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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总有一天”最是蹉跎。 以前总想着“总有一天”要去神山,结果虚度39载才成行,甚至是婆罗洲,也要等到39岁生日才第一次踏足,“马来西亚”这个想像共同体式的概念,才终于落实于,护照上的盖章、东西马护照的差异,方明白新闻里争论的复杂宪法地位问题,其实很具体很日常。 造访砂拉越是在1月,东北季风吹袭,成日阴雨,不巧土崩水管破裂,我们住的酒店断水两天,斐无奈:外面下着雨,我们却躲在房里用矿泉水梳洗,不敢浪费。而我心心念念要看野生动物,却因季风期国家公园山径悉数关闭,好不容易前往开门营业的实蒙谷保育中心,购票处保育人员先打预防针:“雨林内果树大丰收,已经39天不见红毛猩猩出没……” 想像着红毛猩猩躲在树冠享用山榴梿的样子,不必下来向人类乞食,倒也欣慰——我的阿Q精神。 保育中心的喂食平台很简陋,水泥砌成的大马风味,红毛猩猩没来,倒是吸引了两只好奇的鹊鸲(Copsychus saularis),头顶树上还有一只候鸟宽嘴鹟(Muscicapa dauurica),临别在厕所旁碰见一啄食香蕉的灰胸捕蛛鸟(Arachnothera affinis),鸟况不尽人意。 我们离开的时候,门口看牌上的数字又要加一了。 “总有一天会见到的。” 但在人类世物种大灭绝进行式中, 如此乐观,感觉好苍白无力。 天气不好,我们躲进婆罗洲文化博物馆,雄伟的建筑,崭新的装潢,配合有诚意的叙事,策展人相当用心,我流连“鸟区”,近距离观察那些标本,才意识到,我常在哥打丁宜班底森林见到的鲜红腰咬鹃(Harpactes duvaucelii)竟那么娇小,习惯于长焦镜头的拍鸟人,每每将鸟图裁剪妥帖,每个鸟头都是证件照,大小鸟种被等量齐观,久了难免判别比例的能力失调。 “听见咬鹃鸣唱会给猎人带来好运”,一旁的文字加上录音,不知为何,给了我巨大安慰:我听过见过这只鸟,还有旁边的横斑翡翠(Lacedo pulchella),就在半岛南方。这些与婆罗洲共通的物种,描绘了另一层历史叙事,古代生物曾在巽他陆架之间流动,直到海水覆盖,区隔了岛与半岛,物种各自演化,岛屿与高山效应下分化出亚种,也出现许多地方特有物种,仿佛某种地方象征,彰显身分殊异性的符号之同时,更多的是区域内共享的生命形式,可以勾连东西马,比如咬鹃,或更标志性的犀鸟。 拉开窗帘,酒店外广场旁大树上来了一头凤头蜂鹰(Pernis ptilorhynchus),在阴雨中不停地点头梳理羽毛,有小小的毛絮被它钳了出来,二三十分钟,就这样反复打理着自己,偶尔有辉椋鸟(Aplonis panayensis)在大树的其他枝桠上活动,但都敬畏着眼前这头猛禽,尽管蜂鹰专吃蜂与巢蜜,但被它那尖锐的鹰钩与爪割到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几天我们都在古晋城里逛,游客不多,倒是许多辉椋鸟正准备筑巢,跟半岛的辉椋鸟一样,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叽叽喳喳。沿着砂拉越河,白胸燕鵙(Artamus leucorynchus)也很活跃,它们会张开翅膀在低空滑翔,姿态与一般的燕子很不一样,累了就停在交通圈的大伯公庙华丽的檐顶上。古晋潮州人多,老街有个“老爷宫”阳春台美食中心,其实就是潮州人拜的玄天上帝庙口,阿嬤以前也是这么称呼神明的——“大老爷”,加个“宫”,就是神庙的意思了。神明距离我这代人或许遥远了,但“老爷宫”卖的粿汁却是我这个被潮州口味养大的新山人魂牵梦萦的滋味,雨中饱腹一顿,便又感觉东西马并不遥远了。 总是要在享受特异性的同时寻找熟悉的慰藉。 人这东西。 古晋绵延的海岸线很有名,雨季不敢乘船前往峇哥国家公园,放弃长鼻猴,我们开车到文丹湾。这个位于峇哥国家公园与山都望国家公园之间的大片泥滩地,面积36平方公里,2007年被评为国际重要鸟区(IBA),是东亚澳候鸟迁飞区的重要栖地。 林鸟怕雨,水鸟不怕,才踏上观景台就看到近岸处几只濒危的黦鹬(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国际鸟类保育组织Birdlife估计,世上仅剩约两三万只成年黦鹬,每年北半球的冬季,离开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繁殖地南下,最远可到纽西兰,迁飞路径中的文丹湾是其中一个最容易遇见它们的地点。