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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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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渡海至海南,与中原世界的联系几乎在一瞬之间被切断。友人程全父来信问候,他在回函中说,自己来此已逾一年,身处“海外穷独”之境,忽得故人音讯,不觉生出几分慰藉。 生活的艰难,是可以逐一列举的:与黎族杂居,风俗殊异。日用匮乏,百物难求。初借官舍,不久即被逐出,只得自买薄地,结茅为屋。而囊中早空,别无所蓄。他说:“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 这一笑,并非无视苦难,而是改变与苦难相处的方式,既不能去之,便容之。使之不再成为压倒性的存在。在情感上,他主动收敛。不再期盼与旧友重逢,将人与人的往来移入记忆之中,或只在心中重游旧日山水,或低吟往昔诗句。现实的断裂,并未终止关系,而是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延续。孤独不再只是缺失,而是借由记忆获得暂时的栖息。 所幸仍可书写。信札、诗文,不仅抒发情思,更成为安顿生命的凭借。海南时期尤为如此:他不与命运争执,而是顺势而行。这种“顺”,不意味着消极停滞,而是在顺应中维持精神的张力,使生命继续展开。他不将际遇归之于偶然,而是体认一种更深的节律,让自身与天地变化相契合,由此,困境成为可以理解、可以通透的经验。 初至海南,他写下“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仿佛已到绝境。然而诗意随即转折:当目光从疆域之内移向宇宙之间,中国与海南岛同样渺小,如一粒米粟,所谓“中心”与“边缘”也随之失去意义。二者同处茫茫天地之间,无所谓尊卑远近,他写“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自比谪仙,天上有宴会相候,他为自己生出几分旷达的喜意。 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在传统士大夫价值体系中意义深远。政治中心不仅是权力所在,更是文化正统的象征,趋附中心,往往意味着实现个人价值的路径。苏轼在海南的经验,使其对这一结构产生反思乃至超越。 他说退却从未退 他在〈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中说:“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张九龄生于韶石,即今广东韶关。姜公辅出于更远的日南海外,大致在今越南中部。二人皆为一代名相。苏轼借此说明,道统并不依附于地理中心而存在。岭南乃至更远的“化外之地”,同样可以孕育政治与文化精英。由此,道统获得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普遍意义。 苏轼的步伐始终稳健:依旧出游,依旧交友,依旧以敏锐的感受力拥抱周遭。他写〈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第一首云: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酒后步行回家,在树丛里迷路了。昔日说“家在万里岷峨”,指的是故乡眉州。又说“家在江南黄叶村”,指向江南宜兴。在惠州时,他写“前年家水东”,“去年家水西”,合江楼在水东,嘉祐寺在水西。而今却成了“家在牛栏西复西”,在黎村边缘之地,荒凉至极,甚至需要凭牛迹辨路。 没有伤感,落魄被悠闲取代,这是对“所在即是”的体认。世上的路,本就从贴进生命最近处,一步步走出。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黎族的三个小孩,以葱叶吹哨,与他嬉笑相迎。没有必要以“天涯万里”自伤。海南溪边,也有“舞雩之风”。 “舞雩”出自《论语》。孔子问志,众弟子多言治国平天下,唯曾点说愿于春日,与童子数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是一种平淡、从容、远离功名,却不失生趣的生活理想。只要心中有此风情,则一溪一水,皆可为沂水。一隅之地,亦可通向文化的中心。苏轼并非方外之人,他的作品都带着人间烟火气,容易让人共鸣。他不仅仅是天籁的享受者,他自己也是天籁的一部分。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这是苏轼在〈千秋岁·岛边天外〉的句子。说“退”其实没有退。他从未真正归田,也未完全遁世。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苏轼所呈现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退避政治,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生命感受:对人生纷扰本身的反思、怀疑与超越。