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昌.国债真的已破65%上限吗？数据、制度与财政现实的检视

不过，若以目前已公布的数据作保守估算，情况依然值得警惕。假设现有联邦债务规模约为3128亿美元，并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25年马来西亚GDP约4705.7亿美元的预测值计算，国债占GDP的比重将达到约66.5%，已明显高于65%的法定上限。换言之，即便考虑统计口径与时间差异，部分测算结果仍显示，联邦债务已处于，甚至可能短暂越过法定红线的边缘。这也正是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并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与风险沟通的关键原因。

一旦联邦政府债务正式或持续性地突破国内生产总值65%的法定上限，其影响并不只停留在“数字越线”的象征层面，而是会对政府财政运作与政策空间产生实质约束。最直接的后果，是政府在法律与制度层面上，将失去继续通过常规举债方式筹措资金的空间。除非国会修法提高债务上限，或以特殊条款暂时豁免，否则政府在面对经济放缓、突发危机或大型公共投资需求时，财政回旋空间将明显收窄。这意味着，原本可通过发债平滑经济周期或支持增长的工具，可能因法定限制而难以灵活运用。

更为关键的是，债务突破法定上限往往会引发市场与评级机构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疑虑。即使大马政府债务结构仍以本币计价、且联邦外债规模相对有限——根据现有资料，离岸借款总额仅约228亿令吉，明显低于1963年外债法令所规定的350亿令吉上限。然而，持续高于法定门槛的债务水平，仍可能被视为财政纪律弱化的信号，进而影响投资者信心。一旦市场开始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政府未来发债的利息成本将随之上升，形成“利息支出增加—财政空间被挤压—再度举债”的恶性循环，长期不利于财政稳健。

从制度层面来看，政府近年来确实已着手强化财政纪律。随着2023年公共财政与财政责任法令的正式实施，政府已明确设下中期财政目标，即在2028年前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压低至3%。这一法令的出台，无疑为财政整顿提供了制度框架，也释放政府致力于恢复财政可持续性的政策讯号。然而，若从实际执行层面检视，目前削减借贷的速度与力度，仍显得不够积极。

尽管政府已将年度新借贷规模从过去约1000亿令吉降至约700亿令吉，但这一调整幅度，放在历史与经济周期的背景下，仍难称显著。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年度新借贷规模长期维持在约1000亿令吉以上的“高位区间”，主要集中在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当时，政府为应对经济急剧衰退、大规模失业风险及公共卫生危机，不得不推出多轮刺激配套与救助计划，财政赤字与借贷规模同步飙升，具有明显的非常态性质。

相比之下，当前我国虽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放缓与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等挑战，但无论在冲击强度、覆盖范围或紧急程度上，均难与疫情时期相提并论。在此背景下，若新借贷规模仍长期维持在每年700亿令吉的水平，难免引发外界对财政整顿决心的质疑。事实上，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我国年度新借贷规模约为519亿令吉，这一水平更能反映在相对正常经济环境下的财政常态。

综上所述，若以现有数据作出判断，马来西亚国债占GDP的比率在2025年确实存在较高概率触及，甚至突破65%的法定上限。尽管政府已表明将积极遏制国债与新借贷的增长势头，但从执行力度与节奏来看，其政策决心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若政府真心致力于在2028年前将财政赤字率压低至GDP的3%，仅依赖循序渐进式的借贷削减，恐怕难以奏效。

更具说服力、也更符合财政可持续性的做法，是加快将年度新借贷规模逐步拉回至疫情前的常态区间，并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缩小对举债融资的依赖。否则，在高债务基数与利息支出持续攀升的双重压力下，即便赤字率在账面上有所改善，债务总量与偿债负担仍可能持续扩大，不仅侵蚀财政政策的灵活性，也将延缓真正意义上的债务修复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