也许是我的突然出现吓着黦鹬,它们本来相安无事与挖掘贝类的渔民共享泥滩,突然见到拿着相机的人类出现,近岸的那几只黦鹬便起飞了——翅膀底下的花纹是那么缜密且迷人,就像是某个强迫症工笔画师精心彩绘上去那样。大自然充斥着迷人的纹样,可怜人类却热衷于命令AI生成各种浮饰图像。 黦鹬与另一种候鸟白腰杓鹬(Numenius arquata)外型相似,观鸟指南都说黦鹬更大一些,但在泥滩上,这两个物种同时出现肩并肩给你评断的机会实在太少,最明确的标记还是翅膀底下的纹路,黦鹬细密复杂,白腰杓鹬阙如,它们各有各的美,长长下弯的喙探入泥滩搜索食物,吃饱了就停下来整理羽毛。斐望着采集者的背影,感叹人类与鸟类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我问一位背篓满载的大哥,他说他日日都来这里采集,小蛤一公斤可以卖7块钱,大蛤一公斤9块。 “Burung akan kacau ke?” 大哥摇摇头,然后满意地离开。 这片泥滩,人与鸟和谐相处——这时远处一艘抽沙的大铁船越驶越近,就位发动引擎,整个海湾都震颤不已,我天真的想法才被工业化的声响戳破,惊起远方泥滩上一群塍鹬(Limosa),挺起长直的鸟喙往西而去。 离开的时候,斐正给几只小野猫拍照,它们精瘦,眼神闪烁着光芒,没有人不爱怜的,可每次见到野猫,就会想起美国作家法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警告:高举堂而皇之的减排口号,还不如解决野猫猎杀小鸟导致鸟类族群骤降的燃眉问题。 为什么不能同时爱猫又爱鸟呢? 这原不该是二元对立的问题。 几个月后到亚庇,那里的海滩更著名,走在丹绒亚路上,海滩上都是人,不见候鸟踪迹,但沿岸的树林仍有机会遇见素未谋面的绿皇鸠(Ducula aenea)与蓝颈鹦鹉(Tanygnathus lucionensis)。绿皇鸠比想像中还容易发现,它们是大型的鸽子,搧翅时馥馥有声,但不说话,爱说话的是蓝颈鹦鹉,远远呼唤彼此,见到两只鹦鹉恩爱无限,随后又飞入树洞,在著名的丹绒亚路夕阳橘色渲染下,这对鹦鹉在树荫中慢慢隐藏起来,其中一只鸟站在洞外,似是在看守,鹦鹉的这种习性,难怪要让人类联想到家庭关系、爱与美德,惹人垂爱,最后竟酿成盗猎与囚笼,偏执地要把鹦鹉养在身边,人类的自大,没有底线。 蓝颈鹦鹉原分布于菲律宾群岛,因盗猎,数量少了很多,近年却在北婆罗洲开枝散叶,也许是自然迁移,也有可能是逸鸟在野地建立族群,等等几种可能性,但有缘在野外一见,总是幸福充盈的。 在不同的地方见到同一个物种,于观鸟族群有不一样的意义。如果是逸鸟,可能要扣分,如果是迷鸟,那就特别珍贵,英语世界所谓“twitcher”,就是专门寻找稀罕物种与迷鸟者。有人只在乎摄影画面,有人只爱八色鸫(Pittidae)或猫头鹰(Strigiformes),也有所谓“lister”,美国观鸟人彼得‧凯斯特纳(Peter Kaestner)在2026年突破生涯鸟种一万大关,这意味着当今世上一万一千多种鸟类已被此人攻克九成以上,除了要耗费精力,还得周游世界,请地方鸟导,花大钱。毕竟许许多多特有种是不会以迷鸟的姿态飞奔你面前的,京那巴鲁神山上的好多小鸟就只住在婆罗洲山区,像是三种以怀赫特命名的“Whitehead’s Trio”——黑喉绿阔嘴鸟(Calyptomena whiteheadi)、灰胸咬鹃(Harpactes whiteheadi)与怀特氏捕蛛鸟(Arachnothera juliae),就是观鸟人上山的理由。 面对神山,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有人朝圣,有人自我挑战,也有人要征服自然。 1.5个世纪前,英国博物学家约翰‧怀赫特(John Whitehead)几度调查京那巴鲁山区,终于在第二次攻顶之旅完成壮举,收集到许多鸟类标本,为它们“洗礼”命名——他在游记中常用“baptised”一词代指一个物种还未被西方新兴的科学研究方式命名,但他其实很清楚,这些迷人的鸟类,在土著语言中早已存在,他也详实记录下来,比如灰胸咬鹃,在杜顺人的语言里,称作“Tembongeau”,只是时间久了,大家只记得这是“怀赫特的咬鹃”,是观鸟人务必收藏(拍摄或纪录在清单里)的珍贵鸟种,而忘了它原是杜顺人生活的一部分。 