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淼.谁在炮制“中资撤离印尼”的故事

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中资企业应该如何留下来？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真正挑战，已经不再只是“走出去”，而是在学习如何“留下来”。

在印尼访学半年，回国上班不过半个月，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日惹的风土人情，而是印尼最近是不是很危险、军人出身的普拉博沃是否准备对中资企业再下狠手、印尼华人是否再次面临风险，甚至会不会出现新一轮排华？

打开手机，类似的故事也很多，看得我也是心惊肉跳：“中资连夜撤离”“新一轮的排华来了”“印尼追悔莫及”之类的标题不断跳出，故事情节写的酣畅淋漓：印尼政府突然变脸，中资企业果断反击，连夜拆厂撤资，当地产业随即陷入瘫痪。现实当然没有如此痛快，也没有如此简单。

一、所谓“连夜撤离”，真实情况如何？可以确认的是，2026年印尼镍产业确实进入了政策收紧和利益重新分配的周期。

今年以来，印尼政府从矿山生产配额、镍矿基准定价、税费征收、森林与采矿许可，到出口所得外汇管理等多个方面加强监管。印尼能矿部将2026年全国镍矿生产配额控制在约2.5亿吨，明显低于2025年批准的3.8亿吨，希望减少供应、支撑镍价并延长资源开发周期。部分大型矿山获得的配额降幅超过七成，冶炼企业因此面临原料短缺和成本上涨。

新的镍矿基准计价方式、潜在的税费调整，以及自然资源出口企业将出口所得更多留存在印尼境内的要求，也压缩了企业的资金周转空间。印尼中国商会曾致函普拉博沃，反映配额骤减、监管过严、许可效率及执法不确定性等问题。

因此，“行业有寒意”是真，“中资整体连夜撤离”却夸大其词。

企业降低开工率、暂缓新项目，甚至评估非洲等地的替代性投资，确有发生；但这与拆除整个产业链完全不是一回事。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印尼投资达22亿美元，同比增长22%。至少从整体数据看，看不到中资全面逃离印尼的迹象。

镍矿是重资产的产业部门，镍矿产业园不是说搬就能搬的过家家。经过多年布局，中资企业已经在印尼建设了矿山、冶炼厂、电厂、码头、道路和工业园区。正如我在北马鲁古和苏拉威西调研时所见，过去几年镍矿资本在此开矿、建厂、修路和筑港，已经深刻改变了当地的基础设施、企业生态和社会经济面貌。从昔日的海参和丁香到今日的镍矿，苏拉威西和哈马黑拉岛又一次被资本接入全球贸易体系。

二、为什么“排华”和“反华”叙事总能引发关注？“中资连夜撤离”的故事之所以迅速刷屏，首先因为它采用了一套极具传播力的民族情绪模板，击中了多数网民“围观吃瓜”的心态。“印尼出台政策限制中资——中方企业强硬反击——连夜拆走设备——印尼经济遭受重创——最终追悔莫及”。有些版本甚至继续添油加醋，臆造印尼财长“北上北京请求原谅并求钱”。一场原本的产业政策调整，就这样被改编成了跌宕起伏的国际商战连续剧。

这套叙事拥有清晰的敌我二元对立和完整的情绪闭环。读者不需要拥有全球价值链的系统知识，更无需理解镍矿品位、生产配额和基准计价，只需迅速“站队”，便可获得民族情绪上的直接满足。相比需要阅读数据、政策和行报的专业分析，“反击”“撤离”和“后悔”显然更适合短平快的时代。

其次，印尼历史上曾发生针对华人的歧视与暴力，中文社会对“排华”二字具有真实而深刻的集体记忆。任何劳资纠纷、监管收紧或涉华言论，都十分容易的被贴上“排华”标签。保持合理的警惕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印尼政策调整直接等同于排华，就是把历史问题、族群问题与经济问题和产业政策混为一谈，纯属搅浑水收割流量的做法。平台算法本就偏爱这种冲突强烈、情绪鲜明的内容，越极端越容易被推送，越理性反而越难传播。这样做或许容易收割流量，却无助于网民理解真实的印尼，以及建构和谐的中印关系。

