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思拯.大马人的“淡定”:文化维度的解读


大马人的这份淡定,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高素质”,而是低不确定性规避所带来的宽容、享乐主义所体现的乐观,以及集体主义所强调的和谐观共同塑造的文化结果。
在中国女子大闹亚航重庆飞往吉隆坡航班的插曲中,机上围观的乘客也成为热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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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留言称,大马人在面对吵闹导致航班延误时,展现了极高的素质与耐心;既没有怒斥该名女乘客,也没有要求其下机。
大马人苦中作乐的心态,体现一种淡定的心理素质。
其实,这样的心态也反映在人民面对政治或经济环境压力时的态度。
尽管大马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所抱怨,但通常不会做出激进的回应;这种表现与我国的国家文化息息相关。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指出,马来西亚在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很高(接近满分100分)。
这意味着人们普遍接受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且通常无需进一步解释。
在社会和组织中,权力较弱的成员往往接受并预期权力分配的不均;此外,对领导层的公开挑战通常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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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马在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维度上的得分较低(36分)。这表明社会整体对不确定性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人们对于偏离常规的行为展现更高的包容度,也不倾向于将所有突发状况视为威胁。
这与那些强调精准、守时与严格规则的高不确定性规避社会形成对比。
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通常倾向于“规则越少越好”;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人们更容易顺其自然,而非陷入焦虑或愤怒。
因此,当航班延误或机舱内出现骚乱时,大马乘客往往能够以更灵活的心态应对,而不是坚持要求一切必须精确无误。
这种“chill”的态度也与大马在享乐主义(Indulgence)维度上的特征有关。
马来西亚被归类为“享乐型”社会,这类文化中的人们通常展现较为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乐观倾向。他们重视休闲时间,也更倾向于按照自身意愿去寻找快乐。
在机舱骚乱的插曲中,围观者用“没有拍照,只是录影而已”的幽默回应警察,正是这种文化“苦中作乐”的体现。
正如一位长期定居大马的台湾女子所分享的,当戏院投影机故障时,大马观众并没有去敲放映室的门抱怨,而是在银幕的光影下玩起手影戏。
这种在负面情境中寻找趣味、以幽默化解压力的能力,源于他们对生活质量与积极情绪的重视。
相比之下,中国在享乐主义维度上的得分较低(24分),属于典型的“克制型”社会。这类社会的人们更容易表现一定程度的犬儒或悲观倾向,也相对不那么重视闲暇与即时满足。
最后,马来西亚较低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得分(27分),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人们高度重视群体和谐与“面子”。在公共场合进行激烈指责或正面冲突,往往被视为破坏和谐、让双方失去体面的行为。
因此,即便心存不满,大马人也更倾向于通过间接、委婉,甚至幽默的方式表达,以维持表面的礼貌与社会的平和。
综上所述,大马人的这份淡定,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高素质”,而是低不确定性规避所带来的宽容、享乐主义所体现的乐观,以及集体主义所强调的和谐观共同塑造的文化结果。
这种文化使他们在面对政治波动、经济压力,甚至是一场机舱闹剧时,往往能够以一种“慢半拍”的节奏,用幽默与耐心化解生活中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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