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2:04pm 28/06/2026

坐看云起 | “全球乱局”的迷思

美国特朗普政府与伊朗之间混乱不堪的外交互动进一步证明了当今世界局势已变得不可理喻。但如果退一步审视，你就会发现当前所有重大冲突其实都一脉相承，尽管表面看似混乱无序，但背后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适应与韧性逻辑。

当前发生在四大热点地区的冲突均源于历史进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见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暴入侵或许令世界震惊，但这场战争本身正是克里姆林宫众所周知的怨恨与不安全感的必然结果。俄罗斯总统普汀长期以来都明确表示极度厌恶那种关于乌克兰独立自主或与西方建立战略联盟的想法。而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20世纪90年代所警告的那样：“没有了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个帝国。”

这句话的隐含意思就是一旦能重新掌控乌克兰，俄罗斯便能重振雄风。此后发生的一切都源于这种历史性的渴望。无需诉诸混沌理论或精神分析，这场战争仅仅是俄罗斯不愿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后帝国国家”（post-imperial power）地位的结果。

第二个冲突热点——台湾——则可能引发全球性灾难。但在这个问题上的利害关系自朝鲜战争以来都未有过根本性变化。当时美国将台湾和韩国都纳入了其安全防区之内，而毛泽东本人曾犹豫是否出手，却担心朝鲜半岛上的战争会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去按计划拿下台湾。最终一切为时已晚，朝鲜战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的介入而被延长，也就此冻结了相关局势。

中美对台战略仍模糊

75年后的今天，世界仍在应对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所形成的战略模糊。中国希望美国正式声明反对台湾独立，而美国则不愿说明将采取何种行动来捍卫这个岛屿。不过这种模糊状态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很可能收回美国对台湾的所有支持承诺，或者中国最终可能决定封锁该岛，进而迫使美国采取行动。

但我们尚未走到那一步，而就算真的到了那一步，对于任何关注此事的人来说随之引发的动荡也并非难以理解。这并不是要否认这种事态发展的危险性，只是为了强调其合理性。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历史学家兼战略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曾打赌说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承认有两个事件可能动摇其论点：乌克兰和台湾。

冲突只会变更暴力骇人

中东地区的情况亦是如此，无论是以巴冲突还是美以两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都已造成严重后果。而这些冲突的最引人注目之处依旧不是其非理性特质，而是它们的长期延续性。人们早就知道只有通过妥协——以部分领土换取持久和平的前景——才能解决围绕圣地的争端，然而我们距离这一结果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冲突只会变得更加暴力和骇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非理性的或难以理解的。

与我们之前列举的例子一样，与伊朗的战争根源可追溯至数十年前的事件，也就是1979年的革命。伊斯兰共和国正是建立在与西方的公开对抗之上，而西方对事态的发展也负有相应责任。冲突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伊朗希望压倒以色列、美国和海湾国家以在该地区确立霸权，而这些国家则试图对其加以钳制。

数十年来情况一直如此，在此期间伊朗开始推进核计划。奥巴马政府通过2015年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来应对这一问题——该计划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设施进行核查，却并未解决更广泛的地区安全问题。但特朗普在2018年废除了该协议。

上述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那些被评论家们偷懒地称之为“混乱”的现象，其实是各项事态在长期酝酿后的最终体现，而这种态势恰恰出现在国际体系已无力预防或缓解地缘政治冲击之时。我们不再拥有过往那些制度性稳定机制，而特朗普则对此负有很大责任。

当今局势反映更广泛霸权更迭

但当今局势也反映出更广泛的霸权更迭：权力正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美国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战略上缺乏连贯性。特朗普似乎正在寻求与中国达成一种务实共存之道，甚至不惜为此放弃台湾。但他这种善变且易受影响的总统也可能突然转向，以一种可能激怒中国的方式去大力支持台湾。

与此同时中国则维持着自己的战略模糊政策。该国希望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更大国际作用，却不愿承担起建立国际联盟的重担。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导致国际关系动荡不安的空白区间。即使中国在国际规则上有所越界，却也从未以公然的方式行事——南海问题除外。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就无法继续其在乌克兰的这场失败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普汀的支持是不理性的。中国支持俄罗斯是为了削弱西方，而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与伊朗的关系。

许多人会在如此之多的高风险冲突和动荡之下宣称国际体系已死，这并不令人惊讶，只是现实要复杂得多。比如尽管特朗普的进口关税引发了不确定性，但世界贸易仍在持续增长，供应链和价值链只是在重新调整而非崩溃。

如果世界看似疯狂，那是因为我们缺乏理解它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在探寻未知的道路之前专注于重拾对国际事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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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基·拉伊迪，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曾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特别顾问（2020-2024年），与伊夫·蒂贝吉安（Yves Tiberghien）合著有《对冲者：全球南方如何应对中美竞争》（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6）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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