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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在峇株巴辖开埠前,华裔先辈曾在峇市三角埔一带开辟一处华人聚落——“万丰港”,但经过百多年来沧海桑田的变迁,这个港域早已消失在岁月长河中。 Newswire《大柔佛》社区报本期〈这些人,那些事〉来到峇市三角埔及普陀净寺,追寻万丰港的历史事迹。 根据峇株巴辖地方历史研究者已故林庆文的考究,万丰港可能坐落在三角埔、天猛公依布拉欣女中后巷至班底街一带。 近年来,越来越多有关万丰港的史料不断浮现,铭刻在古钟、石碑与荒野的墓碑上,成为万丰港曾经存在的有力证据。 1998年,本地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受邀到峇株巴辖华山亭义山考察百年古墓时,曾发现一个立于大约1913年的古墓,墓碑上注明埋葬在此的是“万丰港港主刘成美”。 而在拥有102年历史的三角埔普陀净寺,也有一座立于1924年的开山碑,碑文注明“吴瑞成君献佛地壹所座万丰港”,这证明了普陀净寺现址曾属于万丰港范围。 普陀净寺内收藏一口重约百公斤、造于1928年的古钟,上面也刻有“峇株巴辖万丰港普陀寺”字眼,再次证实了该地名在民间的广泛使用。 百多年前,峇株巴辖市区仍是一片沼泽地,当时峇市的最高处位于三角埔一带,而三角埔普陀净寺旁的帆加兰河,相信便是万丰港所在地。 但早年万丰港的地貌与现今相比大相径庭,当时帆加兰广场还是一片湖泊,而帆加兰河流经该处后便流入峇株河。 如今这里的湖泊及河流都已消失无踪,成为帆加兰广场及大马路,而万丰港也只剩下一个地名供后人追忆。 峇株巴辖文史工作者沈志坚表示,近年来通过文史工作者的考察与文物的发现,一段关于“万丰港”及其港主刘成美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 “虽然关于刘成美的详细生平资料依然有限,仍需通过寻找其后人来进一步揭开谜底,但现有的文物已足以勾勒出万丰港作为早期华人聚落的基本轮廓,为峇株地方史研究补上重要的一环。” 他认为,在峇株巴辖的华人开拓史上,港主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港脚的精确位置与往事已逐渐湮没。 [vip_content_start] 他指出,根据1906至1907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征信录》的记载,万丰港与大厝庄(合春港)的铺号皆有记录,当时万丰港的代表人物包括刘亚驳。 “然而,更直接的证据来自1998年的一次田野调查。在峇株巴辖华山亭义山发现了一座立于民国初年的古墓,墓碑上明确刻有‘万丰港港主刘成美”之字样。” 他说,这座由刘成美子女所立的墓碑,确证了刘成美在万丰港的领导地位。 “此外,史料显示刘氏家族与当地港契有着紧密联系:如1864年的亚音港港契最初由刘亚虱和刘亚枝持有,后由刘亚驳接任。” 他表示,刘亚虱与刘亚球也曾于1873年申请不丹尼河(Sungai Petani)和帆加兰河(Sungai Penggaran)的土地,这些港口后来可能都交由刘亚驳或刘成美家族管理。 他感谢广州大学博士后李彦佚,协助他寻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时(1906至1907年)的征信录,记录了峇株巴辖埠铺号,包括合春港大厝庄明柏及万丰港大厝刘亚驳。 “而研究柔州地方华人发展史的赖益盛,也发现亚音港港契1864年原本是属于刘亚虱和刘亚枝,后来才由刘亚驳接任。” 沈志坚指出,早年万丰港种植的甘蜜,是一种对土地消耗极大的经济作物,而且其加工过程需要大量木材来熬煮树汁,因此对周边森林资源的依赖也非常高。 “正因如此,甘蜜种植具有明显的‘短周期开发’特点。当土壤肥力下降、木材资源枯竭,就必须迁移到新的地区重新开垦。” 他指出,1873年刘亚虱申请三角埔一带的万丰港港契,开始开发当地甘蜜种植与相关产业,当资源逐渐耗尽,原有经营模式便开始衰退。 “到了1917年,港主制度被正式废除,也标志着这一经济与治理模式的终结。” 普陀净寺地皮捐献者吴瑞成的孙媳妇陈金枝(95岁)表示,早年峇市大马路的帆加兰广场曾是一片湖泊,并有一条帆加兰河流经该处。 “后来随着土地的开发与湖泊水道的填平,三角埔及大马路一带才演变成今日的面貌。” 她回忆说,当年普陀净寺面向大马路,可遥望峇株巴辖县长官邸所在的“升旗山”,大马路是一条河,对岸的善信要到普陀净寺祭拜,需乘坐舢舨方能抵达。 她说,早期普陀净寺是一间亚答屋,后来改为锌板屋顶。普陀净寺的“门面”,后期才从面向大马路,改为面向油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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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每天下午都会看到雷公。他肩上扛着一根长年累月被肩膀摩擦得光滑发亮的扁担,挑着两筐沉甸甸的香蕉,沿着乡间小路缓缓叫卖。大人们说,村子里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 我们不知道雷公的真名叫什么,他被大家称为“雷公”,或许是因为他姓雷,又或许是因为他的嗓音格外洪亮。外婆曾告诉我,雷公被卖猪仔的人贩子骗到南洋,按了手印,借了旅费,结果做苦力赚的工资大半都用来还债,最后落得一生贫困。