一亮，与当下流行的小清新设计背道而驰，却独树一格。矮胖的开本、穿线胶装、大红色寿桃图案、齐头式的排版，这些都是设计师精心安排的。找到传统在当代的对应方式洪爱珠的老派，并非停留在观念或书写层面，而是扎实地落在日常生活里，一聊到厨房和菜市场即神采飞扬。她常去七八十岁的老师傅那里磨刀，那把厚重的中华大菜刀，几乎陪伴她处理厨房里的每一道工序。她也从不迷恋昂贵的西式厨刀，笃信中式菜刀才是最成熟的工具，从切一切，拍一拍之间，就能顺手下锅热炒，干净利落，又方便高效。餐桌上的碗盘，部分传自母亲与外婆；厨房角落里，也陈列着她搜集来的老式厨具。那些在现代家庭渐渐消失的物件，在她手中重新复活，继续承担起盛放、烹煮、滋养的角色。她抗拒快消品的轻薄短暂，更愿意相信，真正值得的东西，也许价格稍高，却能陪伴一生。 “对我来说，这不是守旧，而是找到传统在当代的对应方式。”她解释，“比如传统市场，很多人嫌脏乱，但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使用方式，它其实更环保、更经济、更有人情味。” 这些选择，构成了她的日常宇宙。一把菜刀、一只老式的碗、一趟市场的往返，不只是生活的细节，更是她实践老派的方式。当许多人误以为老派就等于昂贵或不合时宜，但在她看来，老派反而更经济实惠。因为真正庞大的开销，并不是日常三餐，而是那些动辄数万元的名牌包，那笔钱在家里开伙可以吃上3个月，文青式的满足不是靠消费堆砌，而是来自日常的丰足感——买几本书、看一场电影、做一桌好菜，花费不多，却能换来绵长而踏实的愉悦。她举例说，连锁超市里的鸡腿价格，往往比不上传统市场实惠。 “我在超市买到一盒鸡腿的价钱，在菜市场可以买到半只放养的鸡，还是走地鸡。” 她并不追求超市那种冷藏分切的便利，反而喜欢买一整只全鸡，再请摊贩帮忙分切。“骨头可以带回去熬汤，鸡胸腌起来可以拿去烤，鸡腿又能做另一道菜。” 这种精打细算，让她觉得传统市场才是真正适合天天开伙的人。也唤起了人们对传统市场的怀念，与那份人情和生活的温度。老派的日子也能活出丰盈人生现代人或许无法完全回到过去，但老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仍能保有秩序、分寸与情感。洪爱珠起初写《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时，只希望一刷能卖完，不要让出版社赔钱。没想到，这本书却有了自己的命运，畅销不止，让她从单纯爱书的读者，走向作者、讲者的身分，与更多人面对面交流。她感受到，这并非只是一地的怀旧，而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共鸣。无论是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台湾，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将生命经验投射进去。在日本，许多人因为对台湾怀抱好奇而喜欢上这本书；在华语世界，则是因为书里那份老派的温度，唤起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她不熬夜写稿，写作多半在午后展开。这样的节奏，看似平淡，却自有一种安稳与丰盈。老派的一日，并不复杂，却足够从容。或许，这正是洪爱珠和她的书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它提醒我们，在日常最寻常的轨迹里，也可以活出丰盛、细腻而温润的质感。更多【人物】：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我们想守护那些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对味蕾精准出击，英国厨师 Alan Coxon：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食物 Eriko Motoyama／创社区守坡计划，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不再无能为力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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