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昌.限制本地猪肉生产却扩大进口，政策逻辑何在

然而，自2021年非洲猪瘟爆发以来，我国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自给率明显受挫。为填补供应缺口，政府持续增加新鲜、冷藏及冷冻猪肉进口，2023年进口额已高达约9亿4382万令吉。由此可见，进口猪肉并非最近才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以来用于弥补国内供需落差的政策工具，其主要目的是在本地供应不足时稳定市场与价格。

然而，此次扩大进口的背景与以往不同。若进口增加是建立在国内生产结构被重组、养殖规模被压缩的前提之上，而非单纯应对短期供给冲击，其政策含义便具有更长远的影响。这不仅关乎阶段性的市场平衡，更可能对我国猪肉产业的自给能力与长期可持续性构成挑战。一旦本地生产基础逐步萎缩，未来即便有意恢复产能，也将面临更高的时间与成本代价。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影响并不局限于“自给率”这一单一指标。猪肉产业所创造的，并不仅是一组产值数据，而是一个覆盖广泛、彼此依存的产业网络——从饲料生产、兽药供应、种猪培育，到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及批发零售，环环相扣、层层延伸，支撑着大量就业机会与中小企业的运作。一旦产业规模持续收缩，冲击将不只落在猪农身上，更会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扩散，压缩相关行业的营收与投资意愿，影响就业市场，甚至削弱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力与产业结构的完整性。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政策取向与国家粮食安全政策蓝图所强调的提升自给能力目标之间，已显现出明显张力。该蓝图明确提出，我国整体粮食生产自给率应提升至90%以上，以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并增强供应链韧性。然而，近期围绕猪农执照与养殖规模调整的课题，却可能对我国未来猪肉自给率带来深远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猪肉自给率（SSR）已由2022年的84.6%大幅下滑至2023年的69.6%，一年内骤降近15个百分点；2024年进一步降至67.8%，显示猪肉自给率正呈持续下行趋势。问题在于，在自给率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若国内养殖规模因执照未获更新及结构性调整而继续收缩，而政策重心却转向通过扩大进口来平抑价格、填补市场缺口，这种以进口补供应的路径，势必削弱本地产业复苏的动力，也将显著提高实现90%自给率目标的难度。换言之，若政策执行层面未能同步强化本地生产能力，而是过度依赖外部供应以缓解短期压力，粮食安全蓝图所勾勒的战略方向，恐将停留在目标层面，难以在现实中真正落地。

综观上述，当前在雪州停止发放和更新猪农执照，导致养殖规模收缩的做法，若未与国家粮食安全整体战略形成清晰衔接，确实与政策蓝图所强调的提升自给率出现落差。这不仅是个别行政决定的问题，而是关乎我国是否仍将猪肉产业视为粮食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若政策执行过程中释放出边缘化或弱化该产业的讯号，市场与业者势必对长期发展前景产生疑虑。

更关键的是，政府必须明确界定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是在兼顾卫生监管与环境规范的前提下，推动产业现代化与自给能力恢复，抑或在现实压力下逐步转向依赖进口来满足需求。任何政策选择都应建立在数据、经济理性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而非受短期政治考量或舆论压力所左右。猪肉产业牵动的是一个价值数十亿令吉、涵盖上下游的大型产业链，影响的不只是个别猪农，而是就业、投资、区域经济与供应链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