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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婉湄／你要理解性别，就必须先理解城市

10月某个细雨朦胧的早晨，与黄婉湄约在加影体育馆捷运站碰面，她撑着伞领着记者走入加影的街巷。8年前启用的加影捷运线，是这座城市变迁的节点，也改变了它原有的节奏。记者随她踏入这座自英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老城，以她的视角回望这座城市。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加影的背后有着族群迁徙和移工历史。” 报道：本刊刘紫晴摄影：本报黄安健街道弥漫着早市的喧闹声，雨水一点一滴地落在铁皮棚顶。黄婉湄曾在这里进行城市研究，而她的女性主义视角逐渐照亮并透析这些被忽略的空间。 “我曾教授性别与妇女研究、并担任劳工移民、原住民女性、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性别事务专家；同时参与女性主义城市设计、气候变化报告的性别行动计划及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但最终都回到同一个核心——理解人与环境的连结，以及个体在城市中的生活经验，包括其如何被城市结构形塑，又如何在其中寻找突破的可能。” 從都市民族志走进城市的日常黄婉湄出生于吉隆坡，后来随家人迁移到加影，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修读传播学荣誉学士与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女性主义媒体话语分析，其硕士论文探讨了1998年大选时期的女性权益论述。 “自1970年‘新经济政策’年代起，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推动社会结构持续转型，性别议题不断浮现，然而女性权益、性别权益与性别平等却长期未能成为主流叙事的核心视角。”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她在新纪元大学学院首创“女性主义媒体研究”领域，并在马来亚大学性别研究科系中开设“性别与性”和“性别与政治”等课程，为本地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开辟了新方向。2006年，她曾受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委托担任性别专员，开展巴生河流域性别多样性的研究工作。 2008年，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资助，以“庞克儿”（Pengkid）女性社群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为题，采用都市民族志（Urban Ethnography）的方法深入城市日常，分析身体、空间、文化和权力的交互作用。 “理解性别，必须从理解城市开始，城市是最日常、也是最具体现性的权力结构。” 随后，黄婉湄以富布赖特学者身分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妇女研究博士，研究方向为跨国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然而，打击接踵而来，伴侣和母亲相继因癌症离世，父亲随后也被诊断患癌。为承担照护责任，她不得不返回马来西亚，中断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她将自身的女性主义学术扎根于国际领域，先后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劳工组织（ILO)、亚太区与国际工会组织等机构的性别专员。她负责评估女性移工劳动权、原住民妇女的发展权益和气候政策中的性别平等，并协助强化性别议题在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整合。从移工和族群史重新认识加影 “我的年少时光是在加影度过的。”她回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加影仍保留英殖民时期的城市设计。当时学生往返学校，多数依靠脚车、无冷气的和合公共巴士或冷气校车。拥挤的车厢环境和偶发的性骚扰事件，构成了她对公共空间中性骚扰问题的最初认知。 2018年，她结合在槟城、美国和中国所累积的历史遗迹保存知识与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一项由雪州政府拨款的“加影历史城区建筑遗产研究计划”。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她了解到各族群的移工历史、左翼分子势力、劳工抗议运动、反日与反英殖民运动，这些都深深烙印在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里。 “加影最早是因锡矿开发而形成的河流集市和移工聚落，这座城市是由他们共同建立的。