怀赫特聘请的当地帮手中有个杜顺人库罗(Kuro)常在攻顶期间向神灵祈祷,怀赫特一直听见他提到“Tuhan Burong”与“tembilug”,前者是怀赫特的马来称谓,意思是鸟的主宰或神,后者是杜顺语中鸟的意思,难免就流露出当时一个西方人的自大,只是谁又能摆脱个人成长环境与时代偶然加身的种种理所当然呢?“怀赫特的咬鹃”是否应当赶上近来去殖民的风潮改为“杜顺的咬鹃”,或像华文表述那样仅以它的外貌命名,但说实在,各种政治牵扯实在烦人,或许更重要的是注释吧:观察一只鸟,好好理解它的习性,进而认识它与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一只鸟就不仅仅是一只鸟了。 只可惜短短三天两夜之旅,灰胸咬鹃,我无缘一见,倒是幸运地在山径里邂逅几只黑喉绿阔嘴—— 黑喉绿阔嘴要比我见过的其他阔嘴鸟大得多,若不是阳光打在它碧绿羽衣上,还以为那不过一株爬满苔藓的雨林植物。 在空气潮湿物种狂乱的热带雨林里,华丽其实也是一种隐蔽。 长焦镜头里,这只雌绿阔嘴正衔着一团枯枝,看不见它标志性被羽毛覆盖的喙,倒像是长了大胡子,应该是正准备筑巢吧。左手扭转镜头视野放宽,才发现横桠左侧还有另一只绿阔嘴,胸前遍布黑斑,显得更立体,尽管眼睛被树枝遮挡,还是可以分辨出,是一头雄鸟。 看它们静止不动,我试着在山径里寻找新角度观察,才上石阶,一晃眼就再也找不到这对准备筑巢的夫妻了。 定焦了就请目不转睛。 怅然若失,好在后来探索Kiau View山径的时候,又一头绿阔嘴鸟从我眼前飞过,这种不期而遇,刹那即永恒。(7月21日续) 相关文章: 牛油小生/我家后面有瀑布
5小时前
6月前
笔者日前出席了一场放生鱼苗的活动,期间与渔业局官员在交流中了解到不少有关鱼类与生态环境的知识。 该名官员提到,我国部分佛教徒或道教徒在进行放生活动时,常选择放生非洲塘虱(Ikan Keli Afrika),也就是俗称的“土虱”。然而,这种鱼类其实属于外来入侵物种,一旦被放生到我国的淡水河流中,将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活动结束后,基于好奇,我也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才发现非洲塘虱确实如官员所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极大。 这类鱼的繁殖能力极强,对环境的适应力也非常高,而在马来西亚的河流生态中几乎没有天敌,使其数量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 更严重的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包括其他鱼类的鱼卵和幼鱼,直接导致原生鱼类的数量不断减少,久而久之,甚至可能造成某些原生鱼种在该河流中灭绝。 除了捕食原生鱼类的鱼卵与幼鱼外,由于非洲塘虱繁殖速度快、数量庞大,也会间接造成原生鱼类的食物资源被大量消耗。 此外,它们的生活习性还可能破坏河床结构,改变河流生态环境,使原本适应当地环境生存的物种无法继续生存。种种因素都清楚显示,非洲塘虱并不适合、也不应该被放生到马来西亚的自然河流中。 值得反思的是,如果我们本意是为了行善而放生,却因为选择不当,反而导致大量原生生物因外来物种的入侵而死亡甚至灭绝,这样的行为,是否就从积德变成了造业? 我认为,问题本生并不在于“放生”,而是在于“乱放生”。若信众坚持要进行放生活动,理应选择本地的原生物种,并在相关单位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伤害。 事实上,社会上还有许多同样能够积德行善、却不会破坏生态的方式,例如支持森林与河流保护组织、协助弱势群体,或捐助长期面对资源不足的慈善机构。 在此,我呼吁大家在进行放生活动前,务必先了解所放生的物种是否会对整体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避免因一时善念而“好心做坏事”。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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