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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过影】寄你批一封/郭丽云

是否还愿意，用信纸亲笔书写，折叠函入信封，注明地址，右上角贴邮票，再到邮政局或路边的红色邮箱投寄？纸短情长的慢时光，曾经是我们聊以慰藉的方寸一隅，于现代人而言却或许是永远腾不出时间完成的闲工夫，即便它可能只须一盏茶、一食顷、一炷香时间（一刻、二三十分钟、半至一小时）。配合书信单元教学，给学生布置了假期作业，写信给朋友。抽签到哪个同学名字就写信给对方，分享假期生活与假期计划。要求传统的寄信方式，引来一片哗然：邮局很远！买邮票要花钱！哪有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寄达！小时候邮政局离家不远，假设步行去买邮票需要10分钟，那红色邮箱就更近了些，5分钟路程就能把信件投递在立于路旁的邮箱。彼时寄信是慎重以待的事，不安全感每每在邮箱上横开的狭长洞口前作祟，须反复再三确认地址等信息，深怕这一投会石沉大海。那窄缝是岁月切口，我寄托、我等待，日复一日，直到幽暗的箱内越见深邃，堆叠在内的邮件渐少而拉长了信件轻落的时间，我长大。那时候假期，同学也给我写信，小心翼翼拆开深怕损了漂亮的信笺套装。一个长假，我们可以来回各写两封，信纸折叠方式总有新意，有时还夹着书签小图等连信同寄。住在五层楼组屋那时，房间窗口斜望出去可以看到邮箱区，那片方格配码的金属矩阵，日日吞吐着情感与信息。穿上制服帅气凛凛的邮差叔叔每天几乎准时骑着两侧安有红色铁箱装满邮件的摩托车来，为我们传递牵挂与温暖。我趴在窗沿紧紧盯着倒数第二排左边算起第五格，一旦有邮件投入，就会兴奋地赶紧拿钥匙去取信。后来，规范词语告诉我，邮差有差遣贬义，改称邮递员。时代更迭中，不止称呼，邮递员的制服也换了几款，即时通如此发达便利，我再想把书信往来的喜悦传递给学生效仿，终究是不行了。脚车也能寄回中国为了不接获逼迫学生完成作业活动的投诉，我在WhatsApp班级群组发起投票功能，让学生选择传统邮寄信件，还是开学统一交由老师分派信函。他们无一犹豫，全选择后者。教师的威严，在民主抬头与信息通达的现今，和邮递员的分量一样逐渐消退。更久远的阿公阿嫲阿祖时代，过番的他们将“信”称为“批”（phue），身为中国下南洋的侨民，多数为不识字的苦力及劳工，因此写信回乡需要代书人。宗祠会馆常有写批谋生的代笔先生，他们把那些对乡亲诉衷情的口头白话转述为文，报平安、寄思念。我后来才知，阿嫲口中常提起tsuí-kheh（水客）原来就是通达两岸为华侨递送银信的人。阿嫲寄给家乡亲属的书信与积攒下来的汇款，我们如今称之为信钱合一的“侨批”。明白了这段因缘以后，再听新加坡创作才子梁文福的歌曲〈阿祖的大福饼〉，字字句句直抵心扉：“今夜月儿圆圆想起帮阿祖提的笔，她在月圆的时候总想起她的乡亲，她把一辈子的积蓄寄给他们盖房子娶亲，却把自己月圆月缺寄给此地。”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的第一代人，都唱着一样的思乡曲。阿嫲她没有受过教育，只是在建筑地盘做着散工，她那些通过“批脚”（侨批局所雇之带信专差）送达“唐山”乡亲手上的侨批，皆是腼腆含蓄却实际的血泪之爱。据知批脚当时挨家挨户送件时，还承担一份额外的责任，为那些如阿嫲一般不识字的收件人读信，转达浓浓乡意。一封侨批的分量不是信也不是银钱，沉甸甸的是情。这份沉重感于我这代也已模糊了意义，下一代又怎能深有体会？阿嫲的那份经济支援，后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具体寄送，姐说，寄干粮如饼干，还要打开饼桶盖，把白砂糖倒进去塞满饼干堆叠间的细缝，能满即满不浪费任何空间。物件也越寄越多越大，乃至一整辆脚车。那时候国内售卖的脚踏车不少产自中国，货物下了南洋再由侨民寄回乡，我问姐，何须如此？何须如此？想必这也是我学生心中的疑惑。代际关系中总有不明所以的迷惘，跨不了的沟，翻不了的墙，不去探寻，就成了断代的信息与文化。我希望学生能重温白纸黑字手写邮寄的仪式感，体会盖上邮戳后跨越山海付诸等待的郑重情怀，甚至是后续收藏邮票的雅致，可他们终究选择了自己感知的温度。小时候给我寄信的同学，总会顺带礼貌地在信封下角留下感谢邮递员辛苦递送的语句，不因那是他们的职业本分而忘却感恩。如今邮递员送挂号包裹，会先信息预告即将送达，我留言回赠一份敬意Terima Kasih。阿嫲的南洋成了我的祖国，我用着这片土地的国家语言，感恩一代代鸿雁往来，信息皆安。手机转瞬叮咚，望着对方报以一句Sama-sama，我的心顿时暖了下来。

