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必须谨记：唯有当监管被重视于风险前、当诚信较重于利润，我们才能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达成国家、企业与社区三方共赢，让稀土产业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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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霹雳州红泥山爆发的辐射污染事件是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一道深长的伤疤。那段充斥着病痛、抗争与社会撕裂的岁月，不仅让当地居民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也让政府意识到缺乏监管的重工业扩张无异于饮鸩止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会沉溺于恐惧，但同时也应该检视如何从废墟中重建制度。
今时今日，马来西亚在稀土开采与管理的法律框架、监管机构以及国际协作上已然建立了与往昔截然不同的严密体系。
红泥山事故的根源在于当时法律的真空与政府缺乏执法的手段及力度。
为了堵住体制漏洞，政府在90年代中开启了一系列法治化的进程，于1994年颁布矿物发展法令成为了现代矿业的基石。该法令赋予了联邦政府对矿产勘探和开发的统一监管权，终结了过去各州自行其是的乱局。
针对放射性物质，政府在1984年原子能执照法令的基础上，于2011年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原子能许可（放射性残留物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放射性废料的分类、包装、标签、运输及最终处置标准。
此法令最关键的进步在于强制业者在运营前必须提交“废料管理计划”和“除役计划”，并缴纳保证金。这从源头上杜绝了红泥山时期“先污染、后处理”或“弃厂而逃”的法律漏洞。此外，根据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稀土开采必须执行强制性的“环境影响评估”，任何不符合环保指标的项目在起步阶段即会被否决。
在机构立法与执法设立方面，马来西亚已形成了一个跨部门、跨层级的“闭环式”监管网络。
根据马来西亚宪法，土地与矿产资源属于州政府权限，而辐射安全与环境则是联邦政府权限，因此需要一个最高协调机构。
国家矿业理事会因此扮演了这个协调角色。它由副首相主持，成员包括各州首长，负责协调联邦与州政府在矿产收益及土地使用权的政策，确保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能落实到州政府管辖的每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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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层面，隶属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的矿物及地质科学局扮演了技术“守门人”的角色。该部门负责审核并批准采矿作业计划，涵盖了矿场设计、排水工程、尾矿坝的稳定性以及矿场的职业安全措施。没有矿物及地质科学局的允许，即使获得土地租赁，矿场也无法动工。
隶属科学工艺及创新部的原子能局则负责核心的辐射监管。它不仅依据1984年原子能执照法令发放生产执照，更负责监督放射性影响评估。针对稀土矿中伴生的钍与铀，该局设立了极为严苛的检测指标。
最后，环境局负责监管环境管理计划。该计划要求业者在运营期间必须对周边的地下水、空气质量和土壤进行长期的实时监测。配合城乡规划局负责的社会影响评估，形成了一套从技术、辐射、环境到社会民生的全方位监控网。
我国的这套系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源自国际合作。其中最核心的合作伙伴是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马来西亚的辐射防护标准，例如公众每年额外接受的辐射剂量上限不可超过1毫西弗，完全采用了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的科学建议。
在2011年和2014年，马来西亚曾两次正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派遣由芬兰、加拿大、德国、中国等国专家组成的审查团对我国的稀土监管框架进行实地审计。
该机构的建议直接促成了我国对废料长期储存设施设计标准的提升。在矿场复原方面，矿物管理局参考了澳洲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局的矿业指南，并引入了“矿场复原基金”制度。
此外，我国也通过东亚东南亚地球科学协调委员会与中国、日本等国进行技术交流，学习如何应用先进技术减少地表破坏和废料产生。
而随着科技迅速发展，现代矿场必须设立各种实时监测站，24小时定点定时记录不一样的科学和环境测量参数。
2011年的国际原子能报告中更特别强调监管机构必须要拥有独立性，不受政治与商业因素左右。
红泥山辐射事故像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我们发展的代价。但今日的马来西亚拥有更多受教育的公民群体、更成熟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更透明的信息流通渠道。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舆论监视早已形成了一道隐形的防火墙。
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因为过去的阴影而“斩脚趾避沙虫”，放弃稀土这一国家战略能源转型的重大机遇。
政府必须谨记：唯有当监管被重视于风险前、当诚信较重于利润，我们才能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达成国家、企业与社区三方共赢，让稀土产业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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