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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离/最后的雨季（下）

前文提要：父亲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衬衫，手握锋利剃刀，在顾客喉结处轻轻比划，神情专注得近乎肃穆，仿佛不是在剃须，而是在进行一场庄严仪式。在那张老式可放倒的皮椅上，父亲就是国王，手中的剪刀和剃刀便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权杖。（续读上篇）小时候，他最怕去理发店。父亲给他理发时下手没轻没重，推剪有时扯得头皮生疼，还不许他乱动，时不时被喝令“头转过去！”“别动！”语气容不得半点商量。那时的父亲，在他眼中威严冷硬，像一把刚从磨刀石取下的剃刀，泛着令人胆寒的寒光。他不懂父亲的疲惫，不懂那把剃刀养活一家人的压力，只记得那双按着他脑袋的大手是那么粗糙，指缝间有永远洗不掉的、混着肥皂沫的陈年污渍。母亲走得很快，50岁便病逝。那也是一个雨季，雨下得比今晚还大，像是天破了个窟窿，要把整座城淹没。母亲躺在棺木里，瘦得像一张被揉皱又摊平的纸，脸上红润褪尽，只剩一层灰败蜡黄，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在母亲的葬礼上，他看着父亲用哭腔背诵福州丧词，第一次感到父亲巨大的形象后隐藏着的脆弱心灵，瘦长的身影显得如此不堪一击。那时父亲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只见那曾经笔挺的背影一下子佝偻了许多，像一座经历地震的山，山峰塌陷，山脊断裂。他仿佛听到那座山内部轰然倒塌的声音。家里从此少了鼎边糊的香气，也少了一种名为“温暖”的东西，只剩下四壁空旷，和父亲日渐沉重的呼吸声，在空荡荡房子里回荡。直到那个伊班女人出现。那是母亲去世一年后，父亲不知从哪里领回了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胖的伊班妇人，说是帮忙做家务。她说着一口夹杂伊班语的生硬马来话和些许福建话，笑起来露出洁白牙齿。家里的餐桌开始出现了炒蕨菜、竹筒鸡以及各种香料调制的野味，空气里从此多了一股陌生而浓烈、令他本能排斥的香味。父亲的衣服有人洗了、补了，冷锅冷灶重新冒起热气。伊班女人很勤快，总是低眉顺眼忙碌，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但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刺眼、多余、不可原谅。他觉得这是对母亲的背叛，是对这个家纯粹性的玷污。他无法忍受另一个女人取代母亲的位置，即使只是在家里走动，都像是在母亲遗像抹上污渍。冲突终于爆发。那晚，他回家拿东西，看见父亲和那个伊班女人坐在桌边吃饭。昏黄灯光下，两人虽无言语交流，却有一种奇怪的、默契的安宁。父亲为她夹了一筷子菜，她则默默把鱼肚最嫩的肉挑到父亲碗里。那种安宁，像一根刺，深深刺痛了他。他摔了背包，大声质问父亲是不是忘了母亲，是不是老糊涂了，是不是非要让全街人看笑话。父亲停下筷子，脸色铁青，手里夹着的烟头被两指狠狠捏得粉碎，烟丝和火星溅落桌上。 “你懂什么！”父亲猛地抬头，吼了一声，声音嘶哑破音，却像一记闷雷震得他后退一步，“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飞出去了！我呢？我留在这里！我老了！我也怕一个人对着四面墙壁说话！你懂不懂？” 那是父子俩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他摔门而出，从那以后便搬了出去，极少回家。父子之间从此横亘着一道无形的、比那片橡胶林还要幽深的高墙。他选择了视而不见，用距离和冷漠，砌成了墙上最坚硬的砖。直到几天前，邻居打来电话，惊慌地说：“你阿爸在浴室里跌倒了，起不来，送去医院了。” 