2星期前

寄信这件事/禾乐（新山）

现代科技可说已经发达到了一个我们从前难以预测的地步，不论远近，只要打开手机，WhatsApp、Facebook、Email等等的线上沟通工具琳琅满目。近几年，连许多重要的信件，如银行的每月缴费单都已换成线上的Email。朋友之间的通信几乎已不复见。每个人都追求快狠准，打开手机，将讯息快速用手指头打一打，可能加上几个适合的表情符号，就按了发送键送出，而朋友就算在天涯海角，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立刻看到所有的讯息。难以想像在二十几年间竟然发展如此迅速，再也没有远方的朋友或者笔友以通信的方式联络。大概在3年前，也许是因为在步入社会后发现自己很少握笔写字；也许是希望和朋友的对话记录更加深刻；也许只是单纯地希望生活节奏可以透过手写文字而慢下来，我开始手写明信片或者信件，用最传统的方式邮寄给许多亲近的、远在其他国家打拼的朋友。第一次和朋友拿地址要寄信，朋友们有的笑我老套；有的说我的浪漫独树一帜。几年下来，我当然也收到了好多朋友的回信，每一封都印象深刻。大部分与我通信的都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求学时的我们朝夕相处，非常熟悉彼此的字迹。收到信件的那一刻，我看着朋友写在信封上地址的字迹，就可以认出是谁的来信。我将信慢慢地拆开，握在手中，也许是被这些朋友的温度所吸引，每一封信我总可以阅读好几次，所以每一封信件和明信片我都还记得大概的内容。就算是同样一人在今年的圣诞节和去年的圣诞节都给我寄了信，每年的气氛不一样，内容也就不一样；身体状态不一样，手写的力度也就不一样；生活状态不一样，情感也就不一样。手写信件让我发现许多神奇的事情，首先便是文字。平时在手机里打字传讯息完全没有顾虑到文字的长短，总是脑中闪现什么就记录什么，而写明信片和信纸就不同，它们就那么大，所有的内容都需要斟酌，选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把比较想讲的写进去。经过斟酌的内容变得很不一样，它精简但是深情；经过手写的内容也不一样，它同样是文字但是有着血肉的温度。在线上和朋友说“祝你新年快乐，阖家安康”，可能不过5分钟就收到回复了，但信件不能。我发现信件中的情感都会因为我们没法立即回应而被放大，我们只能读着那句写下来的文字，去深深地感受写信者书写的时候、构思内容的时候，那发自内心的、衷心的情感。快时代里的慢感情邮寄信件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耗时。而且，我们不知道何时会收到谁的信件。每次我写好了要寄出，还是会迫不及待地先告诉朋友：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提醒他时不时去看看信箱，而朋友们也一样会在邮寄之后提醒我记得去看信箱。但是，每个国家，每个季节的邮寄时间不一样，刚好碰到高峰期或是假期特别多的那段时间，信件总是很慢才收到。记得去年我一人来到了海外，圣诞节前朋友告诉我，他寄了圣诞礼物和信件给我，也许是因为佳节，信件比平常慢了两个星期才寄到。那两个星期我每天回到家，踏进家门之前都绕去信箱前，看着空落落的信箱，一天两天三天……那种盼望一天比一天重，信箱终于出现信件的那一天，我真的开心得不得了！那种幸福感马上就涌上来，加上朋友那熟悉的字迹，和他那些动人的文字，我一边读，热泪也慢慢盈眶。邮寄所需要的时间让所有东西慢了下来，也许慢下来的信就会多了一份感动和浪漫。自从开始寄信，每一次经过书局或是小店铺，我都会不经意地瞄一眼明信片的柜子，如果店铺有卖信纸，我也会随手拿起来看。如果拿起来的那一刻，我想到了某一位朋友，我就会买下来，回去给他写一封信。也许信件寄到的那一刻，友人正经历人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那么那封信便是闻喜而来；也许那一刻友人正经历人生中的波折，那么那封信便是雪中送炭。在一些比较低潮的日子，我常常阅读我收集的信件，就可以马上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便更有勇气面对人生的挫折。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写信给我的这位朋友，他写信给我的当下，是不考虑我的成功或者失败、是不被世俗功利所影响的，那是单纯的友谊情感和祝福。也许当今的社会已经无法脱离线上的沟通工具，因为它们确实加快了办事以及沟通的效率，但我们的人生不应该事事讲求效率。人生还有许多的喜怒哀乐、悲喜交加的时刻，而书写及读信给了我和朋友们一个慢下来、细品人生这些情感的时间。那些信件里的文字啊，是一笔一画，被记下来的、被传递出去的情感。

