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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蔻

● 漏蔻之谜 豆蔻是东印度群岛有名的香料。根据卫理公会柯腊夫(Benjamin Clough)牧师在科伦坡刊印的《僧伽罗语英咭唎语词典》(A Sinhalese-English Dictionary, Colombo: Wesleyan Mission Press, 1892)第797页,豆蔻的其中一种名称是depala。其中de就是deva(天神),pala就是phala(果)。豆蔻是天神之果,武吉士语和马来语也称豆蔻为pala。佛教说因果,果就是phala,既有善果,也有恶果,而马来文借用后写成pahala,专用于善的果报。这种带不带h音的不一致,困扰了一些人。其实这也没什么的,马来语中俯拾即是。比如kahwin(结婚),过去多说kawin,不是有句俗话叫“一日结婚一日老”(sehari kawin, sehari tua)么?再比如baharu(新)一词,从前作bahru或bharu,武吉士和米能加保语都作baru。话题扯远了,总之,有豆蔻吃也是一种善报。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引用《南方异物志》,记豆蔻名称另有“漏蔻”这一写法,他解释:“盖南人字无正音也。”似乎是说“漏”是“豆”在南方方言里头的走音。 我们知道闽南语和粤语都把“漏”字念作lau。不少人爱吃槟城的豆蔻切丝,此间闽南语称这种芳香蜜饯为“lauhau丝”。其中hau是khau(蔻)的走音。例如闽南语说外头为“外口”,其音为gwakhau,偏偏有些人要走音为wahau的。至于lau是tau的走音,我却不以为然。从未听过把豆芽、豆酱、豆干、豆腐的“豆”念走音而成lau的。马来人也学闽南人说tauge、taucu、taukua、tauhu,都没有问题。看起来,这个奇怪的“漏”不似华语。 僧伽罗语亦称豆蔻为lawa,有切割的意思(柯腊夫《词典》第546页)。旁遮普语说切割,其音正是lau。漏蔻之“漏”是印度语言的译音,倘若按华文的“漏”字来望文生解,会闹笑话哩。 ● 波罗何其多 马来语所谓nangka、cempedak、sukun三类水果,同为桑科(Moraceae)桂木属(Artocarpus)植物。武吉士语不说nangka,而称之panasa,这就是《正法念处经》提到的波那娑树,武吉士人显然沿袭了印度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用法。 13世纪初,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苏吉丹“有树名波罗蜜,其实如东瓜(即冬瓜),皮如栗壳,肉如柑瓣,味极甘美”,卷下记波罗蜜“大如东瓜,外肤礧砢如佛髻,生青熟黄,削其肤食之,味极甘。……出苏吉丹,广州南海庙亦有之”。苏吉丹是阇婆(爪哇)的“支国”,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南。说到nangka这种果树,我们知道淡米尔语称之palavu或palā,华人起初应是音译为“波罗”的,也许因为果实外皮状如佛髻,因而联想到佛教说越达彼岸叫“波罗蜜”,就加了个“蜜”字,“蜜”有时也作“密”。但佛说的“波罗蜜”,淡米尔人称之pāramitai,两个名字完全不同呢。人们有时也把作为果名的波罗蜜写成菠萝蜜。 波罗传到广州南海庙,故南海庙亦称波罗庙。等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把南美洲的凤梨传入粤区,因为凤梨外皮貌似波罗,人们一度称凤梨为番波罗蜜,后来广东话索性把“波罗”之名转送给了在地上结果的凤梨,而将树上结果的波罗蜜改称“大树波罗”了。 19世纪下南洋的闽南人直接接触了爪哇语和马来语用来称大树波罗的nangka,也同时接触了武吉士语用来称面包果的bangka(马来语叫sukun),两种水果大小虽别,到底沾亲带故。南侨先辈因此称大树波罗为“芒噶”,至今保留在南洋的闽南语中。