赶到医院时，父亲已陷入半昏迷。曾经那双握剪刀沉稳有力、能为他撑起一片天的手，此刻插满了粗细不一的管子，手背满是淤青针孔，干枯得像一段被遗忘在角落的老树枝，了无生气。医生说是脑溢血，情况不乐观，要有心理准备。在充满刺鼻消毒水味的病房里，惨白日光灯照着父亲。他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理发师，此刻像个初生婴儿般无助地蜷缩在病床上，双眼紧闭，眉头痛苦紧锁。那个伊班女人沉默地坐在一旁，细心地用湿毛巾替父亲擦拭嘴角流出的涎水，眼里满是真切的担忧。她看见他来了，也只是默默点头，又低头继续手上的动作。这一刻，他心里那道用冷漠砌成的坚冰，似乎裂开了一道细缝。他突然意识到，父亲不再是那座山，不再是无所不能的权威。他只是一个怕冷、怕黑、怕孤独、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垂暮老人。而他，作为儿子，竟然让这个老人独自面对了那么久的黑暗与寒冷。一束刺眼的车灯像锋利剪刀，猛地划破厚重雨幕。伴随着引擎沉重喘息，那辆破旧巴士终于蹒跚停在巴士站前。他踩灭早已被雨水浸透的烟蒂，回头看了一眼那只瑟缩在座椅下的野狗，然后上了车。他找了个靠窗位置颓然坐下，车厢空荡荡，只有几个昏昏欲睡的乘客随车身轻微摇晃。玻璃窗外，雨水蜿蜒而下，像无数条透明小蛇，将远处城市霓虹扭曲成一团团模糊诡异的光晕，明明灭灭。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像一只被囚禁的困兽，猛然震动起来。在这寂静得只剩下雨声和引擎声的车厢里，那震动声格外惊心动魄，一下，又一下，重重敲在他心口。他迟疑几秒，缓缓接起电话。话筒那头先是一阵嘈杂雨声，接着传来那个伊班女人带着哭腔、压抑不住的悲声，用生硬马来话说：“他……走了。” 手机从他指间倏然滑落，“啪”的一声掉在满是泥水脚印的车厢地板上。他没有弯腰去捡，甚至没有低头去看。他只是呆呆地、茫然地望着车窗外，那无边无际的雨夜。雨，还在下，似乎永远不会停。他想起童年穿过那片阴森胶林时，窝在父亲胸前感受到的温暖与安全；想起理发店里咔嚓咔嚓规律而冰冷的剪刀声，和父亲那双粗糙大手；想起父亲那句如刀子般刻在心上的话——“我也怕一个人对着四面墙壁说话”。在这最后的雨季里，父亲终于走了，走出了那片阴冷的、他独自面对了许多年的胶林。留下他一人，坐在这趟不知开往何处的破旧巴士上，独自面对这漫长而潮湿、没有了父亲的余生。他忽然明白了。父亲当年的固执与暴躁，沉默与威严，不过是他在这艰难世道里，为自己、为这个家、为他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强行裹上的一层厚厚的茧，用来抵御生活的严寒与内心的孤独。而今，茧破了，蝶却未来得及飞出，只余一地破碎濡湿的残翼，在无尽雨水里，慢慢腐烂，慢慢被遗忘。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温热的，沿着他冰冷面颊滑下，混着窗外无休无止的雨声，在这座湿漉漉、冷冰冰的城市里，汇成了一条无声的、悲伤的河。相关文章：林离/最后的雨季（上）

1星期前

H2O/Sebangki物語（中）

前文提要：那是70年代初期，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当时该地区还不是很平静。他们在打巴庚山区河边扎营，勘查当地的土壤。起初没什么异常，谁知第八天夜晚，差点出事…… 乌拉说，当时他们的性命是被吉诺的一泡尿救回来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营帐外面已经围了几十个军人，几十支枪正指着他们。幸好吉诺人有三急，外出小解。在雨中，几个士兵围了上来，举着枪，问他是来干什么的。原来军队收到风声，说这里有山老鼠活动。吉诺吓得腿都软了，赶紧解释说他们是公务员，在这里勘查土壤。一个军官说这区域还是敏感区，为何他们没有向当地警局报备。