2星期前

周新才 | 槟城逝去的武林（七十）

昨天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多年前家族与中国家乡的书信，无意中看到一张太极拳推手比赛亚军奖状证书。那是2003年，我代表中国三丰太极拳赵卫东师傅教导的东方武术学院推手队，参与槟城武术界与欧洲中定太极拳协会代表队比赛所得。

3星期前

【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青春孤旅的漫游者

作为写作人，他思考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当我下意识打出‘文学市场’这个偏正短语时，‘文学’早已曝露其修饰性，‘市场’才是这个定中结构的核心。” 嗯没错，是“青春”这个奢侈得近乎梦幻的词；而青春早已远去，当这本书付梓之时……志勇的《漫步修习》没有分辑，像一次漫长的时光旅途，但又不是一条一眼望尽的路，每一篇文章随附创作日期，不同时间点来回跳跃，呼应书名，也切合散文这类文体的性质。我们总是一边走向远方，一边回首来时路。从2013到2025年，我们用245页的文字，见证志勇的蜕变，但是始终不变的，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见地、担当与精神内核。他说：“生活当中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需要辨别是非的能力，更加需要沉稳的心，有远见的视野，以及扎实的基础功（学科训练，学科知识），才能站稳立场，与敌手对打，对晚辈启蒙。” 读他的书，必须要慢下来，查阅并思考他在文章中引用的经典。少年早熟（早慧），听艾怡良〈Forever Young〉，他比喻生命就像“落在坐标轴四周的零散小点”：“正数有时，负数亦有时；或上升下降，或左挪右移。连点成线，那就是生命的弧度。”谈起情感，他说人都喜欢制造迷宫，一方面希望自己通过别人的测试，另一方面又希望对方经过自己的考验。作为写作人，他思考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当我下意识打出‘文学市场’这个偏正短语时，‘文学’早已曝露其修饰性，‘市场’才是这个定中结构的核心。”与这段文字呼应的，是同辈李婷欣好几年前的获奖散文〈我在罅隙里睁眼〉——搞文学的，总被那些“拿着吸管指指点点”的人质问：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中文人这条路毕竟孤独，志勇形容“这条路上除了薛西佛斯们，还有一扎又一扎被压伤的芦苇”。于是，同路人是如此弥足珍贵。他在书中说我们是“虚耗的一代”，怀疑那些“走过大历史，拥有大气象的人，真的能怜悯小时代的迂回和哀愁？” 某程度上，我认为《漫步修习》是写给同辈人之书，志勇选择了书信体这种老派的抒情方式。“你”作为对话对象，是我，是你，是他的知己，也是所有静静聆听的读者。那些情感与哲思是经过时间慢慢分解，沉淀，叠累而形成的地质岩，截然迥异于焦躁年代，那些即时性的表达。所以，继续慢下来漫步修习吧，变幻的可以是空间比如那些已成文学符号的围城、灰城与维多利亚港，亦可以是成长心境的逐日丰盈。特别喜欢最后一篇散文的结语：学术研究提供细读训练和理论启蒙，就是希望人们可以融合理性和感性，同时理解、享有、抵抗、改善这个世界的运作机制，可以抽离和旁观，也可以与之沉浮而不沉沦。一代民谣诗人鲍勃·迪伦同样在这个年纪写下〈昨日种种〉，歌词“啊，当时的我是那么苍老／如今我却更年轻了”，昭告的也是这种全新且更加年轻的自己，准备融入这个乱世，“与之沉浮而不沉沦”的态度。自此，他的尖锐多出了一层温柔。青春走到尽头，下一个阶段还有不同景致有待发现。惟愿我们forever young，不问得失，继续做那个志勇笔下的火车销售员——哪怕面对“无动于衷的人群”，仍然愿意“重复相似的话：理想、自由、平等、爱与宽恕。同情之理解……” 更多文章：【马华独立国】王晋恒 / 诗心的奥德赛【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他没把星星搬进房间里

10月前

致函各国通知新关税特朗普对书信情有独锺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陆续发出给各国领导人的关税信函，通知8月1日适用的新税率；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也亲自递交一封提名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信件。美媒指出，特朗普对书信往来情有独锺，多年来始终如一。