其早期成长主要源于锡矿、咖啡和橡胶产业的兴起。” “想了解加影今天的面貌，就必须从它的移工史和多族群交织的历史着手。” 在她看来，要研究一座城市，不能纸上谈兵，而是要走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透过他们的生活经验重新审视这座城市。因此，她关注的不是城市变得更现代化，而是城市是否能让居民的生活、在地文化和历史被看见。一旦城市发展迅速，就会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故事。黄婉湄并不希望加影被塑造成旅游商业区，因为会削弱其作为居民生活区的本质。对她而言，日常的巴刹、诊所、学校、银行、杂货店、捷运站、巴士站等，才构成了加影的核心节奏。她喜欢观察加影的公共空间如河流、铁轨、街道、巴刹、公园，留意人们在哪些地方停留、谁在使用空间、又是谁无法参与其中。 “加影最需要的是归还居民一座公共图书馆、建设社区博物馆、建立制度化厨余收集体系、打造连贯安全的人行道，改善交通和排水系统和加强照护设施，而不是一堆市集。” 在她看来，一座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不仅能让居民理解自己的城市，也让年轻一代了解他们居住城市的历史脉络。她认为，若市区过度旅游化和商业化，将会剥夺居民应有的社区服务和生活空间。雨渐渐小了，穿过旧街场的五脚基，黄婉湄谈起了性别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vip_content_start] “马来西亚的父权制度所导致的性别不平等，不只体现在法律或公共政策上，更深植于家庭结构中，家务和照护责任几乎由女性独自承担。” 她认为，传统的城市规划往往会忽视女性的真实需求，如设立女性专用车厢，表面上是保护女性，实则执行“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常出现在父权社会，该措施主要关注女性的安全，却未涉及对加害者的矫正或问责机制。” 若要真正让女性参与城市的公共空间，不应只把女性安置在安全区域里，而是要重新塑造空间本身的权力结构。此外，许多城市规划忽略了女性在照护链里的核心角色，如女性要带孩子上学、照顾年迈长辈、负责家庭日常饮食、有者还得每天从城郊地区通勤到吉隆坡或其他城市工作。她认为，便捷的公共交通、可靠的公共教育和可信赖的公共医疗体系是让女性能够进入职场、参与城市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照护链的城市无法实现性别平等 “如果一个城市无法支援照护，它就无法支援女性。” 她曾在大马建筑师协会主办的住房与城市化研讨会上提到，没有照护链的城市，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 “很多规划仍以单一通勤者为研究对象，而在加影，多数家庭的生活跨越城市边界，女性的通勤模式与男性完全不同。” 城市的设计并非中立，它往往按照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建造。在本地，城市规划通常以体健的中产阶级的男性或女性为核心。女性主义城市设计则强调安全、关怀和可达性，但女性照护，独居女性或年迈女性的需求常被建筑美学和商业考量忽视，而规划会议中缺乏多元女性代表的声音，更使这些需求长期被边缘化。加影的公共空间应该如何规划？黄婉湄沉思了几秒后说：”你知道Wim Wenders执导的《Perfect Days》吗？“ 剧中的口袋花园（pocket garden），是东京常见的小型城市绿地，占地不大，却有遮阴的大树，有充足的座椅供居民休息，安全，清洁，并对所有使用群体友好，让人随时都想停下来放松片刻。在她看来，加影的公共空间完全可以发展成这样的口袋花园。她也指出，公共空间必须具备几项基本设施：厕所、紧急公共电话亭，回收站、路灯以及制度化的厨余和垃圾管理设施。 “这些才是让人安心生活在城市里的基本条件。” 理想中的城市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雨停后，街道仍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雨后的清新。加影半日游在参观完师爷庙后画上句点。走到加影河畔，望向那块写着“I Love Kajang”的大牌匾，心中泛起一阵涟漪，忍不住问她：“在你的想像中，未来的加影会是什么样子？” 她想像中的加影是一座以居民为核心的宜居城市。孩子能安全回家，长者能安心休息，照护者有喘息的空间，移工不再只被视为劳动力，而是生活者，女性不再担心夜路的安全，河流不再因暴雨泛滥而威胁城市，老行业的经济脉搏依旧跳动，每个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城市如何变迁，加影真正不变的价值，始终在于居民对安居乐业的向往、多元丰富的人文遗产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宜居环境。 “我在这里学会怎样理解城市，也学会怎样理解人。” 站在加影街口，面对老建筑和新公寓的并置，便能明白黄婉湄为何如此珍视这座城市。迁徙、离乡、归来、挣扎与再出发，她的人生轨迹与加影的成长彼此映照。更多【人物】：马子颂／快乐就是在种子里发现美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守护植物生态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

