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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行动

(槟城17日讯)我国著名的女权与社运分子,已故林清清反思威权压迫与社会公正的珍贵遗作,如今面世。 林清清也是1987年“茅草行动”扣留者,她于去年7月20日凌晨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68岁。 林清清与丈夫戴夫安东尼合著的新书《林清清:解放神学、茅草行动与追求正义的代价》,昨日举行推介礼。此书由国民醒觉运动协助出版,由该组织主席阿尼尔内托主持推介。 这本新书首版共印制1000本,目前已上市,零售价为每本48令吉。 戴夫:太太拥有坚韧的精神 根据戴夫的讲述,林清清在中六时期便深刻反思社会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她随后在吉隆坡总教区国家人类发展局工作,并被派往菲律宾修读社会工作,在那里首次接触“解放神学”。 林清清回国后深入穷人与工人阶层,为社会公正付出,但被冠上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她遭扣捕。 他形容,茅草行动是林清清一生中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她从未真正走出那段创伤。 在她逝世后,戴夫意外发现她留下的日志。因此,《林》书采用了“双作者署名”的形式,融合林清清在拘留所内的反思日志,以及她在扣留所外度过煎熬时所写的日记,并收录其亲友的致敬与回忆。 戴夫说,太太的日志给后来的社运人士留下了告诫:不要轻易决定深入参与,因为代价是沉重的,特别是在威权政体下。 他形容,太太的一生充实且充满贡献,虽然她的生命被罕见的疾病所终结,但她坚韧的精神,永存在所有争取社会公正的人的心中。 离世后捐出大体 林清清的长子丹尼尔分享,母亲逝世后,成为马来亚大学“大体老师”计划下的第183名捐赠者。当时,家人也同意让医学界对母亲遗体进行实验性治疗研究。 “在为期5天的高强度工作坊中,医学系学生在母亲遗体上练习插管、切口缝合等关键手术技等。” 两名前被扣者现身分享 当年与同样在“茅草行动”中被捕的周自强及朱馨玲,也出席推介礼。 周自强是政府部门的前土木工程师,他与林清清同样被判处两年拘留令。他经历60天的单独监禁后被送往甘文丁扣留营,前后被扣300多天。 他分享扣留期间发生的一件趣事。某天他吃饭后,看守员突然递给他一份香气四溢的印度咖喱鸡饭,还配有酸辣酱。 由于扣留所内严防自残,不提供任何餐具,即便当时他的双手很脏,也直接用手抓起来吃。他形容:“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印度咖喱饭!” 他一直纳闷这到底是谁送的咖喱饭。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是隔壁牢房的被扣者交代看守员,顺便为他带来的一份饭。这位被扣者,正是著名律师兼行动党领袖卡巴星。 朱馨玲则说,《林》书的引人入胜不仅在于个人故事,更对大马社会运动史做出珍贵的贡献。这是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遗产,也是未来历史系学生研究那段时期的重要史料。  
1月前
莫泰熙被誉为“华教园丁”,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里,他走进一所又一所学校,讲述华教的来时路。许多独中生正是从他的口中,第一次理解华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 他生前倾注心血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华教故事:十集纪录片系列》。这部纪录片由雪隆华校董联会出品,丁钉团队策划,平行空间制作。尽管莫泰熙未能亲眼见证作品完成,但这位华教园丁所播下的种子,将随着影像持续散播,把华教的历史与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报道:本刊 梁慧颖 摄影:本报 苏思旗 COVID-19疫情期间,受行动管制令所限,“华教园丁”莫泰熙只能对着电脑屏幕,透过网络讲述华教的历史和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他的儿子莫泽林(丁钉团队创会会长)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把父亲口述的内容转化为影像,成为日后华教故事课程的辅助教材? 于是,他联系了YouTube频道“平行空间”的制作团队,尝试将这些原本停留在课堂和口述的真实故事,转化为可以被传播的影像,希望将华教的故事带往更远的地方。 制作团队第一次与莫泰熙见面是在一间咖啡厅。制作人古振慷记得,那天莫泰熙随手在一张纸上列出10个主题,这10个主题就是日后《华教故事》纪录片的内容大纲。 其实,莫泰熙起初并不十分信任这个年轻人团队。