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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

本期【读家说书】用历史当镜子,拿魏玛共和国来对照今天的美国政治,讨论当国会卡住、社会对立加深时,民主制度会出现什么压力。本文想提醒我们:当大家越来越不愿意沟通,只追求“快一点解决问题”,制度本身也可能慢慢失去平衡。 正如余凯思教授(Klaus Mühlhahn)在《从清帝国到习近平》中通过400年的跨度审视制度的现代化,历史的演进往往并非线性的攀升,而是在某些关键节点上的惊人重合。 当我们审视2026年今日美国政坛的乱象,从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引发的美国宪法争论,到国会内部几乎陷入停滞的立法机能,一种深沉的既视感油然而生。这不禁让人联想起1930年代初期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当时的德国,同样拥有一套看似完美的民主宪法,却在短时间内因议会的自我瘫痪,最终将权力拱手让给了极权。 ◢议会的集体失语:权力的自愿让渡 在探讨民主制度如何崩塌时,利维茨基(Steven Levitsky)与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民主国家如何死亡》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现代民主的终结往往不是始于政变,而是始于制度内部的“护栏”(guardrail)被拆除。这些护栏包括政党的自我克制与对对手的承认。 可是今日美国国会的景象,与魏玛末期的德意志国会(Reichstag)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的德国国会由于极左与极右势力的双重夹击,陷入了无休止的杯葛。当议会无法通过预算法案、无法进行建设性对话时,它实际上已经“脑死亡”。这种功能性的失灵,导致了行政权的极度扩张。正如《民主国家如何死亡》中所言,当立法者选择以“毁灭对手”而非“治理国家”为目的时,他们就在为强人政治挖掘坟墓。今日美国频繁出现的“行政命令”治国,本质上就是议会职能萎缩后,权力向行政首脑倾斜的必然结果。 这种功能性的失灵,在今日美国国会的日常运作中已演变成一种结构性的瘫痪。如果我们审视近期美国国会,会发现一个令人心惊的历史重影:今日的美国国会正步入的死胡同。议事厅不再是达成妥协的磨合之地,而演变成了通过“阻碍”来获取共和党还有民主党各自筹码的博弈场。 这种瘫痪不仅体现在近期因为预算案而导致停摆的美国政府上,更体现在一种深层的“立法自残”。当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党派极化达到临界点,任何由对方提出的法案,无论其内容是否利国利民,都会被视为必须摧毁的威胁。 议事规则如“冗长辩论”(Filibuster)本是为了保护少数派意愿的护栏,如今却成了埋葬多数派共识的陷阱。这种由于内部仇恨而导致的机能中风,让国会从宪法体系中的“第一分支”降格为行政权力的附庸。 ◢秩序的渴望:公民权力的慢性死亡 当国会停止运作,最先感到厌倦的往往是普通公民。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就在其著作《暴政》(On Tyranny)中曾提醒我们,暴政的土壤往往源于民众对“效率”的盲目追求。在魏玛时代,长期的政治僵局让德国民众对民主程序感到失望,他们宁愿选择一个能“雷厉风行”的独裁者,也不愿忍受一个“只会争论”的议会。 这种从“公民”向“追随者”的心理倒戈,在特朗普的崛起过程中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特朗普的二次当选并非偶然的政治意外,而是美国议会政治长期机能中风后的必然产物。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在《希特勒传》研究希特勒崛起时所揭示的,当传统建制派因沉溺于繁文缛节而失去解决现实危机的能力时,民众便会产生一种对“破坏性力量”的病态崇拜。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时代的情绪,他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披着“民意”外衣的推土机,誓言要冲破华盛顿那座死气沉沉、只知争吵却毫无作为的“政治沼泽” (Drain the swamp)。 他之所以能成为信徒眼中的“拯救者”,恰恰是因为他展示了一种蔑视程序、崇尚直觉的非典型领导力。当国会因党派之争而无法在移民或经济法案上取得寸进时,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直接诉诸民众,利用一种“反体制”的修辞,将复杂的结构性问题简化为善恶对立的道德戏剧。这种做法极具诱惑力,因为它赋予了那些被僵化体制边缘化的平民一种虚幻的参与感。特朗普并不试图去修复破碎的议事规则,相反,他通过不断羞辱立法机构的无能,进一步瓦解了公众对宪法制衡的敬畏。