6月前

懂得人类学与社会学更确切运用文化和社会知识

人类学与社会学（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是理解人类社会的全新方式，也是寻找人类文化意义的钥匙。近几年来，“田野调查”的字眼时不时浮现在媒体报章，如何实践并得到结果，各不同学者与文史工作者自有其一套方式。然而，在这项研究方法背后，实际上也隐含了相应的理论知识，对于人类的存在与形成、文化生产的背后含义，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在本地，共有七所公立大学设立人类学与社会学，分别是马大（UM）、国大（UKM）、理大（USM）、沙大（UMS）、砂大（UNIMAS）、苏大（UNISZA）以及国际伊斯兰大学（UIAM）。“人类学与社会学”隶属于“社会科学”，对一般人而言，它是一门冷门科系，问及一般民众时，或许会收到“不了解”的答复。事实上，人类学与社会学究竟是学什么的呢？一切还得从源头谈起。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杨成源博士分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知识理论皆从西方开始。19世纪前，任何传统知识都具备宗教色彩，无论是中国的‘阴阳学说’，还是印度的‘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都包含了神明论述，因此被划定为宗教的教义。但在19世纪之后的欧洲，宗教化元素已逐渐减少，当时候的基督教教会几乎主导了欧洲的政治，对世界知识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有学者提倡在不谈论宗教的情况下讨论知识。” 远古时期的知识生产，是从神明教义再到理性思考的过渡，“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诞生，便是产生新知识的方式。” 但是，有别于一般欧美国家将这两门学科区分开来，马来西亚则是相互结合，虽然两者有略微区别，但学科内容却基本相同。杨成源说，过去的西方世界曾殖民过不同的国家，于是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拥有了各自的属地，因而接触了当地与自己完全不同肤色的人，让他们产生了研究兴趣，想一探当地人的文化及其宗教，而最终演变成了“人类学”这门学科；至于“社会学”，更多的是集中研究自身的社会，包括都市环境、都市内在问题等等。总的来说，“人类学”是研究关于非西方社会的学科，而“社会学”则是西方国家研究自身社会的学科。民族志的力量不仅是收集数据如今时代转变，人类学与社会学也不再以这样的方式区分，反而是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在人类学的领域里。我们研究的方法称之为‘民族志’（Ethnography）”。 “民族志”是追踪，是了解，也是理性的沉浸与感悟。要追踪其中的文化含义，其结果绝非一次两次的访谈可以得出来的。 “比如说你要理解医生，你不能仅仅访谈一个小时，而是必须跟随那位医生好几周，理解他的生活，包括吃饭、与人交谈的日常、他的娱乐等等，然后再根据这些观察分析并写下那位医生的性格，才算是基本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人类学也意味着研究“人”，而研究所谓的“人”，亦可视之为某一个族群。杨成源说，研究某一族群，在人类学的方法里是必须长期与他们待在一起，可能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当中也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以便可以更好的贴近他们，理解其中的文化意义。他举例，过去关注槟城华人的民间宗教、中国与新加坡的道教现代化的西方人类学家白瑨（Jean DeBernardi）亦是为了深入了解槟城华人社区而自学了福建话，因而才有了《归属之感：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群的记忆、现代性与身分认同》一书的诞生。当然，人类学始终关注文化。杨成源过去研究菲律宾原住民时，发现有个原住民群体仍有吃狗肉的习俗，尽管非法，这样的族群传统依旧延续着。在经过理解与调查下，他们吃狗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相信狗本身的吠叫声有驱邪的功能，可以为病人带来健康等等好运，而这也真正体现了一个族群对自身文化的追寻。他也强调，这就是民族志的力量。它不仅仅是收集数据，还涉及到一种深入的文化理解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家在研究某个社会时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融入这个社会，而不只是进行一些短期的调查或访谈。