古振慷后来才从其他人口中知道,原来之前有许多人给过莫泰熙承诺,说要把华教故事拍成影片或写成歌曲,但后来统统不了了之,莫泰熙因此难免对平行空间这几个年轻人抱持保留与观望的态度。 “大概两三个月后,直到我们交出第一篇初稿——〈南洋大学〉,他才开始对我们改观,”古振慷说。 年轻制作团队无滤镜 起初,莫泰熙的构想相当单纯,只希望制作团队将他讲课的画面制作成10集影片。但随着内容不断延展,这项计划最终发展成总共10集的纪录片,每集约十多分钟,内容包括访问一些华教重大事件的参与者。 古振慷指出,所有脚本都经过莫泰熙认真把关,每一份脚本至少反复修改三四遍。他说:“莫老师还会要求我们当场把脚本念出来,因为写跟读的感觉不一样,他要听听朗读的效果怎么样。” 过去发生的华教事件,往往难以与政治切割,包括涉及至今仍然活跃于政坛的政治人物。在处理这些敏感议题时,古振慷表示,他和团队其实并没有太多顾虑,一方面因为纪录片内容已与莫泰熙充分讨论,另一方面,他们的呈现方式是以事实为依据,并没有加油添醋。 当时候的制作团队中,除了他刚完成学业,其余成员都还在念大学。他坦言,他们在纪录片制作方面经验尚浅,然而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没有滤镜的情况下做这些事,所以我觉得有好处也有坏处。” 莫泰熙离世后 纪录片一度难产 遗憾的是,莫泰熙在纪录片完成之前便与世长辞,这项计划成了他生前最后投入的心血之作。他离世后,原先负责为这项计划筹募经费并提供访谈资源的雪隆华校董联会,随即接手相关工作,延续这项未竟的计划。 雪隆华校董联会秘书长罗志昌负责内容审核工作,确保纪录片在史实和论述上不存在错误或误导。他指出,部分内容后来经过调整,例如〈三结合〉那集,原本内容仅停留在“三结合”层面,但他认为若要完整论述这一议题,就不能不提“两线制”的发展脉络,因此他建议补充一些内容,交代“三结合”的经验在被证明不可行之后,如何促进了“两线制”的形成与发展。 古振慷透露,自从莫泰熙于2023年辞世后,部分内容确实经历大幅修改,“其中有两三集,甚至一度接近难产。”这是为何团队原本预计2022年完成制作,但直到2026年初,纪录片系列才正式推出。 部分受访者已不在人世 这部纪录片其中一个珍贵之处,在于受访的一些人物如今已不在人世,例如谈统考的前董总考试局行政主任李华联,以及讲述林连玉事迹的林连玉基金前义务总秘书李亚遨。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纪录片中,不仅为相关历史留下第一手的资料,也让这些逐渐远去的声音得以被保存和重现。 《华教故事》纪录片的推介礼于2026年2月在吉隆坡循人中学举行。吉隆坡坤成中学毕业生邓耀轩(19岁)当时出席了活动,并观赏了〈统考〉这一集。对于统考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他过去只略知一二,例如为何董总前主席林晃昇被誉为“统考之父”,他坦言并不清楚来龙去脉。 “大家往往把统考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他说,“但看过这部纪录片后,才知道当年创办统考的背后,原来有这么多故事。” 从学生到纪录片制作人 古振慷是吉隆坡尊孔独中校友,他对华教历史的认识始于中学年代。例如,他被抽中参加林连玉公祭,这才认识了林连玉这个人物。此外,因学校里有沈慕羽的题字,他出于好奇而主动去了解沈慕羽的生平与背景。 中学时期,他未有机会聆听莫泰熙讲述华教故事。直到接下纪录片的制作任务后,他才真正成为对方的听众,并有幸与他共事。 完成这部纪录片后,他对华文教育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他指出,对许多新时代的华校生而言,华文教育往往只是一种选择、一种学习途径。可是在实际投入纪录片制作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过去的华文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选项,更是承载着华人重要的身分认同。 他坦言,过去自己并不十分理解为何有那么多人愿意誓死捍卫华教。直到更深入认识华教的历史后,虽然他未必完全认同前人的所有做法,但至少已能理解他们当年坚持守护华教的动机。 向读者推荐的一集 在这10集纪录片中,若要向不熟悉华教历史的观众推荐其中一集,古振慷首推〈华教大事纪〉。他指出,这一集宛如整个系列的预告片,概括了其余各集的核心内容。 罗志昌则推荐〈知名华教人士〉和〈茅草行动〉两集。他表示:“我们常开玩笑说,身为本地华人,如果只认识林忆莲却不认识林连玉,那是很别扭的。”透过〈知名华教人士〉,观众得以了解,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动力,让一代代人物义无反顾投身华教事业。 至于〈茅草行动〉,则聚焦于1987年,政府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展开的大规模逮捕行动。罗志昌说,茅草行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华教人士也未能幸免,这一点对许多当代年轻人而言是难以想像的。当他到台湾演讲时提及茅草行动,听众都很震惊,在马来西亚搞教育竟然会搞到坐牢。