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KWAP没贪污,不代表没有失职



没有贪污,值得庆幸;然而,一次缺乏专业把关的错误决策,同样可能令公共资金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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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公务员退休基金局(KWAP)投资印尼水产科技公司eFishery,最终蒙受1.63亿令吉亏损,引起社会关注。首相安华表示,暂时不存在涉及贪污滥权的现象。KWAP要做的只能亡羊补牢,循法律途径追讨损失,并检讨投资监督机制,避免重蹈覆辙。
没有贪污,当然值得欣慰;但人民更关心的是,这笔接近2亿令吉的巨额投资,是如何通过审核批准的?
要知道,公共基金不是私人企业创投基金,与大胆下注的风险投资机构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该基金管理数百万名退休公务员的退休生活保障,必须向众多公务人员负责。因此,检视投资决策过程是否符合专业评估,与只看有没有人贪污同等重要。
如果对外重大投资的评估基础,只是建立在市场热潮、企业简报或“别的大机构都投资,我们怕什么?”的心理,那么即使没有违法行为,也必须为庞大投资损失负责。
是投资故事,还是可靠的评估指标?
源于印尼的eFishery,曾是东南亚最受瞩目的科技独角兽之一,主打人工智能养殖、智慧喂鱼系统,以及数位化渔业管理,故事吸引不少国际投资者。
除了KWAP之外,包括新加坡淡马锡控股、日本软银及多家国际创投基金亦投资其中。事件曝光后,所有投资机构同时蒙受重大损失。
印尼也有成功的新创,包括GoTo Group、Traveloka、Xendit,但不表示他们的养殖科技背景是可靠的,毕竟支撑一只“独角兽”不是靠一时或几个人的天才创意便可成,这得看印尼的整体养殖产业发展与科技水平到了哪里。
这件事证明,即使全球知名投资机构都可能被高速成长的企业故事所吸引。要牢记,别人犯错,不能成为我们投资失败与降低标准的理由。
退休基金的首要任务不是追逐下一家独角兽,而是保障退休金的安全。创投基金可以接受十投九败,只要一家公司成功便能弥补全部损失;但退休基金不能用同一套思维管理人民的养老钱。
《Bad Blood》的警示
几年前,美国医疗科技公司Theranos诈骗案的手法,是全球企业投资管理最经典的反面教材。
这间公司创办人伊莉莎白·霍姆斯宣称,她的一套设备,只需一滴血便能完成数百项医疗检测,这个革命性的故事,吸引了政界名人、知名企业家及大型基金投资,“受害者”包括沃尔玛、安利家族;名人基辛格、美国防长马迪斯都挂名董事,名人效应创造科技神话,使得公司估值高达90亿美元。
当然,有不少创投公司如KPCB、Sequoia都拒绝投资Theranos,但上述投资机构或所谓名人是否真的去验证技术的真假?
直到《华尔街日报》展开长期调查,才揭露公司核心技术根本无法实现,整家公司建立在夸大宣传与财务造假的基础上,这与印尼eFishery的故事如出一辙。
Theranos最大的教训,不只是有人说谎,而是太多人愿意相信,但凡有一流的董事、一流的基金、一流的顾问、一个漂亮的商业故事,就没有理由不投资。《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卡雷鲁将调查经过写成《Bad Blood》,成为全球企业投资“防骗”的重要教材。
无论《Bad Blood》或eFishery的骗局,都在提醒包括KWAP之类的投资机构:再耀眼的愿景,也不能取代可验证的证据;再精彩的简报,也不能代替独立查证。
错误决策需要问责,调查不能流于形式
多达2亿令吉的海外投资,理应经过严格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除了财务报表之外,有没有委托第三方会计师核实数据?有没有深入了解公司的现金流、客户数量、商业模式及公司治理?有没有实地走访市场,确认营运是否与对外宣称一致?有没有要求独立技术评估,而非仅依赖公司提供的资料?
如果这些程序都已完成,仍然受骗,那代表诈骗手法极其高明,审查制度仍需改善。公共基金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波动,而是把“走个过场”的审查,当成真的风险管理,又或者迷信淡马锡与日本软银不会出错,这是Theranos案件的翻版。
如果我们认为KWAP没有贪污,只是投资失利,这是公共投资基金最忌讳的,因为把所有失败都归咎于“市场风险”,但要记得,市场有风险并不代表决策可以没有标准;投资面对失败,也不代表决策者毋须检讨。
真正成熟的制度,不是等待贪污发生才追究,而是在重大决策形成之前,就应该建立层层把关机制。尤其是涉及数亿令吉的公共资金,更应设立“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制度,由外部财务、法律及产业专家进行独立评估,避免所有人都被同一份简报欺骗。
KWAP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追讨损失,这是必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重建人民信任。因为退休基金管理的,不只是资产,而是数以百万计退休公务员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
人民可以接受投资有风险,也理解没有任何投资能够百分之百成功;但人民不能接受一笔巨额投资只建立在乐观预测、明星创办人光环,甚至市场热潮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严谨的尽职调查、独立验证及制度化监督。
没有贪污,值得庆幸;然而,一次缺乏专业把关的错误决策,同样可能令公共资金付出沉重代价。治理的最高标准,从来不只是“没有人犯法”,而是每一项重大决策,都经得起专业检验、制度追问,以及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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