11月前

谁言四月芳菲尽，绿荫窗外几许思——怀念书画艺术家余斯福老师/冯洋（寄自广西）

2025年4月，书画艺术家余斯福老师逝世一周年了。余老师字仲甫，祖籍中国广东省东莞县，1944年出生于霹雳怡保，是客家人。余老师生前在马新书画艺术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曾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署理总会长、书艺协会署理会长暨评审主任、中华人文碑林顾问，亦曾在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林登大学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担任讲师或顾问。余老师也是新加坡墨澜社发起人、南洋美专（马）校友会副会长，曾于2017年获“第八届马来西亚文化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书画艺术家。余老师就读芙蓉中华中学时期，美术受教启蒙于“马来西亚现代艺术教育之父”鍾正山。之后，在新加坡南洋美专求学期间，深得马新书画艺术家施香沱垂青，收为入室弟子。施香沱是我在马来西亚念博士班期间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缘故，求学的4年时光里，我曾多次向余老师求教，获其悉心指点与解惑。完成学业之后，我返回了中国。在余老师逝世一周年之际，不由回忆起向其求教的点点滴滴。余老师耿直厚道、以诚待人、正直公正的品格；身材高大，谦恭有礼，和善微笑与人交谈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远在中国的我，唯有隔海寄托自己的无限怀念。一、初次访谈 2022年6月，经由玉佩老师的引荐，我初次在余老师的工作室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施香沱书法艺术。初见身材高大的余老师，小个子的我，颇需举头仰视。然而，余老师谦和友善的言谈举止，令我初次拜访艺术家前辈的忐忑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余老师的工作室布局简洁美观，进门便是一间整齐陈列有各式摆件的小厅；往右手边走，是一条通道，靠墙放置一面书柜，摆放有各式的书籍，种类最多的当然还是书画类的书籍。余老师晓得我此次是为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而来，但不确定我的功课积累是否能直接进入访谈，便从书柜取出一本施香沱文集《香沱丛稿》，以及一本施香沱书画印作品集《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交待我看完之后，再访谈。我在此前已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功课，便回余老师：“学生之前已在学校图书馆借阅过《香沱丛稿》，又在吉隆坡邱如财先生‘WELLS’拍卖行翻读过《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内容熟悉的”。余老师听了很高兴的样子，爽朗地说道：“很好，那我们可以开始访谈了。” 余老师告诉我，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位学生，分别在工作室做过一次施香沱的访谈。第一位是玉佩老师，第二位是一位韩国女生，皆为撰写硕士论文而来。我是第三位来访谈的学生，为撰写博士论文而来。访谈之初，余老师说，他一生有两位最重要的老师。前者是其母亲郑淑英——一位奉献杏坛的华校教师，不仅教他知识，亦教会他许多做人的道理；后者则是南洋美专求学时，有幸遇到的恩师施香沱。在工作室，余老师让我翻阅了与恩师施香沱的亲笔往来书信。余老师十分珍惜恩师的书信，专门使用一本大小合适、每页皆为双面塑料套装的本子，将它们一一整齐封装。见到我埋头一面一面地翻看，强记着内容，余老师便让我给这些书信拍照，并告诉我，这些书信都是他整理过，可以向来访的研究者公开的。