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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栖文明

针对巴生河水文环境在过去演变的状态,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田俊祥在设计提案中设定了一个跨度近200年的时间轴,将巴生城市的未来划分为3个渐进式的城市演化阶段。 文:张集强 巴生河流域(Klang River Basin)作为马来西亚半岛高度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核心地带,过去的城市发展与土地和河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生河全长超过200公里,地表径流范围相当广泛。在进入吉隆坡区段后,大部分流经的土地趋于平坦;到了下游及河口地带,因地势低洼,每逢季候风带来的雨季,若叠加马六甲海峡的大潮效应,中下游地区便经常遭遇水灾。2022年1月发生的大水灾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面对日益严峻的水患议题,传统的硬性防洪工程,如:加高混凝土河堤、拓宽排洪渠道,已逐渐显露其空间与生态上的局限。对此,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田俊祥在2023年提出设计论文《洪泛之城2200:迈向巴生新文明》(Flood City 2200: Towards of the new Klang’s civilization)中,摒弃了“抗拒洪水”的防御性城市规划思维,转向探讨“与水共生”的适应性空间策略,为巴生这座历史港口城市提出一种去陆地的未来栖水聚落的想像。 巴生城市“未来演化”3阶段 该设计的核心概念在于提出“宜居基础设施”(Inhabitable Infrastructures),主张将基础设施本身转化为可居住的混合型空间结构。这些结构不仅具备抵御水患、调节水文的工程属性,同时也是承载高密度人类活动、居住、生产与公共交往的建筑载体。这标志着巴生城市形态从被动的“防洪防御”向主动的“水上适应”演进。 针对巴生河水文环境在过去演变的状态,他在设计提案中设定了一个跨度近200年的时间轴,将巴生城市的未来划分为3个渐进式的城市演化阶段。第一阶段为“保护期”(2022年至2070年)。在此阶段,巴生现有的陆地地形依然存在,设计的介入主要体现为在巴生河沿岸及河口脆弱地带建立复合型的缓冲结构。这些结构在发挥防潮堤作用的同时,内部已被植入公共空间与初步的生态净化功能,作为陆地向水域过渡的试探。 第二阶段进入“转型期”(2070年至2100年)。随着巴生河沿岸低洼地区的全面常态化淹没,传统道路网络与平面式城市逐渐瓦解。过去在城市土地建立的建筑群已经不合时宜,大部分的建筑成为高脚楼式,向垂直方向或半水上状态发展。一部分城市的主要公共空间从固着在土地上的方式转移至具备浮动能力的模块化结构上,巴生的空间形态呈现出陆水交织的混合状态。 第三阶段则为“适应期”(2100年至2200年)。在这一终极设想中,巴生原有的陆地完全被巴生河水与海水吞噬,传统的城市概念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悬浮于水面或深扎于水下地基的新型水栖聚落。建筑不再具有固定的经纬度坐标,而是演变为随水文条件、潮汐变化及社区需求而动态重组的漂浮矩阵。 去陆地的水栖文明 为了呈现这个去陆地的水栖文明的想法,他在设计论文里推演了3种渐进式建筑原型。首先是“巴生之障”(Barrier of the Klang),它在早期阶段作为保护巴生内陆的巨型屏障,但其结构内部掏空,整合了水循环过滤系统与公共活动层,打破了传统堤坝的单一功能性。其次是“生产方舟”(The Productive Ark)。由于巴生周边农业用地被水淹没,食物供应链断裂,这座巨型结构被设计为维持水上聚落生存的基础保障。它整合了垂直农业、水产养殖与能源收集系统,形成一个高度闭环的微型农业生态圈,确保未来巴生水上居民的物资自给自足。 最终核心的居住原型是“生命之舟”或称“未知方舟”(The Living Vessel/Uncharted Ark)。这是一种高度模块化的巨型构造物(Megastructure),专门针对巴生未来高密度的水上人口安置而设计。方舟采用可拓展的组装逻辑,其空间单元不仅包含居住模块,还垂直叠加了底层的水上广场、内部的交通廊道以及高层的社区公共节点。这种高密度的垂直堆叠,是对有限空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在物理隔绝的水面上维持了人类群居所需的社会交往密度。 在场地选择与生态干预策略上,研究将聚落的位置选于巴生港的火车村(Kampung Keretapi)。该地段位于巴生河入海口附近,目前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极度容易受水灾侵袭的脆弱边缘,同时在社会经济结构上也属于边缘化的非正式聚落。将未来水栖文明的起点置于此地,具有强烈的学术隐喻与现实针对性。针对巴生河长期面临的工业污染与水质恶化问题,设计提出并应用了“绿与灰策略”(Green & Gray Strategies)。 空间资源将取代土地所有权? 该策略主张放弃纯粹的混凝土结构(灰),引入并大规模恢复巴生河口的红树林生态系统与人工湿地(绿)。原生红树林根系不仅作为软性屏障吸收潮汐与洪水的物理冲击,减缓水流速度,更与建筑物底部的机械过滤系统相结合,形成一套庞大的生物、物理双重水质净化矩阵。建筑在此成为巴生河生态修复机器的一部分,通过长期的水文过滤与微环境调节,重塑曾经受损的河口生态。 城市空间的彻底水性化,必然导致现有社会治理结构与空间权益分配体系的解构。他的研究最有趣的部分,是在深入探讨了建筑物理形态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学效应,提出了“水议会”(Water Parliament)的构想。在巴生的传统城市语境中,社会权力、资本与法律契约皆依附于固定的“土地产权”之上。 当陆地被完全淹没,基于地籍图的产权边界不复存在。漂浮建筑的游牧性与流体动力学特征,要求一种全新的、基于水域流动性的社会重组机制。在“水议会”的框架下,建筑模块的拼接、分离与移动,不再单纯是工程操作,而是代表着水上社群关系的缔结、重组或解散。空间资源(如日照权、水流通道、停泊位)的分配,取代了土地所有权,成为巴生新文明中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议题。这种空间形态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消解了固化的城市中心与边缘阶级,在巴生河的洪泛水域之上,塑造出一种基于共同生存与资源共享的动态网络状的新人类聚落形态。   相关稿件: 张集强/与河共生 张集强/没有围墙的大学
19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