通过这一集,观众将会更深刻理解到,许多今日看似理所当然的权利,其实都是前辈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 园丁虽逝,故事仍再续 《华教故事》纪录片由丁钉团队策划推动,而莫泰熙之子莫泽林,现任丁钉团队副会长,可说是继承了衣钵。近年来,他频繁走入各地华校宣讲华教故事,也曾受邀到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甚至远赴中国、泰国和汶莱,分享马来西亚的华教历程。 莫泽林在父亲生前已活跃于本地华团,曾担任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会长。但真正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宣讲之路的契机,其实是在父亲的丧礼上。 “丧礼时,许多人来送他最后一程,包括步履蹒跚的老人,以及从小听他讲华教故事长大的人。”他说:“我不禁问自己,父亲这一生究竟做了什么,能让这么多人前来送别?” 答案其实不言而喻——正是讲述华教故事。莫泽林心中涌起一份使命感:“如今他已不在,如果没有人继续讲下去,实在很可惜。尤其现在有些年轻的华校工作者,他们没有途径去了解华教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所以我决定讲(华教故事)下去。” 相较于父亲,他认为自己仍有许多不足,毕竟他未亲身经历过那些重大的华教事件,不像父亲是历史的参与者。因此,他唯有不断恶补资料,包括观看父亲生前的影像记录,并尝试将历史与时下的时事课题结合,希望引起年轻听众的共鸣。 年轻人不关心华教? 他粗略估算过,如今他每年大约有60天在各地奔走,给学生上华教故事课。根据他的观察,学生较容易对贴近自身生活的课题产生共鸣,例如华小师资问题、“一个人的学校”等现实议题。相较之下,诸如南洋大学、三结合等历史事件,由于与他们的生活距离较遥远,他们的理解和感受因此较为有限。 这些年与学生接触下来,他发现年轻群体并非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对华教课题漠不关心。他说,许多年轻人不是没有感受,只是他们过去缺乏管道去了解及体会华教的不易。 在马来西亚,教育课题往往跟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当他讲述华教发展时,难免会触及政治议题。对此,他强调自己无党无派,只会就事论事。“如果有人问我信什么宗教,我会说我是华教。” 每当与学生分享华教故事,他也总会提醒他们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对他讲述的内容存疑,或希望进一步了解,就应主动查找资料及求证。 “我们谈这些,并不是要煽动族群之间的紧张情绪,大家别误解重点。”他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唯有看清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要往哪里去。” 《华教故事》纪录片系列: ●华教大事纪 ●50年代学生运动 ●林连玉特辑 ●南洋大学 ●独中统考 ●三结合 ●独中复兴运动 ●独立大学 ●茅草行动 ●知名华教人士   相关稿件: 【华教故事/02】当华教故事变成一门课 坤中学子如何应对? 【跨越红绿灯/01】盲人的交通灯世界,你懂吗? 【空间与关系/02】双钥匙公寓 善用空间还是导致关系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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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学海》周刊临别之际,我们邀来历任《学海》主编齐聚一堂,为《学海》好好道别,也聊聊彼此在规划《学海》内容及筹备活动时,所收获的感动和难忘之事。   原来,Newswire是先有《学海》,才有文教部; 原来,学记有生活上的困扰,竟然也是找Newswire的哥哥姐姐求助;   三十年的时光,《学海》在无数读者和学生记者心中,种下了深远的影响。这份力量,在周刊结束之际,期许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继续回馈给年轻一代。         以下为参與对谈的《学海》创刊人及歷屆《学海》主编:     萧依钊(钊)◆《学海》创刊人、曾任Newswire集团总编辑 ╱现任Newswire基金会副主席 潘碧华(华)◆第一任《学海》主编╱现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 曾毓林(林)◆第二任《学海》主编╱现任Newswire副执行总编辑 曾翎龙(龙)◆第三任《学海》主编╱现任Newswire文教部主任 王国刚(刚)◆第四任《学海》主编           林:我们先请“《学海》之母”依钊,给我们说说《学海》的缘起吧。     钊:那时正值金融危机的八十年代吧,《Newswire》面对经济下滑和因为茅草行动被停刊近半年,可说是首当其冲,状况凄/凄惨惨。