后来一查，原来出差前办公室已经向西连县公署和警局发了公函报备，但行政人员没有通知军区，这才产生了如此大的误会。如果当晚吉诺没有出来小解，他们10个人可能都成了枪下亡魂！乌拉感叹，人生的无常，有时就在那几秒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吃喝拉撒中显现，差一秒，结局便完全不同。乌拉说，此后吉诺每次提起这“一泡尿救命”的故事，总是绘声绘色，七情上脸，活灵活现，仿佛自己成了大英雄。乌拉回忆起70年代初出差勘查的经历，总是心有余悸。他提到同乡长屋里有一位名叫巫班的青年，在英国殖民地时期便深入森林。此人对森林的地形了如指掌，与英军作战时，常常神出鬼没，是当地族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有人说他会隐身术，也有人说他刀枪不入，总之，关于他的传说充满了各种神奇色彩。后来听说他也加入森林里的革命队伍。乌拉记得有一次坐长舟去乌鲁卡迪拔，整批人马十多人，分乘两艘长舟，逆流驶往勘查目的地，他坐的长舟跑在前头，另一艘殿后。当他们抵达目的地后，却久久等不到另一艘长舟，后来驾驶员倒回寻找时，才发现那艘长舟被山老鼠袭击，几个员工受伤紧急送往邻近的诊所。原来搭乘这艘长舟的一个工人穿着军服，被误认为是载着军队，幸好无人死亡，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03 雨中的故事雨从昨晚下到现在，已经早上十点多了。乌拉看着天色一片灰蒙，便叫我下去工人营帐，告知他们今天休息。这班工人如今有8个人，3个本地伊班人，5个印尼伊班人。他们听闻，顿时欢呼雀跃，因为薪水照拿。这是我们出差工作的规定，只要过了上午10点，老天不作美，不能开工，工资便照常发放。其实我们本不想雇佣这些没有身分证的印尼人。刚到这里，我们和司机一起去长屋找工人，跑了几间崭新的移殖民长屋，当地人一听说日薪只有12令吉50仙，都直摇头不干。有个家伙甚至夸口说，一天给他50令吉也不干。没办法，政府的日薪工资就是固定的，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被人投诉，反贪局官员随时会上门。巴当艾移殖区有十多间长屋，居民从老家迁移此处，刚拿到土地赔偿款和迁移费，个个身家十足，如同暴发户一般，有的甚至买了新车，即使没有驾照。老费认识几个熟人，便请他们帮忙。后来，一座移殖区外的长屋屋长说可以帮忙，还说有几个印尼人正在找工作，是他们的远房亲戚，可以用他们的名字登记工作。计划中，梯田必须在一个月内完工，将在外无兵打仗，必输无疑，只好如此和稀泥般凑合着。印尼伊班工人中，有个白发长者，看上去六十多岁，瘦小黝黑，名叫达武。他说老家在乌鲁勒曼纳，年轻时去加里曼丹走亲，刚好遇上1963年马印冲突，砂印边界紧张，便滞留在加里曼丹。谁知这一留，就成了永远的异乡人，也在当地娶妻生子，再也回不来砂拉越。如今几十年过去，回到老家，父母早已离世，又没有砂拉越身分证，只好住在加里曼丹。但他在本地还有兄弟姐妹，这次是带妻儿过来探亲，听说附近有工作，便跟着过来。我和乌拉是上头派来Sebangki监督旱稻梯田建造的。这是农研中心稻米组组长用来试验和示范给当地移殖区居民，如何在梯田种旱稻，从而舍弃传统的迁耕法。他们曾申诉该区土壤不肥沃，没有足够的地方种稻米，因此选中这里的一个山坡作为试验田。承包建造梯田的是来自成邦江的一位华商老板，我们叫他阿光。他提供了一辆卡特彼勒推土机和一个驾驶员老费，并事先在工地旁的小山岗搭建了这间木屋作为临时住所。我和乌拉名义上是技术监督，说白了，就是来当苦力的。稻米梯田的宽度不固定，须视山坡陡度而定，但用推土机造田，那铲刀一铲就是十多呎，所以事后修补的工作特别多。我们得和老费协调好工作流程，用测量仪先测量梯田的流水走向，用树枝标记好两个边缘线与中心点，再引导他用推土机铲泥。工人分两队，一队在一旁修补稳固梯田边缘，另一队则把较高的泥皮锄到新辟的梯田上，不然这梯田全是坚硬贫瘠，根本无法种植的不肥沃底土。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们闲着无事。