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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钧泽/甬道

在马路扩展之际，总是有一段工程给的阵痛。说是阵痛，其实是多车道被橘色的交通锥压迫到一条车道，于是仿佛经脉打结的不顺畅感，精力缓慢泄露，时间的宽度被挤压成长条状，失去了它别的维度，变成线性，又在马路的补丁上颠簸成正弦曲线。偶尔有一些摩托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样的阵痛，于是从交通锥之间的缝溜出去，行驶在被隔离出去的地带，一直到一台铲斗半悬的泥机横在前方，堵住了他的去路。有时候觉得摩托骑士的时间比我们的更贵，特别是粉色绿色橘色的外卖员，总是能够无视交通灯的规则，去满足平台和客户对他们时间的量化。我对他们也有这样的期待吗？等我例常堵车回到家里，接着艰难地决定晚餐、点餐、付款。一旦软件上跳出外卖员的标志，我原本不太显现的饥饿，便依赖于地图上途径的长短做成的引线，随时要把我炸出庇护所。我佯装道德地告诉自己，这种倒数机制不够人道，毕竟我都无法预测自己从房间走到门外需要多久，又怎么能崇拜电脑的计数呢。直到某天我订购了某家披萨，发现该披萨的外送由自家的外送员配送，不会显示在平台上。我才发现，苦苦地等是这么难受。半个小时以后，我拨电到餐馆，没有人接听；通过平台的号码，发现是空号。我想像自己是一个爱人不回家的怨妇，把汤都熬冷了。两个小时以后，我才承认披萨应该死在路上了，于是从厨房柜子里掏出快熟面，一边吃，一边收集证据，用蹩脚的国语凑成一段文字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那一天我没有吃到披萨，也没有人理我，幸好几天以后消费者协会去与餐厅对峙的时候拨电给我，我才取回属于我的钱财。至此，我觉得送餐前会拨电的外卖员非常尽责，甚至到了适合竞选的程度。以往我觉得横穿马路罪大恶极，是路口的毒瘤。后来发现不该有路的地方被碾出一个轮子的路，而每天驻扎在100米内的交通警察特意撇头不去看，明白了这是一种不能避免的路的分支。看似他们是横穿，他们不过是比经脉更细的神经，在画一幅我们见不到的精密地图。至于他们所带来的危险，相较起来也就不值一提。任凭我在早晚高峰里疯狂抱怨，也无法改变“通勤时间不算作工作时间”的事实。但他们不同，他们正在工作，正在被客户的上帝视角审计。所以那些警察不拦他们，也视作摩托独有的紧急车道罢。在“紧急通道”被勒令转化成“智能通道”以前，走在紧急通道的车还比较少，我会觉得他们或许真的有急事，就好像当年我在早高峰之中闹肚子，全身用力憋得冒冷汗、一边鲁莽驾驶，几近忍不住的时候到了打工的广场，泊进去就冲向厕所了。等到我十个小时下班以后才想起来这桩事，发现我的车占了两个车位，雨刷器下夹着一张便利贴，只有几个字，“please park properly & be patient”。我当时为那些走紧急通道的人安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有的痔疮破了；有的被蜜蜂叮蜇；有的想起家里煤气没有关；有的只是家里冷气没有关。想像他们的焦急来缓解我车的剧烈顿挫，也借机转移因后车紧贴所带来的顾虑，特别是四面八方的车子见缝“加塞”，于是在马路上斟酌巧妙的平衡：秤砣的一边是跟得太紧容易发生擦撞也难以变道；另一边是离得太远就会无限落后。