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宗.尼古丁风波的代价

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科学研究已经清清楚楚列出尼古丁对人体的伤害，这一点在医学上没有太多争议。

第二，我们并不确定，在一个开放市场的环境下，马来西亚是否真的具备足够的执法与监管能力，有效管控液态尼古丁的销售与使用。

第三，我们的公共医疗体系，是否有能力承担接下来可能增加的健康负担，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一个比较理想的政策流程，应该是监管先到位，包括产品标准、销售限制、年龄管控和执法机制都准备好之后，才谈市场运作和税收安排。

但当时的做法却是先把尼古丁从法律约束中放出来，再慢慢思考如何把它放回去，这样的顺序，本身就埋下了后续问题的风险。

这种先后顺序的错位，直接带来了长达十多个月的监管空档。在这段时间里，电子烟市场迅速扩张，各类产品大量涌入，口味和包装明显朝向年轻群体，获取门槛也大幅降低。

对于一个本质上具有成瘾风险的产品来说，这样的发展，其实并不难预见。

在医院里，我们也陆续看到相关问题浮现，包括摄入过量、误用，甚至出现混入不明物质的情况。这些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当明显。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正是市场逻辑的自然结果。

当监管缺位时，市场竞争很容易走向更强刺激、更高依赖，以便吸引和留住消费者。

电子烟产品浓度可能不断提高，使用体验被持续强化，而风险则在不知不觉中累积。

表面上看，消费者似乎有很多选择，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不同程度的风险之间游走，而这些风险，最终也不可能只停留在个人层面。

从政策角度来看，这起事件也让我们更清楚看到财政与公共卫生之间的拉扯。

政府将电子烟纳入税收体系，有它现实的一面。在财政压力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并不难理解。

但问题在于，当这个收入来源与健康风险直接相关时，政策目标就很容易出现矛盾。一方面希望减少使用，降低疾病负担，另一方面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对这类税收产生依赖。

这种张力不会马上爆发，但会在中长期慢慢累积。医疗系统所承担的成本，往往是延迟出现的，包括慢性疾病、成瘾治疗，以及各种并发症的长期管理。

当这些成本慢慢上升时，原本看起来可观的税收收益，可能会被一点一点侵蚀，甚至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

卫生部已经指出，一名因电子烟相关肺损伤（EVALI）的病人治疗费用可能超过15万令吉。这还不包括后续的复诊、长期复诊，以及对工作与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在短期内缓解了一些财政压力，却在未来承担更高、也更长期的公共支出。

所以，这次高庭的判决，除了纠正一个具体的政策决定，更重要的是，重新提醒我们程序和原则的重要性。

任何涉及公共健康风险的政策，都不能跳过必要的专业咨询和制度准备。监管不应该是事后补救，而必须在一开始就存在。这是底线，而不是可以妥协的选项。

不过，判决并不代表问题已经结束。我们还需要调整管辖尼古丁的法律与政策框架。

一方面，尼古丁重新纳入毒药法令，理论上应该受到严格控制；另一方面，《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与吸烟产品管制法令》已经通过，对相关产品提供了一定的规范空间。

在两套制度并存的情况下，执法单位和市场参与者都可能面对不确定性，甚至出现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这也意味着，政府接下来必须尽快把方向弄清楚。

短期内，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清晰的过渡机制，让执法有依据，同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包括销售渠道、产品展示以及广告行为的限制。

中长期则必须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尼古丁产品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市场之中。如果接受，界线在哪里；如果不接受，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执行能力和社会共识去落实？

这些问题都不简单，但也不能再回避。公共卫生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交给市场决定的领域，因为它影响的，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包括医疗负担、生产力，甚至家庭层面的影响。

当一项政策带来的好处是马上看得到的，而代价却是慢慢累积、分散出现时，我们更需要谨慎。

这一轮尼古丁风波告诉我们制度的稳定和一致，本身就是公共信任的一部分。一旦政策在短时间内反复摆动，不只是市场会混乱，公众对整个监管体系的信心也会被削弱。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的纠正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下一次再走同样的路。因为在公共卫生这个领域，犯错，肯定是有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