作为一名来访的博士生，我原本不敢奢求拍照。余老师对于晚辈研究工作的支持与信任，令我心存感激。除了施香沱书信，余老师还让我观赏了《香沱墨宝》《施香沱书石鼓文》，以及《说文解字标目、咏物诗选合册》等施香沱书法集册。访谈之中，回忆起与恩师数十年的情谊，余老师不禁潸然泪下。余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对待事情认真细致，不忘师恩的前辈。只看作品不看姓名结束了访谈，已到正午时分。临别之前，我欣赏了余老师新近出版的个人书画作品集《余斯福画册》。念硕士班期间，我亦勤于传统书画技法，如今见到这些技法精湛，格调高雅的作品，怎能不被吸引呢。余老师见到我对这些作品发自内心地赞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二、再度拜访与电话求教 2023年5月，为进一步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我联系了中国福建漳州的江焕明、阎铭与许江鸿等3位当地文史专家，赴施香沱离开中国之前居住的“施宅”进行了一次异地研究。返回马来西亚之后，我再度拜访了余老师。一方面，将此次在“施宅”调研时收获的访谈见闻、文图资料与之分享；另外一方面，则是预备向余老师请教我在魏碑研究之中遇到的不解。此后，在施香沱书法艺术研究的过程之中，我又几次通过电话向余老师请教。至今，我依然清晰记得，余老师见到我携带而来的“树德里”拓片（施香沱父亲施拱南题写），非常高兴。余老师告诉我，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师公的字。在分享“施宅”所见所闻之后，我向余老师请教了自己在研究魏碑时，所见北魏与东魏两个时期书法艺术风格差异的不解。余老师从北魏民族逐渐汉化，文化风格逐渐趋于温文尔雅的角度，解释了两个时期书法艺术风格转变的缘由。我听后茅塞顿开，也由此认识到：余老师不仅擅长书画技法，亦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书法艺术风格颇有钻研。访谈结束，余老师建议我，应该到新加坡与施香沱之子施一般做一次访谈，并立即拨通了施一般的电话。介绍我的名字时，余老师说：“这位学生单名一个‘洋’字，‘南洋’的洋”。我当时心想：“这样听来，我老爸当初给我取的名，似乎注定了我今天与‘南洋’有缘”。其后，在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传承之时，我选择了其几位弟子的书法作品分析艺术风格。其中，包括余老师的一件隶书楹联“书存金石气，室有惠兰香”。观察与分析后，我拨通了余老师的电话，想确认自己的分析能否得到他的认同。余老师听罢不仅认同，也鼓励我今后写作该相信自己的判断，大胆一些去写。我想，写作时因为惧怕出错而缚手缚脚，或许是我那时的一个特点吧。这次的电话请教很简短，余老师问我，能否听清楚他说话，因为他的喉咙不舒服。我回答能听清楚，劝慰余老师多休息，减少疲劳。那时的我，为撰写博士论文最后冲刺，日夜敲字，没有特别留意与询问余老师的病情，以为余老师只是寻常的喉咙不舒服。其实，余老师那时已患重病。如今的我，多么懊悔：为何当时没有体会到余老师的病痛，为何当时没有多询问一句余老师的病情，为何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与余老师通话了。【尾言】余老师曾告诉我，他在担任书法评审主任时，只看作品，不看姓名，以求公平与公正。在书画艺术这条并不好走的坎坷道路上，余老师以其坚持不弃的追求，卓越出色的成就，朴素正直的作风，赢得了众多的友情与尊重。谁言四月芳菲尽，绿荫窗外几许思。此时此刻，我已返回中国，在家里的小窗之下敲完此篇文字。人间四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窗外已是绿荫一片。我不由回忆起：初次访谈之后，余老师将我送至工作室楼下，那儿亦有绿荫一片。余老师的不少画作，亦喜欢晕染绿色。南洋的植被常年葱绿，绿色的淡雅与其象征的勃勃生机，或许正是余老师心中眷恋与喜爱的色彩吧。余老师，您的艺术品格与艺术才情，令我们无限怀念；您创作的书画艺术作品，万古长青,永驻人间。