乌拉和老费聊起各自的家乡。他老家在拉让江上游南溪达长屋，我来自诗巫。我们都来自拉让江流域，算是同乡，他嫉恶如仇，有话直说，不喜欢拐弯抹角，与我性格相似，所以特别投缘。老费的长屋在木中拉耶河上游南溪斯巴。这次工作主要是老板阿光找他，薪酬以机时计算，一个钟头30令吉。他刚结婚，太太怀孕了，为了预存奶粉钱，便接下了这个远离人烟的工作。起初他怕我们这些政府官员难搞，心里忐忑不安，后来看到乌拉和我像苦力一样拿着锄头干活，我们的关系才渐渐活络起来。乌拉又开始讲故事。在这无人烟的地方，即使是不怎么恐怖的故事，听起来都让人胆颤心惊。冷风吹来，就觉得阴风阵阵，不寒而栗。这次的故事又是以吉诺为主角。那时他们在木胶出差，暂时住在县公署的旧宿舍。那是一栋年代久远的老屋子，殖民时期洋人住过，后来变成公务员出差的临时宿舍。听说闹鬼，吉诺他们偏不信邪，硬是睡了几晚。老屋前面有一棵老榕树，气根粗大，盘根错节，四处伸展，一片阴森，当地人称之为“鬼树”。乌拉说，起初没有什么异常。到了第四天晚上，他们睡下，第五天早上醒来，却发现所有人都睡在了榕树下。他们吓得不轻，当天就另寻住处。乌拉说，这样的玄异事情，很多时候是难以解释的，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入乡随俗，尊敬当地的一切习俗，不可胡言乱语，也不要说对鬼神不敬的话。这是在深山野地最基本的生存守则，“宁可信其有，然后敬而远之”，这是他在深山野地工作时的金科玉律。提起吉诺，乌拉又透露他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悲催故事。他原本在西连家乡当小学老师，婚后不久，妻子车祸意外身亡，他便离开那片伤心地，到猫城工作。吉诺早年负责管理土壤勘查组的仓库，后来也参与了田野勘查。他的英文一流，字也写得漂亮，勘查记录详细整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乌拉说，吉诺现在的华裔太太，原本应该是他的岳母。也就是说，他追求女儿，却娶了妈妈。这种“乱点鸳鸯”的事件，在当时还很普遍。老费也插嘴说，他的家乡长屋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见惯不怪。乌拉又聊起我们在峇南丁渣河的同事阿端，他也是追女儿，却被寡妇岳母摆了一道，被迫结婚。眼看着心爱的女人变成了自己的继女，他心里的滋味，应该是被爱人从背后插了一刀，痛，却喊不出来！ “难怪吉诺的太太看起来比他老很多！”我恍然大悟。乌拉说，所以吉诺特地留胡须、扮秃头，好让自己看起来老一些。其实他比太太小了至少10岁！乌拉叹了口气，“唉，一个可怜人！” 04 晨曦之美黎明，从彻骨的寒冷中醒来。我站在小屋前，眺望远处。在冷冽的晨风中，东方开始露白，太阳像一颗红色的咸蛋黄冉冉升起，贴在远处的山边上。那些层层叠叠的群山，变成了紫褐色的一抹，被涂抹在天际线上。放眼望去，青山一峦一峦远去，山色一层一层变淡。清晨一缕云带聚集在半山腰，煞是好看！群山之间的晨雾，时而聚合，形成一片淡白色的雾海；时而散开，像一朵朵在空中盛开的雾花。近山远山，层层叠叠，颜色一路淡去。平地的森林蜿蜒开来，当中突然冒出一棵高耸亮白的达邦树，孤零零地立在林线上，俯视着底下的葱绿，仿佛在静静倾听着生命无穷尽的呼唤。前方的旧稻田一片雾气迷茫，干枯的稻禾这里一丛，那里一丛，杂乱地堆积着，如同印象派的画作，朦胧中透着一种凄清的美。今天又会是一个大热天，清晨的浓雾已经提前暗示了我们。乌拉在用煤油炉煮快熟面，老费则在给推土机添柴油。我拿着盥洗小桶，走到旧稻田埂边，看着那黯黄的田水，犹豫不决。我用手拨了拨水面，舀了一桶自认比较干净的水，刷牙洗脸。还好前几天下了雨，水的味道没那么浓烈。我憋住呼吸，草草洗漱。（2月13日续）相关文章： H2O/Sebangki物语（上）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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