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和城市发展专家陆铭 | 陆铭:须兼顾产业公共发展 “城市更新非拆除重建”



(八打灵再也11日讯)城市更新的议题正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受到大家的关注。在中国经济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看来,城市更新绝非只是老旧建筑的拆除重建,也不是围绕重建门槛或产权保障的争论。
他认为,这是一项涉及产业发展、人口流动、住房供应、公共交通、历史保育及公共空间的系统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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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趋势“更高、更密、更便捷”
他指出,未来亚洲城市的发展趋势将是“更高、更密、更便捷”。随着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和中心城区集聚,城市规划不应抗拒人口集聚,而应透过更完善的住房、交通及公共服务治理,让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居民生活品质与社会融合。

“没有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是没有代价的。关键的问题是收益和代价哪个更大。如果收益更大,就要允许集聚发生;至于集聚带来的问题,就要想办法治理。
陆铭在6月杪访马与政府和学术界代表交流,并接受《Newswire》的专访。
高汽车依赖不利街区发展
此次访马行程,让陆铭对吉隆坡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体会,并发现相较于其他国际城市,马来西亚人对汽车的依赖较高,路上没有利于行走的地方,街上人流不足,不利于街边商业发展。
他以同属亚洲的香港和东京为例,两者都是街边商业丰富的城市,让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觉得便利,10分钟的路程、大约1公里的范围内,人们能满足基本需求。
他说,在城市规划有个概念为“大众运输导向型发展”,马来西亚的邻居新加坡在这点就是好例子,地底下是公共交通、往上走可以找到餐馆和商店,再往上就是住房,实现土地的垂直综合利用。
应提高开发密度促城市发展
“我觉得像那些人口多的城市,应思考如何适度提高开发密度,以促进商业发展、步行便利性、多样性和便捷,又能达到减少对汽车的依赖和减碳目的。”
谈到吉隆坡面积有限、人口持续流向市中心的问题,陆铭认为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适度提高中心城区土地开发强度和密度,另一方面通过快速轨道交通缩短外围地区与中心城区的时间距离。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解决方式,但人口多的城市,没有必要实施过于严格的容积率限制。”
举例英语使用
隆国际化程度优于上海
对于吉隆坡,陆铭形容,基于历史原因,吉隆坡的国际化程度甚至优于上海。
“比如英语的使用,虽然中国是很大的国家,不需要每个地方都说英语,但比如上海,就应该增加英语的使用,包括餐厅、酒店,甚至标牌都应该增加英语的内容。
地理位置多元文化占优
“吉隆坡的多元文化融合做得也非常好,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的融合,使得吉隆坡景观显得非常丰富。”
他认为,吉隆坡的重要优势在于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从地理角度来看,这里是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交汇的地方。
从文化来说,马来西亚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殖民时期留下的西方文化,以及伊斯兰文明,三者经过多年发展和交融,形成独特的多元文化特色。
“世界上如今存在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包括地缘政治的因素,我一直觉得在吉隆坡、新加坡和香港,就有很好的多元族群、对接儒家文明、西欧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点。
“我觉得,多元文化不应该仅仅是文化,而应该成为组织地区和全球经济活动的网络节点,比如更好的沟通,作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家、学者与政客的交流平台,有可能在一些单个国家,会觉得很多东西是很难讨论和开放辩论的,而在这些枢纽上可以有更多元化的碰撞与开发。”
城市规划须连接需求者与服务
陆铭指出,除了少数特别贫穷落后的地区,全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包括高附加值的创新科技,以及金融、设计、咨询等现代服务业。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创新在城市中心城区的‘集聚’是越来越强。”
他说,城市规划应让高价值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集中在同一城区,因为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接触。

“传统模式因远郊土地便宜,所以把大量低收入者迁往远郊,结果形成服务需求者住市中心、服务提供者住郊区,造成长途通勤,导致部分低收入者因通勤成本过高而放弃就业。”
他说,这也会造成“居住区分割”,富人社区拥有较好的教育和公共服务,贫困社区资源不足,最终降低社会流动性,加剧社会矛盾。
城郊贫富加剧社会矛盾
陆铭认为,最佳模式是“大混居、小聚居”,即在同一街区内让不同收入群体混居,而政府则为此提供可负担住房及教育、医疗等配套。
他强调,贫富大规模分隔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法国的绅士化和美国过去按族群、收入分隔居住,都是典型例子。
“实践证明,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同收入群体混居,更有利于社会融合。虽然不能完全消除矛盾,但比大规模隔离更好。”
城市更新需保护性开发
陆铭表示,城市更新首先要保持产业活力,以中国广东、深圳的“城中村”为例,一些旧区虽然建筑密度高、环境拥挤,但承载了大量服装产业、小型工厂和供应链节点,若贸然拆除,反而可能破坏产业竞争力。
他认为,城市更新也可以采取保护性开发,例如将旧工业厂房、仓库、办公楼改造成文旅、餐饮、摄影棚、共享办公空间或租赁住房,而不是一概推倒重建。
他说,一些市中心的地方则为旧建筑注入时尚元素,增加设计感,吸引游客,呈现新一种繁荣样态,一些则将市中心闲置的办公楼或酒店改造成租赁房或高端公寓。
他说,欧美和中国一些城市已形成历史建筑分级保护机制,有些建筑完全不能动,有些则允许在保留原有结构的基础上更新功能,甚至在老建筑上加盖新建筑。
过度保护恐阻城市发展
房地部此前所提呈《2025年城市翻新法案》,将建筑翻新所需的同意度提升至85%,仍受到公共利益和个人产权的争论。
陆铭认为,这两者之间实际上难以达到平衡。
“美国也存在这样的争论,美国的城市学和经济学家分为两个派系,有人强调保护,有人则提出,保护的最后为得是人民的幸福,但过度保护只会导致开发和更新的困难。限制就业和经济增长,最终不利于人民。”
他说,民主的做法是进行投票,但其结果已预示无法百分百地保护所有的人,当事件以“是”与“不是”之间进行选择时可能会引起族群之间的冲突。
“我觉得还是需要理性思考,每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总体来说,如果完全依靠投票来解决,可能要适度的考虑。”
他认为,或许可以考虑将项目或土地分为几个级别,当涉及公共利益的,是否能将同意的比例可以往下降一点?而私人用途的,就可以提高比例,而不是说对所有的项目都实施同样的比例。
提高人口流动降住房成本
陆铭也认为,人口老化和少子化并不与城市集聚相矛盾,反而更需要通过人口流动和城市集聚提高年轻人的收入,以支撑退休金和社会保障体系。
他说,让年轻人留在低收入地区多生孩子并不是解决方案,真正的方式是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同时通过公共服务降低住房和教育成本。
谈及马中合作,陆铭认为,两国未来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制造业出海、旅游、教育、农产品和服务业方面都有巨大合作空间。
马应把握多元文化深化合作
他说,中国企业出海若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和税收,将形成双赢;马来西亚也可利用英语能力、国际化管理和多元文化优势,在酒店、度假村、金融理财、家族办公室、养老服务等领域,与中国形成更深层合作。
不过,他提醒,中国企业家走向海外时,必须理解投资目的地的法律、宗教和文化差异,不能把在中国习以为常的经营方式直接复制到其他国家。
“冲突是用来管理的,不是用来避免的。否则就很容易滑向逆全球化。”
他强调,在全球化时代,人口、资本和贸易流动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关键不在于闭关,而在于建立更好的治理机制,让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能够共享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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