1年前

【叶亚来新发现／02】从一封封旧信件，拼凑出叶亚来不为人知的过往

我们对叶亚来的了解大多是来自相关的历史书籍，得知他过去的许多生平和事迹，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性情如何？与英国人、各族关系如何？也许我们能通过一份份的史料，一封封尘封信件里的字里行间，尽可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叶亚来。

1年前

张锦忠/感伤的旅程，荒野地的呼唤——给中年诗人木焱的信

Dear Muyan： 2005年，那是多久以前？2005年，你人在台湾，给在马来半岛南方的杨邦尼写信。那一年，你写了18封伊媒儿，18年后，18封信有了题目，叫“灵光之书”——那是一个令人想起卞雅民（Walter Benjamin）“灵光消逝的年代”的题目。那些电子信笺于是有了新的功能，作为你的《魍魉／灵光之书》“代序”。隔年，2006年，杨牧诗集《介壳虫》出版的年份，你在给邦尼的信中哀文学之式微，说市场流于媚俗。你还在写诗读诗，还在寻找诗意，对某些诗人“读不到一种精神，没有美了”的作品颇有微词。当然，你指的不是杨牧，彼时你还没细读《介壳虫》。许多年后，2022年，你依然坚持“文学创作最大的驱动力是美”，并指责某些学者作家“离美太远了”。（杨牧诗集出版16年后，某个冬夜，我找出我的《介壳虫》，再一次，从〈后序〉读起，然后驻目诗集里头的那首〈介壳虫〉，眼光聚焦最后一行的“地上一只雌性苏铁白轮盾介壳虫”；就像我现在从你的〈代序〉读起，然后翻到书稿里头的〈魍魉之书〉，跳岛般跳过2006年以后那5年的〈由岛至岛／岛屿随笔〉，寻找消逝的灵光。）那已是2010年了。可是〈魍魉之书〉不就是杨邦尼写给你的信吗？收在这里的11封“魍魉之书”是你写给邦尼的信，而邦尼回复的信简，并不在这里，这里不见（我们预设曾在、此不在的）邦尼覆函，因此，这些书信不是鱼雁往返的两地书，但也不是胡品清的“深山寄简”那样的抒情散文体式，而是一面面的单音墙，留下无尽的自由与想像空间，没有回响。 Dear Muyan，我要讲的，是我对书简体的话语、现象或空间，以及说话者与受话者身分的勘察。〈魍魉之书／灵光之书〉的受话者／收信人在哪里？到了2017年初，人在中国某个城市或小镇，你写下本书最后一则书简，〈时光一粲，我们皆是尘埃〉，依然没有Dear Benny的回信。只有Dear Benny，没有Dear Muyan。然而彼时，是的，彼阵时，应当是有的，《魍魉／灵光之书》的〈后记〉说搁置这个出版计划的时间是2019年，所以我们假设那一年你回到台北，寄出最后一则信，邦尼也回了信。也许这束寄简当年在《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副刊发表时，受话者邦尼也以说话者的身分，送出他的话语，并且期待受话者／收信人的你收信、复信，因为这个书写计划也有个收信人“木焱”。读者会发现，I-You，我-你人称结构的主客体总已交互重叠如魍魉，在这里或那里易位共存。