这种“退”,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现实之中重新安放人生意义: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困顿中寻得一条与万物和谐的道路。 渡海之后,他在世界的边缘,重新抵达新的中心。这一中心,不在地图之上,而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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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贬居海南儋耳时所作的〈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4月19日从惠州贬至儋州,转眼已近两年。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农事将兴。“春牛春杖”即民间“打春牛”习俗。古人以土塑春牛,在立春日执杖象征性鞭打,寓意催促农耕、祈愿丰年,揭开一年春耕序幕。 海南临海,春风自海而来,浩荡开阔。桃花鲜红,仿佛春神染就,明丽动人。立春之日,农家门前挂春旗,插春胜。一阵春风吹来,酒意顿醒。儋耳虽为天涯贬所,却不见凄清。杨花随风翻卷,如雪纷扬,满目皆春,轻盈而有生气。 海南四季变化不若华北分明,但是所谓春意,原本关乎感觉,尤关乎心境,习俗、海风、花开都是触媒。春节时读此词,仿佛听贺岁曲,胸中自有畅意。 短短44字,“春”字五见,确实显眼,但毫不堆砌或拗口,反而自成章法。每一个“春”字,如节拍般敲落,将春意层层推开,不仅是迎暖驱寒,更是一种抗愁、抗苦、抗天涯孤绝的心声。 苏轼前半生科场得意,仕途顺遂。历官杭州、密州、徐州,皆有施展空间,及至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命运骤然转折,自此坎坷相随,断续获罪。 至惠州时,自觉已贬无可贬,心气渐平,看淡进退荣辱,只愿在力所能及处为百姓尽一分心力,终老岭南。他父母过世多年,两位妻子和红颜知己朝云相继过世,尘缘渐薄,锋芒亦敛。他收起议论之锋,甘作一方小官,与儿孙相守,以惠州为归宿。 一道敕书,再贬海南儋州,才是生命最后一劫。长子苏迈、次子苏迨都愿相随,几经商议,由三子苏过陪父渡海。他60岁,启程时,他说家人在江边哭得撕心裂肺,早已把这次远行当成永诀。茫茫海上仿佛“魑魅”在前方等候,他怎么可能平安生还? 海南素被视为瘴疠蛮荒之地,黎汉杂居,官员被贬至此,仅次于死刑。苏过弃妻小、弃前程,陪伴“罪臣”老父远赴生死未卜之境,苏轼心中自有歉疚。 强大内心的气壮 丙午大年初二,我忽生新春之怀,抄录与我祖籍地海南有关的〈减字木兰花〉一遍,又从书架取出黄玉峰《东坡海南游》。首章即写苏过三年侍侧,不离不弃,父子相依,其情深厚,读之动容。 书中第三章谈苏轼在海南所结交之人。昌化军史张中敬仰苏轼。彼时苏轼虽挂“琼州别驾”虚衔,却受“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张中非但未加监管,反命人修缮驿站,让苏轼有居身之所。苏轼政敌不少,新党吕升卿欲置他于死地,遣董必察访岭南,逼其迁出寓所,张中亦遭弹劾,贬雷州监司。 还好苏轼人缘极佳,初到海南即认识不少名士,黎子云是其中施以援手朋友,他让无家可归的苏轼父子暂住黎家。后来苏轼倾尽储蓄购地,却无余钱建房,桄榔林中的茅舍,乃黎子云等十余人伐竹割茅、铺草搭架而成,名曰桄榔庵。如今是儋州中和镇旅游景点。 苏轼面对逆境的态度启发无数人。《东坡海南游》利用苏轼在海南的各种资料继续在这方面做有意思的探讨。瘴气、毒雾、寒风、浊水,海南不宜居的传闻,苏轼早已知悉。渡海前他给家人留言: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恐惧一直都有。但居久之后,他对传闻生疑。“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潮湿炎热诚然不假,短命却未必,其中他结交的王公辅不只鹤发童颜,又能喝酒,此人据说享龄一百零六。他在〈石钟山记〉感叹说没有亲身经历,不该“臆断其有无。”这种为海南水土辩诬之言,我读后尤觉亲切。 真正可贵的,是他随遇而安的本性。林纾说不管是惠州、儋耳,“皆万无不死之地,而东坡仍有山水之乐。”苏轼喜欢陶潜,但若二人易地以居,林纾说苏轼不死,陶潜必死:“陶潜虽有夷旷之思,而诗中多恋生恶死之意。东坡气壮,能忍贫而吃苦,所以置之烟瘴之地,而犹雍容。” 黄玉峰引林纾的话后补充说,所谓“气壮”,指的是“强大的内心”,逾越权势和金钱,就不会恐惧命运的捉弄和他人的倾轧,也不会陷入贪婪、痴念的泥潭,苏轼“把沉重的苦难付诸一笑,轻轻地放下,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对生命的理解。” 春节抄〈减字木兰花〉,与其说是顺应年俗,不如说是自勉,或为自己养些心气。纵在天涯,亦有无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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