丹麦宣教士汤生(Claudius Henry Thomsen)在19世纪初的Newswire刊印了《英咭唎、武吉士、马来语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Bugis and Malay Language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33),该书的马来文部分出自文师押都拉(Munshi Abdullah)之手,负责武吉士文部分的,则是某位佚名的武吉士人。从这份教会的旧纪录获知,面包果的武吉士语名字在19世纪初的发音是bangka。 日本借用林檎称呼苹果 体重小于nangka的cempedak,华语叫它小波罗。马来语用“种的小波罗,长出大树波罗”(Tanam cempedak, tumbuh nangka)来比喻所得过于所望。没有比大树波罗更重的水果了,所以遇见臃肿超重的人摔倒,马来语委婉地说“大树波罗果熟掉落”(nangka masak gugur)了。广西人也有称番荔枝作“假波罗”的,因为番荔枝的外皮令他们联想到波罗。 ● 咖耶的迷思 番荔枝和红毛榴梿都原产于拉丁美洲,前者偏甜,后者带点酸,是西班牙海员把它们带到南洋来的。起初葡萄牙人按西属中美洲的一种方言称番荔枝为“亚大”(ata),并将之传入了榜噶哩语和淡米尔语。 马来半岛原有一种酥酱类美食叫“斯里咖耶”(serikaya),也用来制成粿品。马来语seri一词是来自北印度的语言(印度斯坦语 srī,印地语和榜噶哩语 shrī),古语中原有光颜美好的意思,引申为吉祥、幸福,常常加在尊贵的人名(当然还有神名及圣地之名)的前面;而kaya一词则来自南印度的语言(淡米尔语),意思是大。马来旧王朝的“咖耶人”(orang kaya)就是大人的意思,大人就是达官显要,他们拥有财富,所以又演变成富人的意思。大约这种美食为贵族所钟爱吧。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炮制出了葡式蛋酥sericaia/siricaia。 把亚大果肉比作蛋酥,是葡萄牙人带的头,还是马来人,这个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语先将亚大果称为serikaya果,而这种命名完全符合马来群岛秉承的印度文化传统,印度人就曾把椰子、油甘子、木橘、象橘等称为shrīphala。英语的泡奶面包叫sop,所以英语称番荔枝为“甜泡奶面包”(sweetsop),称红毛榴梿为“酸泡奶面包”(soursop),也称番荔枝为“蛋酥苹果”(custard apple)或“糖苹果”(sugar apple)。 南洋人晓得英语把番荔枝比作一种“苹果”(apple),所以潮州人便称番荔枝为林檎。本来,林檎是指原产于中国的沙果,与原产于哈萨克的苹果貌似而实异,唐朝人每每用林檎来类比佛经所说的频婆果。佛的化身有三十二相,佛髻是其一,嘴唇如频婆果的红色亦是其一。“频婆”(bimba)果在印度原是指葫芦科的红瓜,但唐朝人误用于哈萨克苹果。明清以来,“频婆果”简省为“苹(苹)果”,“苹”音就是印度斯坦语的bimb。日本人也从中国借了“林檎”二字来称苹果。 马来语serikaya简称为sekaya,传到台湾,一变而成了“释迦”,清末侵据台湾的日本人也称番荔枝为“释迦头”。后来台湾有些人忌讳吃番荔枝,而有些人为着吃番荔枝,又变着法儿给番荔枝起了“番梨”等别名。按理说,番荔枝外相极似荔枝,南方人对荔枝再熟悉不过,16世纪在台湾的中国人何至于反倒先联想到佛髻?况且古人比较厚道,用谐音字也有分寸,不会滥用的。我宁愿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番舶靠岸停泊,台湾人看见新到的南土风物中有一款陌生的水果,问其名,船员说是sekaya,再问其义,船员回答不上来。要知道,16世纪的甜点sekaya不是一个苦力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船员转头问另一个来自南印度的伙伴,那是一个德禄固人,他不知道人家问的是番荔枝,只听到问他sekaya是何含义,而sikaya(德禄固语指一种金合欢)的皂荚果实是可当肥皂,用来洗发的,他便指着自己的头发。印度自古所谓shikhā就是男女的发髻。那个台湾人苦苦揣摩sekaya和头发之间的关系,勉强“悟”出是“释迦”佛髻!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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