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美.幸好美国司法治得了特朗普


司法独立、不受政治操纵,是每个国家人民最核心的期待。然而,“失望”却往往是民众在面对执政者涉案时最熟悉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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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总统特朗普无权援引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全球加征关税时,这无疑为美国自二战以来、在特朗普过去一年独断独行之下迅速褪色的光环,重新添回几分亮度。
更令人激赏的是,三名投反对“裁定特朗普关税违法”的大法官中,仅有Brett M. Kavanaugh一人由特朗普提名;其余两位同样由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却投下支持票。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对时任总统进行司法审查。1970年代的尼克森“水门案”,以及1990年代末的克林顿案,都证明美国司法体系在关键时刻能够对权力说不。真正能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国家,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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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这项判决,不仅为相信司法正义的民众注入强心剂,也为过去一年动荡不安的国际秩序踩下煞车。虽然特朗普随即扬言要改以其他法源征收15%关税,但至少,这次判决划出了一条清晰的权力界线——国际法或许没有世界警察作为执法者,但作为全球制度关键操盘者的美国总统,仍必须受到美国国内法的制衡。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的精神,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实质作用。
试想,如果最高法院选择对总统低头,扩张解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让对等关税取得全面合法性,那被合法化的就不只是10%或15%的税率,而是一种几乎没有上限的行政权力。只要一句“国家紧急状态”,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100%、200%,甚至更高的惩罚性关税。
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经济规则将不再建立在可预期的制度框架上,而是建立在一个人的情绪与政治盘算之上。国家之间的谈判,不再围绕制度与规则,而是围绕如何揣摩白宫的态度。世界将被迫在讨好与对抗特朗普之间重新站队。
当关税高度政治化,它就不再只是经济工具,而是成为权力的延伸;同时各国政策也因此随之摆荡,国内建设与长期规划被迫调整,更甚的是市场行为将随之改变,供应链也被迫重新洗牌。
随着最高法院判定对等关税违法,世界至少不必完全受制于一个人的阴晴不定,也让丛林法则暂时退回制度边界。同时,美国进口商与大型企业或可透过司法途径寻求退款。
然而,受影响的各国中小企业,未必有能力负担高昂的跨国诉讼费用,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除非各国政府愿意出资,协助中小企业提出联合诉讼,否则这场制度纠偏,仍难以完全弥补全球市场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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