后来我也没法为他们想理由了。起因是部分紧急通道被定义成智能通道，变得愈来愈堵。在智能通道结束的时候，更多的车子汇入主要道路，也有车子无视招牌，持续在紧急通道上步操般地制式前进。我或多或少地在家乡的城市化进程中失去耐心，开始觉得他们都是卑鄙的机会主义者，甚至能预测他们的说辞：“我以为这里还是智能通道”，“我看前面的车都这么做”，“Bang，我下次不会了”。诸如此类，把所有错误归因于外界，只字不提自己的投机。随着新山-新加坡捷运系统的修建，市中心的路才是真正的锁死闭环。星期六我特地去坡地的老字号U.T五金店取预定的工具，因为分神了，走进RTS的施工路段。同行的或许还有从新加坡涌出的旅客，在这条路上被迫欣赏捷运站的工程进度。捷运站本体确实很宏伟，上层的桁架形成一个弧度包裹着下层圆柱形的桁架主体，就好像一张被子。整体挑高的捷运站，被混凝土柱子支撑起来，也有钢结构作为斜撑，连续写出显眼的X。十几台塔式起重机围绕着未完成的捷运站，用他们的缆绳放最重的风筝，不断旋转，近乎打结。所有我见过的、没见过的机械同时投入到这个工程里。挑高结构的横平竖直，就像是放大版的脚手架。脚手架也依附在主体上，工程的绿网也挂在脚手架上。在阴影里的一个又一个箱头比人还高。而这一切，都被我的挡风玻璃联合A柱框起来。过了这一段路，马上就顺畅起来了，也许刚刚的堵车，不过是大家放慢脚步来观赏这样的“未来”吧。和RTS镜面的、人最绝望的、最被动失去斗志的方式，便是看不到未来。当我只有一条路径能够上班，我便失去了策略，任凭马路更接近混沌。然后寄望于交通阵痛之后，一切都有所改变。只是巴西古当高速公路已经施工过久，一年、两年，左边车道和右边车道轮番开放、封锁，下过雨之后又反复积水。大型机械泊在任意车道，和交通锥外的我们相对——它的静态看起来很稳重，很庞大；我们的动态很不安，很渺小。泥机是单人座的，但是被许多工人拥护。汽车是四人座的，但是几乎每一辆车，都只有孤独的驾驶员。我沿着巴西古当往西走，也有很多车从西往东走。我们像是自己捉弄自己的命运，为马路添一些平白无故的负担。在投简历的时候，平台只让我过滤地点至笼统的“城市”，甚至不能选择“巫金”。我发现了，我应该在住宅区外走一圈，屈身一个临近的工作，把远方的工作让给远方的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些路口在100米以内纠缠：左边的车从桥下上来，要往右边去；右边的车从桥上来，要往左边去，中间的车子等待绿灯，每一波只能通行五辆车——也就是五个人。三伙人好似“三碰尖”而互为榫卯，方向灯乱成迪斯科，可是他们谁都没想到，他们的结构比联盟的合约或誓言都稳定。又或者是奥斯汀花园那昭著的交通圈，四个方位的堵塞，让我想起电脑上的“青蛙祖玛”。青蛙站在交通圈里，车辆围着它，它往哪里吐珠，别的方位的车辆就涌上，于是它加速旋转，像是一颗陀螺，无法停息地工作。我想起母亲当初住在店屋楼上，只需步行到相隔几间的公司上班，因此得以早回。若是每天如此节省了通勤的时间和距离，那我也会更有精神吧。我在车龙里怀揣着这样的想法，等回到家的时候却很快睡着了。梦里的绿网、脚手架、混凝土结构、马路组成一个个网格。在我醒来之后，网格变成我房间里老式天花板外显的木龙骨，也幻化成窗户的铁花。相关文章：谭钧泽/洞谭钧泽/河马谭钧泽/耳机

