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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6:03am 14/12/2025

东盟

中国企业

李荣昌

昌论

Newswirer时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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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李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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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昌.中企抢滩大马市场的应对与突破

事实上,本地企业与中企之间并非只能互相竞争。若政府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并建立产业合作平台,中企的规模、技术、供应链优势完全能够与本地企业的市场洞察、在地服务、文化理解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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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加速进入马来西亚市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劲价格竞争力量。与过去以中央或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投资模式不同,现阶段登场的主要是灵活度高、扩张速度快的中国民营企业。

据报道,大型中资国企正逐渐从大马市场退居次要位置,仅在2024年占中国对马来西亚直接投资的约10%。根据中总的最新报告,本地企业普遍感受到强烈冲击:超过80%业者认为价格战压力显著加剧,60%企业更表示自身市场份额正被迅速侵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竞争态势并非单纯“便宜取胜”的市场行为,而是产业结构转变、企业经营策略、商业文化差异与政府管制方式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深层变化。对许多马来西亚企业而言,这不仅是营运压力的升级,更是一次迫在眉睫的产业重组考验,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必须面对的新竞争时代。

中国企业来自高度竞争、强效率驱动的市场,其成本结构、供应链速度与数字化程度往往远高于本地企业。马来西亚企业向来更习惯“利润优先”、稳定经营、偏向本地市场的商业节奏,而中国企业则是“市场优先、利润在后”的生存逻辑。两个体系碰撞产生的震荡,是目前价格战最直接的背景。本地企业普遍采用提升售后服务、强化品牌、压缩成本等方式试图抵御冲击,但这些对策多为短期缓冲,很难真正改变竞争格局。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对方卖得太便宜”,而是本地企业体系与市场运作模式已难以适应全球化竞争的新节奏。

若要真正突围,马来西亚企业必须进行一场商业心态与运营模式的深度转型。第一步,是摆脱过度依赖利润率的旧思维,重新回到“市场优先”的价值逻辑。高度竞争时代,企业若不敢投资规模、不敢布局产品线、不敢牺牲初期利润,便永远只能在价格战中被动追赶。与此同时,企业也需要从单纯的成本压缩,转向提升效率与数字化能力,包括自动化、流程改善、电子商务布局以及更成熟的数据管理策略。技术与效率才是能够抗衡低价竞争的根本能力,而不是一次性的促销或品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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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来西亚企业在产品与技术差异化方面仍有巨大提升空间。许多企业长期以来依赖营销式的“品牌塑造”,却缺乏真正拉开距离的产品研发能力。这让企业在面对高效率、多品类、供应链强大的竞争者时显得底气不足。反之,如果企业能在细分市场、原创设计、本地化服务或行业专用产品上找到独特定位,将能建立更稳固的市场护城河。此外,本地企业也应强化国际竞争意识,因为未来的竞争并非只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全球。越早建立国际视野,越能够在变动的市场中找到新的成长点。

尽管如此,本地企业并非完全没有优势。对马来西亚制度、语言、文化、消费者行为的深刻理解,是外来企业难以短期赶上的。本地企业熟悉本地监管体系、政府流程、人脉网络以及区域差异,这些都是外资在早期进入市场时所需付出的学习成本。如果本地企业能同时提升效率与利用自身市场洞察,将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重新夺回优势。

然而,企业层面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当竞争从“激烈”变成“失衡”,当超过七成业者呼吁政府加强执法与规范外资时,问题显然已不只是企业之间的博弈,而是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同步改革。马来西亚身为开放型经济,本不应对健康竞争设限,更不应以保护主义阻挡优质外资进来,但开放市场不意味着可以放任市场。政府必须确保竞争不演变成恶性竞争,确保不论本地企业或外资企业,都在相同规则下运作。

企业最关注的问题往往不是“中企太强”,而是“非法经营太容易”。无证经营、逃税、走私、以本地人名义登记但实际由外籍团队全盘操作等模式,使部分企业获得不公平成本优势,这种现象若不解决,将扭曲整个产业结构。打击非法经营不是为了保护本地企业,而是为了保护合法企业。执法若无法提高效率,劣币便会驱逐良币,政府税收流失,产业生态也随之恶化。

除了执法,合理的本地化机制能让外资真正带动本地产业链,而不是形成“外资赚大钱、本地只当分销商”的结构。例如要求外资在供应链中纳入一定比例的本地企业、推动技术移转、培训本地人才、或对愿意合作培养生态的外资给予更快的审批等,都能让开放与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反倾销与竞争法制的完善同样关键。当出现明显的掠夺性低价或非市场化倾销行为时,政府应主动启动调查机制,确保市场健康,不让短期亏损换取长期垄断的策略破坏本地产业格局。

事实上,本地企业与中企之间并非只能互相竞争。若政府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并建立产业合作平台,中企的规模、技术、供应链优势完全能够与本地企业的市场洞察、在地服务、文化理解形成互补。特别是在市场高度增长的背景下,两者若能以马来西亚为中心共同打造区域供应链,将能创造远比单打独斗更大的经济机会。对本地中小微企业而言,最大的缺口并非单一因素,而是资金、技术与人才交织的综合不足。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投资数字化或技术升级的能力,也缺乏聘请专业人才的资源,更缺乏进入大型供应链所需的规模与规范化能力。商会可以在这方面扮演“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如建立共享技术中心、协助企业取得融资、引入专业顾问、或推动企业之间共用仓储与物流,以降低单一企业的运营成本。

最重要的是,要化解本地企业对中企的负面情绪,就必须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许多怨气其实并非来自中国企业本身,而是因为非法经营与监管漏洞让企业误以为“中企都这样”。若政府加速执法、建立透明监管、强化沟通平台,并让合作机制更制度化,企业之间的对立自然会下降。从长远来看,只有将竞争转化为合作,让优势互补成为常态,而非情绪驱动的对抗,马来西亚才能在中企大举进入市场的浪潮中找到新的定位,而非被动承受冲击。

综上所述,中企抢滩大马市场并不必然导致本地企业的式微。只要政府、商团与企业三方各自完成转型:政府确保公平竞争、商团提供桥梁支持、本地企业完成市场与效率的全面升级,中国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冲突,更能携手把马来西亚推向区域供应链的新高度。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马来西亚能否把挑战转为机遇,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从制度、心态与合作框架上做出改变。只有如此,本地产业才能在这波结构性转变中稳住根基,并迎向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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