再者，半真半假的故事最难辨别。辨别其中真伪，需要一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常识，更需要了解印尼经济与社情民意，辨析这些事实本身就存在很高的信息门槛。对不少普通网友而言，峇里岛和“排华”几乎构成了他们对印尼的全部认知。当信息不对称遇上情绪化叙事，真假有时便不再重要；能够符合既有想象的故事，反而最容易被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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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理性看待印尼的政策调整？印尼本轮政策调整不能简单理解为专门针对中国企业。其更深层的动力，是资源民族主义、财政增收和产业升级诉求。

自佐科威政府2020年全面禁止镍矿原矿出口后，依靠外资迅速建立起冶炼和电池材料产业链。印尼在全球镍产量中的份额由2020年的约三成上升至2024年的六成左右，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镍价下跌、环境压力、地方收益不足及本土企业参与有限等问题。

近期中东冲突和全球能源价格波动进一步增加了印尼的财政与补贴压力，也强化了政府加强资源出口管理、扩大财政收入的动力。

这种政策转向并非印尼独有。许多资源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初期提供税收、土地和监管优惠，待产业形成后，再提高本地含量、财政贡献和技术转移要求。世界上很少国家，会永远把最优惠的政策留给外国投资者。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东道国是否有权调整政策，而在于政策是否透明、可预期，是否给予企业合理过渡期，以及执法能否保持一致。企业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政策有所变化，而是规则突然改变、选择性执法，以及治理能力不足所滋生的腐败与寻租。

中资企业也需要放弃一个并不现实的期待，即东道国政策应当长期不变。海外投资本来就处于政府更迭、利益重组和社会诉求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商业合作不可能建立在投资者长期获利而东道国持续感觉吃亏的基础上。中资企业应当放弃照搬国内经营的思维惯式，秉持长期思维，真正的把互利共赢落实到经营日常中。

还应看到，中资在印尼远不止镍矿。在新能源汽车、物流、电商、通信和零售的广阔领域，大量企业仍在热腾腾地经营着，以镍矿产业的风吹草动来定性整个中资在印尼的处境，确实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差。实际上，中资在印尼的布局早已完成了从“单一资源驱动”向“多元生态融合”的跃迁。

同时，中国香港和内地仍然是2026年上半年印尼第二及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新加坡位居首位，但其中的一部分资金本身就包含中国企业经由新加坡区域总部、基金和合资平台进入印尼的投资。在这样的资本格局中，区域产业链也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四、中资企业应该如何留下来？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真正挑战，已经不再只是“走出去”，而是在学习如何“留下来”。

首先，要从依赖成本优势转向建立本地根基。日本企业进入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之初，同样依靠资本、技术和制造效率，但其长期优势来自本地采购、供应商培育、人才培训和管理层本土化。几十年过去，许多日本品牌已经不再被简单视为“外来企业”，而成为当地产业体系中的熟悉存在。

其次，要从经营政府关系，转向经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中央政府固然重要，但地方政府、工会、社区、大学、媒体和环保组织同样会影响中资项目命运。企业捐一批书、修一条路、搞一场高尔夫友谊赛，并不等于收获了社会认同。社会合法性不是活动现场拍出来的照片，而是当地人长期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它来自稳定的本地就业、安全的劳动环境、可信的环境治理、持续的税收贡献，以及当地员工看得见的职业前景。

此外，要有序推动技术和能力转移。外资企业不可能永远依靠进口中国设备、中国供应商和中国管理人员维持封闭式生产模式。保护核心技术可以理解，但如果当地员工长期停留在低技能岗位，本地企业始终无法进入供应链，社会政治压力必然累积。企业最可靠的技术优势，不是永远封锁昨天的技术，而是不断研发明天的技术。

海外实业投资没有“受气就走”的快意恩仇。离开是资产止损，留下是利益再平衡。对中国企业而言，出海的上半场比的是资本、速度和成本，下半场比的则是本地化、社会信任和制度适应能力；前者考验的是技术和效率，后者考验的是耐心与尊重，以及与当地共同成长的能力。

《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69评。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