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昌.采购经理指数连续走弱：短期波动还是长期结构性警讯

与此同时，内部环境的压力也不容忽视。近期的政策调整，例如电子发票的推行、销售与服务税的扩大、电费结构调整以及燃油补贴改革，虽然是为了改善政府财政状况与强化政府长期财政纪律，但短期内却无可避免地提高了企业的行政负担和营运成本，甚至增加了未来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从而削弱企业的扩产与投资意愿。国内需求增长放缓、经营成本持续上升，使制造业者普遍对未来订单采取更保守的态度。对中小企业而言，情况尤为严峻，因为它们不仅面临成本压力，还长年受制于繁琐的税务退款机制、政策“一刀切”、部门之间执行不协调以及营商环境不够友善等结构性问题，比外部冲击更具持续性，也更直接威胁其生存空间。

至于大马PMI的疲弱究竟属于短期波动还是长期问题，从数据走势来看，更接近于结构性且长期性的挑战。过去十年（2015-2025年），马来西亚制造业PMI的平均值仅为48.61，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即使在疫情后经济迎来修复阶段，虽然在2021年4月一度反弹至53.9的高点，但整体趋势依然偏弱；而在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4月更曾跌至31.3的极低水平，反映国内制造业增长动能长期不足，而非偶发性下滑。

若与区域竞争者相比，马来西亚的弱势更为明显。泰国在2016-2024年的平均PMI达到49.99，不仅高于马来西亚，近期更在2025年10月攀升至56.6，展现显著的扩张动力。值得强调的是，根据2021年的数据，泰国对美国（16.58%）和中国（11.98%）的贸易依赖度甚至高于马来西亚（对美10.8%，对中13.58%）。理论上泰国应更容易受到美中贸易紧张与对等关税的冲击，但其制造业却仍然保持稳健扩张。这一对比说明，拖累马来西亚制造业的并不仅是外部冲击，而是自身产业结构、供应链韧性以及高附加值领域竞争力方面的长期性弱点。

因此，大马PMI的持续低迷本质上反映了制造业竞争力逐步削弱的结构性问题。除了近期的外部不确定性（如贸易战、全球需求放缓）与国内压力（如成本攀升、政策变动加快）之外，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制造业自身的升级速度放慢，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在产业链中持续向高端移动。

综上所述，大马PMI的持续疲弱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结构性警讯。外部需求不振固然带来压力，但真正抑制企业动能的是国内政策连贯性不足、行政成本上升与营商环境偏弱等长期问题。尤其是频密推出、缺乏配套的一刀切政策，不仅增加经营不确定性，也令中小企业承受不成比例的冲击。

因此，政府若要真正提振制造业，关键在于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政策的可预期性、避免过度干预、减少行政负担、强化跨部门协调，并制定更精准且分层的政策。这比任何短期刺激措施都更重要。唯有如此，制造业才有机会在全球经济回暖之际实现更稳健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