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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

5天前
3星期前
4星期前
如今,随着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许多家庭早已不再是单一收入模式,育儿也不该继续被视为母亲的“天职”。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继续建立在“默认女性为照顾者”之上,而应进一步把父亲拉进制度里。 劳动节,难得不用早起,一觉睡到了近午。走进茶餐室,早午餐还没上桌,“安华派劳动节红包”的标题先映入眼帘。奇怪,现在不是能源危机吗?政府在这种节骨眼还搞“派糖式政策”?有没有搞错! 点开新闻才发现,所谓“红包”,其实是政府为了支持女性生育后继续留在职场,计划推出的延长产假津贴(EPCB)。若政策顺利出台,马来西亚产后女性在原有98天全薪产假之外,还能额外享有30天假期,并领取相当于月薪80%的津贴。 消息一出,民间的第一反应并非鼓掌,而是谩骂与担忧。原因在于津贴出处不明,若由企业承担,可能导致中小企业负担加剧、职场对产后女性不友善等问题。所幸,《Newswire》独家取得人资部长拉玛南证实,额外津贴将由就业险基金负担。这一层焦虑,至少暂时有了答案。 但问题还没结束。 虽然“谁来买单”已明朗,但这项政策能否真正改变产后女性离开职场的现况?我认为答案并不乐观。 必须承认,延长产假津贴是一项善意政策。更长的假期与津贴,确实有助于女性在生育后,有更充足的时间恢复身体、照顾新生儿,也缓冲家庭最手忙脚乱的那一段时间。 只是,它终究还是治标多过治本。因为产后女性离开职场,并不单纯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流失。 根据大马统计局、世界银行及国库控股研究院等机构统计,截至2024年,大马约有486万名女性身处劳动市场外,当中约63%明确指出,家庭责任与育儿是离职主因。 缺乏弹性工时、托儿费用高企,让“自己带孩子”成为部分家庭相对实惠的选项。更现实的是,大马社会至今仍深受“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影响,家务、照护、育儿等主要责任,往往默认由女性承担。再加上女性薪资普遍低于男性,一旦家庭必须有人暂时退出职场,最后被推到这个位置上的,往往还是母亲。 所以,与其说是产后女性选择离开职场,倒不如说,是现阶段的职场制度、托育成本与家庭分工,一步步把她们推回了家庭。 这终将反映在生育率上。 当职场与育儿无法兼容,当成为母亲意味着事业被迫停顿、收入被迫减少、生活重心被迫改写,不生,自然也成了一种选择。 近年来,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职场参与增加,年轻女性对人生的想象也早已不同。影视与流行文化中的“大女主”叙事,某种程度上只是反映了这种变化:越来越多女性不再把结婚生子视为唯一人生路线,而是把个人成就、经济独立和生活自主,一并纳入自己的选择。 当女性已经有了更多选择,社会制度却仍假设她们会自动退让、自动牺牲、自动回到家庭。 换言之,若产假政策未能从结构中着手,不仅难以逆转产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的现象,也可能导致一个又一个生育计划被延后。须知,女性较适合生育的年龄大多落在20多岁至30多岁前半段,年龄越往后,自然受孕几率下降,孕期并发症及胎儿健康风险也会增加。到最后,这不只是个人选择,也会慢慢变成社会问题。 那么,真正的解方在哪里? [vip_content_start]   据报道,大马75%产后女性表示,若公司能提供更灵活的工时,她们会选择留在职场。如此看来,问题并非无解,只是我们过去太习惯把它丢回母亲一个人身上。 其一,是工作制度弹性化。远程办公、混合办公、弹性工时,这些在疫情期间被证明可行的模式,本应成为更多行业的选项。但在马来西亚,不少企业仍执着于“坐班文化”,认为看得见员工坐在办公室,才等于看得见生产力。本质上,这是对员工的不信任,也是亚洲式管理里常见的控制心态。 撇除部分必须站岗或现场操作的行业,许多工作,尤其白领岗位,确实可以通过线上或混合模式完成。我国经历过MCO,并非没有经验。将工作变得更弹性,除了让育儿和工作有机会兼容,也能让许多打工人少一点塞车消耗。原本被困在车龙里的时间和精神,本来就可以还给工作,也还给家庭。 其二,提供托儿津贴。很多家庭不是不想把孩子送去托儿,而是费用一算下来,母亲辞职在家照顾,反而成了比较“划算”的选择。问题是,这个“划算”的背后,牺牲的往往是女性的收入、年资、升迁机会和长期安全感。 若托儿问题能获得更实际的支持,女性自然少了后顾之忧,也更有条件继续留在职场。与此同时,这或许也能为那些因经济压力而迟迟不敢生育的年轻人,提供另一种可能。它支持的不只是产后女性,也是一个家庭敢不敢生、敢不敢养的现实条件。 不过说实在,这终究不能只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承担。政府财政有极限,企业营运也有压力。面对庞大的照护成本,双方如何建立更可持续的分担模式,才是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让父亲真正进入育儿现场。在传统观念中,父亲只要把钱带回家,就算完成了职责。可是,若育儿责任长期压在母亲身上,不仅会造成职场女性流失,更会让她们在身体、情绪与职业发展上同时透支。 如今,随着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许多家庭早已不再是单一收入模式,育儿也不该继续被视为母亲的“天职”。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继续建立在“默认女性为照顾者”之上,而应进一步把父亲拉进制度里。例如瑞典、德国等国家,已将父亲纳入产假与育儿津贴体系,有些福利甚至规定父亲若不使用,就会直接作废,以制度方式重构育儿责任。 正如津贴无法只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承担,育儿自然也不能全压在母亲身上。当父亲被制度性地推入育儿现场,照护才不再是某一方的负担,而是家庭共同承担的责任。否则,无论补贴再多、假期再长,女性还是那个被预设要退场的人,差别只是退场时间被往后推一点而已。 延长产假津贴,固然是良政,但终究只是及时雨。真正能改变处境的,是系统性提供长期支持,让女性不必在成为母亲之后,就自动被推向职场边缘。 母亲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习惯说一句“妈妈辛苦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她们辛苦,就不该让这种辛苦继续被视为理所当然。 女性要不要离开职场,应该是个人选择,而不是成为母亲之后,被制度、职场和家庭分工共同推出来的唯一答案。 相关报道: 劳动节大红包! 安华:政府拟推“产后延长津贴” 额外休1个月可领80%薪水! 独家|政府拟延长产假津贴 雇联: 冲击微中小企 间接成本或增60% 独家 | 政府拟延长产假津贴 人资部长:就业险基金缴付 不增劳资负担
