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东∣大马Z世代的经济与人生

生活全面商业化

桑德尔深感忧虑，并将此现象形容为“市场必胜主义”（Market Triumphalism）的盛行，让人以为“一切皆可出售”。然而，他主张，并非所有生活领域都应完全服膺于市场逻辑。有些服务应由国家提供，有些则应由社区共同承担。

如果桑德尔曾来过大马，并有意再版此书，他很可能会将大马列为重要案例——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被推向商业化的另一层次。

我曾跟富贵集团老板开玩笑说，他大概拥有全大马最高的容积率（Plot Ratio），每平方英尺土地所创造的收益，甚至超过任何房产发展商。事实上，大马华人殡葬服务全面商业化，是晚近数十年才出现的现象。

100多年前，我的曾祖母在吉隆坡创办寺庙。直到今天，在那里永久安放骨灰的费用仍然不高，因为这原本被视为一种社区服务。在殡葬业全面商业化之前，大多数社区墓地的运作方式，也是以服务社区为本。

不过，如今对于大马华人来说，“死亡”这件事本身，已经变得非常昂贵。

过度商品化代价

当我们谈到金钱，医疗是另一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

在1970年代之前，大马的公共医疗体系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发展中国家中最优秀之一，尤其在可及性方面表现突出。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医疗体系逐渐演变为双轨制。粗略估算，70％病人由仅占30％医疗资源与医护人力的公共医院提供服务，而其余30％病人则由占据70％资源与人力的私人医疗体系所服务。

这样的医疗成果并不理想。前往公共医院的病人，需要在有限资源中排队竞争；而选择私人医院的病人，往往需要担心会否因此赔上全副身家。

令人更为棘手的是医疗保险。由于私人医院以盈利为导向，而能负担私人医疗的患者人数有限，因此医院必须想办法从每名病人身上“榨取”更多收益。吊诡的是，那些使用医疗保险支付的病人，成了既有结构的“最佳搭档”。换言之，每月给付保费的病人希望保险价值最大化，而医院也能在不让患者强烈反感的情况下提高收入。

最终的结果是，尤其在冠病疫情之后，医疗保险保费大幅上涨，进一步侵蚀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加剧财务压力。

引入“社会市场”模式

为此，卫生部、财政部与国家银行联合推出“医疗生态体系重置”（RESET）策略，从国家层面应对医疗通胀的根本问题。在该计划下，基本医疗与健康保险／伊斯兰保险（MHIT）将在2027年推出。我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形成支持力量，共同推动医疗体系的重塑。

这套医疗保险方案将引入“共付机制”，以此引导并规范私人医院的行为。若选择在收费合理且透明的医疗机构就医，投保人只需支付较低费用；而选择收费较高的“高端”医院，则需承担更高比率的共付支出。当然，无论属于哪一类医疗机构，医疗品质都不应因此受到影响。

目前，这项计划初步将医院划分为两类：第一类（行为良好）与第二类（高端且昂贵）的医院。

我向MHIT团队提出，既然我们已经能够识别出哪些医院属于“行为良好”，为何止步于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重新思考医疗体系的结构，扩展出第三种类型，明确建立新的“第三领域”，即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

在这一框架下，社会市场仍可在相当程度上以市场逻辑运作。医院可以通过更高效的营运、服务更多来自MHIT计划的病人来创造收入，不再需要过度依赖从单一病人身上“榨取”最大利润的收益模式。

如此一来，医疗机构能够逐步从既有的高利润驱动逻辑中转型，避免被迫困在“第二类高端且昂贵”的定位中竞争生存，而是进入一个更可持续、更以服务规模与效率为导向的营运空间。

参与社会市场的机构，可以是盈利导向的上市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是公立医院的私营部门。我之所以冗长地说明这一点，是因为若要缓解大马中产阶级的焦虑，我们必须找出“中间道路”，重组关键公共服务的提供模式。

完全依赖公共医疗体系或已为时已晚。我们也承认，私人医疗的存在具有积极作用。许多私人医疗机构在提升民众健康品质方面同样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当我们逐渐要迈入高龄社会。

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设立一个社会市场的框架，鼓励更多医疗机构能够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为目标，而非以单一病人的收益最大化为主要导向。

“使用者付费”之困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许多中产家庭耗尽积蓄供孩子接受私立高等教育，许多学生也通过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或技能发展基金（PTPK）借贷完成学业。

带有撒切尔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色彩的“使用者付费”模式，深刻影响我们对于“教育供给”的认知。《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555法令）甚至规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注册为商业公司，使得非营利组织无法参与其中。

我也常问业界：为何技职教育必须由学生自行借贷买单？企业理应资助学生半工读，尤其是技职领域。

为了减缓更多中产阶级对金钱的焦虑，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体系的定位，而纳入“社会市场”作为第三领域，是可行的关键路径。

打开内城居住可能

此外，我们所构建的居住环境也面临各种难题。由于公共交通不足与城市规划不良，贫困与中产阶级几乎被迫拥有私人汽车。一个真正宜居的社会，应当是富人也愿意搭乘公共交通，而每个穷人无须被迫拥车。

过去50年，大马的发展商擅长将种植园完美地转化为住宅区，导致城市空心化与无序扩张。

许多在吉隆坡工作的人，却居住在加影、万宜、士毛月、芙蓉、沙亚南或巴生，每天花数小时通勤。

我们以为拥有房产是传统，但事实上，缴付数十年房贷购屋是相当新的现象。过去，大多数人居住在乡村或市区店屋楼上，碳足迹极低。

我们应该重新想象未来：让年轻人能够以可负担的方式，在内城租房或购屋。目前吉隆坡市中心至少有70栋闲置办公楼，可以改造为住宅。

资本市场应该提供多元金融结构，推动多重模式的房屋供给。有位大马发展商曾告诉我，现在甚至已有大马企业在伦敦建设社会住宅，由加拿大与大马的退休基金持有。社会住宅作为资产投资项目，是值得我们探究的房屋类型，以拓宽现有的居住选择权。

摆脱“一人一车”

最近，我向UEM集团与南北大道的高层提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交通模式。每当交通拥堵时，获利最多的，往往是高速公路经营者。换言之，高速公路上越多车，他们就收益更多。而随着Budi 95燃油补贴机制的实施，我们其实可以计算出：每一公升在塞车中被消耗的燃油，到底浪费了多少公帑。

中东危机所带来的供应冲击，甚至超过1970年代的水平。大马不可能永远维持“高峰时期，一人一车”的通勤模式及不断扩张的城市结构。汽车、房屋、燃油与过路费，实际上都在加重中产阶级的经济负担。

以高额举债方式买房买车，同时压缩其他消费空间，对许多家庭来说，都不是健康且有品质的人生。

我希望能够刺激各位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模式，并共同寻找改变既有结构的解方，从此摆脱财务压力，不再为钱所困。

我也期待年轻一代，尤其是Z世代，展现变革的领导力，重新定义我们与金钱的关系，从而改善大马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