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资本主义的250年

今年夏天，美国迎来《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此时正是重新审视美国经济生活中一个重大神话的最佳时机：即该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自建国伊始，美国便采用了一种混合模式：国家为了服务于国家优先事项，对私营企业进行指导、补贴，并偶尔提供救助。尽管主流叙事往往歌颂自由市场，但政策制定本身却更为务实。

这个故事的起点并非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甚至不是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政”，而是乔治·华盛顿领导下的美国首届政府。1791年，时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文件，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首份从理论和思想层面系统阐述工业政策依据的政府文件。在他撰写的《制造业报告》中，他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美国的新兴产业——尤其是纺织和服装业——无法有效与根基深厚的英国制造商竞争。他提议利用关税和补贴来培育未来产业。

当时，仍抱有农业思维的国会搁置了他的报告，汉密尔顿在这次“战斗”中暂时失利。但他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他的思想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持续塑造着美国的经济政策。亨利·克莱的“美国体系”，以及推动北方工业化的保护性关税和用于修建横贯大陆铁路的联邦土地拨款，都留有汉密尔顿的思想印记。事实证明，产业政策并非诞生于布鲁塞尔、北京、东京或莫斯科。

这种建国初期的务实精神从未消失。在20世纪，冷战催生了军工复合体。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发明了互联网，美国国家太空总署（NASA）研发并衍生出将重塑整个行业的技术，而联邦采购合同则在数十年间支撑着美国的航空航天和半导体产业。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建成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不仅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之一，也是联邦政府对汽车行业的一项决定性补贴。而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时，政府入股银行和汽车制造商，再次无视了自由市场正统理论。

然而，“放任主义美国”的神话却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几乎像一种“国教”一样根深蒂固，尽管实际做法早已偏离了这一信条。此外，通过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所推崇的这一正统观念，有时反而成为其他国家实际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最近发表的题为《美国作为积极实施产业政策的国家》的研究论文中，朱建东、李元坤和我记录了这种言行不一的差距。我们系统分析了1973至2022年间颁布的全部1万2167项国会法案和6030项总统令，利用大型语言模型识别出那些有意改变经济结构、使其偏离自由放任结果的政策。结果令人震惊。

我们识别出267项国会法案和187项总统令包含重要的新产业政策。这意味着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出台超过9项新的产业政策指令，而且无论白宫或国会由哪个政党掌控，这一模式始终存在。 从尼逊到拜登，历任总统均颁布了新的产业政策。两党之间的差异仅在于程度，而非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