后来张晓卿社长接管之后,九十年代报馆开始转亏为盈。当时我跟时任总编辑刘鉴诠和老板张晓卿谈起,我们是否可以开始做一些回馈社会、文化、慈善的工作?结果他们都同意了。     第一份诞生的学生刊物是《星星》周刊,之后由于我们的《学海》学记队很受欢迎,所以半年后就办了《学海》。我记得就在《学海》创刊时期,Newswire才正式设立文教部。     华:当时1993年,我刚硕士毕业,依钊就请我过来帮忙。一开始我是先到《星星》周刊,过了半年左右《学海》创刊,我就是第一任的《学海》主编。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文教部的创立,对Newswire的发展和销量都有很正面的影响呢。孩子们从《小星星》、《星星》、《学海》的阅读,长大后就自然成为《Newswire》的读者。       钊:更重要的,是在提高阅读风气和培育人才方面。以我小时的经验,我就读的小学没有图书馆,到了中学才有。所以一升上中学,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在追看《学生周报》、《蕉风》等刊物。学生刊物会比一些文学名著更好阅读,所以我觉得《Newswire》应该办学生刊物,造福学生。     潘:在当时的年代,校方和老师们都很支持《学海》的出版。在第一期出版前,我们跟各州的区经理跑遍西马各州的学校,或是在校外举办活动并邀请老师们前来。这般的大肆宣传下,为《学海》先铺下了市场的规模。见到校长和老师们,我们就介绍刊物,还附送一些周边赠品。有了基础后,刊物开始出版时就能够很顺利地推广。记得刚开始就有几万份订单了。     《學海》與學記和讀者的情誼不變     林:时代更迭带来不同的改变,自然也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你们认为《学海》至今一直存在的、不曾改变的元素和理念是什么?     刚:最近在做《学海》回顾内容,我一直在翻阅以前的《学海》。我觉得读者们、学记们和《学海》的情谊好深厚。像这次我们在《学海》的“聋婆婆”脸书上宣布停刊的消息,马上就有几千则留言和分享。其中有很多留言者,以前都是学记或是在学校售卖《学海》的读者。     钊:这么多年以来,学生记者队已经成为《Newswire》的品牌。这归功于几十届来学记负责人的努力。去年十二月,我到文教部主办的二手书活动找些书籍,当时已经很晚了,但现场有正在帮忙的学记负责人和学记们,我觉得好感动。他们愿意为文化活动而努力,即使半夜了还很耐心地在做。拥有这样的精神,我觉得之后不管学记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带着这种优秀的品质。     林:(转向潘碧华)你在大学内也常遇见学生记者吧?   华:我倒是没特别去问谁是学生记者,但我上课时提到自己是《星星》主编、四眼姐姐、《学海》主编,学生们都会马上有亲切感。学生记者有很多都是校内精英,因为要成为学生记者不容易,有面试、笔试需要通过。而且老师们推荐来当学生记者的中学生,也多数是校内学术表现较出色的学生。所以学生记者队在培育精英这方面也是很重要,以后事业有成能够回馈社会。   龙:《学海》编辑室每年都会“跑码头”(意即“ 巡回”,出席各区的培训营见见学记。疫情时我们没有停止学生记者队的活动,反而把培训营转为线上举办。当我们回归实体营后,发现学记的活动真是无法用网络取代,学生记者之间在营内的互动、同甘共苦的情谊依然很珍贵。   钊:当时我们《学海》编辑室,每个人都付出很多时间和学生记者们维系感情。我记得森州瓜拉庇劳有个女生,中五毕业后父母不让升学,结果她离家出走居然来到总社投靠我们。后来我们就带她回家好好劝说,介绍她就读师训。最终她真的当上了老师\\。   《學海》轉型是個契機     林:《学海》的转型,很多人都献上了祝福。国刚作为最后一任主编,你有什么转型的方向?   刚:周刊的工作,对编辑室而言其实蛮重的,基本上一个星期的工作量,八、九成都在周刊上。如今转型以后,我们策划出版《学海》季刊,还有讨论想在《Newswire》开辟“《学海》青年”和“《学海》少年”专版,也把学记的“年轻人版”更名为“《学海》学记”,希望我们能够整合手上的资源和工作时间,参与到更多活动中。   龙:以往我们也办过不少有趣的活动,比如到中国和台湾游学、举办SPM应考讲座、后浪文学营等。这些活动也许能够多办,而且我们也会多到中学和师生们交流。   华:还有“学海杯”刊物赛也很受欢迎呢,作品的素质也越来越高。   萧:对于《学海》周刊的暂停出版,我并没有那么悲观。当年我在办《学海》的时候,其实也有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当时还是最全盛的时期呢。我看过很多国家、地区的刊物一旦关闭,整组编辑团队就解散了,现在《学海》并非完全解散,而是投入在报纸的年轻人版面,这比我想像中好。我们还可以就现在的环境条件,再创造新的机遇,把《学海》的精神留下来。转变未必就是危机,可能也是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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