3月前

远方、车子、麦当劳/谭钧泽（新山）

巴西古当的工业区靠近港口，沿路上会经过很多炼油厂、化工厂、机械厂和集装箱厂。当看见E字的绿色集装箱就在大路边堆叠整齐，恍惚间便觉得是恢宏的绿洲建筑。而我常去维修的食用油工厂倒是各式管道在高架上纵横，大型储油罐底下一排的阀门，还有比人高的加工机械。隔壁厂的火炬高塔（flare）偶尔发出警报，然后点火，气温陡然升高，轰隆的声音和让人不适的耳压，好比持续不断的响雷。从远处看，当然像是在90年代电影里看到的蒸汽庞克场景；在近处看，来往的40呎货车、油槽车、集装箱车会把沙尘呼到你脸上。厂里工作的人成群扎在树荫下，听不到别的事情。焊工把那焊条一点，白钢就永远接在那里了。公路的左道总有低装载卡车、吊车、12轮的载砂自卸车，不知是它们过载，还是路的施工质量不过关，坑洞太多。特别是靠近港口的小麦油坊，路坑里填满了谷子，鸽子自然而然地占领马路。从巴西古当回工厂的路上，美国产的四驱车亮起了油量告急的警示灯。脑袋充斥工作内容，因而想不起上一次添油的时间。是前天，还是昨天？自从柴油没了津贴，每次添80令吉，总是不到两天就会耗尽。路远兮。国营广播台说，政府会控制伺机涨价的商家。华人司机莞尔，柴油，以前他们唤作“油屎”，什么时候油屎比油贵了。我在找红蓝色牌子的路上，经过了贝壳牌。警示灯忽然又灭了，指针从最左边跳到了半缸。车龄越大，总是修不好的老毛病就一一浮现。公司的这辆科罗拉多皮卡，被车厂标上冷门的标记。于是几乎把福林园的师傅都找了一遍，最后说，得把油箱卸了——哇大工程呢；嗯大工程，多少天，两个星期，那还是不修了。伸出车窗的手像只鹅脖子除了油针，最恼人的还是后车厢费了700令吉去修，越过减速带时偶尔依旧会向上敞开。于是望后镜被褐色的直条纹覆盖，后方有没有车，只能靠侧镜去琢磨。车厢里的五金会不会四散，则依靠各路神仙的保佑。上个星期把车停下来以后，发现车厢里的物品全都铺了一层淡绿色的毛毯。最后才知道，保险栓没拔的灭火器，也会溅射粉尘。作为监工，大半的时间是连在车座上的，因此痛苦的还有驾驶座那开不了的窗。那天我尾随工厂的油罐，从避兰东到古来，一小时的路程开了两次车门来过收费站。我只能把手折成不自然的形态，像一只鹅的脖子。两次开车门似乎不算难堪。过一次麦当劳的得来速就需要开3次门了。在远方的日子，打开导航地图只见一片荒芜，只有快餐零星点点，救赎。假设快餐在抵制下消失了，谁来告诉远方孤独的孩子，附近有什么东西哪怕能填饱肚子就好。谁又会告知，是否有冷气的地方能够落脚，吃一杯解暑的冰激凌。那时候我在穷乡僻壤找不着吃的，看到店屋就开进去绕。好不容易找到餐厅，却找不到停车格。见到有停车格的餐厅，却因为后车厢打开而没注意到后方停好的摩托。摩托倒地，我赶紧下车。 “不好意思，真没看到。”车主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就走进了那餐厅。我羞愧难当，店门也踏不进去，灰溜溜地就开走了。闪过坑坑洼洼，过了隧道，黄色的M字招牌竖得比火炬还高，比烧焊的弧光还亮。