真正要做到的，是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理解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从而才能真正揭示他们的文化特质。人类学倾向于“文化价值”，那社会学关注的面向又是怎么样的呢？马大人类学与社会学系主任卡玛博士（Dr Kamal Solhaimi）解释，社会学涉及到了诸多复杂的数据收集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使用“民族志”，反而更多的是用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来试图理解某一事件在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或现象。相较起人类学的“文化价值核心”，社会学所涉及到的主题，更多是在政治、经济等与整体社会可能存在更多联系的主题。人类学暨社会学的训练 “适合大部分的工作” 从人类学的文化核心，再到社会学关注的社会现象，国内的修读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卡玛博士说，“我1998年刚加入马大的时候，还有大约120至130位学生，还算可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人数开始减少，有段时间甚至只有三十多名学生，可目前还有增加大约六十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国际学生，他们对马来西亚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还是很感兴趣的。” 面对本地学生人数日渐下降的趋势，卡玛博士也回应此类情况，本地学生不选择基本上是因为不了解，因为过去的教育制度中，像是高中或预科班都不会有任何科目讲述到此领域的相关知识，反而更多的是倾向于媒体、市场营销、商业等等，所以并不会知道什么是人类学，甚至通过大学中心单位（UPU）申请进入大学的学生，都不会将人类暨社会学系放在第一选择。整体看来，并没有办法吸引本地学生选秀此科系。即便选择，往后必然会思考这类问题——就业机会大吗？毕业后可以做什么？实际上，无论是教育、商业、文化，大部分的工作都有人类学暨社会学系的校友，像是马六甲伊斯兰大学学院校长拿督莫哈末泰益教授（Prof. Datuk Dr. Hj. Mohd. Taib Bin Hj. Dora）、前教育总监拿汀扎玛妮（Datin Sri Hajah Nor Zamani binti Abdol Hamid ）、彭亨美术馆总监拿督阿末法里（Datuk Ahmad Farid Abdul Jalal）皆是马大人类学暨社会学系的杰出校友。卡玛博士强调，无论是什么领域，普通的学士学位文凭只是进入职场的敲门砖，进入职场后一定会重新培训，以达到工作的需求。可懂得人类学，能够让人更清楚地运用文化和社会的知识。卡玛博士也延伸谈及修读人类学暨社会学能够帮助学生更了解并运用文化知识。 “假设说你的公司有华人以及马来人员工，但茶水间只有一台微波炉，身为经理你要怎么去考虑到员工的文化禁忌。若你真的能够了解这当中的文化平衡，必然可以减少文化误解的问题。” 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或是在什么职业都好，人类学暨社会学所给予的训练，一直都是让学生能够清楚看到职场中的文化差异，让他们适当地运用各自的文化知识。适当且有建设性的使用人类学知识 “或许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杨成源与卡玛博士都有了近30年的经验。面对科技当道的年代，修读人类学与社会学又让他们学到了什么？杨成源是基督徒，来自小康之家的他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因此过去曾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的出路，人生也只有“找工作、赚钱、好好生活，一切都很狭隘。”直到认识了人类学，使得他可以借助人类学与社会学本身的理论及思维来更深入地理解知识。他也强调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需要从事人类学的工作，但如果能够适当且有建设性的使用人类学知识，或许我们的国家可以变得更好，因为无论是通过理解人的文化，还是在研究知识，都需要了解其他不同的人，确保理解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在卡玛博士看来，人类学与社会学让他理解到了良善与同理心。生长在都市的他，一直都处在一个极为竞争的环境，只有优秀的人，才可以得到他人的尊重；反之则会被瞧不起。然而，学习人类学与社会学，让他理解到竞争的意义不仅仅是得到别人的尊重，而是促使他可以敏感地看待问题，并且在这个不停变化的时代里学会重视社会关系，包括了解不同的社会、两性之间的互补关系等等社会及文化的问题，以从中看见这个世界真正良善的一面。更多【新教育】拍短视频意外蹿红，Ms Shirley——教华文的印裔老师 ADMAL航空学院为航空业稳定输出人才树艺师树木的医生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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