因此，《魍魉／灵光之书》其实不是一本“没有回信的书信集”。正如你在〈后记补遗〉写道：“正如邦尼在信中所言：我重读我们的书信……”，邦尼总已“在信中”，邦尼的信一直都在，这些信，总已是“我们的书信”。因此，这是一本没有回信但其实不是没有回信的书信集。不过，如果我们再多想一点，就会发现，受话者邦尼不在这里、不在书里、不“此在”的同时，受话者“木焱”也“被”不在这里、不在书里、不“此在”了。这是你这本书的“书简体吊诡”——不在场者总已在场，在场者也是缺席者。你作为受话者的身分的缺席，一如作为说话者的邦尼的缺席，其实是“在场的缺席”。这许多声音的缺席，造就了你的“荒野地的呼唤”——Dear Benny, Dear Benny……，在山林之间的暗影处回响，它们就是暗影处的魍魉，是为“魍魉之书”。另一方面，既然受话者／说话者邦尼或受话者的你都不在这里、不在书里、不“此在”，书信集就不是往返书信集了，甚至也不是书信集。只有说话者“木焱”的声音——我们不是习惯用“说话者”来表示一首诗里头诗人的假面吗？你本质上是个诗人，从惨绿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以来，你即“将自我形塑作一名诗人”，书中文字其实多是你的诗路历程自述，故多谈文学，像一段“感伤的旅程”（sentimental journey）。少年时你抄写泰戈尔的《漂鸟集》、读巴金，在台湾或在马来西亚读西西《候鸟》、余光中《五陵少年》、白先勇《台北人》、里尔克《时间之书》、波特莱尔《巴黎的忧郁》、米兰·昆德拉、辛波丝卡、周梦蝶、木心、苏绍连、保罗·策兰、韩波、狄伦·汤默斯，那几乎是一份诗人的书单，记述了一个诗人的自我养成的标记，以及诗的启蒙效用。书简，正是一种叙述与抒情之间的文类，颇适合“诗人木焱”的你用以自述的体式。跳岛阅读的读者终究得回读先前（因对书简体的灵光的追寻）跳过的书稿文本。在你的《魍魉／灵光之书》里，书简的语境与回忆文本交错，文字生活与现实生活重叠。穿插在两辑书信集之间的是两辑回忆与乡愁（“由岛至岛／岛屿随笔”与“灵魂的居所”）：你自身离散多乡的生命经验，父亲的病，以及伤太婆、外婆、父亲等亲人之逝。2017年，写信的人，你们一因丧母，一因“被生活琐事困住无法脱身”，魍魉遂不再随行，灵光消逝。表面上，这解释了上述说话者与受话者的在场与不在场问题。不过这只是表象。The real当然不可道。到了写〈后记〉的2019岁末，魍魉已化而为疫鬼，作祟人间迄今3年，3年以来，时空场景早已面目全非，Dear Muyan，你移除了此曾在的给Dear Muyan的魍魉文字，一再补遗〈后记〉，而且誓言还要燃烧三把火，然后继续在荒野地呼唤——Dear Benny，以示一本书之终于完成。 14 Jan. 2023 写于高雄左营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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