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芷悠.高教部须透明化“公开招生”数据

比起诉讼，透明才是最好的回应。事实上，“后门录取”本来就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且主观的形容词。高教部就算赢了官司，也未必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因为人民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语义之争，而是制度之争。

高教部正式把海因希曼告上法庭。海因希曼是谁？他是伊斯兰党中委，也是吉打州掌管工业与投资、高等教育与科学、科技与创新事务的行政议员，同时他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政治人物。他曾担任北方大学校长，虽然任期只有短短一年，但他同时具备政治人物与高等教育管理者的双重身分，正因如此，人们很难将他当成一个纯粹哗众取宠的政治人物。

他日前在森美兰州伊斯兰党一场政治演讲中，将公立大学的公开招生形容为“后门录取”，随即引起轩然大波。

高教部率先于6月15日发文驳斥，并表示将考虑采取法律行动；高教部长赞比里随后也强调，大学中心单位（UPU）依然是公立大学录取学生的主要管道，2025/2026学年共有7万8883名学生通过UPU获录取。

然而，高教部和赞比里都似乎忽略了一个重点。

问题从来都不在于有多少学生通过UPU进入公立大学，问题在于，那些没有通过UPU进入大学的学生。事实上，UPU本来就是绝大多数学生进入公立大学的主要升学平台，无人会否认这一点。

无论是大马高级学校文凭、大学预科班、文凭课程，甚至各类基础课程，几乎所有17至18岁的中学毕业生，都会把UPU视为进入公立大学的唯一正规入口，毫不夸张地说，即便不是100%，也有95%以上的学生，是透过UPU申请公立大学。

因此，赞比里以“7万8883人通过UPU获录取”来反驳海因希曼，其实并没有回应真正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否认UPU是主要管道。真正的问题是，公开招生占了多少比例？它是否正在挤压热门科系原本属于UPU学生的学额？

这才是争议的核心。必须先说明一点，我从来不认为公立大学开设公开招生是不合理的。恰恰相反，大学必须逐渐摆脱完全依赖政府拨款的模式，走向更自主、更独立的经营方向。无论是提升国际排名、增强竞争力，还是增加大学收入来源，这些都是合理且必要的改革。放眼世界，许多顶尖大学也都拥有高度自主权。大学能够减少对政府的依赖，长期而言，甚至有助于推动大专法令改革，让大学真正拥有学术自主空间。

但是，问题在于公立大学终究还是“公立大学”，它的首要任务，不是赚钱，而是保障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机会。

公立大学存在的意义，是让来自偏远乡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无论是巫裔、华裔、印裔或原住民，都有机会透过教育实现阶级流动，这是公立大学最根本的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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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真正担忧的，从来不是公开招生的存在，而是公开招生是否正在侵蚀这个社会契约。毕竟，公开招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生必须支付远高于UPU管道的学费，部分科系甚至可能达到数倍。

不过，如果一名学生已经拥有足够优异的成绩，原本具备通过UPU进入热门科系的资格，却因为竞争激烈而落选，最终只能通过公开招生，以数倍的价格重新买回一张入场券，这对他们来说又情何以堪？

对于那些刚刚要踏入象牙塔的千千万万个年轻子弟，社会要教他的第一课，是你们必须给富有的学生让路，因为大学存在一个管道，让他们不用那么辛苦地挤破头进大学吗？这恐怕才是争议真正的根源。

更重要的是，这也是高教部至今始终没有正面回应的问题。

这些年来，每当有政治人物质疑公开招生制度，高教部总是第一时间出面驳斥，强调制度合法、强调大学自主、强调UPU仍是主要管道，周而复始，但始终没有拿出最具说服力的数据。

因为很多问题，其实只需要一张表格就能回答。如果高教部真的希望终结争议，大可直接公开热门科系的录取数据，例如马来亚大学医学系STPM录取多少人？大学预科班录取多少人？基础课程（Asasi）录取多少人？公开招生录取多少人？

把这些数据摊开在阳光下，社会自然会有答案。如果公开招生只占极少数比例，社会的疑虑自然会消散；如果占比过高，那么高教部也应该诚实面对制度是否需要调整。

比起诉讼，透明才是最好的回应。事实上，“后门录取”本来就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且主观的形容词。高教部就算赢了官司，也未必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因为人民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语义之争，而是制度之争，问题从来不是“后门”这两个字，问题是，这扇门到底有多大，足以让多少的人通过这扇“后门”走进千千万万UPU学生挤破头都想进的公立大学。

高教体系向来强调有教无类，这一点毋庸置疑。全国20所公立大学、1132个学士学位课程，理论上足以容纳绝大多数学生。但与此同时，那些优秀的大学预科班学生，那些考获佳绩的STPM学生，不仅仅只是考获4.0的STPM理科生，他们也理应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因此，高教部今天把海因希曼告上法庭，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官司本身，而是这起案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迫使高教部公开长期以来被外界质疑的热门科系录取数据。

在公共政策领域，有时候最好的反击，不是一纸诉状，而是一份完整且透明的数据。

毕竟，教育公平不应该建立在人民的猜测之上，而应该建立在人民看得见、验证得到的事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