1月前
(麻坡22日讯)马来西亚杜氏公会主席杜丕周指出,教育改革影响深远,政府在推行新教育政策与发展时,应该有更全面的规划及深入探讨,确保政策稳步前行。 他说,我国将在明年落实6岁儿童可就读一年级的政策,此举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落实过程中需谨慎考量,包括课室与师资是否充足、学校承载能力是否到位,以及学生与家长的适应情况。 他表示,教育改革必须兼顾质量与节奏,并加强与各方的沟通与准备,确保政策真正惠及下一代,也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杜丕周是于昨晚在马来西亚杜氏公会欢庆成立49周年、青年团39周年、妇女组29周年纪念联欢晚宴上致词时,这么表示。 大会同时庆贺大学荣归及颁发提高生育率奖励金。杜丕周表示,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及宗族延续的根本,希望生育奖励金能鼓励年轻一代建立幸福家庭,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他感谢宗亲的团结互助与无私奉献,让该会不断壮大,成为温馨及有力量的大家庭。 该会在会上移交3000令吉报效金予5个单位,包括中化中学董事会、利丰港培华独中、勤德学校董事会、辅南学校董事会与家教协会。 另外,峇吉里国会议员陈弘宾致词时表示,华社有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坚持,并以实际行动,包括颁发奖励金来体现出对教育的重视。 他披露,其超过60%的选区拨款也用在协助学校提升各种设备,今年还配合地方社团推动社区教育,让小学生更全面认识麻坡的历史与发展。 他说,首相在两年前宣布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获得10A或全科A的优秀生,能直接进入大学预科班,如今2年的调整与适应期已过,希望今年不会再发生优秀生无法进入预科班的事情。 他强调,政策的推行往往无法一步到位,但只要逐步改进,尤其是教育政策的不足就能够一点点地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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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4日讯)新加坡生育率去年跌至0.87的历史新低,政府呼吁为婚姻与生育来一次“重塑”。 《狮城有约》在8视界新闻网平台发起投票,约500名网友参与,六成认为生活成本太高是生育率新低的主因,约两成对未来和社会环境感到悲观,完美父母焦虑和职场文化不够亲家庭则各占一成。 新传媒艺人陈澍城观察到,现代人受教育程度提高、希望孩子有好表现,育儿意味着要将原本属于自己的资本和时间投入在孩子身上,难免感觉生活品质与自由被“剥夺”。 他指出以前的人更多是“天生天养”,现在年轻父母则是拼命在养,希望孩子有好表现,“重质不重量”。 职场文化阻力仍大 亲家庭环境在哪里? 陈澍城补充,现在许多年轻父母在职场需要维持工作表现,同时也要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这种压力使不少人对生育更加谨慎。 不过,他仍鼓励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年轻人尽量早婚早生,趁自己的父母还健壮时,至少还能帮忙顾孙。 生孩子是一种“损失”? 电台主持人陈宁坦言步入30岁后她非常珍惜现有的自由,担忧育儿会不可逆地改变生活品质。她不愿将孩子当作“实验品”来验证自己能否成为好父母。 虽然政府呼吁将视角从“失去”转向“获得”,但陈宁认为,在高度竞争且充满变数的大环境下,这种心态的转变对年轻人来说并非易事。 完美父母焦虑与资源竞争 陈宁不想生育不只是因为大环境,她说她看到父母为了养她和哥哥牺牲了很多,自己既无信心复刻这份伟大,也无法保证自己能成为好妈妈。 她认为,就算职场文化再友善,如果另一半不给力,女性还是得独自面对育儿压力。她也建议新加坡效仿部分国家的职场文化,例如在6点下班后完全不发工作邮件和简讯,让职场人士能彻底回归家庭 。 三个孩的妈妈兼补习中心老板陈文美,在冠病疫情期间怀上第一胎,因怀孕无法打疫苗而被迫失业,当时为了三餐过得很不容易。但她持正面态度,认为每一个危机就会有一个机会,有了孩子反而推动她去重新规划事业,想办法解决眼前的困难。 陈文美则认为,其实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但作为补习老师,她确实观察到完美父母焦虑非常真实。孩子成绩差那一分好像要了孩子的命,也要了妈妈的命,父母把焦虑带给孩子也带给老师。她认为孩子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资源,还有父母的陪伴和正确的价值观。 身为雇主与母亲,陈文美深知职场亲家庭的重要性。她为员工提供弹性排班,让有孩子的老师能根据家庭需求调整工作。她强调,育儿路上最重要是好的伴侣,一定要有责任心一起担当一切。 她也指出不少家长面对的最大困难其实是时间。例如下班后需要赶着接孩子,而托儿中心的接送时间与工作安排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这些现实问题都会增加家庭压力。 她认为,如果社会在制度和资源上提供更多弹性,例如更灵活的工作安排或更完善的育儿支持系统,或许能减轻年轻家庭面对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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