2年前

谭钧泽/河马

看完松冈茉优主演的《最好的教师》，想起了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个河马造型的文具袋。大约是姐姐先有了一个长颈鹿的文具袋，实在是太可爱了，因此我向父母撒娇要的。当时我转学到学生不足100人的小学，那小学刚从哥打丁宜迁址，我算是第一批的使用者。当时候，校舍都是新的，但篮球场的水泥地还是很快就被篮球砸得坑坑洼洼。篮球场就在食堂旁边，而食堂连接着一片有屋顶的空地——记忆中我们也在那里列队，我倒记不清是为什么了。在那片空地列队完以后坐下，我便会和男同学拿出笔芯盒，把玩养在里面的蜘蛛。那时候学校连礼堂都没有。四层教学楼的底层课室是由折叠门隔开的，因此周会都在这里举行，然后我们把折叠门都推开。五年级的课室便在其楼上，如果望向窗外，刚好可以看到一片沼泽，相传里面有鳄鱼。放学以后只有我们一班同学留校，于是在等待老师的时候，只能你追我赶，不知怎么的，变成总是我跑得最多。会有一个同学从楼上把我的河马丢下楼，等我到底楼的时候，早就在那里等待的同学则拾起河马往楼上跑去。这个游戏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会不断循环。初中时候的巴士很拥挤，高年级的往往有同伴占了位置，低年级的总是要“礼让”的。我白色校裤的腰袢都被扯开了，让人联想到莲花，衣服的袖口也被剪出流苏。在越南旅行的时候满心喜欢买的一个汉麻小背包，可以把背带收起来，变成比巴掌大一些的“饼”的造型。因为实在是太小巧了，会被藏在同学的背包里面，午餐以后回到课室时我的桌子变得空荡荡的。我知道我有很明确地说出“不”，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真的说出来过。毕业以后小学同学依然每年新年都聚会，我提起过这件事情，朋友说：“因为你长着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我哑口无言。将我的裤袢扯坏、剪我袖口的同学，对别人说将我当成了一个感情很好的朋友。可是就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算是朋友了吗？我感觉我并不讨厌具体的某个人。我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母亲与她的高中同学一直有联络，因此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自然也会在一起玩闹。十多年前的新年大人在谈什么高深的新闻，小孩子倒是从玩具箱找出了假蟑螂。我因为害怕，便也围了上去，只有姐姐像是假大人一般坐在沙发上、静静的。甚至同伴把假蟑螂丢在姐姐的头上，姐姐也没有反应。同伴好像在笑，我倒是有点恍惚了。我想起我其实很怕蜘蛛。小学那笔芯盒里的蜘蛛我其实并不会喂养，反倒是将盖子握得很紧，回到家以后就丢在屋子外。好像是有了这个笔芯盒，才能笑同学是“阿瓜”。在我小学转校以前，曾经有个女同桌因为挖鼻屎被我讨厌——或者因为我无来由地讨厌她所以认定她挖鼻屎。我记得我幼稚的欺负人的手段，便是趁她在为自动铅笔装填笔芯的时候不断地推搡、拉扯。我好像故意将她画得很丑，好像故意给她安莫须有的锅。还有初中坐我前面一直被我踢椅子的黄同学；高中在班上很努力开朗却看起来很中二的张同学。为什么这些我做的不好的情节都只是“好像”、“好像”，为什么不如那些我孤独的日子深刻呢。很多年以后我回到小学派补习学院的传单。六点多站在入口处，看着那个椭圆形的水泥椅，我曾经躺在那里等母亲的载送。小学的老师早就换过了几轮，全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说，我是来派补习班的传单，他们说，你进来吧。于是我穿过雨盖走廊，以前同学们在这里跳起来拉单杠。接着进到了新盖好的、货真价实的礼堂，小学生们疑惑地看我。大概是教导主任的男老师对我说，传单放着吧，我们会派发的。我说，我想等张老师。我知道只有张老师还在学校里。那等吧。于是我在四层教学楼那里等，终究是没有等到便被请出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等老师。我总感觉我拿着传单出现在那里，并不怎么令她骄傲。可是那时候同学喊我名字，说：“你的河马又跳楼了！”我虽然没有为此哭过，可是我被欺负了，老师，我被欺负了。我大概是想说这个。相关文章：谭钧泽/洞（上）谭钧泽/洞（下）谭钧泽/耳机

3年前

谭钧泽/洞（下）

刚同居时那抢被子的娱乐呢？某一天小佳从宜家的购物袋里拿出一条被子，从此旧的那条就归了安凯。最近的宜家要到地不佬镇，有车的安凯都没去过，小佳是什么时候去的？

3年前

谭钧泽/洞（上）

后来有一次安凯从养护池捞混凝土块，发现池子里面飘着老鼠的尸体。尽管没太意外，可是他看着自己湿漉漉的小臂，除了一层洋灰附在身上那种粘腻的感觉，还有些刺挠；再认真一看，皮肤上的病毒变成了虫子的模样。安凯跌坐在地上，呼吸变得异常急促，险些犯了癫痫。