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猪仔呢?那时我百思不解,婆婆也没有细说其中的缘由。 我家前面有一棵南非假樱桃树,成了雷公的固定歇脚地。他还未来到门前,远处的叫卖声就已经传进我的耳朵。看着他挑着箩筐,顺着小路一颠一颠地走近,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望向那根被两筐香蕉压得两头弯曲的扁担,心里涌起一阵担忧与心酸。 雷公卖的香蕉很便宜,买主大多是儿童。我们常用5分、1毛的零花钱换几根香蕉。其实,我们家四周种满了果树,香蕉并不缺,但雷公总能让我们这些小屁孩心甘情愿地掏光所有积蓄。 雷公长着一张国字脸,个子不高,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发亮,但模样并不难看。孩子们喜欢亲近他,也爱捉弄他。有时顽皮的孩子会猛地拉扯他的箩筐,惹得他连声喊“哎呀哎呀”,两手慌忙抓紧绳索,生怕扁担歪了。我看着不禁担心,怕他摔倒。 偶尔,孩子们会围住他,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雷公,你家在哪里?” “在很远的唐山。” “雷公,你有孩子吗?有爸爸妈妈吗?” 他摇摇头,轻声答道:“没有孩子。父母在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雷公苦笑着,寥寥几句,总能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我想不起那时为什么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笑。我们不知道唐山在哪里,也不懂它有多遥远。如今回想,我才明白,那些简单的回答,也许是他用来掩饰内心的一道屏障?而屏障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伤痕呢? 有一次,他在树下休息时告诉我们,因家贫,便随一群人离开唐山,下南洋谋生。然而,多年过去,挣到的钱却很少。他说:“在唐山苦,南洋也苦。想回唐山,可没有钱,回不去,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还提到,常常梦见自己回到唐山,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后来,我们经常缠着雷公,听他讲述往事。他说,下南洋简直是一场噩梦。他登上一艘拥挤不堪的船,船舱里闷热潮湿,弥漫着浓重的汗酸味。人在船上染病身亡,就直接被抛入大海。为了争夺有限的空间,船里的人互相殴打,打死了就被沉入海底。有一次,他们遭到海盗追击,逃了很久才脱身。途中,船在波涛中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倾覆,为了减轻船的负载,有些人被推入海中,浮沉不定,直到消失在茫茫大海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刚上岸就迎来了新的磨难。大家被送往矿场工作,为了还债,到手的工资微薄得可怜。有时候,矿场的山丘突然塌方,好多条生命就被活埋了。 悄悄跟随雷公回小木屋 雷公讲述这些往事时语调平静,我不知道这些事是否属实,但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眶微红,湿润得像要蓄满泪水。他一弯腰,直起身,放在肩膀上的扁担颤了颤,他便急忙离去。他是否在掩饰波动的情绪? 也许出于好奇,也许是想听更多故事,我们悄悄跟随雷公回到他家。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房子是村民们用旧木板帮他搭建的。雷公推开那扇没有上锁的木门,屋内的地面裸露着泥土,没有铺设水泥。一张帆布床和一个堆满杂物的木架几乎占满了狭小的空间。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用砖块随意垒起的小炉子,用来煮饭和烧水。旁边堆放着他捡来的干树枝和几件别人送给他的二手厨具。 雷公淡然地说:“有个地方遮风挡雨就够了。”那一刻,我不禁想到我家的房子,条件比他的好得多。看着这间简陋的木屋,我心里不由得涌上一阵酸楚。 有一天,我找到一枚印有英王乔治五世肖像的铜币,兴奋地等着雷公。他接过铜币,递给我一根大香蕉,并问我们家里是否还有铜币,说他要筹集回唐山的路费。他说:“等铜币收集够了,我就能回唐山了。”我们信以为真,纷纷拿出铜币换香蕉。最后,那些硬币被雷公收集一空。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突然发现,雷公再也没有出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许,他真的回了唐山。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明白,雷公为何对收集铜币如此执著。或许,那些硬币承载着他对唐山深深的思念;或许,他相信它们能换来一张归乡的船票。我希望,他真的如愿踏上归途,回到那个魂牵梦萦的唐山。 童年那些铜币早已消失,但雷公洪亮的声音仿佛未曾远去,而他不告而别,静默离去,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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