他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政治竞选者转化为一种超然的文化图腾:在支持者看来,他不是在参与民主,而是在代表他们“复仇”。 ◢权力真空间的野心家 任何读过费斯特(Joachim Fest)的《希特勒传》的读者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希特勒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他精准地捕捉到了魏玛议会失灵后的“无主状态”。当议政厅沦为纯粹的修辞战场,而无法处理现实的经济与外交危机时,政治就变成了一场关于“谁更有力”的表演。 在费斯特看来,那种“魏玛式的混乱”为野心家提供了最完美的剧本。野心家们只需不断攻击议会的无能,就能合法地收割民众的信任。今日美国的政治极化,正创造出类似的权力真空。当两党在国会因程序性问题互不相让时,民众看到的不是民主的制衡,而是制度的腐朽。正如费斯特所批判的,当传统精英阶层因沉溺于议事规则而失去决策力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为那些蔑视规则的人剪裁通往权力的红地毯。 当国会无法解决通胀、战争参与或社会撕裂等迫切问题时,公民的挫败感会转化为对“体制外强人”的狂热。这种心理转变意味着“公民”身分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追随者”。斯奈德在书中的教训历历在目:当人们开始接受“只有一个人能修复制度”这种叙事时,民主其实已经名存实亡。议会的沉默,其实是公民发声管道被切断的前奏。 ◢紧急状态常态化:宪法缝隙中的阴影 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宪法第48条的“紧急权力”。当时的政治精英认为,为了应对混乱,赋予总统临时独裁权是必要的。然而,这种“临时”最终成了永久。 反观今日美国,关于特朗普在没有国会授权下进行海外军事干预的争议,实质上是对宪法底线的不断试探。如果国会继续在战争权、财政权上保持缺位,那么“紧急权力”就会像毒药一样侵蚀共和国的肌体。历史不止一次的告诉人们,权力一旦被交出,就很难再被收回。这种“制度性的惯性”,在希特勒获得《授权法》的那一刻达到了顶峰,而今日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或许正是这种趋势的序幕。 ◢在试探中坍塌的底线 历史最令人警醒的教训,往往不在于野心家如何夺权,而在于制度底线是如何在一次次的“试探”中被蚕食殆尽的。当我们回顾特朗普在任内的一系列惊人举动——从干预委内瑞拉政局并试图指定其“合法领导人”,到甚至显露染指格陵兰岛这片主权领土的荒诞意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狂妄,更是一种对国际秩序与法律边界的极限测试。 这种“试探底线”的手法,与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氛围有着惊人的同构性。当时的权力博弈者们发现,只要议会陷入瘫痪,任何看似荒谬的越权行为,只要冠以“国家利益”或“紧急必要”之名,最终都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新的既定事实。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染指,本质上是对现代主权文明的一次“压力测试”:他试图验证,在一个制度护栏已经松动、议会失灵的时代,个人意志是否能够凌驾于国际准则之上。 然而,比这种试探更令人不安的,是民众对于这种狂热倾向的集体盲从。斯奈德在《暴政》中警示的“预先服从”,在特朗普的追随者身上表现为一种对“强权逻辑”的病态拥护。当领袖试图打破底线时,追随者不仅没有表现出对共和体制的防御,反而将其视为摧毁“陈腐秩序”的壮举。这种狂热加剧了时间的紧迫感:每一次对底线的试探若未遭遇有效的制度反击,都会演变成下一次更大规模僭越的通行证。 ◢民主的死因并非单一 最终,魏玛的教训告诉我们,民主的死因并非单一。它是议会的“功能性死亡”、领袖的“无止境试探”以及民众的“集体盲从”共同酿成的悲剧。当议政厅沦为沉默的废墟,当公民甘愿化为狂热者的注脚,那些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底线便会如同退潮后的沙堡,在权力的狂浪下瞬间瓦解。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所暗示的,历史并不总是给予我们挽救的机会。当我们还在争论程序的合法性时,那个不断试探底线的强人,或许已经跨过了那条通往不归路的卢比孔河。守住国会的议事权,警惕对个人的盲从,这不仅是在回望历史,更是在与行将来临的黑夜赛跑。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德纯 / AI时代的职场真相……我们正在失去思考能力? 【读家说书】德纯 / 在废墟中寻找希望,走进胡赛尼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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