3年前

谭钧泽/耳机

“蛤？” “把耳机带起来。”有些时候，父亲会这么说。这个“耳机”，不是那Airpods；或是什么别的号称“真无线蓝牙耳机”、“噪音取消”还防水防汗的无敌耳机；也不是Shopee上看到20令吉一套包邮，却买了不敢充电的耳机。我的耳机，指的是助听器，可比Airpods贵多了，是为了听到现实的声音的。小的时候就爱窝在沙发看动画，或是看书，母亲说，她常常喊我都得不到回应，一手干着家务，看着那小男孩背对自己沉浸着，“钝钝的”。有时候随着外公到工厂接母亲下班，眼睛眯成一道缝，又不是大太阳。可都知道，同事们都有颗八卦的心——是真的好奇吗？我觉得占了一部分，长大后我回忆了一下，大概也有几分是出现了个新奇东西，要是佯装好奇，便能逃离工作一小段时间——这倒也不是不好的。可是同事无论跟我说了什么，皆得不到回应。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把我安在了课桌的第一排，还让母亲带我配了副眼镜。母亲照做了，一些时日以后，还带我去了耳鼻喉专科。医生验是验出来了，我鼻涕深青色，用纸巾拭鼻涕是拭不断的，很黏、充满韧性，于是拭了一次就对折、再“哼”、再对折，然后鼻涕还能绕着那捆纸巾一直绕一直绕，直到鼻涕，嗯，抱歉了，但就缠得像那蜂蜜棒子一样。为此拿了个洗鼻子的喷枪，啊，应该算是喷雾器吧，但是噩梦的时间那侵入式的喷剂更像一把枪，我不敢按下扳机，更不敢让母亲替我按下扳机，每次拉拉扯扯、耗几个小时做心理准备，为了那一秒。结果，鼻窦炎莫名奇妙就过去了，尽管我每次洗鼻子都憋着呼吸，让气压顶在鼻子里头以至于那喷剂无法顺利进入鼻腔，但它还是放过我了。可是，我的迟钝却没有改善。于是我被关到隔音房里，我被戴上罩式耳机，白袍大叔往我手里塞了个握柄，上面有一个按钮，他说：“听到声音，就按一下。”大门阖上，家人在玻璃外，我是实验品。开始之后，传来一声声的嗡声，先是很沉的，后来是很刺耳的，长成工程师的我知道，是声音的频率越来越高。可是实验品不知道，实验品从头到尾在想的是，这是真的声音吗？还是我脑中的声音——我怕我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意淫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这么微弱，是幻听吧，好比曾经没人在家，我却臆想出母亲在楼下喊了我一声那般。出来以后，医生说，听力已经四五十岁了。这句话我听了很多次，也向别人说了很多次。7岁的我不肯，于是背地里想着，这个医生没医德，为了赚钱夸大说辞。18岁进入大学之前的我，终于是信了。这个内耳式助听器，功能不如外耳式，正如价钱也更像入门款的，“只要”几千令吉。弄了耳朵翻模，便成了我的专属，红的是右边，蓝色是左边，在露出来的那面，有一个盖子，抠开便能更换电池，还有一条透明的线，是方便我将助听器卸下的。向着耳道深处那面，有一个白色的网格，从那里发出声音。通体中间有一条小小的通道，是透气、平衡内外气压的。助听器完全贴合耳道壁，每次拽透明线将它拉出，总是伴着黏黄的耳屎。第一次戴上它回到家，我才发现，原来我房间的冷气机，是有声音的；风扇开到了最小的档位，也依然发出了“呼呼”的声音划破气流；冰箱的嗡嗡声原来这么烦人。我的世界忽然多了很多零碎的声音：木地板吱吱、没关紧的水龙头、窗外的风声。可是我除了上课，依然不戴上“耳机”。我对母亲狡辩说：“我已习惯通过嘴型猜测你们在说什么，只要和你们面对面说话，我还是可以沟通的！”可是往往我坐在汽车后座，父母苦口婆心了5分钟，才发现我根本完全没听见，他们以为我偶有的呜呜声是不耐烦的反应，其实是我在看着车窗外，不着调地哼着饶舌。轮到我开车时，母亲在副驾驶说，你的歌单，很吵。无可否认——躁的鼓点，主唱拼命地喊，我只是听个响。7岁时不愿戴耳机的膈应依然存在，像是戴了就承认自己残缺那般。有朋友安抚说：“就像戴眼镜而已。”更多的却是惊奇：“助听器？什么来的？你怎么了？”也有时候苦笑地听他们说，“诶，你耳朵又听不到，眼睛又看不到，嘴唇又厚厚的。” 在决定戴助听器的那天晚上，我其实哭得蛮惨。实际上，我母亲陪我走了3家专科，两个医生说，我只能用外耳式的，于是我决定去那一家说我可以勉强用内耳式的专科。医生说，这个有部分是遗传的，单传儿子，我父亲也有点弱听——和我差不多时间去配了单耳的助听器，据说我爷爷也有耳背。遗传？我想着的是，以后还是不考虑养孩子了罢，既然孩子性别控制不了，又不想让儿子的听力比我更差。那样的孩子，真的行吗？医生说，因为听力差，嘴里念出来的音调便模糊不清了。我想起老师批完卷子对答案的时候，B，C，D，E，7，11怎么都听起来一样？我摸不着头脑，于是偷偷问了问同桌，她轻声说，是……她说了答案，我却没听见。 “蛤？” 她再次说了些什么。于是我说，谢谢。看着风扇转，看课本发呆。或许文字更可爱一些吧。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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